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桢

英国的很多建筑上都有“蓝牌子”徽章，当你在一栋栋房屋间穿行时，看到这面蓝牌子，就意味着此处曾经居住过名人。蓝牌子的管理部门——英国遗产委员会对名人的入选条件审查得非常严格，他必须为人类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还得为大众所熟知，如果是外国人，那他在伦敦居住时期必须是其人生或事业中的重要阶段。今年，“蓝牌子”制度创立整整150周年，在900余所名人故居中，唯一一位中国人就是现代作家老舍。

老舍先生从1924年9月至1929年6月住在伦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亚非学院任中文讲师，教授古汉语和写作等课程。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大部分都是在学院的图书馆里完成的。1926年8月，《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他第一次用笔名“老舍”。

在英国生活的近五年里，老舍在伦敦先后住过4个地方，其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也是我认为位置最好的一处，便是圣詹姆斯花园路31号的住所。从1925年4月至1928年3月，他与朋友艾支顿在这里合租合住3年，后来因为房东涨房租，他们才不得不离开。

关于故居申请“蓝牌子”的经过，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说，他与电视剧《二马》摄制组到伦敦拍外景，发现当年老舍在伦敦先后住过的四个地方中，有三处房子至今仍在而且保存完好，这让他非常惊讶，因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被挂上蓝牌的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证文化的长久性传播。在几处住所中，很多人都认为老舍的创作生涯始于圣詹姆斯花园，因此尤其值得纪念。为助成此事，多位英国学者积极奔走，他们共同撰写了倡议书，交给英国文物遗产委员会。经过艰辛曲折的申请过程，终于在 2003年11月25日正式为圣詹姆斯花园路的老舍故居镶上陶瓷制成的蓝牌，上面书写：“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1925—1928生活于此。”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名字除了英文拼音外，还使用了汉字标示，这在150年的“蓝牌子”历史上还是首次。

老舍这所故居位于伦敦市中心，距离肯辛顿皇家公园和著名的海德公园都不远。我们搭乘红线地铁到达荷兰公园站，出站右转，沿着荷兰公园大街走不到500米，再右转进入Addison Avenue，走250米就能看到路尽头的一座哥特式教堂，这就是圣詹姆斯教堂，附属于它的一个小花园即圣詹姆斯花园，围绕这条花园的一圈小路，就是我们要找的圣詹姆斯花园路。路边均为联排别墅，老舍居住的31号，大概位于花园正北一排差不多20联排别墅的中间位置。在伦敦市中心，是极难找到所谓独栋、双拼、四联排、六联排这些国内流行的别墅样式的，能有个20联排的住宅，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也都算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居所了。

伦敦这些名人故居都很有意思，你给它贴上了蓝牌子，但住在里面的人很可能并不清楚，也不太想主动打听这个蓝牌子上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现在的房主就是普通的英国人，据说偶尔还会让来自中国的老舍朝拜者进去参观。遗憾的是，我和朋友来探访的这天并没有遇到房主，只好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仔细端详了半天楼面外观。三层住宅另带地下室的长联排别墅，翻新过的维多利亚式红砖配素雅的米黄色外檐，一尘不染的漆黑色铁栅栏，构成伦敦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建筑格局。老舍当时住在别墅二楼，就是照片里能看到外飘窗的那间屋子。我留意观察了一下，屋子南北通透，房间靠东墙有一个北欧风格的书架，放着现在主人收集的一些瓶瓶罐罐之类的工艺品，除此之外，也看不到更多。相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岁月流转，也很难留下任何与原貌相关的细节信息了吧。

我逛名人故居时有个习惯，就是会特意留心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开房门，走下台阶，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色。当老舍刚刚搬进来时，正是略显寒意的英伦四月，大衣毛衣是脱不得的。可花儿似乎不顾及伦敦的寒冷，早已竞相开放。当年这个时候，老舍眼前的圣詹姆斯花园，也应是玫瑰、郁金香、绣球争相斗艳，一派生机盎然之色。难怪他会在《二马》里感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这种体悟，大概就源自他在此地居住的体验。圣詹姆斯花园多为文人、艺术家和商界人士居住，虽然离商业枢纽牛津街很近，但它周边却安静得如同一个独立的世界。时至今日，我们眼前极少见到路人，车辆也稀少得很，安静的楼宇和碧绿的草坪，加之静寂的空气与温暖的阳光，想来就是老舍小说里赞叹的那种“安适太平的景象”。

说到和老舍合租的艾支顿，其实也是个不凡之人，他本是英国陆军退役中校，出于对中国古老文明的好奇，开始努力地学习中国话。他想与老舍合住，真正原因也是想让老舍当自己的“语言伙伴”，以帮助自己完成一个心愿——把 《金瓶梅》这部奇书译成英文。对老舍来说，愿意与艾支顿住在一处，差不多也是为了学些地道的好英文。他的散文《我的几个房东》便袒露：

我在东方学院见了他（艾支顿），他到那里学华语；不知他怎么弄到手里几镑钱。便出了这个主意。见到我，他说彼此交换知识，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岂不甚好？为学习的方便，顶好是住在一处，假若我出房钱，他就供给我饭食。我点了头，他便找了房。

老舍和艾支顿的友谊，真有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到一起的感觉。老舍月薪当时仅20英镑，远低于英国大学生的平均花费，只比杂货铺的伙计略多一点。经济的拮据，同样也是艾支顿的苦恼，他婚内出轨，离婚使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偏偏这时候又失了业，能够找到合适的合租伙伴，无论对艾支顿还是对老舍而言，绝对是难得的机缘。尽管日子不宽裕，但老舍笔下的合租生活还是充满了日常情趣，他写艾支顿的夫人“真可怜”，每天忙得要死，晚上回家又得给两个大男人做饭，她手艺着实不怎么样，两个男人稍微有一点不爱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泪眼盈盈。而老舍则时常请他们二人吃中餐，艾支頓夫人那时便会高兴得如孩童一般。在老舍的提点下，艾支顿翻译的《金瓶梅》最终出版，这部译作如今就静静地躺在亚非学院的图书架上。

我并没有仔细地找全资料，也不知道老舍当年是如何去东方学院上班的。当时的东方学院还在芬斯伯里广场，距离老舍的居所差不多10公里。不过老舍居住地的交通非常方便，至少那时已有地铁红线通车了，所以说不定老舍会坐地铁上下班。闲暇的时候，他必然会去居所南面不远的海德公园周边散步，小说《二马》中被翻译得“京味儿”十足的“玉石牌楼”（MarbleArch）、“戈登胡同”（GordonStreet）、“猴笨大街”（Holborn）、“欧林癖雅”（Olimpia），就在海德公园周边或是它的东沿线上，时至今日依然景色如故。你从老舍故居走出来，站在他每日必经的牛津街上，便会想到，近百年前，一位文学青年也和你站在同样的街道上。你与他在此重逢，这就是历史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