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

董 波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争议主要围绕各卷的排序问题、写作时间问题和观点的统一性等方面展开。耶格尔提出的发展论假说认为，论述最佳政体的第七、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分别是理念论和经验性方法的代表，因此处于前后矛盾和替代的关系。本文从六个方面讨论了发展论论证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论的根本缺陷在于没能认识到《政治学》的实践品格，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政治学》全书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并通过第七、八卷关于最佳政体的讨论得以最终完成。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发展论；最佳政体

《政治学》同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一样，流传的过程几经波折，曾辗转于多人之手。这些手稿在辗转流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散落、遗失，被后来的编者修订、编排、增删，也很可能被任意截断、窜入异文。另外，目前流传下来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几乎都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出版的作品，它们往往是关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专题论文，通常被认为属于教学材料的性质。除了同样具备这些特点之外，《政治学》还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它不是一部整齐流畅的单篇著作，看上去更像是多篇相关论文的汇集或者拼合。各部分被组合在同一个标题之下，但并没有很好地融为一体。

一、《政治学》各卷的顺序

《政治学》共分为八卷，这八卷内容又可以被划分、组合为不同的部分。常见的方法是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二、三卷各为一部分(分别标记以A、B、C)，第四和第五卷为一部分(D)，第六卷为一部分(E)，第七和第八卷为一部分(F)。*耶格尔(Werner Jaeger)、斯托克斯(J. L. Stocks)、巴克尔(Ernest Barker)、洛德(Carnes Lord)都采用了这一划分方法。桑德斯(Trevor Saunders)的划分略有不同。

《政治学》结构问题的焦点是第七和第八卷与全书其余部分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第七、八两卷与第四至六卷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排序问题；第二，写作时间问题；第三，观点的差异问题。后两个问题实际上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内容不一致性的质疑：一个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变化中引出观点的前后不一；一个则从观点本身(如目的和方法上)发现两部分的不一致性。这三个问题依次深入：解决了排序问题，内容上的不一致性可能仍然存在；而即使写作时间上的差异并不成立，也并不能完全消除对观点本身的不一致性的疑虑。

基于这些问题，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主张应当重新调整《政治学》各卷的顺序。*这一观点始自1577年，由Scaino da Salo第一次提出。其后250年，Barthélemy Saint-Hilaire对此进行了深入阐发。小部分学者主张第五卷和第六卷应当前后颠倒过来，除此以外，焦点完全集中在第四到第六卷(D-E)和第七和第八卷(F)的顺序上。如果将这两部分互换过来，全书的顺序变成了A-B-C-F-D-E。这一重新调整过的顺序被认为可以基本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这一主张到19世纪末甚至一度成为《政治学》研究界的主流看法，几部重要的编定本和译本都采用了这一顺序。*采用这一重排顺序的编本包括Newman (1887)、Susemihl and Hicks (1894)；Welldon译本 (1883)也采用了这一顺序。

但是这一重新调整的顺序未必改善了全书论点的逻辑关系和总体一致性，反而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二卷(B)依然与第七和第八卷(F)隔开；而从第三卷(C)到第四、五、六卷(D-E)的过渡却被打断了。第三卷提出了关于政体的一般理论，而第四到第六卷则对各不同政体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卷前面的部分提及第三卷的内容，暗示两部分应该紧密相连。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文本上的问题，重新排序的理由并不充分。巴克尔(Ernest Barker)总结说：“所有这些论点加在一起表明，明智的做法是保留现有的各卷顺序不去打乱它。”*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xl. 新近的《政治学》译本中，只有Peter Simpson(1997)重新调整了各卷顺序。Lord(1984)译本也认同这一顺序调整，但没有真正执行。

二、写作时间问题：发展论的提出

对《政治学》而言，虽然存在重新调整顺序的主张，但是这主要是形式上的调整。在内容方面，即使是赞同顺序调整的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政治学》是一部整体性的著作，只不过需要讨论哪种排序更符合其既有的内在逻辑。但是，主要在20世纪初之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各卷形式上的顺序问题被代之以写作时间的顺序问题，并进一步体现为思想观点的前后一致性问题：各部分属于不同时间层的差异可能意味着不同时期的学说和观点的发展变化，甚至前后对立。因此，仅在形式上为《政治学》重新排定各卷顺序的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了。

这当然不仅仅是《政治学》研究本身的变化，而是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整体转向。进入20世纪以来，学者们的注意力开始由对文本的语文学研究转向伴随亚里士多德人生历程的思想发展。推动这一研究方向巨大变化的主要人物是德国学者沃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耶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论解释始于他对《形而上学》的研究(1912年)。他指出，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表示“我们柏拉图主义者”之意，而在第十三(或M)卷讨论同样问题时，他使用第三人称来谈论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各卷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观点差异，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存在发展变化的明证。所以，他据此为各部分确定写作时间：第一卷写于亚里士多德依然是柏拉图学派一员的时期(尽管是一个有批判精神的成员)，而写作第十三卷时他已不再是柏拉图学派成员。

耶格尔于1923年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发展史纲要》(Aristotle:FundamentalsoftheHistoryofHisDevelopment)一书，将以上思路扩展为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全面理论。他不仅为不同领域的不同著作排定写作时间，而且试图把同一部作品拆解开，给不同的部分划分时间层。就《政治学》的研究而言，耶格尔为各卷排定了不同的写作时间，但问题的焦点仍然是讨论最佳政体的第七和第八卷与第四到第六卷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耶格尔承认，这一点是受到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启发。维拉莫维茨于1893年(Aristoteles und Athen, 2 vols. Berlin, 1893)提出，《政治学》的结构困难源自于第四到第六卷的写作晚于第七和第八卷。他认为这两部分在文本和解释上的困难并不是形式问题，*耶格尔对待调整各卷顺序的态度，只在一个脚注中就处理掉了：调整各卷顺序并不能完全消除其中存在的困难。尽管耶格尔承认第七卷应当紧接第三卷已经不再是假说，而是一个明确的传统。参见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63, n. 1.而是根本上源自《政治学》的写作特性：它是一部出于不同目的、写于不同时期的材料的汇总，而各部分的研究方法极不相同。首先，耶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早年在学园学习期间受到柏拉图的影响，把单一的理想政体形式看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他声称：“亚里士多德一开始认识到的唯一的政治思想形式就是由柏拉图传授给他的，即乌托邦。他寻求经验中找不到的绝对标准。”*参见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p. 263.描述理想政体的第七和第八卷写于亚里士多德在阿索斯居留期间，学园的影响还很深。这两卷与第二卷和第三卷一起，构成《政治学》的最初版本。而第四到第六卷则写作于吕克昂时期，这时他已摆脱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确立了经验性的、实践的研究方法。在完成对希腊158个政体材料的收集之后写出第四到第六卷，并插入到由第二、三、七、八构成的最早版本中。第一卷则是最后完成的，作为一个导论置于全书开头。*斯托克斯(J. L. Stocks)认为耶格尔关于第一卷写作时间的认定最不令人信服，因为如果第一卷最后写成的话，它本应该更好地与之前写出的各部分相协调。除此之外，他基本上认可耶格尔的论述。斯托克斯强调第七和第八卷、第四到第六卷分属两个不同的写作计划，前者早，后者晚。因为计划的改变，第七和第八卷没有完成。实际上，这两卷是已经被亚里士多德废弃的部分，而之所以留了下来，是因为原本替代这两卷的内容始终没有写出来。第二卷与第七和第八卷一起写成，也是原本要被废弃的部分。详见J. L. Stocks, “The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Politics”, i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 21, No. 3/4 (Jun. - Oct., 1927), p. 187.

耶格尔称第七、八两卷与第四到第六卷这两部分是“双面的雅努斯”：一面是理想主义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一面是现实主义的、清醒的经验科学。理想城邦是一个逻辑框架和思想建构，严格地建立在基本要素和概念上，而第四到第六卷对历史中现实存在的政体进行的分析则类似于医师的经验性的病理分析和治疗术。耶格尔这一论述的要害在于，通过将第七、八卷两卷和第四到第六卷两部分分别归属于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早期和后期，把它们在《政治学》中的并置转化为前后对立，亦即替代的关系：理想政体是后期的亚里士多德早已抛弃的东西，如果认同第四到第六卷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学说，那么必须否定第七和第八卷中对理想政体的构想。

耶格尔的发展论解释对《政治学》研究造成巨大冲击。按照巴克尔所说：

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政治学》的]各部分自成一体，由各个时间段区隔开，并且在观点、意图、指向和重点各个方面都不相同的话，我们应当拒绝承认存在“标准教规”这样一个怪物。我们就不会去想，起码很少去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政治理论。我们只能去想，起码更多地去想阿索斯时期的政治观念、培拉时期的政治观念或吕克昂时期的政治观念。可能在底层仍然存在一些三个时期共同的观念，甚至可能浮现出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一整体性逻辑，但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想法，一个唯一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将退到背景中去。*Ernest Barker, “The Life of Aristotle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s”, in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45, No. 5 (Nov., 1931), p. 163.

自耶格尔的发展论提出后，风气所向，不少学者对《政治学》的不同部分做出了自己的写作时期认定。*在耶格尔之后，影响比较大的尝试来自德国古典学家汉斯·冯·阿尔尼姆(Hans Von Arnim)。阿尔尼姆的观点实际上是以发展论的方法评判耶格尔的结论，因此关于第七、八两卷写作时间的认定恰恰与耶格尔相反。他认为《政治学》最早写出的部分是第一卷和第三卷，这两卷都体现出鲜明的柏拉图主义色彩，以贵族制为最佳政体；迟至吕克昂时期前5年，在完成政体资料收集之后，亚里士多德才写出第四到第六卷，观点已大为改变，不再以贵族制为理想政体而增加了对民主制进行辩护的内容。其次写出的是第二卷，作为最佳政体研究的导论，包括了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评。最后写出的才是第七八两卷，是关于理想政体的未完成的论文。但这两卷所描绘的并不是作为贵族制的最佳政体，相反，体现出明显的民主制倾向：公民们相互平等，轮流统治和被统治，因此恰恰是反柏拉图主义的。他们在哪一部分属于哪一个时间段的具体结论上与耶格尔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无疑，一个曾经被认为是一部包含着一贯的政治理论的《政治学》不复存在了。

三、发展论解释的六个困难

困难之一：与伦理学的关系

耶格尔为《政治学》各部分确定写作时期的尝试是从他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发展的论证入手的。*耶格尔首先肯定了对话作品《劝勉篇》(Protrepticus)作为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真实性，并证明它在观点上完全是柏拉图主义的。进而，《欧德谟伦理学》中关于灵魂的看法也完全是柏拉图主义的，但全书已经距《劝勉篇》的柏拉图主义拉开了一定距离。《尼各马可伦理学》最后完成，因而柏拉图主义色彩最弱。他认为原初的《政治学》(即与理想城邦问题相关的第二、三、七、八卷)与认定为亚里士多德早期对话的《劝勉篇》以及原初的《伦理学》(即《欧德谟伦理学》)紧密相关，如《政治学》第七卷一开头将城邦的目的等同于个人的伦理目的是彻底的柏拉图主义：理想城邦就是要确保公民们实现最好的生活。而这里关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讨论是以《劝勉篇》的柏拉图主义的伦理思想为基础的。

后期的《政治学》则与后期的《伦理学》即《尼各马可伦理学》密切相关。耶格尔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通过精心地遣词造句表达出亚里士多德方法上的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结尾句是：

由于以前的思想家们没有谈到过立法学的问题，我们最好自己把它与政体问题一起来考察，从而尽可能地完成关于人类事务的哲学。首先，我们将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然后，我们将根据所搜集的政体汇编，考察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使有些城邦治理良好，使另一些城邦治理糟糕。因为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应当如何安排，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风俗。*本文涉及《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引文主要来自廖申白译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根据需要有修改。(《尼各马可伦理学》1181b13-22)

耶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在此表明他旗帜鲜明地放弃了柏拉图和他本人之前遵从的纯粹理论建构的方法，而是立足于清醒的经验性方法(其中提及的政制汇编就是亚里士多德所收集到的158个希腊政体资料，即第四到第六卷的内容)。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宣布的计划始终仅仅停留于计划，而不可能很好地执行。由于写作时间上的前后差异带来了观点上的对立和替代关系，第四到第六卷与第七和第八卷不可能“编织”在一起，只能够“拼贴”在一起。

罗斯对于这段话的解读与耶格尔恰恰相反。他实际上提出了对耶格尔发展论的两方面的批评：其一，《尼各马可伦理学》尾句中对《政治学》写作“计划的预示、执行和补充都表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实际上是被并置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清楚，关于理想城邦的描绘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人性以及不同类型的政体在实践中的运行方式的知识之上就毫无价值”*David Ross, “The Development of Aristotle's Thought”,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43, 1957, p. 70.；其二，这段话说明《尼各马可伦理学》写完时《政治学》尚不存在，而158个希腊政体的资料收集活动只有在吕克昂时期，即亚里士多德有自己的学派和大量门徒的时候才有可能实施，因此当《尼各马可伦理学》预告《政治学》的写作计划以及执行这一计划时，应当已是吕克昂时期的后期。也就是说，《政治学》全书都是亚里士多德生命后期的作品，因此并不存在由于写作时间的间隔带来的观点转变问题。罗斯认为，这段话中的“对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顾”是指第二卷的内容，“根据政体汇编”对政体的保存和毁灭原因的考察对应于第四到第六卷的内容，“何种政体是最好的”则是第七第八两卷中讨论的内容，加上后来补充的第一、三两卷，足以证明《政治学》现有结构和各卷顺序的可靠性。

实际上，对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结尾部分的解释历来存在争议。比如，这一对《政治学》结构的预告显然没有涉及第一卷，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囊括现有《政治学》的所有内容的完整计划。另外，有学者认为，这段话中所提到的“何种政体是最好的”并不是指向第七和第八卷描述的理想城邦，而可能另有所指。*参见J. L. Stocks, “The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Politics”, p. 183.甚至这段话是否的确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都受到质疑。但是，如果一个后来的编者看到这段话，很可能会按照现有的顺序来排列各卷。

困难之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研究框架

亚里士多德在第四卷一开头提出：“一门完整的技术或科学……应当考虑关于一件事的所有情况。”比如一个体育教练不能只为那些希望达到最好体质的人提供指导，还要考虑对大多数人都适宜的共同的训练方法。如果一个人并不想达到竞技要求的最高水平，教练还必须提供较低的训练。紧接下来，亚里士多德为自己的政体研究确定了一个总体框架：

显然，研究政体的同一门科学同样应当研究：1)什么是最佳政体，即在没有外部阻碍的情况下，我们所能祈求的政体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此外，2)什么样的政体适合于什么样的城邦。因为很多城邦或许不可能实现最佳政体，所以好的立法者或真正的政治家就既不能忽略无条件的最佳政体，也不能忽略在某些具体条件下的最佳政体。3)另外，我们还应当能够说明在任何给定条件下的政体，它起初如何产生，又应以何种方式使它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存；我是指那种既非由最佳政体治理(可能连必需的条件都不具备)，又非在既定条件下的最佳政体，而是某种较差的政体。在这些政体之外，还必须知道，4)对所有城邦最适宜的政体。因此，大多数讨论了政体的人，即便他们在其他方面说得很好，但却没能说出有用的东西。(1288b21-37)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为政体研究设定了四方面的任务：第一，最佳政体；第二，什么样的城邦适于什么样的政体；第三，任何政体，它的产生和保存；第四，对所有城邦都最适宜的政体。这些任务共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体分析的整体，而它们属于“同一门科学”。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感到讨论最佳政体和对现实政体的经验性研究是不相容的两个部分，它们不但不存在相互冲突、相互替代，反而是互补的。所谓经验性部分和理想主义部分的划分代表的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两个方面，同时共存，而不是两个前后有别的发展时期。*关于第四到第六卷是否可以称为“经验性的”仍然存在争议，如罗伊(Christopher Rowe)认为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对理论的进一步应用。因此，所谓“经验性”部分与“理想主义”部分的划分是误导性的。参见Christopher Rowe, “Aristotelian Constitutions”, in Christopher Rowe and Malcolm Schofiel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81-382. 罗伊进一步认为，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和第八卷中所描述的理想城邦其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标准，或者用于改良现有的城邦，或者起码用以评判现有城邦。所以说，亚里士多德既坚持对有德性的城邦的柏拉图式理想，又坚定地认为政治科学必须说些“有用的”东西，也就是采取可能的手段帮助和改善现有的城邦。参见Christopher Rowe, “Aims and Methods in Aristotle's Politics”, in David Keyt and Fred D. Miller (eds.), A Companion to Aristotle's Politics, Oxford, 1991, pp. 57-74.

耶格尔对于这段话的解释显得根据不足，他把这四项任务的设定看作是逃离柏拉图乌托邦主义的努力：“对这一点[对绝对理想政体与现实情形下的最佳政体的研究属于同一个科学]的评论显示出他感觉到在把柏拉图的乌托邦设想和纯粹经验性方法结合起来的某种困难，尽管他相信自己可以克服这一困难……作为经验性部分的导论，不能不令人感觉到一种对于纯粹理想性构建的一种潜在争辩。”*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p.269.

困难之三：内部相互参照问题

显然，与确定各部分写作时间段的方法相比，更客观、更直接的方法是文本本身的证据，尤其是各卷中存在的相互参照。按照巴克尔的论述：第一卷中存在向后的参照指向第二卷；第三卷中存在向前的参照指向第一卷；第四卷则存在向前的参照指向第三卷；第六卷存在向前的参照指向第四、第五卷；第七卷存在向前的参照指向第一和第三卷。*参见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xlv, n. 1.

巴克尔主张正是这些相互参照把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整体，并表明它们是按照一个一贯的计划写作，在同一时期完成。但是，对“更客观”的文本证据也存在截然相反的理解。耶格尔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虽然第二、三、七、八以理想城邦为主题的各卷由彼此参照的网络联结起来，但是它们却没有与第四到第六卷之间形成任何相互参照，这正证明两部分写于不同的时间，而前者更早。*斯托克斯(J. L. Stocks)沿袭耶格尔的主要论点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参见J. L. Stocks, “The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Politics”, pp. 181-182.

困难之四：历史事实的佐证

耶格尔断定，经验性的第四到第六卷是《政治学》各卷中仅有的提及最近的历史事件的部分，如第五卷(1311b1-3)提及马其顿王菲力浦被刺事件(336 B.C.)。这证明了这一部分是最后写出的内容。不过，巴克尔提出了相反的论证。他指出第七卷(1330b32-1331a18)中针对围城战术的防卫技巧应当指公元前338至326年莱库古(Lycurgus)执政期间加固雅典城墙的事例。第七卷(1331b16)中提到的乡村防卫所也是指莱库古的军事训练体系。因此，可以断定这一部分和全书一样写作于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后期，即吕克昂时期。

困难之五：时间标记问题

发展论方法要为不同的部分确定写作时间，就必然需要寻找相应的时间标记。比如耶格尔利用《形而上学》中的人称变化作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主义之间关系的标记。有学者利用亚里士多德对于灵魂的观念的几次变化来确定其心理学及相关科学的写作时间，也有学者利用著作中出现的地名作为时间标记。常见的当然还包括以历史事实作为时间标记。但要以这些蛛丝马迹来断定写作中的“时间层”，就必须保证这些证据本身的可靠性。一个例证是耶格尔曾以人名作为时间标记：亚里士多德在阿索斯时期曾与一个叫做考里斯柯(Koriscus)的学园派成员交游，耶格尔因此论证《形而上学》中出现他名字的第一卷必然写于阿索斯时期。但罗斯反驳说，亚里士多德有多部著作都出现此人的名字，很难把这些著作都归于阿索斯时期的创作。况且，亚里士多德与此人的相处并不仅仅限于阿索斯时期，如《物理学》中曾提到“吕克昂中的考里斯柯”，所以以此确认作品的写作时间是很不牢靠的。其他时间标记的尝试同样如此：就哲学观点而言，要判断哪些观点是柏拉图主义的，哪些是非柏拉图主义的非常困难。即便是对文本解读本身和历史事实的判断也众说纷纭，而一个不可靠的时间标记会导致相应的一切推论都变得可疑。

困难之六：叠床架屋的假设

在目前缺乏足够证据来断定亚里士多德写作历程的情况下，很多为某一作品断定时间的努力要依靠假设的累积，设定多个条件来保证某一个论断的正确性，而对于那些不利于自己论断的证据就必然挖空心思另求他解，直至否认它的可靠性。比如斯托克斯曾论证《政治学》中的第二卷是某一个本应放弃的写作计划的残留。这一看似简单的结论要依赖于如下几方面的假设：1.《尼各马可伦理学》尾句中提到的“对前人的努力做一番回顾”另有所指，而不是指第二卷；2.第二卷中的关于克里特和斯巴达的部分是后来加进去的；3.存在一个早期的写作计划(第二、七、八卷)，但之后被抛弃了；4.之后开始了一个新计划；所以，现在留下的第二卷是从“旧建筑中拆出来的石头”，准备用于新计划。*J. L. Stocks, “The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Politics”, p. 187.这其中的每一个条件都是并不必然可靠的假设，而这样在假设之上累积假设得出的结论其可靠性就很难保证了。

由于存在解释上的诸多困难，发展论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从热烈讨论到冷静分析，乃至遭到尖锐批评的过程。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巴克尔本人的观点变化。由于深受耶格尔的影响，巴克尔遵循发展论的路线于1931年提出自己对各部分写作时间的排序。*Ernest Barker, “The Life of Aristotle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s”, pp. 162-172.但当他于1946年出版自己的《政治学》译本时，他彻底告别了发展论，重新回到对《政治学》统一性的认同：《政治学》是写于同一时期、结构上整体一致的作品。他批评“发展论方法的应用被主观性损害了”，导致其结论众说纷纭，非常可疑，因此“我们可以放弃以发展论的方法来分析《政治学》的写作和结构问题的尝试，我们可以拒绝对时间层的寻找”*巴克尔认为，所有六个部分(methodoi)都写作于吕克昂时期。这一结论并不否认作者可能使用了更早时期留下的笔记或备忘录，也不否认他可能引用自己早期的作品，如《劝勉篇》或者为亚历山大所写的颂扬王制或讨论殖民地问题的作品，但是作者把这些早期材料融合在《政治学》之中，而不是独立的、更早的时间层。。在批评了耶格尔方法的主观性，并提出反驳的事实和文本证据(特别是文中的相互参照)之后，巴克尔自己也不无主观地说：“任何《政治学》的译者，一天天、一月月与这本书朝夕相处，都必然与其作者熟悉起来；这种熟悉在头脑中养成一种对作者的统一性的强烈感觉，或许这才是对其著作的结构和组成的统一性的最有力论证。”*Ernest Barker,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xliv.

可以说，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发展论，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有发展变化是无法完全否认的。我们当然可以说，他在人生中的不同时段完成了不同的作品。同一部著作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未必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完成的。而且不同部分之间的接合可能并不严密，在写作不同的主题时，风格也并不统一。但具体到《政治学》，将其划分为时间间隔遥远因而观点前后矛盾的不同部分的证据并不充分。就《政治学》研究而言，耶格尔留下来很多有价值的遗产，但发展论的解读已经不再是被广泛接受的方法。*这不意味着发展论的方法已经没有支持者。学者Eckart Schütrumpf于1991年出版了《政治学》的德语注疏。Schütrumpf是耶格尔的追随者，他把《政治学》划分为四部分：第二、七、八卷为一组，较早写成；第四到第六卷为一组，写作晚于前一组；第一、三卷则为两个断片。当然，很多争论并没有达成一致，但在时间层的划分受到挫折之后，很多学者主张重新回到从前的语文学方向，从文本解读本身寻找解决《政治学》形式和内容上尚未解决的疑难。*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耶格尔的具体结论后，呼吁将努力的重点投入到对文本中的相互参照的研究中。参见David Ross, “The Development of Aristotle's Thought”, p. 77. 洛德则认为，与耶格尔的发展论方法相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批评起码是严肃地对待作为思想家的亚里士多德。参见Carnes Lord, “The Character and Composition of Aristotle's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vol.9 No,4, 1981, p. 475.

四、整体性解读中的《政治学》

按照发展论的解读，把《政治学》第七和第八卷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把第四到第六卷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并断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体现为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这给关于《政治学》结构的讨论带来极大困扰。如果亚里士多德在最后两卷中关于最佳政体的思考最终被他抛弃了，那么除了做一点思想史意义上的研究，最佳政体这一问题本身已经不可能作为全书所表达的一贯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而成为哲学讨论的对象了。

实际上，所谓“理想主义的”第七和第八卷也包括了大量的经验性材料。如巴克尔所说，虽然亚里士多德是在处理理想政体问题，但是他也紧紧把握了现实性：他思考了理想城邦其中的外交、军事工程、经济问题、公共健康问题、斯巴达最近的动态以及最新的音乐癖好等等。耶格尔虽然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最佳城邦的理论视为柏拉图主义影响的结果，但他却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新的理想城邦并不是柏拉图的哲人王统治的城邦”，然而他并没有很好地解释这一矛盾。*参见Werner Jaeger, Aristotle: Fundamentals of the History of His Development, p.280.发展论的方法不但没有实质上增进人们对于《政治学》观点的理解，反而给这一尝试带来了障碍。因此，近年来的研究者多采取与发展论相对立的整体论方法来解读《政治学》，即全书不存在重大的不一致，不同的方法是出于解决不同问题的需要，而不是相互矛盾。除了某些不协调之处，《政治学》各部分从属于一个一贯的、统一的论证。*近年来持这一立场的学者包括Richard Mulgan、Terence Irwin、Christopher Rowe、Carnes Lord、Peter Simpson、Fred Miller、Richard Kraut、Malcolm Schofield、Stephen Everson等。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如Christopher Rowe的观点就比较特别。

耶格尔之所以把《政治学》划分为理想性的和经验性的对立的两个部分，根本原因在于他没能认识到《政治学》从头到尾的实践品格。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他的关于人类事务的实践科学。理论科学的目的是知识，而实践科学的目的在于行动或实践。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目的不是仅仅知道什么是德性，而是如何实现、促进德性。因此，政治科学不仅是一门科学(epistēmē)，还是一种技艺(technē)，它必须研究法律，因为法律塑造习惯，而习惯塑造德性。所以立法家的任务在于如何创造出某种政体，使人们能够实现幸福的生活(eudaimonia)，而这正是第七、八两卷的目的。因此，即便是对最佳政体的“理想性”描述，其目的仍然是实践性的。正是对最佳政体的描述提供了一个标准，或者用以改良现有政体，或者至少可以评判现有的政体。如果放弃对最佳政体的讨论，那么现存的诸政体将失去判断优劣的标准和改良的方向。所以说，第七、八两卷与对于实际政体的经验性研究完全相容，实际上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在这样一种基于其实践品格的整体论理解中，关于各种政体形式的经验性的研究是走向最佳政体研究的准备：第一卷提出了城邦由家庭的起源和家庭的构成要素作为政治生活的条件；第二卷则像亚里士多德习惯做的那样，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之前首先批判性地回顾了前人关于最佳政体的论述；第三卷提出公民和政体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第四卷到第六卷的经验性研究进一步丰富、扩展和应用了这些理论，进一步深化对于城邦如何运转的理解；经过这些准备之后，亚里士多德最终可以提出自己的设想，即要实现公民的幸福生活，应当如何去构建一个最佳政体。这是他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的自然结果：人的每项行动都旨在达到某种善；只有在城邦生活中人才能够实现最高的善——幸福，亦即灵魂符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不同的政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生活方式。在现存的诸政体中，公民只能够实现相对于该政体的好生活，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一个人才具备达到最高善的条件，以有德性的生活为目的，其中的资源、制度和安排才能够确保最好的生活的实现。

因此，一个以属人的善、幸福、德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必然走向对最佳政体的追寻。那种认为《政治学》是一部相互矛盾的文章合集的解读方法，将会错失对亚里士多德这一基本思路的认识。现有的各卷顺序也许不是出自亚里士多德之手，但是其中的确体现了一贯的意图和有组织的结构。*克劳特(Richard Kraut)称这一贯穿的结构是“从坏的到较好的到最好的”。他还认为这种以一个理想形式为目标的思路进程方式不仅仅存在于《政治学》中。《欧德谟伦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也都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为结尾。《形而上学》从对实体的追问出发，最终达到了一个无质料的纯形式、不变化的神圣实体——神。这种从更易理解的、但有缺陷的形式出发，逐渐引向对一个完美形式的理解的方法，也正是《尼各马可伦理学》结尾处对《政治学》所预告的方法。参见Richard Kraut. Aristotle: Political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84-187.这一结构的高潮或者完成在于实现对最佳政体的理解。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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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波，(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博雅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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