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莅

人类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解剖
——唯物主义历史观开启的两条路线

王 莅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先后三次系统书写人类历史，并且它们与批驳唯心主义历史观、追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反思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这三大理论关节点一一对应。进言之，上述三个方面构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运用路线”与“反思路线”，反映了人类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解剖在马克思思想中的特有整合。

人类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史前史

针对学界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研究历史所得结论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在于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划清界限，“历史唯物主义”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标识出马克思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在历史观层面的分野。因此，以上两个概念重在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性质，而他关于历史问题的诸多研究应该置于“历史理论”所展开的空间中重新审视。*参见拙文：《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理论”——马克思叙述历史话语体系的命名问题》，《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6期。通过考察马克思研究历史的进程与主题将会发现，他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中先后三次系统书写人类历史；其中，从人类历史进程中理解和定位现代社会是他反复思量的一道难题。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上述三次历史研究恰好对应于批驳唯心主义历史观、追溯现代社会的历史起源、反思资本主义与人类命运这三大理论关节点。以此为线索，本文详细分析人类历史研究与现代社会解剖之间如何相互作用。

一、理论地平：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第一次系统书写人类历史进程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而这是一部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作集体告别的思想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承接了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伴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中彰显的分歧，又对轰动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施蒂纳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进行了详细批判，最终与被误认为同伙的费尔巴哈哲学在历史观上彻底决裂。以上三个方面汇聚到一点即是马克思不满意青年黑格尔派从思想、观念出发解释现实，进而将现实历史及社会运动理解为再现思维过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直指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理论基石的黑格尔哲学，控诉它为“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表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6页。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从现实出发来写就历史在当时的德国是不可能完成的幻想，“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同上，第533页。这即是说，一方面唯心主义哲学从思想和观念出发，根本不可能看到历史的真实进程；另一方面，德国的落后和闭塞已经脱离了资产阶级开启的现代化历程。由此，马克思开始转移到作为对立面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重新寻求解释历史的尝试，然而这却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蛮荒之地”。

在《神圣家族》中系统批判法国唯物主义时，马克思曾经详细地讨论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按照他的观点，法国唯物主义分为笛卡尔派和洛克派，前者起源于笛卡尔的物理学，最终发展为机械唯物主义；后者起源于英国唯物主义的培根-霍布斯传统，最终导向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机械唯物主义的论域主要是自然界，它开启了近代自然科学；而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沿袭英国唯物主义哲学思考人类社会时所借用的人性、环境、教育、经验、习惯、自然法等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对人类历史真实性和动态性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只有到了费尔巴哈“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同上，第530页。。

那么，马克思将如何在唯心主义彻底倒置和唯物主义完全空白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呢？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反，马克思认为历史研究不应该从人的思想、观念或自我意识出发，而是要人类生存的物质前提出发。很显然，人为了生存下去，为了创造历史，他必须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产生新的需要并维持人类的繁衍。马克思将这三个因素视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同上，第532页。。但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个人的生产活动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从一开始就既需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又需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人们共同面对自然界劳动而产生的生产力以及人与人在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交往关系)。马克思将上述过程视为历史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尺度，并且将基于这一分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概括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同上，第544页。

至此，马克思开启了从现实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历史的唯物主义路向，将历史研究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然而，历史观领域内的变革完成之后，更为重大的是将其运用于历史解释，于是马克思开始尝试运用自己的历史观书写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具体而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通过分工的历史演进将人类历史划分为所有制的各个阶段。

人类社会最初是部落[Stamm]所有制，其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后来，通过战争或联盟若干个部落形成一个城市，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开始形成，其中私有制与公社所有制同时并存，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希腊和罗马社会；随着蛮族入侵和内部衰败，日耳曼人取代了罗马人，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开始出现，在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制占据支配，在城市建立了与之相似的同业公会所有制并产生了行会。在此基础上，分工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过长期相互作用，最终产生出了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马克思在分析这一过程时运用了比前三者更大的篇幅和更多的史料，由此可以看出他研究历史的关注点是从人类历史进程中探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在漫长而复杂的中世纪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找到了一条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线索，他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一最重大的脑体分工开始，认为城乡分离代表着资本和地产的分离，而这标志着“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7页。随即，马克思通过“城市中行会制度的建立——商人阶层的出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人口跨国度的迁徙流浪并最终进入工场手工业——新航路开辟催生大资产阶级并打开国际市场——工场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流通)集中于英国——大工业形成垄断并开创世界历史”这一线索勾勒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关于这一思路的来源和分析详见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5—466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通过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即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历史演进第一次系统书写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需要注意的是，因不满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而尝试从唯物主义角度重新解释历史是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完整描述的直接推动力，历史研究在其中发挥着运用并检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功能。在考察人类历史的具体过程中，他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为根据，选取了与人们物质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史料为支撑，将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是他理论产生的思想背景，同时也构成他理论解释的特定界域。此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都在或运用、或反思这两个相反的方向上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理论地平。

二、运用路线：溯源资产阶级所有制

马克思从人类历史进程中定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作随着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得到了重大突破，这在事实上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结合。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自然化、永恒化的观点。因此，为了探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和内在规律，马克思开始了第二次系统书写人类历史。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变来叙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由于土地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充当最主要的劳动场所和生产资料，因此马克思进一步聚焦于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演变来叙述人类历史。按照他的分析，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个人直接从属于部落共同体(即公社)，而公社与土地是天然同一的。在这种基础上发展出了东方的亚细亚公社，其中若干个公社被更高的统一体统治，出现了最高的统治者。在1850—1860年代，马克思曾长期认为东方亚细亚社会是比西方希腊、罗马社会更为古老，并且在所有制形式上构成其发展前一阶段的社会形态，它表征着马克思此一时期对人类社会原初状况的理解。在亚细亚社会中，最高统治者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而大大小小的公社是土地的世袭占有者，内部的个人与其所从属的家庭只能在分得的份地上劳动。并且，劳动者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自给自足，在完成劳动的剩余时间内，他们需要为缴纳的贡赋和集体的公共工程劳动，从而加强与共同体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所有制条件下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最为稳固，因此“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8页。然而，随着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历史发展的动荡，这种公共所有制形式被新的所有制形式代替了。

此后人类社会进入到的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所有制或古希腊罗马所有制。其中，公社作为共同体开始以国家的形式出现，而城市成为国家事实上的中心。此时，国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共同体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而不得不展开的战争。为此，古典古代时期的公社往往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公社成员需要在自给自足的劳动时间之外为公社服兵役而保存共同体的利益。随着战争越来越频繁，人口迁徙、土地征服、奖赏军功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因素开始出现，原来部落所有制条件下的个人与公社、公社与土地的天然同一开始被打破，于是私有地开始与公有地并列出现。需要强调的是，古典古代时期的私有地是与公有地分离并存的一种土地形态，个人只需凭借公社成员的身份就能获得私有地。因此，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权通过一块耕地而达成，而耕地的获得只需以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作为对等条件，劳动者需要服兵役来保障公社的集体利益。在频繁且长期的战争过程中，被征服者因失去土地而沦为奴隶，贵族统治奴隶从事生产的奴隶制开始形成。后来，由于罗马社会内乱、蛮族入侵、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等因素，古典古代所有制伴随着城市的衰落而衰落，劳动生产的中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

以乡村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日耳曼所有制。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以国家为实质的古典古代公社也走向解体。马克思将日耳曼公社的性质界定为“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第474页。。事实上，日耳曼公社“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同上，第476页。这一时期，土地的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公有地逐渐成为各个公社的共同附属物或个人财产的一种补充，它往往以猎场、牧场、采樵地等形式出现。劳动者个人虽然也可以凭借公社社员的身份获取土地而进行生产劳动，但是个人对公社的关系由于日渐增多的动荡因素而变得极度不稳定，战争、货币、农奴制、交换活动、土地兼并等因素都在事实上动摇了个人对公社的从属关系。

代替日耳曼所有制的下一个时代是资产阶级所有制，马克思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分析首先从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入手，进而才去考察这种特殊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第二次系统书写人类进程时已经受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他指出：“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同上，第465页。

概括而言，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与此前的根本差异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劳动者与作为客观对象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其二，劳动者与作为主体内部的劳动能力相分离。为了与此前研究资产阶级所有制历史的错误观点相区别，马克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货币向资本转化的历史过程加速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的分离，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才最终得以形成；因而，他反复强调所有因素具备之后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首要的分离是与土地分离。土地作为生产劳动最重要的场所，不仅提供了劳动的必要前提，而且能够生产出满足个人生存的生活资料。这即是说，在劳动者与土地最原初的占有关系中，劳动所需的前提完全是被给定的，而劳动的结果也完全用于自给自足。随着原初占有关系的破坏，劳动者需要以公社为中介才能获得土地，但战争等因素时常打破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稳定的占有关系，于是奴隶制、农奴制发展起来。此后，劳动者与土地之间又增添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因素；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土地作为资本生产的条件开始转向地产，它径直站在赤贫的工人阶级的对立面。

其次，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分离是影响物质劳动生产的次重要因素。人类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以使用简单劳动工具的农业为主，只有到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彻底分离才加速了生产工具的发明与应用，这主要对应于历史上中世纪后期在城市中兴起的工场手工业及其中的行会制度或同业公会制度。在此阶段，劳动生产作为一门技艺尚且蕴含着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必然结合——很显然的是，劳动者没有工具无法完成复杂的工艺生产，而生产工具本身必须由劳动者操作才能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发明机器并促使其走向自动化，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结合日渐成为偶然，甚至是多余的。实际上，资本在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最初资本家购买机器以工作效率的绝对优势排挤了手工劳动，进而他们通过技术改良淘汰了效率低下的机器，最终机器在资本主义使用条件下与劳动者竞争并成为排挤人力劳动的重要因素。

由此便产生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下的第三重分离——劳动者与生活资料的分离。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前，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个人可以直接从土地上获得生活资料；作为帮工或学徒，个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师傅的生活资料；即便是奴隶、农奴，奴隶主或主人也得为了保持劳动者的必要数量而给予其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但随着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以及个人越来越成为生产劳动中的偶然性因素，生活资料必须通过以货币为中介进行交换才能获得。因此，从中世纪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流浪者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是工人频频饿死却又有更多的劳动力得到补充。

此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第四重分离便诞生了——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能力相分离，成为“自由的”劳动力和可以买卖的“商品”。这种自由首先是“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第502页。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一无所有的劳动力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产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最主要的剩余价值，他们续写了土地、生产工具(主要是机器)、生活资料排挤人之后人与人之间互相竞争和吞噬的悲惨状况。至此，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根本特征和历史形成得到了清楚说明。

马克思在第二次书写人类历史进程时实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整合，而这种整合正好表征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运用与深化。一方面，马克思书写人类历史进程的议题和方法是由政治经济学决定的。很明显，从所有制切入人类历史研究只有在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前提下才有讨论意义，而在所有制演进序列中重点考察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的分离过程则直接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特征，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人体解剖法”或“向后思索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根本特征。在上述的分析中已经提到，考察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基础。然而，这一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如果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为何需要打破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天然性神话，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论证就呼之欲出了。可见，马克思第二次系统书写人类历史划定了他定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坐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内在整合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再整合。上述思路构成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精彩的篇章，并且产生出《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及其对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影响。

三、反思路线：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

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的问世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完成了关于现代社会内在矛盾和历史命运的系统论证，并因此开启了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第一卷文稿的整理出版迫使马克思将研究精力集中于“资本论”的全部计划，这规定了他此后的思想演进路向。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资产阶级所有制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需要以现实中的经济危机为导火索，即经济危机引发无产阶级革命，进而无产阶级革命摧毁资产阶级所有制。以此为线索，马克思1870年代的理论任务是实现“资本论”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双向推进。然而，这一线索在实际过程中进展得并不顺利，现实历史与理论预期在三个方面出现了偏离。

第一，“资本论”第二、三册的理论研究可能与现实情况相脱节。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原始积累部分，马克思宣告了现代社会的最终命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由此可以推断，《资本论》第二、三册的最终结论也需要与之保持一致。1873年德国、美国首先爆发的欧洲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的这种想法，直至1875年他还表示“真正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总危机周期的时间在缩短。我一直认为这种时间不是不变的，而是逐渐缩短的；但特别可喜的是，这种时间的缩短正在露出如此明显的迹象；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的寿命的不祥之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9页。因此，直至1879年欧洲经济危机扩展至英国时，马克思仍说：“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同上，第345页。然而，这场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经济危机却因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提供的大量黄金和美国营业的突然活跃得到了缓解，以至于危机不足以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于是，马克思在1881年感叹到“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79页。并且在1882年底留下了生命最后时期的慨叹——“我不认为最近可能出现工业危机”。*同上，第117页。由于1870年以后世界经济重心从英国转向美国，而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干预经济、工业重心转移等手段促使资本主义生产重新走向繁荣。因此，与《资本论》(第一卷)描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最终将炸毁资产阶级所有制不同，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复苏繁荣之势，这构成“资本论”第一、二册之间的内在矛盾。为此，马克思表示要对美国经济最新出现的情况加以研究，他自称“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第347页。此外，由于工业生产重心由生活资料转向生产资料、资本流通过程催生出新兴的金融资本和信贷行业，土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便不再占据核心地位，马克思一贯主张的“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的三位一体公式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雇佣工人”的三大阶级结构遭到了严重挑战，形成了“资本论”第三册研究的内在困难。凡此种种，它们蕴含了《资本论》有可能与现实相脱节的危险。当1881年出版商让马克思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并计划印刷3000册时，他表示“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第238页。

第二，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大势已去，而各国内部的革命运动被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所笼罩。1870、1871年意大利、德国的统一使欧洲最主要的国家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神圣罗马帝国遗留下的欧洲分裂秩序被全新的民族国家重新整合。由于推动各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主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因而他们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开始将资本主义生产纳入到国家有序的制度设计中，民族国家统一和富强的诉求迅速压倒了世界性无产阶级革命。与此同时，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也不容乐观，英国的自由主义工联，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如贝努瓦·马隆、保尔·布鲁斯)，德国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如谢夫莱、瓦格纳、洛贝尔图斯、施穆勒、布伦坦诺、桑巴特等)，美国的机会主义工联、教条主义者，俄国的巴枯宁主义等纷纷向资产阶级妥协，进而走向改良道路。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为纠正无产阶级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错误思潮而艰难探索。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恩格斯承担了与各种思潮辩论的重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从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到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进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资本论》(第三卷)的思想发展线索。

第三，遭遇东方和古代社会这一全新的理论盲区。正值欧洲革命走向低谷之际，俄国革命家通过研究《资本论》(第一卷)向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难题，这促使马克思将研究视角伸向了东方社会，进而是古代社会。东方和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不仅涉及到俄国能否成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进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关系到资本主义是否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道路和历史命运。在此之前，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539页。。然而，东方和古代社会的发现既使马克思看到了革命的新希望和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新途径，又让他原有的理论面临反思、修正、甚至是改写的危险。其中，以资产阶级所有制解码现代社会，进而通过溯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形成史来规定人类历史发展方向成为了争议最大的问题，而这正好指向了前两次书写人类历史构成的思想发展线索。

带着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人体解剖法”、“向后思索法”的疑问，马克思转而尝试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通向现代社会的其它因素，这一工作呈现的结果即是“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所完成的第三次书写人类历史。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类历史的研究工作被截为两段：成文史以前的人类历史由文化人类学研究，他们以氏族或部落中的婚姻形式、亲属称谓、原始宗教、神话传说等重构史前社会图景，这是当时的一门新兴学科；成文史以后的人类历史则由历史学研究，如何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近代而至现代社会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关注的主题。由此可见，马克思在重写人类历史进程时走向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并非偶然；毋宁说，这是他遭遇到资本主义经济新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式微、东方和古代社会问题突显之后自觉的理论选择。通过分析“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讨论的议题可以发现，马克思从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转向了求解资本主义的起源这样一个更为宏大的问题。基于此，我们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的主题定位为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其目的是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结合的研究思路。

这种反思式研究的直接成果体现为马克思运用详实的文化人类学材料研究了史前社会。*关于文化人类学对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影响，参见拙文：《从“唯物史观”到“人类史观”——文化人类学对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影响》，《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2期。马克思始终重视史前社会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三次书写人类历史的进程同样是他不断往前推进早期人类历史研究的过程。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揭示出比部落所有制或亚细亚所有制存在时间更早也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家庭形式及其漫长的演变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此前他一直认为的“家庭是最初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只不过是家庭结构的扩大”、“丈夫对妻子和儿女的关系是最初的奴隶制”等观点。摩尔根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社会最初处于群居和杂交时代，从这种无序状态中产生了最早的家庭形式是血缘家庭，此后人类社会又经历了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而马克思此前对家庭形式的了解仅限于后两个阶段，这与当时西欧社会的家长制理论是一致的。与之相对应，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原始共同体——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的复杂演变过程；其中，部落不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组织形式，而且它与家庭也并非天然同一。在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中，马克思认为母系制家庭向父系制家庭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公有制社会曾经以母系传承的方式存在过，而且说明了继承权观念的发展、财产私有化的最终实现等与母系制向父系制家庭的转变是同一过程。进一步结合科瓦列夫斯基的研究，马克思才意识到以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演化历程并非被亚细亚——古希腊罗马——封建——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加以详述，至少亚洲的印度、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所代表的所有制形式就比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路线复杂的多，而土地所有制复杂的演变历史在现实中关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可能等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史前社会研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肩负着论证私有制社会历史性和公有制社会现实性的双重任务。

与史前社会研究一脉相承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这构成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的第二大主题。在第三次书写人类历史进程时，马克思的视野大大扩展了，他尝试从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不同国家的具体境况中寻求解码现代社会的其它线索。从两部笔记摘录的内容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

第一，经济因素。《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基本上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本质特征，但他同时提及罗马的城市繁荣和商业发展没有催生资本主义制度、被剥夺了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没有变成雇佣工人、意大利农奴制瓦解之后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确立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统治地位。这条隐藏的思路经过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思想的“超历史”使用和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否必经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等现实因素彻底激活了，在“历史学笔记”第一册中，马克思对罗马、意大利上述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摘录，这促使他进一步反思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发展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积累、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由劳动力、兴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会再度被小农生产方式吞噬，以上问题对于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人类历史的未来命运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还接续《资本论》中资本的原始积累部分对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进行了详细研究；接着，他进一步对英国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的殖民统治做出分析。

第二，政治因素。仅从英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重商主义、圈地运动、殖民掠夺、东印度公司等历史事件已经折射出资本主义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关于战争的内容，其中既有一国之内为了争夺统治地位而展开的战争(如第二册和第四册中英国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蔷薇战争”)，也有国家之间(如第二册中的英法百年战争)甚至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如第一册中的鞑靼人进攻欧洲、蒙古帝国与亚欧世界的战争)。从笔记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既看到了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又意识到战争能极大拓展交往关系；特别是封建君主的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自由贸易，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反过来要求打破君主的绝对权威，向前一步便是不同政治派别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战争将资本主义内在的政治意涵彰显出来。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从氏族制度解体后发展为政治国家和遗留为公社诸态两条线索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了西方社会的政治演进。其中，二者碰撞并融合为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最重大的议题。

第三，宗教因素。宗教问题是贯穿“历史学笔记”四册内容的一大重点，第一册笔记中的九次十字军东征，第二册笔记中的比萨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巴塞尔宗教会议、胡斯战争，第三册笔记中的路德宗教改革、闵采尔农民战争，第四册笔记中围绕宗教分歧展开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等等都是基督教史和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这些摘录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塑造欧洲历史，进而是理解资本主义起源的重要视角。在中世纪的相当长时间内，欧洲社会的统治形式是政教合一，世俗世界的秩序建构需要以“上帝之城”为模板。教会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吸纳了很大一部分人成为僧侣从而与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相分离。这一点最终激起了世俗王权和平民对教会权力的反抗，并引发路德通过宗教改革在神圣和世俗世界之间划清界限。自此，宗教信仰由社会组织形式转变为个人内在行为，大量的“自由人”从教会中解脱出来，他们或流浪，或从事劳动(按照马克思此前的研究，流浪人口终将成为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应从而加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军)。他们或是以一种近乎“天职”的观念对待劳动，并且克勤克俭创造资本的原始积累；或是在彻底脱离宗教、道德、伦理的世俗世界中无束缚地扩大物质劳动生产，将物质、财富、货币提升为社会的统一追求。一句话，宗教在欧洲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思想统一性，而它的现代转换促成了欧洲社会的观念整体变迁——一种以物质财富或资本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原则快速而有力地击碎了传统社会，从而开启了欧洲的现代化历程。

由此可见，在第三次书写人类历史时，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视域已经大大拓展了，这使他意识到现代社会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在构成。由马克思第三次书写人类历史的丰富内容和宽广视域直接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源与马克思研究历史的基本立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主要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结合)有无关联、有何关联？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解释历史时的视角、长处与局限、边界被逐渐揭示出来。时至今日，鲜有人会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人类历史做出了唯一科学地说明。

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我们更为关注马克思本人有没有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边界性和有效性做出过反思，以及这种反思与他历史研究进程的关系如何？在考察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未誊清稿III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手稿由20个长短不一的片段组成，从其位置来看，它写于马克思表述自己新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之后；从其内容来看，它反映出马克思尝试用新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解释人类历史。其中，第二个片段梳理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各个环节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分析问题的精彩篇章，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如第九、十片段提到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罗马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占领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封建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等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主题不完全一致的描述。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时就不断尝试运用历史材料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并有可能意识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对大量历史事实的裁剪。*这一观点的提出源于聂锦芳教授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未誊清稿III后十八个片段的定位——“防止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解释中的简单化、极端化”。以此为基础，笔者将其视为“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文本支撑。相关论述参见聂锦芳：《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6—488页；这一思路构成了他思想中“反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路线，它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结合的“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路线互为正反，二者一显一隐、此起彼伏却又密切关联、相互补充。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在“资本论”研究遇到困难时重返人类历史进程求解资本主义的史前史，以及人类历史的研究如何与理论思想的锻造相互作用。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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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莅，(100871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十二卷本)”(16ZDA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