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然

民间借贷中的“勒索病毒”
—— 虚假诉讼

王然

近年来，有一种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勒索病毒”以形式多样、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司法实践中悄然存在，这就是虚假诉讼。而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

典型案例一

原告杜某将被告商某告到法院，称其与杜小某系叔侄关系，杜小某与商某系朋友关系。2014年7月，商某因买房需要通过杜小某找杜某借款。2014年7月31日，杜某将现金60万元交给了杜小某，次日杜小某把钱转交给了商某，商某为杜某出具了借条，并口头约定年利息24%。债务到期后，商某拒不还款。

在法官向商某送达传票及诉讼材料时，商某一口咬定不认识杜某，从来没有向杜某借过钱，称本案的借条是于2015年8月1日在杜小某的胁迫下写的。

与此同时，在庭前阅卷阶段，法官在杜某提交的借条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疑点：在借条背面印有商某的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有效期的起始时间为2015年6月16日，而这一时间明显晚于借条正面上落款时间2014年8月1日。法官立即到公安机关的户籍部门进行了解，得到的答复是，公安机关不可能在2014年作出有效期起始日为2015年的身份证。

为了查明事实，庭审中，法官并没有直接询问该借条的矛盾之处，而是反复询问杜某及出庭作证的杜小某，确定该借条的实际签订时间。二人均称借条就是2014年8月1日当天商某出具的，身份证也是杜小某当场去复印在借条上的。随后，法官从当事人关系、借款金额、款项来源、出借能力、交易习惯、利息约定、款项交付等7个方面对杜某进行了询问。在法官的步步追问下，杜某开始支支吾吾，给出了既不合乎日常生活经验，也不符合基本逻辑的陈述：为赚取利息，杜某将随时需要治疗突发性心脏病的全部现金存款60万元，出借给素未谋面的商某，且忘了书面约定利息，并将借款事宜全程交由侄子杜小某代理。

最终，由于杜某提交的证据与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对于其他借款事实要素的陈述也不符合常理，法院认为杜某存在捏造事实，意图侵占被告财产的嫌疑，依法驳回了杜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商某已主动针对此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到法院调取了本案的相关材料。

典型案例二

2016年，田某将独子陈某和前儿媳刘某诉至法院，称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常入不敷出，儿子陈某每月都开口向田某借钱花，总计7万元。后田某觉得儿子已经成家立业，父母对其已经没有抚养义务，就和陈某算了算账，让陈某给自己打了张借条。田某认为借条是陈某和刘某离婚之前打的，钱也是两人离婚前借的，故应共同偿还。而陈某认可从母亲处拿过钱补贴家用，但是称现在没有收入，也没钱还母亲。刘某则表示对于借款的事情不知情，田某和陈某有合谋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嫌疑。

介于本案原告和被告陈某为母子的特殊关系，法官在审理中采用了“背对背”的询问模式，也就是先不让田某和陈某“对簿公堂”，而是将母子两人隔离开来，分别让他们对借款的细节进行陈述，之后再在法庭上，对两人陈述的不同之处进行追问，看两人能否作出合理解释。

果然，田某和陈某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是陈某在与刘某的离婚诉讼中明确表示无夫妻共同债务，与本案的陈述矛盾；二是田某与陈某对于借款的时间段陈述存在明显差异；三是对于每次借款金额的陈述矛盾，陈某陈述是“每次大概六七千”，田某陈述是“有时候几百、有时候几千、有时候一万多”。而田某和陈某对上述几点矛盾，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最终，田某的诉讼请求被法院全部驳回。

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到底几何

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是指当事人本没有正当的理由和根据，通过虚构诉讼主体或法律事实等手段，提起并参加民事诉讼，以实现不当利益或损害其他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目的的行为。

当前，民间借贷纠纷是虚假诉讼频发的“重灾区”，上面这两个案例只是其中的两种典型。虚假诉讼之所以成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勒索病毒”，是因为它有着和现在人人喊打的计算机病毒相似的特点，如形式多样、手段升级、数量增加、隐蔽性强、相互效仿、危害性大等等。

2017年以来截止到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仅在审结的596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发现可能存在虚假诉讼和虚假陈述的案件就有88件，占民间借贷案件总数的14.76%。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18件，所占比例为20.45%，原告经释明后变更诉讼请求的50件，所占比例为56.82%，自动撤诉的20件，所占比例为22.73%。

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类案件的司法实践中，还发现过以下几种虚假的手段和形式：第一种是通过虚构债务，“稀释”真实债权。行为人采取伪造假借据，让假债权人参与法院对债务人财产的执行分配，导致真实债权“缩水”。第二种是通过虚构债务，侵犯股东权益。行为人利用公司管理者的身份便利，与他人虚构债务，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第三种是通过虚构债务，多分夫妻共同财产。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为达到多分共同财产的目的与第三方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然后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债务。第四种是通过虚构债务，侵犯案外人权益。行为人在诉讼的同时申请保全被告房屋或其他财产，致使案外人与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或其他交易继续履行受限。第五种是通过虚构债务，侵犯保证人权益。行为人通过串通，骗取保证人为虚构的债务提供担保，致使保证人在诉讼中被判决承担保证责任。

虚假诉讼之危害

虚假诉讼之所以成为让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病毒”，在于它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冲击了社会诚信体系。

对虚假诉讼者本人而言，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的目的无外乎是获取利益，这些诉讼行为虽然表面上都有诉讼的合法形式，但是缺乏司法正义的内涵。当前国家对虚假诉讼的审查力度和打击力度明显增大，这些行为一旦被识破，当事人将会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刑法修正案(九)对虚假诉讼也新增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见，进行虚假诉讼的后果，只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对方当事人或真实权利人而言，虚假诉讼案件一般都出现在财产纠纷或与财产有关的纠纷案件中，其结果往往都给合法权益人带来一定的损害。比如，利用虚假诉讼在夫妻离婚诉讼中让对方少分财产、在民间借贷诉讼中使其他债权人受偿数额落空或者减少、阻止正在进行的执行程序。实际上，虚假诉讼行为人虽然不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或案外人实施侵权行为，但其本质上通过某种诉讼行为来助其完成侵权。即使该行为被识破，其本身的目的没有得逞，对方当事人或其他权利人也会因为参与诉讼或维权支出诸如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通讯费等费用，同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社会纠纷的“无限性”永远是一对矛盾。虚假诉讼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要经历从立案、送达到证据交换、开庭审理、调查取证、做出裁判，再到送达文书、卷宗归档甚至更为复杂的程序，即便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即发现有虚假诉讼的苗头，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核查，才能驳回虚假诉讼的不法请求。如果是事后才确认该诉讼是虚假诉讼，法院则要按照再审程序对案件重新审理，而再审程序又更为复杂。司法资源是珍贵的国家公共资源，理应被用来解决真实存在的社会诉讼。而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使法院原有的审判、执行工作成效化为乌有，还要组织新的力量来处理其所带来的问题，这既是对司法程序的肆意扰乱，更是对司法资源的无理侵占与浪费。

近几年法院的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诉讼已然成为百姓最信任的解决纠纷的途径之一，而诉讼原本也是人们维护自身利益，依法保护自身权利的最终最有效的方式。但是虚假诉讼者将神圣的法庭作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竞技场，甚至使得这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方式，成为了不法利益的保护衣和合法权益救济的障碍。导致公众对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产生质疑，甚至误以为，法院由原来的权益保护者变成侵害合法权益的“帮凶”，让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公平、司法的正义产生质疑，久之，司法的威严与神圣遭到亵渎。

法，乃国之根基。法庭背后的国徽，不容挑衅。而虚假诉讼行为，加剧了社会的诚信危机，引发和激化新的社会矛盾，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无疑是在亵渎国家法律的庄严与权威，挑战社会公德的底线，动摇人们信仰公平正义、崇尚诚实守信的思想理念根基。无疑是国家和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的“病毒”和“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