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夫

当地时间2015年9月9日，丹麦Kliplev，一批难民沿着公路行走，这些难民不希望在丹麦等级，试图步行前往瑞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为了比较深入地了解美国公众对难民问题的态度，我们有必要先对所谓“地中海难民问题”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此看美国是如何从欧洲对待难民问题的困境中吸取教训的。

二战之后，世界局势进一步分化，局部政治、宗教的冲突加剧，导致地中海和中东某些地区种族和教派关系更趋紧张和恶劣。历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阿富汗乱局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中海难民”。近年来，“阿拉伯之春”和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导致叙利亚国内战乱，政府军与反政府军之间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而位于红海西岸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因为自独立以来一直饱受内战、原教旨主义和与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之苦，且伴随多次严重的自然灾害，所以也成为难民渊薮。因而自2014年以来，“地中海难民”问题变得比以前更加严重，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这些难民，有些是自己单独行动，有些借助“蛇头”，拖家带口，甚至成群结队，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全方位地偷渡进入欧盟境内。如果未被发现或阻拦，他们就非法居留下来，否则便以各种理由寻求难民庇护。

据欧盟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已超过50万难民为了进入欧洲而“冲入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数已达数千人。这些难民中，有40%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两个国家。此外，科索沃人，阿富汗人，伊拉克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是这支“难民大军”的主要成分。而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船民比例虽暂时下降，却也是困扰欧洲几十年的“老大难”难民源，并没有终止。

难民首先涌入的是希腊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再逐步向其他欧洲国家蔓延。

无比敏感的“政治正确”

正当“地中海难民问题”令欧洲国家深深处于两难境地的时候，一个悲剧又把全世界的同情和关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15年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因溺水而不幸丧生，其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被传遍全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同情。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确”。

9月9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宣布了一项“欧盟内难民强制性配额”计划，对23个成员国进行强制性摊派，由各成员国分摊接受共计16万“地中海难民”，甚至要求人口很少的卢森堡也要接受配额。只有事先就宣布不参加并获得布鲁塞尔方面认可的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国未获配额，但也被要求“自愿接收”。

与此同时，在民间，小库尔迪之死带来的“催泪效应”让许多欧美国家民众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责政府缺乏人道精神，呼吁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在德国、法国和英国，“9·2”后支持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民调比率一度飙升，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出现捐赠物资塞满道路的盛况，而加拿大的民调也显示，高达70%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得更多，54%民众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

在这样的舆情、民意和“政治正确”导向的影响下，欧盟各国领导人早些时候对接纳难民的谨慎态度开始逆转。最具戏剧性的就是，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曾当众告诉巴勒斯坦难民小女孩“德国接纳不了你们这么多人”而将之惹哭的德国总理默克尔，“9·2”后却一下成了对“地中海难民”最慷慨的世界领袖，被称为“默克尔妈妈”。曾公开宣称“法国绝不认同配额”的法国总理瓦尔斯改口，在社交平台上称“对难民的不幸忍不住热泪盈眶”。原本对接受难民问题一直不松口的英国，也由首相卡梅伦出面表示“愿意根据情感和能力的综合考量自愿接纳一些难民”。其它一些国家或政要也纷纷作出象征性姿态，美国于2015年9月8日宣布，将在本财年接纳至少5000叙利亚等国难民，两天后又增加到1万。

“默克尔妈妈”为欧洲带来负面效应

欧洲之所以在“9·2”的催泪弹效应后竞相秀“慷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地缘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有所作为。

欧洲离中东战乱地区太近，历史上又有接纳这些地区的难民的传统，50万以上“地中海难民”早已源源涌入欧盟各国，其中大多数挤在靠近战乱地区、经济状况又较差的意大利、希腊等国，令这些国家叫苦连天。他们不断呼吁“欧盟一盘棋”，要求所有成員国分摊负担。而率先“秀慷慨”的德国其实也不愿独立背负如此沉重的包袱，因此成为实行“配额”的最大“推销者”。面对欧盟内部步调的不一致，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甚至威胁，对反对“配额”的部分东欧国家施加停止支付欧盟基金补贴的经济制裁，其目的是让整个欧盟为德国的“慷慨”多少背点书，分摊一点压力。

欧洲国家既然有苦难言，心照不宣，“9.2 事件”后那种“一边倒”的“政治正确”就迅速地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而欧盟的强制性“配额”也很快引发内部的强烈争议。许多不久前才表示对难民“有条件接纳、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接纳”的欧洲国家，在10几天后就迫不及待地“关门大吉”了。

这是因为，庞大的难民潮其实已经让让欧洲吃不消了。被德国的慷慨吸引而来的汹涌难民潮，很快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感受到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欧元区国家边境署Frontex于2015年9月15日公布的报告称，全年估计有50万以上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德国仅慕尼黑一地，自15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抵达的难民就多达6.3万，成千上万的难民还在不断涌向德国，平均每天万人以上！一些城市的交通系统已无法正常运转。德国民意因此在短短几天内迅速逆转，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在难民危机处理方面的工作“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甚至连默克尔的一些重要盟友也开始发出不同声音。迫于近乎失控的形势，9月13日德国不得不大面积停开德奥铁路客运，并恢复了德奥间的边控，14日下午，全年已向德国运送45万难民的奥地利至巴伐利亚铁路停开，并规定只有欧盟公民或持有效证件者才能通过边境，德国宣布“这种措施或许会在德捷、德波边界推广”。

德国的措施迅速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少国家纷纷关闭边界。在这种情况下，9月14日，欧盟内政部长会议最终也否决了9月9日提出的“强制配额”，这个配额因此而流产。

这些事实表明，出于人道对难民伸出援手固然很好，也符合欧洲的文化传统，但一旦难民潮导致本国公众的生活受影响，触及自身的利益，民众和政府就要从现实出发，对事件作深度的评估了。

纠结之后的冷静思考

其实，欧美许多国家最初对叙利亚难民的态度是暧昧的，并不表现出超格的热情。2015年5月虽迫于屡屡发生的难民船悲剧而推出了第一个“强制性难民配额”，但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然而，如上所叙，“9·2”事件的轰动效应让欧盟各国政府遭受到难民同情者的强大压力，迫使它们顾及舆情民意，不得不表现得更“慷慨”。但是，这样一时的痛快淋漓很快就显现了明显的后遗症。成千上万的难民已“不请自来”，对本来经济状况已经不甚乐观的欧洲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于是，随着新闻热点的冷却，担忧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政府和民众不得不回到现实，考虑如下的一系列问题。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讨论如何应对欧洲难民危机计划。不过，这一場面对被媒体戏称为“壁咚”。

首先，历史上大规模、几乎失控的难民潮 （如越南船民、巴勒斯坦难民、非洲难民等）都曾给输入国带来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中东难民的移民成分和情况甚至更为复杂，已在许多国家催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如英国伦敦托特纳姆骚乱、法国《查理周刊》事件，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人质事件等，早已让西方国家心有余悸。

二是，难民一下子难以适应接纳国的文化环境，短时间内不能对社会生产力有所贡献。例如，在德国，一些分析家指出“难民从素质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马上填补德国劳动力缺口”。

三是，缺乏对难民有效的甄别，不能排除在难民中混入怀有制造恐怖袭击目标的极端宗教分子的可能。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已开始担心ISIS等极端原教旨分子混杂在难民中涌入，报端上开始出现“只对‘真难民慷慨”的提法。2015年11月的巴黎连环爆炸案，更是震惊了民众。

四是，即使欧美国家能以仁慈之怀接受如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其实也只能起到杯水车薪的作用。因为“地中海难民”的根源是战乱和贫穷，这个状况没有改善，就没法根源难民潮的问题。正是因为战乱和贫困，即便“阿拉伯之春”结束，“地中海难民”问题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非洲船民问题就是一个例子，长期困扰欧洲。当小库尔迪不幸丧生的“照片效应”慢慢被淡忘，那些令欧洲国家领导人头疼的现实问题，包括就业压力、社会福利竞争、文化差异、治安问题、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等，就随时可能重新唤起各国针对难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至仇视。

最后，难民涌入导致的欧洲国家各自闭关，是对欧盟体制的直接挑战。“地中海难民潮”引发了欧盟各国内部重新设立边境检查的连锁反应，这是对《都柏林协定》和欧盟境内人、货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这一“欧盟最伟大成果”的严重动摇。如果任由这种连锁反应蔓延，或放任德国和东欧诸国间因难民问题相互拿欧盟义务“做劫”，很可能最终危及欧盟团结统一的基础。正因如此，默克尔才不得不紧急“灭火”，呼吁“需要重铸欧洲精神”，称“我不认为威胁是达成协议的正确方式”。因此，因民调和“政治正确”而匆匆开放的“欧洲之门”，很快又因新的民调和对“政治正确”的无形纠正而重新收窄。

欧洲难民愈演愈烈，数千名难民通过塞尔维亚边境涌入匈牙利。这些难民试图自行离开临时安置点与警方发生冲突。

从地中海难民由来已久的历史看，不管欧美等发达国家如何从人道的角度伸出援手，哪怕是把接纳难民的程度提高到不惜影响和牺牲自身社会稳定、交通安全等等的地步，也难以解决发生在战乱地区的局势，缓和源源不断的难民潮。相反，加大接受难民的步伐，直接的结果是进一步鼓励了战乱地区民众踏上离乡背井的移民之路。

因此，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治理难民源，包括帮助中东动乱地区平息战乱、政治及种族清洗和宗教迫害，协助难民重返家园和恢复经济，构建有利于长治久安的地缘政治秩序，并为当地的和平、发展提供国际保证等。这些措施，需要目前四分五裂的国际社会各重要成员国迅速达成共识并诉诸实质性行动。但是，目前美国和英国对解决叙利亚问题持有自己固有的看法，它们虽放低声调表示“一切好商量”，却始终把“巴沙尔下台”当作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关键，而俄罗斯公开向叙利亚派兵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对叙利亚军方目标的打击使美俄关系更加微妙，而军事打击一旦开始也就会有理由继续，从而可能加剧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