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升 黄继红

劳动：人的自我实现还是自我束缚？
——兼评鲍德里亚对劳动概念的理解

王晓升 黄继红

马克思认为劳动包含人的自我实现的维度和满足人的需求的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使劳动变成了只是满足人的需求的劳动。只有消除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劳动才有可能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而鲍德里亚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资本不再剥削劳动，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自觉自愿劳动，但是这种劳动仍然不是自我实现的劳动，因为劳动是按照结构价值规律来进行的。资本系统利用结构价值控制人，劳动甚至变成束缚人的一种手段。

劳动；人的自我实现；结构价值；鲍德里亚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由于人在劳动中受到剥削和控制，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如果消除了私有制，劳动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劳动，那么劳动就成为自我实现的劳动。然而在发达社会中人们却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使劳动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劳动，这种劳动还可能是“异化”的劳动，而并不能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的目标。

一、马克思的劳动观

劳动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基础概念。马克思从劳动概念出发来阐明自己的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目的的活动，人类历史是在劳动中生成的。如何理解劳动概念呢？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另一方面，把劳动理解为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理解来看，他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他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它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人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并以此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证明自己是区别于动物的类存在物。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同上，第54页。人通过自己的对象化活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存在意义和价值。人也通过劳动与他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得到他人的承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劳动是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他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3页。在这里，劳动被马克思理解为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劳动的这两种不同维度的理解呢？马克思对劳动的这种理解在马克思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理论争议。有人坚持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实现的观点，也有人坚持劳动是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

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的理论成果。*王晓升：《论马克思的两个劳动概念与两种历史解释模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155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一个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的自己的劳动的结果”*[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8页。。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人通过劳动确证自身。马克思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同上，第98页。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确证自身，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历史的参与者，历史是人活动的历史，而人也是这种历史的结果。

反之，把劳动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就是把劳动看作生产力。在这里，生产力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劳动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就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过程。马克思将这种生产力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解释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的发展。这被马克思称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虽然人是历史的参与者，人的活动是有自由意志的活动，但人的活动还是受这种客观规律的制约。把劳动理解为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其实是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依据这种理解，人的一切活动都被归结为经济活动，归结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人主要是在经济人的意义上被理解的。这个意义上的人不是完整的、全面的人。为此，马克思强调，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本应该是自由意识的活动，是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活动，把劳动看做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如果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劳动，那么人被看作是经济人；如果限于自我实现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活动，把劳动仅仅看作是人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活动，那么这是人道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超出人道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而从这两个相互补充的维度来理解人。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的劳动理解为满足物质需要的活动，但他也把劳动理解为人的实现的活动。他把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王晓升：《论马克思的两个劳动概念与两种历史解释模式》，《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156—157页。虽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需要的资料，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既然它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肯定就不是唯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不是唯一的历史活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满足人的需求的生产只是历史活动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历史活动的全部要素。他在描述自己的历史观时，强调了四个基本事实，即满足基本需要的生产、满足生产需要的生产、人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他认为前三种生产是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或者“三个要素”。同时他还特意强调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同上，第157页。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即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关系，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劳动关乎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道德问题、人在劳动中是否有尊严、人是否实现了人的本质。这种劳动不仅是满足需求的劳动，而且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劳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仅仅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这种劳动是由私有制导致的。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当它被我们之间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所以马克思的革命理想是消除私有制，消除异化劳动，实现自由劳动，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劳动自由了，人才有可能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

二、鲍德里亚的劳动观

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如果消除了私有制，如果人的劳动是自觉自愿的劳动，那么劳动就能够用来达到人自我实现这个目标。而鲍德里亚通过对于后现代社会的分析却发现，即使人的劳动是自觉自愿的，劳动也不一定能够用来达到自我实现这个目标。

鲍德里亚是后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分析劳动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在后现代社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的现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用来满足人的需求的。但一旦产能过剩、供过于求，人们根本消费不了那些多的产品。为此，资本系统采取了一套新的策略来处理产能过剩的问题，凸显物的符号价值。比如，一个人可能有很多衣服，但是她仍然会购买衣服，因为衣服的形式(它的符号价值)吸引了她。在后现代社会，“物远不仅是一种实用的东西，它具有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正是这种符号的交换价值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符号价值为什么会被需要呢？因为它具有社会区分功能。“存在着某种社会逻辑：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拥有不同的对物的操持。”*同上，第1页。物代表了人的社会地位，如开豪车的是上层社会的人、开普通车的是中层社会的人、没车的是底层社会的人。

鲍德里亚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来解释物的价值由使用价值到符号价值的过渡，他称之为“价值的结构革命”。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对应的是语言符号的“古典”形态。在政治经济学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物作为能指符号，其所指是使用价值，物依靠使用价值而存在。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价值的结构革命结束了价值的这种“古典”经济学。“这场革命就在于断开了价值的两个方面……这是符号的解放：它摆脱了过去那种指称某物的‘古老’义务，终于获得了自由。”*[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页。能指和所指被断开，能指不再有确定的所指，物不再直接依靠使用价值而存在，物自由了。这种自由指的就是鲍德里亚所说的“物更多的作为符号价值而存在”。所谓的“符号价值”，鲍德里亚又称为“结构价值”，即物在随意性、不确定性的结构或组合游戏中获得的价值。这具体表现在给物编号，分等级，构造区分性对立。物通过这种区分性对立的游戏获得结构价值。例如，一个普通的包和一个奢侈品牌包，它们的使用价值都是装东西，但是奢侈品牌包的价格却要高出普通包的几百倍甚至几千倍。这就是结构价值使然。一个奢侈品牌包，它在品牌上与普通包构成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奢侈品牌包的价值就在与普通包的差异中被构造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即使已经拥有很多普通包了，但是她们依旧渴望拥有一个奢侈品牌的包。而人们往往为了拥有类似奢侈包这样具有很高结构价值的东西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商品作为符号的结构价值激起了人们对于劳动的需求。

物更多地作为结构价值而存在。劳动生产物。显而易见，我们可以推出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的是结构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产能过剩的后现代社会，劳动所生产的主要是结构价值。不过，鲍德里亚也承认使用价值的维度。在他看来，后现代社会的使用价值是“仿真的存在”，即我们已经分不清楚是否还有使用价值了。例如上面提到的奢侈品牌包，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包的装东西的功能，即包的使用价值。但这是一个装东西的包还是显示拥有者身份或地位的工具呢？如果从装东西的角度来说，我们买一个普通的包就可以。人们买奢侈包的出发点主要是其结构价值，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它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维度只是作为仿真的存在而起作用。

在后现代社会，生产许多生活基本用品的劳动已经由自动化的机械系统所取代了。人可以利用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活动，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却不是这样对待人的。它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人致力于制造更多的具有结构价值的皮包，推动人们去购买这些皮包。这正是资本的秘密所在。资本系统正是要利用这种新型的劳动(以生产结构价值为主的劳动)维持自身的生存并扩大统治范围。劳动成为资本系统的控制工具。鲍德里亚认为，资本系统通过劳动馈赠实施统治。在科技发达的后现代社会，机器代替人劳动，生产有用品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人需要劳动，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在劳动中人们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这是劳动的古典伦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掉进了结构价值的怪圈，为了追求无穷无尽的结构价值而必须劳动。从表面上看，人似乎通过这种劳动得到了“自我实现”。为了拥有更多的结构价值，人们渴望更多地参加劳动。于是社会也把生产结构价值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如果我们缺乏必要的生活用品，那么我们的社会就需要大规模的劳动。于是劳动不是什么稀缺的“东西”。然而，在当代社会，“劳动”成为稀缺的东西。这种稀缺的东西似乎也可以像礼品一样被馈赠。资本系统正是利用了人需要劳动的心理，将劳动生产出来，把劳动岗位当作“礼物”“馈赠”给人们(即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获得统治权力。馈赠劳动怎么就能获得权力呢？在这里，鲍德里亚吸收了莫斯的礼物理论。依据莫斯的理论，物是有灵性的，这种灵性始终追随着它的主人。即便是主人已经将物作为礼物赠予他人，它仍然会要求以某种方式回到主人那里。“由于有它，受礼者就要承担责任，也正是通过它，物主便能凌控盗窃者。”*[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8页。这就要求受礼者承担回礼的义务，否则就要受到物主的凌控。如果接受馈赠的人不及时还礼，就会背负象征债务。所以当系统无条件地把劳动馈赠给人的时候，人们就背上了象征债务——接受资本的控制。劳动也就变成了资本系统的控制工具。由于劳动是人自己心甘情愿地选择的，所以也可以说，人在这里也心甘情愿地受到了束缚。

三、劳动：人的自我束缚

本来，当人不再需要通过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时候，人可以通过劳动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劳动却被用来实现结构价值。人仍然被束缚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或者更具体地说，被束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构造出一个结构价值体系来控制人。人究竟是如何被控制的？

第一，人被贴上“劳动力”这个符号。上文已经提到，资本系统将劳动无条件地馈赠给人，人们如果不及时反馈赠的话就会背负象征债务。在后现代社会，很多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都是由机器来代劳，人可以减少劳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还是把各种“劳动”生产出来(把就业岗位生产出来)，并将劳动岗位馈赠给人，使人背上象征债务，即使人成为“劳动力”。从前面对产品的结构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任何产品都有结构价值，“劳动”作为产品也有结构价值。人们由于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而产生不同的结构价值。如果劳动生产有用东西，那么无论从事什么劳动，这种劳动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劳动不是生产有用产品的，没有“使用价值”，那么这种劳动就有了“结构价值”。它纯粹是为了体现身份和地位。但这些体现身份、地位的“劳动”果真是社会所需要的吗？比如，本来人们在家里有了许多皮包，但是推销员还是用各种技巧或者手段让我们购买皮包。这样的推销工作究竟是欺骗还是科学劳动？这种有结构价值的劳动果真对社会有价值吗？当货币流通过剩时，那些金融玩家通过热钱的流动来获得大量的财富，这样的结构价值意义上的劳动究竟是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还是扰乱经济秩序呢？当劳动成为结构价值意义上的符号，当人通过这种符号化的劳动创造各种结构价值意义上的符号时，人在这里被束缚了。进一步说，人应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应该被束缚在劳动中。把人贴上“劳动力”这个标签恰恰是束缚了人。鲍德里亚认为，这种劳动力的人其实就是真正的人的死亡，人已经不是那个全面的人了，人只获得了人的一个方面——劳动力。人就这样被“劳动力”的标签束缚着。

第二，资本系统通过劳动固定人。人一旦成为劳动力，就意味着人进入了资本的控制系统。它可以通过劳动将人定位在各个劳动岗位上，以此来控制人。鲍德里亚以极其讽刺的口吻揭露了后现代社会的劳动的本质：“劳动不再是一种力，它成为各种符号中的符号。它像其它事物一样被生产，被消费。它按照一种完全的等价关系与非劳动、与休闲相互交换，它可以与日常生活的其它一切领域相互交换。它被不折不扣地‘异化’。”*[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第9—10页。此时的劳动成了没有确定所指的能指符号，已经不同于政治经济学阶段的生产性的劳动了。既然不生产(仿真意义上的不生产)，那么各个岗位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了。从此，不再有某种类型的劳动或者一般意义的劳动。有的只是这样一种劳动系统，在这个系统内部各个岗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本来，只有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有意义的劳动。当劳动不生产使用价值时，这种劳动就如同舞台表演的劳动，如同娱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就是娱乐，而娱乐也是劳动(把娱乐的需求再生产出来，把娱乐明星再生产出来)。“劳动过程本身变得可以互换了……它对任何目标都无动于衷，甚至对那种古典操作中理解的劳动本身都无动于衷，它仅用在社会网络中定位每人……必须把人固定在各处，固定在学校里、工厂里、海滩上、电视机前或进修中。”*同上，第14页。在学校的学生自然会遵守学校的纪律，在工厂的工人也会遵守工厂的纪律。劳动就这样变成了资本系统控制人的工具。如今的岗位责任制、弹性工作制、流动、进修、终身教育、自主管理等都是为了给人找个位置或者个性化工作，没有工作的也会领到失业津贴。总之，系统再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人，但是它的目的是“每人都成为整个网络的终端，虽然是微小的终端”*同上，第14页。。让每个人都进入系统、参与系统的游戏是资本系统的根本目的。

鲍德里亚批评了马克思试图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服务)的想法。在他看来，只存在一种类型的劳动，即服务。鲍德里亚所谓的“服务”与马克思意义上的“服务”是不同的。前者专指为资本系统服务。“劳动就是服务”的意思是劳动就是为资本系统的持续运行服务。“任何劳动都被降低为服务——劳动作为时间的纯粹在场/占有、消费，是时间的贡赋。”*同上，第19页。生产不生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必须投身资本系统之中，为资本系统服务。至于这种投入是身体的、时间的、空间的还是智力的也已经不重要了。人们唯一要做的是在资本系统中显示自身的在场，这种在场就是劳动。

立足于劳动的这种新型特征，鲍德里亚对资本系统的控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劳动无处不在，因为不再有劳动。”*同上，第21—22页。由于后现代的劳动已经不生产(仿真意义的不生产)，不再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所以不再有劳动了。但是正因此，劳动无处不在。当劳动成为没有确定所指的能指符号时，它就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了，我们可以用劳动替换任何一项实践。因此，劳动无处不在(这里运用的是谱系学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和自由时间自然也就没有区别了。“劳动不再与其他实践有区别，尤其是不再与它的对立词项——自由时间有区别。”*同上，第19页。因此，不管从事的是劳动还是自由时间的休闲活动，人们都是在劳动，都是对资本系统的效忠。劳动是资本系统生产出来供人们消费的产品，而劳动又与休闲无异，所以休闲时间也是资本系统的产品。鲍德里亚说：“时间/物品的概念具有可逆的价值：一切都和时间一样是物品，因而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看做是凝固的时间——其中不仅包括它们商业价值计算中的劳动时间，而且包括休闲时间，因为技术物品为使用它们的人‘节约’了时间，而且这些人为此付费。”*[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全志刚译，第149页。他举了洗衣机的例子，他认为洗衣机就是家庭主妇的自由时间。资本系统把洗衣机生产出来的同时就节约了家庭主妇洗衣服的时间，本该洗衣服的时间变成了自由时间，家庭主妇们便可利用这段时间从事看电视、听音乐等休闲娱乐活动。而这个自由时间是同洗衣机一道被资本系统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此一来，人们进行休闲娱乐活动、享受自由时间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费自由时间这个产品，这就是在为资本系统服务，而服务就是劳动，因此自由时间也是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上面引文中提到的海滩度假、看电视也就都是劳动了。既然一切都与劳动无异，一切都是劳动，甚至连与劳动对立的休闲时间都是劳动，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成了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事劳动的大工厂。资本系统通过劳动将其统治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里隐藏了资本系统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微妙却又显著的转变，即由单纯的经济领域的控制过渡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系统依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时期的资本的统治只存在于经济领域。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资本系统的统治是全面的统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统治。这是资本统治的显著变化，但人们并未明显察觉到这种变化，所以说这是一种微妙的变化。

四、人在劳动中自我实现的条件

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能够给人们带来自由时间，从而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最能形象地描述共产主义的劳动自由的是马克思说的“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业，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但在后现代社会，自由时间并没有产生自由，更谈不上人的解放。在后现代社会，工人阶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劳动，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异化劳动，即束缚在结构价值中劳动。这种劳动虽然是人的自觉自愿的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正如人的自由时间一样，也是一种“消费品”，人们对于这种产品的消费不是获得自由，而是接受束缚。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劳动的理解有错呢？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只有当人类的劳动不是束缚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层面上，不是束缚在异化劳动之中的时候，劳动才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标志。当人们从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发展到一天工作8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时，这种劳动的发展能帮助我们实现自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甚至达到富裕的水平的时候，人的劳动就自动地成为自我实现的劳动。在这个时候劳动的异化现象可能仍然会存在，因为这里仍然有一种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这种价值规律就是结构价值规律。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的话，那么资本现在通过结构价值规律束缚了所有的人，把所有人放在“劳动”系统中，从而对人进行控制。虽然这种状况还没有普遍出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普遍出现。甚至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结构价值规律都在到处束缚着人。资本通过劳动将其统治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劳动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实现自由，反而成了禁锢我们自身的枷锁，束缚了人自身。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时，认为马克思只是从满足人的需求的角度来理解劳动，这是错误的。他只注意到马克思的劳动观的一个维度，即满足人的需求的维度，而忽略了马克思对劳动的哲学思考，即人的自我实现的维度。在马克思看来，将人的劳动只限定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之内，这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鲍德里亚这样看待劳动是并未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表现，而马克思的劳动观却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水平。在马克思那里，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动物，更多的是开展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人。

另外，鲍德里亚将劳动分为使用价值和结构价值两个维度。他的这种区分是可疑的。因为使用价值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的，但什么才是人的需求呢？根据鲍德里亚的理论，只有满足人的基本的需求的产品才具有使用价值，而那些具有结构价值的产品满足的只是人的被诱导的需求，是欲望。他批判社会大众为了满足被诱导的需求而疯狂劳动的现象。但是我们根本不能明确地区分基本需求和被诱导的需求。如果说基本需求对应的是人的本能需求，被诱导的需求对应的是社会性的需求，那么除了新生婴儿吃奶的需求之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本能需求不是社会性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甚至连我们饮食需求都是社会性的。如果我们饮食是为了吸收营养，那么我们可以吃昆虫而不是吃虾，因为二者的蛋白质含量并没有多大差异，但大多数地域的人吃虾而不吃昆虫。可见我们连最基本的饮食需求都是社会性的。鲍德里亚对需求的二元划分很难成立，他的理论基础也就因此坍塌。在鲍德里亚看来，人的劳动是用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如果超出这种需要的劳动就是受到诱导和控制的劳动，这种思想会不会过于保守呢？难道我们真的要回到原始社会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的需要被分为本能需要和新的需要，而这些新的需要随着社会大发展会成为人的本能需要的一部分。例如，原始社会的人是不穿衣服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穿衣服已经成为人的本能需要。人类历史在劳动和需要的发展循环中不断前进。鲍德里亚所谓的为满足被诱导的需求而进行的再生产在马克思这里仍然属于生产的范畴。

虽然鲍德里亚的劳动观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是它的理论价值是不能被忽视的。一方面，他的劳动理论揭示了后现代社会资本系统控制人的秘密。资本系统通过馈赠劳动获得统治权。今天资本通过结构价值让人们一直处于对这些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东西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人们为了占有这样的符号价值而不停地劳动。这是对人的新的控制、新的奴役。面对这种新的控制，他说：“可能当代社会再一次成了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由此导致了对某种‘文化革命’的需要，它包含了整个意识形态的过程。”*[法]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第150页。即他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需要一次再启蒙。历史上的启蒙运动让人类从愚昧走向理性，从黑暗走向光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将自身推进了结构价值(符号价值)的深渊，但这一切还没有发展到显而易见的地步。所以为了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符号化的社会统治，我们需要另一场“文化革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鲍德里亚做的正是这种启蒙的工作。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的劳动观是对马克思的劳动观的一个有益的增补。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劳动不再局限于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的时候，劳动才有可能具有自我实现的意义。而鲍德里亚认为，即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劳动力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需求，资本系统仍然会利用劳动来控制人。这与马克思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认为，要消除资本的控制，消除异化劳动，人的劳动才有可能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劳动。鲍德里亚同样也认为，只要资本利用结构价值规律控制着社会，那么劳动就不会具有自我实现的意义。要实现人的自由，要解决的就是资本的控制的问题。他们都主张消除资本的控制。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作为金钱、利润和经济系统的资本。资本进行的是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物质大生产。这是传统形态的资本。今天资本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鲍德里亚说：“目前的系统再生产的，是最严格定义式的资本：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资本，而不是通俗词义上的作为金钱、利润和经济系统的资本。人们一直把再生产理解为生产方式的‘扩大’再生产，而且这种扩大再生产由生产方式决定。现在也许应该把生产方式设想为再生产方式的一种形态(不是唯一的形态)。”*[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第35页。在当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控制人，这种控制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国家正在面临着鲍德里亚的理论所揭示的种种问题。我们需要看到资本的这种新的控制形式。只有揭示这种新的控制形式，摆脱了这种新的控制形式，劳动才成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形式。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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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3-0008-07

王晓升，江苏盐城人，哲学博士，(武汉 430000)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黄继红，(武汉 430000)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