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民

【摘要】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主义和宗派倾向的活动方式之中，从而使中国革命长期徘徊在“走俄国人的路”的盲动之中。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着重思想建党”的方针而逐步形成党内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的“四个基本规范”和“四个着力抓手”，建构起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也完成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转变。

【关键词】毛泽东；党内政治生活；四个基本规范；四个着力抓手

一、引言：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两种活动方式产生的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通过党内组织生活、思想教育、纪律检查、批评监督和权力制约等等措施，为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展开的政治活动。它具有政治性：要保持党的先进性质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时代性：要探索时代特点和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原则性：要按照党的原则和方针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解决党内矛盾与问题；战斗性：要勇于批评及自我批评，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组织和每个党员成为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是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政治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归根结底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而展开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成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党内政治生活就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活动方式；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将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活动方式。两种活动方式之间的斗争，必然要围绕着决定党是否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而展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既有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又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社会。这对于当时刚刚面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新文化运动的失望，而又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无需思考而信心十足的革命道路。而且，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更符合近代中国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急躁情绪，加之党在“二大”以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十月革命的道路作为中国革命的道路，即“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逐步形成“照抄”、“照搬”的教条思维；“一次革命论”的政治路线；服从共产国际的宗派倾向；工人总同盟罢工和“城市武装暴动”等等活动方式。它以右倾特别是“左”倾错误路线为基础、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为特征、以党内“家长制”和“一言堂”为领导方法、以“唯书”、“唯上”的盲从心理和残酷的党内斗争为支撑，且具有全党都期望中国革命早日取得胜利的盲目乐观，从而在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又使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与十月革命的斗争道路发生矛盾冲突。要在中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困难重重，迫使党内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而探索中国革命的具体内涵。党的“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初步纲领、“三大”提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战略方针等。因此，党内政治生活又极为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斗争联系群众、特别是容许批评和协商的思想作风。从大革命时期党内关于农民问题的争论，到“八七会议”之后各地開展的武装暴动及创建苏区的斗争，党内又面临着是以土地革命的方式继续“走俄国人的路”，还是开始“走自己的路”的道路选择。党内政治生活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基层，其争论的内容和层次有所不同，但争论的实质或多或少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有关。如党内高层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对李立三错误究竟是右倾错误，还是“左”倾错误；究竟是路线错误，还是策略错误；党内基层如红四军“九大”召开之前，朱毛之间关于是设“前委书记”还是设“军委书记”之争，等等。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为焦点和难点而展开的党内政治生活的争论，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是为夺取城市政权进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尽管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都有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弊端，但它们又确实开辟出根据地和夺取过若干中小城市。而尽快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急切的革命理想。“走俄国人的路”和“走自己的路”，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是犬牙交错、内容互通、相杂胜负、一时难分伯仲，要以事关全局的重大失败来认清孰是孰非。

其二、根据地党组织内部政治生活中的争论问题，既有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也有土地革命之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斗争（例如土地国有还是个体农民私有等等），更有土地革命是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服务，还是为迅速夺取城市政权服务的路线之争。在“左”倾错误路线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有些问题，中央高层会和根据地党组织基层采取基本一致的态度。但在路线问题上则是上下相抗，必然采取以上压下、以上打下的党内斗争方式。

其三，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争论，最终是要通过革命斗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总结，以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又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是中央领导是否具有政治权威的核心作用，即能否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作为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转变的政治基础。二是党内高级干部是否坚决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以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三是党内民主是否生动活泼，以心悦诚服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四是群众批评监督的民主权力能否实现，以使党内政治生活得到群众的认同。

二、党内错误的政治生活方式与错误路线相互支撑而占据党内思想统治地位

党内政治生活之教条思维和宗派倾向的活动方式，无疑具有其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予以理解和把握：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到1927年“八七会议”的前夕，为第一阶段，或可称为党内政治生活之教条和宗派活动方式的肇始时期。党的“一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后，由三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失败所致，而使党内高层的政治活动呈现出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是若干杰出的高层领导，例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邓中夏、毛泽东等不断总结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的斗争经验，进而提出中国革命的若干新思路、新想法，而且成为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如党的“二大”、“三大”、“四大”提出的纲领和口号）。另一方面，上述探索又是分散零碎而不成体系的。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要求党的工作中心转向农民运动，可以成为探索的基点，但不为党内高层决策所采纳。同时，共产国际采取支持国民党的工作方针，而使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终于提出“二次革命论”的口号。其实质是将十月革命的道路予以固化：即由国民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再发展资本主义而壮大无产阶级，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受到党内高层的若干批评之后，便以“家长制”和“一言堂”的方式统治党内政治生活，不仅难以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状况，反而被共产国际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统治全党，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更要从组织上予以改造。使党内高层在“八七会议”上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使共产国际开始直接干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

从“八七会议”召开到延安整风之前为第二阶段，即“左”倾错误路线和活动方式长期统治党内政治生活的时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一次比一次“左”的错误路线，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这样一种压抑态势：一方面是“八七会议”以后相继发动组织的各地武装暴动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层次不同、认识不一地开始实施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作为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有效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党内高层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严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配合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认为这既是遵循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又可避免各个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组织农民小资产阶级化。并且，共产国际开始直接决定中共领导人选、且派代表直接指挥中共活动、大肆推行肃反运动等等措施，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中共党内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批评监督的民主生活，造成了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方式，增强着党内“唯书”、“唯上”的盲目服从心理。加之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反革命“围剿”而使“左”倾错误路线和思想方法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准则，反过来又支撑着“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地位，而使转变党内政治生活的“左”倾活动方式成为关键环节。

尽管上述教条和宗派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因为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而使中央领导层面既无政治核心，也无政治权威；且党内高层始以意见分歧而分离，终必服从国际而形式统一；又缺乏党内民主，实施棍棒纪律，难分青红皂白，冤假错案众多；群众监督更是无从谈起。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组织关系以及中共组织体制的特点等等因素，使斗争实践经验对党内政治生活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亦即发动组织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的问题意义重大。但是，当时占据党内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都是忽视农民问题的。一则依靠资产阶级提出“二次革命论”；一则依靠“城市武装暴动”提出“一次革命论”。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报告中所说：他们都是忘记马克思主义，不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因为他们都不要农民。在中国“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从1927年3月向中共中央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同年10月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以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开创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始终坚持以农民群众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与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作曲折的斗争，不断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各项的具体方针和政策。三、“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机制初步改变党内政治生活的“左”倾活动方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发展到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总结斗争经验而制定和贯彻落实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使斗争方式发展成为斗争道路。它们已经形成如下实践机制：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工作的机制。

党的建设机制，即“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统一。以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小组的组织系统实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一系列具体的严肃的纪律规范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以党团训练班培养锻炼党的各级干部；以思想教育和党内批评来发动组织党员干部自觉地改造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调查研究和群众斗争来培养党的实事求是和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报刊舆论和群众组织发动组织群众来批评监督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以严肃明确的苏维埃法律来惩治党内腐败特权；以总结斗争经验来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以工农群众真心实意投身革命来倒逼党的思想作风改造，等等。

武装斗争机制，即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方针、原则与方法的统一。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的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為中心内容的军事政治斗争；以红军官兵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来处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以正规红军、地方武装和民众武装的三级结合展开反“围剿”的群众战争；以红军运动战的“十六字诀”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而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各级士兵委员会的权利来实现官兵一致的军队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以严肃的军纪军规规范官兵行为来实现军民一致；以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方式来实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以“积小胜为大胜”的方式鼓舞军民的斗争信念；以为群众办实事来发动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等等。

土地革命机制，即党领导土地革命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统一。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者、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来领导土地革命；以变革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改内容来实施土地革命；以乡为分配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配政策来实施土地分配；以贫农协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来参加土地革命；以优抚政策帮助烈属军属来耕种土地；以土地分配政策瓦解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军心；以报刊舆论和群众组织的批评监督来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等等。

根据地建设机制，即党领导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统一。政治（政权）建设以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来掌握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各级各类的群众组织和报刊杂志批评来监督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行为；经济建设以关注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宗旨来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以多种互助合作组织来领导展开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群众性的扫盲活动为基础，从而提高工农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社会建设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领导各种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开展优抚烈属军属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工作，等等。

群众工作机制，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工作机制。以各级党、政、军、团组织和各级群众组织的共同协作来关注群众的生老病死、柴米油盐和孩子上学等等切身利益；以群众批评和监督来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形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信访方法和上诉方法处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以工农群众的评价来衡量党的群众工作的绩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等等。

上述机制作为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机制，是在各根据地的各级党组织政治生活的斗争中实现的。亦即毛泽东在此期间所写《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中所提到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之间的斗争：即党和红军的群众工作与单纯的军事观点之间；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与极端民主化之间；严肃认真的批评与非组织的批评之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与主观主义之间；以调查研究而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与“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之间；切实关心群众各项物质利益与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之间的斗争等。通过这种斗争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逐步确立四个基本规范：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们以求真求实的思想方法，承担着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艰巨任务，逐步地将由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家族血缘关系所造成的一盘散沙式的工农群众团结改造为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将“工农武装割据”的各项具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化为工农群众生气勃勃的斗争实践；将党内政治生活之由“左”倾活动方式所造成的分裂和失望的状态予以艰难的改变；并且通过各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特别是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历史比较，从而动摇着党内众多高层领导的教条思维和盲从心理，使他们在“湘江战役”惨败后，通过比较认识而在遵义会议匕认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四、毛泽东分析批评“左”倾错误路线而阐明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和思想方法

“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党内政治生活的活动方式的初步改变，仍然是一种感性认识（经验认识），即通过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认同孰是孰非，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之后，“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已经不起作用了。但这并不等于说党内高层已经认识“左”倾错误是错误的路线。因为“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而破除“遗毒”既要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路线的高度阐明“左”倾错误的实质和危害，更要从思想方法上阐明它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危害。

毛泽东利用遵义会议和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的有利条件，首先开始做理论分析的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长期存在的以民族资产阶级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实施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策略，是中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及买办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将其分为右翼和左翼。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失误，损害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实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革命的阵势已经由局部性转变为全国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策略，要转变为抗日时期的“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工农共和国”的口号要转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要根据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而提出新的政治路线。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四个特点：即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弄不好还可能失败。同时，反革命的“围剿”和革命的反“围剿”斗争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我们应当采取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态度，既不能“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打；也不能“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的打法，而必须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即反对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坚持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而实施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而实施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而实施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而坚持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坚持严肃的政治纪律和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及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而实施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自我孤立政策而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最后是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要有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新的军事路线。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要求全党根据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既反对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以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要成为党新的政治路线。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相继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与认识之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比较系统地批评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错误，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方法；《矛盾论》则以唯物辩证法之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理，比较系统地批评以普遍性反对特殊性、以絕对性否认相对性、以斗争性抹杀同一性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为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理论基石。

五、毛泽东着重抓好高级干部整风运动而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

毛泽东的上述总结和归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未曾有过的政治结论。但在教条与宗派倾向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是难以引起重视的。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11月太原失守后仍然难以为党内高层所认同。在1937年底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以“共产国际指示”的方式提出“两个一切”的口号，并且责难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与会人员大多做出自我批评，以赞同王明的意见，使毛泽东倍感孤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郑重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党内高级干部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非背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和现成的结论，藉以贯彻落实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新阶段的政治路线。但在党内也几无反应，直到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中央党校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才是中央高层的首次响应。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全党应当明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丢掉主观主义态度、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干部教育方针，但党内还是几无反应。

上述状况促使毛泽东改变思路，一是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着手；二是在共产国际仍然指导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改变为党内高级干部都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实对比法，即编辑“党书”《六大以来》，以事实根据促进思想转变，而非“无的放矢”。为此，从1941年6月开始，中共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发给党内高层认真阅读，从党性高度和以求是方法来对照学习《六大以来》（以后又增加《六大以前》），即从自己亲身实践中认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为什么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左”倾错误路线。然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而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斗争。许多中央高层领导指出“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及斗争策略上的集中表现，并以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检讨自己所犯错误及其主客观原因。毛泽东认为：“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九月会议之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1941年冬季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取得思想方法的突破和思想认识的基本一致。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与《改造我们的学习》一起，为全党开展思想整风运动提出明确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延安整风坚持以高级干部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为重点；一般干部和党员群众学习党的基础知识为基础，采取对照学习文件、写出思想检查、通过群众评议、落实整改措施等方式，实质上是一次集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高级干部的示范作用、党内民主的生动活泼、群众批评监督的切实实现于一体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从而共同推进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中国革命道路选择问题的解决。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一系列有关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今后继续推进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从而必须成为今后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和内涵，方能继续由理论变为实践、由党的奋斗目标变为群众的生动实践。因此，党内政治生活的方式必须转变，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必须坚决维护，必须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这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命运所系，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党政治生活方式转变之后的历史使命。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党内高级干部的示范作用，是高级干部的党性体现，也是高级干部通过严以律己、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使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产生自觉的心悦诚服的自上而下的彻底转变。并且在今后党内各条战线和各个部门的党组织的政治生活中逐步确立政治化和科学化的活动方式，从而有效地实现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现“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实现风清气正和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开展党领导人民群众之生气勃勃的斗争实践。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生动活泼的党内民主，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途径所在，是密切党内同志关系而焕发党员干部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必由之路。党内既有原则性、又有创造性的民主活力，不仅推动着全党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切实有效地转变着占据党内政治生活统治地位的“左”倾活动方式，而且推动着党内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不断深入地向前发展，推动着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等工作，具备更为有效的内涵和方法，从而维护中央领导核心的政治权威，实现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与时俱进。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群众批评监督的民主权力和参与方式，是群众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方式转变的有效形式。党内政治生活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群众应当具有衡量评价和批评监督的权力。他们以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迫切期望而推动整党整风的展开，从而让党员干部从党的宗旨上思考和比较党内政治生活两种活动方式的孰是孰非，自觉地认识和把握党内政治生活活动方式的党性意义和作用，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活动方式转变为联系群众和联系实际的活动方式，以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继续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性和战斗性。

正是基于上述“四个抓手”的统一和作用，延安整风方能彻底转变长期占据党内政治生活统治地位的“左”倾活动方式，从而实施政治化和科学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彻底实现了“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转变，通过党的“七大”而团结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