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建美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经营管理

我国地质资料编研现状及对策研究

■ 董建美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地质资料编研是对地质资料信息进行加工研究后向用户提供“增值态”的地质资料内容产品。开展地质资料编研工作，对体现地质资料事业性质，提高社会地位、发挥它在经济建设和地学科研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现行地质资料编研中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地质资料资源管理分散、增值能力低下、大服务战略意识不够、馆藏保障能力不强。进一步推进地质资料编研工作的举措：(1)健全地质资料编研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2)加快推动地质资料共享与开放，构建权威大数据仓库；(3)不断优化研发环境；(4)不断健全人才激励机制；(5)定期举办地质资料产品推介会。

地质资料；编研；问题；建议

地质资料信息（原始、成果、实物）具有资料和档案的双重属性，既是地质工作者认识地球所取得的重要知识性财富，也是地质工作服务于社会的重要基础信息和主要载体。地质资料编研是地质资料信息开发的重要形式，即对原始公共信息内容进行加工、编研后向社会提供“增值态”的地质资料内容产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2月召开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这为当前强化信息管理与服务指明了方向。开展地质资料编研，能拓展服务社会新领域，让地质资料更好地造福国家和人民，已成为当前践行新发展理念、延伸服务厚植优势的必然选择。

1 编研的内涵与特点

1.1 编研的内涵

编研工作在我国历史悠久，从孔子编订《尚书》开始，就成为档案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而“编研”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958年河北省筹备成立档案馆后下设的“编研组”。从词义上看，编研就是编辑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简称。而在档案学理论界一般称“编纂”居多，高校的一系列档案法规则普遍使用“编研”，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23条使用的是“编辑”，直至1980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中使用了“编研”，才逐渐成为档案工作和档案研究的一个专业术语[1]。

现有研究有关编研的概念表述各有不同，综合起来有：严永官（2001）认为编研是“编”和“研”的集合，外延较“编纂”要大，现在需要大力研究的也正是“研”，既能扩大其适应范围，又能丰富其知识结构体系。可见，由“编纂”到“编研”的发展是信息开发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大变革[2]。美国杰出档案学家之一谢伦伯格在其经典著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档案既是用于“永久保存的”，又是用于“查考和研究”的，而能将“存”和“用”两者完美统一起来的即是档案编研工作。杨冬荃（1994）对“大编研与小编研”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前者是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更能体现编研工作发展的新趋势与新走向的判断[3]。陈惟(2011) 提出从信息管理角度，编研作为信息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方式和环境来看待，因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4]。张兴辽等（2010）认为通过地质资料编研形成多用途、多功能复合型信息资源，可极大地扩大地质资料应用领域，提高利用效率，使地质资料的潜在价值得到最大地发挥［5］。颜世强等（2013）提出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开发可以认同为编研，就是根据社会需求，将地质资料中的有用信息系统化、有序化，制成专题服务产品，是对地质资料中有用信息的深加工[6]。以上研究成果，无论哪种概念均没有系统地探讨编研的内涵，针对地质资料编研的研究更是缺乏权威性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而对不同地质资料用户感知编研成果质量的内涵及其评价的研究就更少。

1.2 编研的特点

编研的突出特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产品的个性化。大数据的应用将推荐系统通过建立用户与信息产品之间的二元关系，利用已有的选择过程或相似性关系进行个性化推荐，从而实现信息资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优质服务。二是编研模式的多样化。信息技术创新，对编研成果的质量提升和内涵扩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与传统编研成果相比，其成果多样式更具艺术性与感染力。三是编研成果数字化。当前，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机演进，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将无处不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日益交汇融合，传统地质资料编研服务面临深刻变革。

2 开展地质资料编研的必要性

本文所提及的地质资料编研是指根据社会需求，将地质资料中有用信息进行系统化、有序化深加工，将蕴藏的地学价值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要素，制成专题服务产品，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技术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展编研能凸显地质资料服务价值的取向。地质资料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其编研成果能渗透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要求“推进地质资料的研究开发，充分发挥现有地质资料的作用，避免工作重复和资料浪费”。这些规定旨在通过开展资料编研，进而挖掘地质资料创新经济的潜能，将信息作为新的战略性生产要素充分释放出来，让国家和社会更多地感知地质资料的多元化服务及其效用，对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开展编研有利于将资料中未被完全认识的科学信息和潜在价值挖掘出来，实现地质资料的增值。如辽宁有色103队，根据新认识，对钻孔等地质资料进行二次开发编研，在青城子地区找到多个大矿，价值几十亿元，节约成本数亿元。由此可见，开展深层、多层的地质资料编研形成权威数据产品，使其在民生、农业与城市地质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等国家系列重大新战略中发挥作用，有利于馆藏机构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地质资料大数据要素的最优配置、提质增效，对加快国土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至关重要。

3 地质资料编研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馆藏机构加强地质资料编研能力建设，努力做好产品开发的基础工作，积极探索、挖掘地质资料的潜在价值，服务内容逐步丰富，服务领域大幅拓展。一是汇聚了地质资料资源。一方面通过加强地质资料汇交管理，实现成果、实物、原始地质资料的全面汇交和集中保管；另一方面实现了重要的资料信息聚焦。二是初步构建了地质资料数据库体系与产品体系框架。数据库体系既是服务产品编研的基础，也是产品的一部分。各地地质调查机构和馆藏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职能定位，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对各类基础资料或数据进行深度加工、集成和整合，加强产品开发，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专题服务产品。三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以地质调查成果为主的地质调查数据服务网线上运行，以文件或者公告的形式发布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开发指导目录，指导各单位编研地制动资料服务产品，主动开展服务，满足多方需求。目录主要内容是产品类别、内容、形式及鼓励与限制措施等。

但同时，开展地质资料编研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信息资源交流不畅，编研缺乏权威数据

依据《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第四条，我国地质资料采用集中管理模式。国土资发〔2011〕78号文，要求各级馆藏机构建立统一的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对地质资料汇交实行全程监管。2013—2015年，地质资料汇交率由22%上升到36%。但由于涉及到数据开发者、管理与散发数据以及投资者等诸多关系复杂，以及数据著作权的保护等原因，除国家投资产生的公益性能共享外，像压覆、价款评估、地灾、科技、工勘等资料，由于报告涉及较少[7]，可供编研、利用服务的资料范围较窄，缺乏充足、权威的信息数据共享，不利于地质资料编研全面开展。

3.2 知识服务意识不足

知识服务是编研工作的深层次服务形式。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质资料以往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升级的新需求。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与城镇化建设，需要地质资料编研产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成果表达更加直观多样、覆盖面广、渗透性强、内容丰富及实用性强。以特里·库克（Terry Cook）为首的档案学者们曾经呼吁，档案人员应该“停止扮演保管员的角色，而成为概念、知识的提供者”[8]。

3.3 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编研增值能力偏低

编研工作的质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知识理论水平、野外观察、对资料研究的局限等，而技术人员可以提供高编研质量和成果增值服务。根据全国地质资料馆提供的数据，国家和省级馆藏机构人员按专业结构分，地质专业人员最多，有195人；从事档案与信息的人员相对偏少，分别为56人与35人，各占总数的12%和8%（图1）。由于技术人员缺乏，大多数馆藏机构主要停留在一般性供图、供数据、借阅、复印、查询，而未开展编研工作，更缺乏有重大影响力的分析及成果应用。相比，国外发达国家对地质资料产品开发、编研的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保障设施到位。2010年《地质资料信息服务集群化和产业化研究》课题组对地质资料信息服务情况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地质资料开发质量不高问题占37%，服务与需求脱节问题占44.5%，这与国外地质资料丰富的信息服务内容和形式占65.4%形成鲜明对比。

图1 33个馆藏机构人员专业结构

3.4 编研政策缺乏力度，与需求有较大差距

我国地质资料管理制度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及各级规范性文件，但尚未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地质资料编研开发与利用政策保障体系。即使是《地质资料管理条例》中也没有对馆藏机构要开展地质资料编研进行义务性规定，这很容易造成地质资料管理者对地质资料编研的内容、范围及程度自由裁量，少开展或不开展编研工作。除了缺乏对编研效率评估与监督的全国性指导政策，对编研产品内容与保障条件的支撑力也不足。相比，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信息资源增值开发与利用规章，这些规章要求政府部门能够提供编研开发与利用的结构、定价标准、编研流程并有细致地解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 推动地质资料编研工作的政策措施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做好国土资源档案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15〕151号），提出要“切实做好档案编研工作，加强对国土资源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形成深层次、高质量的国土资源档案编研成果，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政策研究、依法行政等提供参考”。这为地质资料编研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4.1 把握四方面问题

一是树立高效服务观念，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对于馆藏机构来说，掌握服务的精髓，就是要构筑以质量为核心、全方位满足不同需求的大服务体系。其中，坚持按需编研，提高地质资料编研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使得编研成果更加符合社会需求是关键。也就是说，经济建设发展到哪里，地质资料编研就要延伸到哪里。发达国家的编研工作对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随着地质工作深入和形势发展，地质编研要向更深的地球科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向更全的地球科学服务、更宽的群众延伸服务功能如旅游地质、地质灾害等知识内容开发产品，实现从战术到战略层面稳步推进和发展。

二要正确处理好保密与应用的关系。对地质资料信息进行编研，是对涉密地质资料进行脱密技术处理的一种方式，可能会给资料安全带来巨大挑战。但在挑战面前，人与数据的关系应当是扩展，而不是压缩。因此，在处理保密与编研开发的关系时，必须能够解决好地质资料开放的法律保障机制、地质资料资产界定与使用、涉密地质资料的保护等相关问题。美国政府为尽可能推动所有数据开放，非常注重加强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采取了各种行动计划在市场经济中探索技术发展与信息隐私的平衡，便于经济、科研、个人等主体及各领域挖掘其中价值。

三是夯实编研工作的基础条件。基于地质资料公共产品的特殊性质，应确保馆藏资料编研工作正常开展所需经费。进一步完善馆藏机构设备，逐步扩大技术人员的编制数量，便于馆藏机构积极推进地质资料编研工作的开发，增强馆藏机构在区域内配置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的能力。

四是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五大发展理念”，既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又展示了政府的全新定位，即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质资料过去简单的收、管、用方式罔顾效益、不求实质的服务方式难以持续。政府部门要适应新常态下地质资料管理职能转变，改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提供政策、技术及权威、可靠、及时的国情国力数据，积极引导编研工作做到“科学发展、数据先行”。

4.2 推进五方面措施

一是健全地质资料编研的相关法律保障体系。①完善当前地质资料管理体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通过一系列政策与法律来保障信息资源开展编研、实现增值。美国政府信息政策的整体框架中，如信息自由、信息产业、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已成为对政府信息资源增值开发利用的基本行为准则和规划。英国则建立专门法律来管理编研整个过程，且通过一定的效果评价体系来评判馆藏机构编研开展的工作效果。②推进地质资料开放、共享及安全保障的相关立法与标准制定。③规划重点领域地质资料编研方向。④强化地质资料编研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人才、资金等保障措施。

二是加快推动地质资料共享与开放，构建权威大数据仓库。继续完善现有地质资料监管平台，逐步将其它相关行业（铁道、城建、工程）的数据统一到监管平台体系中，实现平台共享。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要推进地质资料汇交诚信体系建设，保证数据的完整、准确、及时；另一方面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地质资料纵横向共享，建成国家地质资料大数据仓库，为地质资料编研提供大数据支撑。

三是不断优化编研开发环境。知识经济时代赋予了馆藏机构新职能，这要求地质资料编研具备主体、客体、目的及环境四要素。美国文件与档案鉴定方面的一代宗师谢伦伯格曾主张“机关官员要对鉴定文件的原始价值负主要责任，证据价值则由档案人员来决定，情报价值也由档案人员来判断”。为尽可能涉及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档案人员需要凭借其作为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教育培训，并与“问题专家”进行协商，从而确定文件情报内容的重要性。显然，地质资料编研管理的主体、客体、目标与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能产生特定的作用和效果。因此，要不断优化地质资料知识管理环境。

四是不断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人们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编研人才队伍的关键是看其解决重大问题能力的高低，创新能力的强弱。要积极推动地质资料馆藏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激励机制，激发编研队伍人才的创新力，让每位成员的自主性、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都得到充分地尊重和鼓励。

五是定期举办地质资料产品推介会。围绕世界地球日、国际矿业大会等重要活动，不断向社会推出精品专题产品。同时，定期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举办各种形式的地质资料展览会有利于推动地质资料编研工作的发展，扩大地质资料管理工作的影响，提高地质资料工作的社会地位。

[1]任存志.编研一词的由来和编研工作层次[J].档案学通讯,1995(4):56-57.

[2]严永官.档案编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J].中国档案,2001 (3):43-45.

[3]杨冬荃.大编研: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势和新出路[J].档案与史学,1994(2):77-79.

[4]陈惟.高校档案编研之探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1:5-7.

[5]张兴辽,豆敬磊,郑亚琳,等.强化地质资料编研开发,为实现地质找矿新突破提供信息支撑[J].地质通报,2010(4):622-626.

[6]颜世强,王黔驹,丁克永,等.地质资料服务产品开发研究[M].北京:地质出版社,2013.

[7]刘莉茗,金世超.对湖北省做好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思考[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7(1):65-68.

[8](加)特里·库克.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观念:后保管及后现代主义社会里信息与档案管理中面临的一场革命[J].刘越男,译.山西档案,1997(2):7-13.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in China

DONG Jianmei (Chinese Academy of Lan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Beijing 101149)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is to process and research geo-information and provide users with "value-added" geological data products. Carrying out the work of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is very important for reflecting the public nature of geological materials, improving its social status, and playing a role in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geoscientific research.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are the decentralized management of geological data resource, low value-added ability, lack of service strategy consciousness and weak support capability. The measur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work of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are as follows: (1)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2) accelerate the sharing and opening of geological data and build the authoritative large data warehouse; (3) continuously optimize the R & D environment; (4)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5) regularly hold geological data products promotion.

geological data; compiling; problem; suggestion

F407.1；F062.1

A

1672-6995（2017）07-0053-04

2017-03-21；

2017-03-24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题（1212011220335）

董建美（1973—），女，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硕士，主要从事地勘产业、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