李凤梅 侯冉冉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北京市农民工生计资本现状与对策
——基于肖家河社区的调查

李凤梅 侯冉冉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四个方面对肖家河社区的农民工生计现状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提升人力资本、增加金融资本、改善物质资本和丰富社会资本等改进北京市农民工生计现状的对策建议。

生计资本；可持续生计；农民工；北京市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为27 747万人，比2014年增加352万人，增长1.3%[1]。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不仅为我国城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改革的深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根本突破的现阶段，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连接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的桥梁和载体，也是加速实现城镇化的关键因素和主体力量[2]。但是同时，他们在城镇生活中享受不到平等的社会待遇和公共服务，生存环境存在明显的脆弱性，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存质量和生活满意度。

生计资本是衡量农民工生存状况的重要指标。生计理论最早提出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被广泛地用于分析我国的“三农”问题。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部分[3]。由于农民工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自然资本对农民工在城镇中的生存状况没有直接影响，影响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主要是其他四种生计资本。其中，人力资本主要指农民工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由于人力资本直接决定了农民工在城镇中能否获得和获得怎样的就业机会，因此它是农民工生计的基础；金融资本通常指农民工用于购买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现金以及可筹措的资金，主要是农民工的务工收入，是农民工生计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物质资本指农民工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最重要的是住房情况，从根本上影响着农民工的生计支出水平；社会资本主要指农民工为了追求生计目标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和联系，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输入地之一，农民工作为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为北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促进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政策措施，但是当前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就业以及生活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积极寻求办法解决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为农民工谋求一个稳定的就业与生活环境，增强农民工生计资本的存量与多样性，对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将北京市农民工作为个案来研究，对我国其他地区农民工的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调查概况

肖家河社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街道最南端，南临小清河，西临中央党校家属区，北临中国农业大学，是北京市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有着无业人员多、出租房屋多、违规建筑多、外来流动人口多、地区环境脏乱差等特点。原有10个自然村，辖区原面积约2.3平方公里，社区内有户籍人口4千多人，外来人口近4万[4]3。传统上，该社区是以种菜为生的自然村落。1993年，肖家河社区开始实行居民农转非，大量农民脱离土地，获得了城市户口和补偿安置费。2001年，肖家河社区开始撤村并街，该部分非农业人口归入肖家河社区居委会管理。当地居民出于生活的压力和低投入高回报的诱惑，由种菜改为“种房”，因而出现了大量丰富而又低廉的出租房屋，再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肖家河社区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逐渐成为北京市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本次调查于2016年12月份进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做了50份访谈式问卷。受访者的基本情况为：男性受访者为33人，占66%；女性受访者为17人，占34%（见表1）；已婚者为35人，占70%；未婚者为15人，占30%（见表2）。从受访者的户籍所在地来看，进京农民工来源地广泛，但主要来源于河南、山东、河北、安徽这四个省，其所占比例分别为26%、20%、18%、10%，共占全部受访者的74%。可以看出，进京农民工主要来源于一些农业大省（见图1）。

表1 受访者性别结构

表2 受访者的婚姻状况

图1 受访者户籍所在地构成

图2 受访者的年龄结构

三、北京市农民工生计资本现状

（一）人力资本现状

1．年龄结构

在年龄结构调查中，受访者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有26人，占52%；年龄在31～40岁之间的有16人，占32%；年龄在41～50岁之间的有7人，占14%；年龄在50岁以上的仅有1人，占2%（见图2）。全部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2.2岁，可见进京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体。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所以年龄低、有体力的青壮年占了进京务工人员中的多数。

图3 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

图4 受访者目前具有的技能情况

2．受教育程度

在被调查者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有9人，占18%；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5人，占50%；高中文化程度的有9人，占1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人，占12%（如图3所示）。可见，进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3．技术等级

在本次调查中，受访者中有31人没有任何技术等级，占62%。剩下38%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工中，初级技工为10人，占20%；中级技工为5人，占10%；属于高技能技术人才的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一共为4人，占8%（见图4）。进京农民工中具有一技之长的人是比较少的。

图5 受访者子女随迁情况

图6 目前企业雇主或单位为受访者缴纳的社会保险

4．子女随迁情况

子女是否随迁进入城市接受教育，涉及到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代际可持续问题。在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有子女的为36人，其中，子女在老家的有25人，占70%；子女在自己务工城市的有8人，占22%；子女在配偶务工城市的有3人，占8%（见图5）。从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大多数进京农民工的子女没有随迁进京。

5．社会保险参与情况

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影响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抗风险能力。本次调查中，受访者表示自己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有35人，占70%；参加了工伤保险的有11人，占22%；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有8人，占16%；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有4人，占8%；参加了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分别为3人和1人，占6%和2%（见图6）。由此可以看出，进京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人数较少，参保率依然较低。

以上关于北京市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的调查数据，年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工就业状态的不可持续，50岁以上的农民工想要继续在北京获得就业机会非常困难；受教育水平的不足和技术等级的缺乏决定了农民工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体力劳动，人力资本严重缺乏竞争力；大多数进京农民工的子女没有随迁进京而是留在老家，成为广大留守少年儿童的一部分，不仅没能享受到北京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而且还缺失了父母的陪伴和教育，代际人力资本没有得到显著提升；进京农民工较低的参保率表明其生计抗风险能力弱，一旦出现工伤或失业等状况，其生计会在根本上受到影响。

（二）金融资本现状

1．就业的单位行业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从事餐饮和家庭服务业的农民工最多，为 11人，占 22%；其次为建筑业，有13人，占26%；然后是工业，有10人，占20%；再次是其他行业，有8人，占16%；从事商业有6人，占12%；而从事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农民工分别各有1人，各占2%（见表3）。可见，农民工从事的多为对受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应地会对他们的收入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表3 受访者目前就业的单位行业

2．月工资收入

对进京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情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50名受访者平均月工资收入为3 257.2元，其中月工资收入最低的为1 000元，最高值为4 000元。笔者查阅了201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为3 072元。本次调查得出的受访农民工平均工资虽略高于这一全国平均值，但是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北京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13 073元，即使在较多农民工所从事的收入相对较低的餐饮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也有50 898元，折合月工资为4 242元[5]，可见，农民工的收入相较于北京市平均收入来说是严重偏低的。

3．月工资发放

在关于月工资是否正常发放的问题上，选择每月正常发放的有 27人，占54%；选择每个月发上个月工资的有14人，占28%；选择每个季度或半年发一次的有2人，占4%；而表示月工资被经常拖延，不固定发放的有7人，占14%（见图7）。从这一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大部分进京农民工的月工资发放正常，但是拖延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还需引起重视。

图7 受访者月工资发放情况

图8 受访者目前享受的住房政策

4．日工作时间

在本次调查的50名受访者中，日工作时间的最小值为7，最大值为15，农民工的平均日工作时间为 9.48小时，可见，农民工的人均日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见表 4）。加上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劳动强度比较大，危险性比较高，因此，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就更低了。

表4 受访者日工作时间

以上金融资本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收入远低于北京市平均收入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在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城乡二元政策的“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这从农民工的超时劳动和工资还存在拖延发放也可以看出来。

（三）物质资本现状

1．居住形式

在本次调查的50位受访者中，住自己租的房屋的有24人，占48%；住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的有22人，占44%；住自购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的有2人，占4%；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自购商品房的分别各有1人，各占2%（见表5）。可见，当前进京务工的农民工的居住形式主要以自己租赁房屋和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为主。

表5 受访者目前的居住形式

2．房屋类型

受访者目前居住的房屋类型中，只有5人是成套的单元楼房，占10%；65%住的是普通平房和筒子间楼房，甚至还有24%住的是地下室、建筑工棚和活动板房（见表6）。可见，多数北京市农民工居住条件较差。

表6 受访者目前的房屋类型

3．目前享受的住房政策

在调查受访者目前享受的住房政策这一问题时，选择可以购买务工地的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的有4人，占8%；选择可以购买老家所在市县的经济适用房或两限房的有6人，占12%；选择可以申请务工地的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的有5人，占10%；选择可以申请老家所在市县的廉租房或公共租赁房的有8人，占受访者总数的16%；选择单位提供了住房补贴的有11人，占22%；选择单位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有5人，占总数的10%。此外，剩余22人未进行选择，这部分人占总数的44%，在访谈过程中大多数人表示未选择的原因为并不知情或并不了解相关政策（见图8）。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农民工完全没有享受到任何住房保障政策，在此种状况下，在城镇购房或居住对他们来说无疑会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

农民工的物质资本状况主要体现在住房情况上，从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能够在北京购房、居住在成套的单元楼房的是北京市农民工的极少数，高房价加上享受不到住房保障政策，导致绝大多数北京市农民工住房条件较差，呈现一种暂时蜗居的状态。

（四）社会资本现状

1．业余文化生活内容

本次调查中，关于受访者目前业余文化生活内容的此项调查为多选题。受访者目前业余文化生活内容中出现最多的为看电视，共有27人选择，占54%；其次，是待在家里或宿舍休息，有23人选择，占46%；再其次，是聊天打发时光和上网，分别各有16人选择，各占32%；然后是与工友一起打牌，有10人选择，占20%，选择逛大街的有8人，占16%；而选择学习培训、体育锻炼、看电影、其他的人数都较少，只有2、3人，占5%左右（见图9）。由此可以看出，当前进京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枯燥，文化消费能力不高。

图9 受访者目前的业余文化生活内容

图10 受访者当前务工企业是否有健身或文化娱乐设施

2．当前务工企业文化基础设施情况

在此项调查中，有40个农民工表示自己企业没有健身或文化娱乐设施，占全部受访者的80%，仅有7人表示自己所在企业有相关健身或文化娱乐设施，仅有3人表示企业会定期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见图 10）。由此可见，当前进京农民工所务工企业所举办的文化娱乐活动少，不能满足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需求。

以上关于社会资本现状的调查结果表明，进京农民工多通过在家里或宿舍休息、看电视、聊天、上网等方式来消磨工余时间，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而乏味，且文化消费能力不高。同时，用人单位所提供的文化基础设施以及所举办的文化活动有限，不能有效的满足进京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的单一又与农民工金融资本的匮乏以及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偏低有分不开的联系。

四、北京市农民工生计资本改进对策

（一）提升人力资本

1．加强进京农民工技能培训

农民工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就业的稳定性和收入水平，影响着农民工个人的发展。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拥有一定的非农就业技能成为农民工在务工地获得就业机会，进入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并获得高报酬的必要条件。技能的缺失再加上文化素质偏低的现实，导致进京农民工严重的人力资本不足，使得他们多集中在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是农民工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具体对策建议包括：（1）完善企业和农民工的劳动合同关系，在企业和农民工之间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认识到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长远意义。（2）政府部门应加强相关职业教育，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以便为我国培养出新的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工的素质。（3）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资金投入，统筹规划协调各类办学资源，拓宽职业院校融资渠道，满足当代农民工多样化的培训需求，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主导作用，以更好的改善进京农民工技能培训情况整体偏低的问题。而农民工自身技能的提升，也必将有助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

2．确保农民工子女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教育是每个家庭人力资本储备的重要方式，它关乎着农民工生计的代际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北京市政府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环境，但是总的来看，目前，进京农民工子女并没有享有和北京孩子同样的就学机会和教育资源。许多进京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存在着教学质量低、师资力量薄弱、条件简陋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严重损害了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当确保农民工子女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具体包括：（1）要始终坚持社会公平的理念，强化政府在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中的主体责任，形成教育公平的政府问责机制；（2）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升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学校的教学质量，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其硬件设施、优化师资力量，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就学环境；（3）探索进行农民工随迁子女参加北京市中考、高考的制度改革，确保随迁子女和北京孩子享有同样的就学机会和教育资源，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3．建立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社会保险制度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流动性较大，社会资本匮乏，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等使他们承担着巨大的生计风险，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目前，北京市的农民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政策已经逐渐完整，但是在实施中依然存在社会保险接续难、制度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再加上当前我国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的现实，使得当前我国农民工的参保能力和参保意愿都偏低。同时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导致社会保险强制力不够，保障力不足。企业往往出于成本控制和利益驱动，多选择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而我国现行的制度设计又恰恰存在这样的监管漏洞，使得用人单位多逃避缴纳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责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要求：（1）政府应当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保险的顺利接续，并制定使农民工个人缴费比例相对较低的社会保险参与办法；（2）关注农民工医疗、工伤等急缺险种的发展，降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门槛，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社会保险，有效扩大社会保险在农民工中的覆盖范围；（3）有关部门还应当加大监管力度，监督用人单位切实履行参保义务，依法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相关费用，并扩大社会保险专项检查覆盖面，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实际参保率。

（二）增加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是衡量农民工生计状况的首要和直接的指标。农民选择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收入，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严重偏低，且与其劳动付出明显不对等。此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其提高子女受教育水平、改善住房条件、转变生活方式等目标的实现，而且这种事实上的弱势地位也会使其对城镇缺乏认同感，甚至导致严重的不满情绪，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要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除了上文提到的要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外，还要破除城乡二元政策，保障农民工就业平等权的实现。（1）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切实实现人的城镇化。城镇化包括两方面的非农化：一是农地的非农化，二是农民的非农化。过去我们的城镇化片面强调了农地的非农化，使农地非农化的速度远远快于农民非农化的速度。而当前我国提出的新型城镇化中的“新”就在于强调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强调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只有让农民工彻底摆脱农民身份，成为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市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不平等问题。根据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要求，除了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外，还要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彻底实现农民工身份和地位的平等和转变。（2）加强农民工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教育，增强农民工自身的法律意识，让农民工学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意识，以有效减少超时劳动以及工资被拖欠的问题，并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改善物质资本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生活节俭，居住环境差是农民工群体的显著特征[6]。住房作为农民工最主要的物质资本，是他们在城市长久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居住条件差、住房不稳定严重影响到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影响他们定居城市的信心。可以说住房是农民工群体社会身份重构以及使他们拥有城市归属感、认同感的重要物质基础。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使进京农民工真正实现“住有所居”。（1）建设针对外来进京务工人员的低租金住房，改善农民工聚集地的管理服务情况，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的管理与服务，健全住房补贴与住房公积金制度，改善农民工的居住环境，提高外来进京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逐步把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范围。让农民工能够在务工地安居乐业，才能有效减少农民工的流动性，才有利于农民工自身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2）加大对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宣传力度。农民工本身文化程度偏低，政策理解能力也较低，因此，相关部门在落实农民工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吃透政策的实质精神，扎实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把工作做实做细，让广大农民真正了解相关政策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以保证相关政策能够及时被农民工了解并接受，以避免本次调查中所出现的对相关住房政策不了解的窘境。

（四）丰富社会资本

进京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完全陌生的城市社会，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不能发挥作用，导致其社会资本往往比较匮乏。在这方面政府应当建立农民工文化服务机制，丰富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1）政府要制定鼓励服务农民工文化建设的优惠政策，对为农民工提供文艺演出等的文艺团体和影剧院给予补助；（2）让美术馆、博物馆、公园、体育场馆等相关文化娱乐设施对农民工提供门票优惠等；（3）采取相关措施有效督促用人单位多组织一些农民工相关专题活动，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熟悉城市，增强农民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从多方位、多层面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形成一个促进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良好环境。

五、结 语

农民工是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队伍，生计资本是他们进行一切生计活动的基础，是维持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分析北京市农民工生计资本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不仅可以丰富可持续生计的理论研究，而且对现实中的农村贫困问题以及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2-09）.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2] 周荣荣，王渭，于翠萍.农民工市民化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6（2）：242-249.

[3] DIF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4] 原晓晓.流动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融合研究[D].北京：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5.

[5]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 家 统 计 局 北 京 调 查 总 队 .北 京 统 计 年 鉴 2016[EB/OL].（ 2017-02-23） . http://www.bjstats.gov.cn/nj/main/2016-tjnj/zk/indexch.htm.

（责任编辑：于开红）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igrant Workers’ Livelihood Capital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Xiaojiahe Community

LI Fengmei HOU Ranran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Xiaojiahe community is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iving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by means of the survey results. These proposals consist of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increasing financial capital, enhancing material capital and enriching social capital and so on.

livelihood capit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migrant worker; Beijing

D412.6

A

1009-8135（2017）04-0037-08

2017-05-20

李凤梅（1974—），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公共政策。侯冉冉（1991—），女，山东滨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公共政策。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JGB08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MZ076）阶段性成果；并且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学科建设经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