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华+邱璞

摘 要：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对民营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使受鼓励产业中的民营企业较易获得银行信贷，但并未相应提升企业绩效，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民营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承担了大量由产业政策传导的社会责任，造成了民营企业行为的扭曲。在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本应选择退出市场的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下依然选择留在市场中，不仅降低了企业绩效，也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政策偏好于行政调控以及由政府选择产业内“优胜者”，激发了民营企业盲目超规模投资，不利于企業绩效和产能利用率的提高。规范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理顺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绩效。

关键词：产业政策偏好；企业社会责任；民营企业行为；民营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7-0020-08

一、引 言

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关于产业政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仍是经济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Young[1]对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产业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无效甚至还起到反作用，而Greenwald 和Stiglitz[2]却认为产业政策的存在是必要的。林毅夫与张维迎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下产业政策废立的大辩论，再次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关注和争论。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推动建立了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产业政策的实施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主体已经由国有经济“一家独大”转变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双轮驱动”。产业政策的设计必须与时代相适应，做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民营企业的行为和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民营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还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容易受到宏观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尤其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如何规范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程序，科学定位产业政策的作用，减少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行为的扭曲和对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是新常态下急需解决的新课题。

已有文献对产业政策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探讨其经济属性。王文等[3]以1998—2007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资源错配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产业政策越能提高行业的竞争程度，资源错配程度越低；产业政策覆盖面越大，资源错配程度越低。黎文靖和李耀淘[4]以2001—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产业政策可以激励民营企业投资，但政府行政干预会降低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孙早和席建成[5]认为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与地区市场化程度高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往往忽视产业政策的落实而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市场化程度提高将促进地方政府落实产业政策并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Aghion等[6]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认为产业政策只有将目标设定为激励企业竞争才能促进产业技术不断进步升级，其他产业政策将会遏制竞争，激励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学术界围绕如何界定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大量研究。李伟阳和肖红军[7]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元定义”——在特定的制度下，企业追求在预期存续期内最大限度增进社会福利的意愿、行为和绩效。权小锋等[8]认为在目前中国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更多地成为管理层的“自利工具”。Wagner等[9]深入研究了社会责任与企业伪善行为的关系。Fassin和Buelens[10]指出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逐利性动机下标榜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伪善性行为，将会对社会整体福利产生损害。肖红军等[11]与赵红丹[12]从企业的“漂绿”行为出发对企业的伪社会责任行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对产业政策社会责任属性的研究较少。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之时，不仅仅面临着如何引导产业发展的经济导向，还需要考虑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导向，后者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更大影响，因此产业政策具有十分浓厚的社会责任属性。（2）关于带有大量社会责任属性的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绩效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中国产业政策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忽视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这种带有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对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营企业的影响巨大，甚至可能会激励民营企业做出有违市场规律的行为。本文试图分析承担了过多社会责任属性的产业政策对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营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激励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实现民营经济活力与承担社会责任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往往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直接促进产业升级或抑制产能过剩，既遏制了市场竞争[13]，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政府选择优胜企业的现象[14]-[16]。具体而言，中国选择性产业政策偏好主要表现为：（1）政府选择鼓励性产业，以期快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受到鼓励的产业往往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将社会资源引导到选定的产业中，加速其发展进程。（2）政府选择抑制性产业，这种产业一般存在产能过剩等问题而出现发展困顿，政府以行政的手段强力干预，避免问题扩大，对社会造成更为不利的影响。（3）政府选择优胜企业，该类企业一般具有较大的规模和较强的竞争力，可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在制造业产能过剩时，政府一般通过优胜企业和一般企业的兼并重组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总体来说，地方政府往往要求产业政策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改善程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有着较为复杂的关联，产业政策体现出较浓厚的社会责任属性[17]。所谓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是指，政府以改善民生和提振经济为短期目标，以实现经济赶超为长期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充分就业，并力求避免出现较大波动。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可以具体分为如下几类：（1）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满意程度。这是产业政策的基本任务。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将在2020年前消除重点贫困县，实现7 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此目标的实现需要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的要素禀赋，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措施。（2）淘汰行业落后产能，谋求战略产业先行优势。大规模的落后产能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形成了较大阻力。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平稳优化，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战略举措，也是制造业强国的基础。为了加速中国崛起步伐，获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先行优势，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由此可见，产业政策肩负着优化产业结构的重任。（3）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政策需要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发挥作用。2016年国务院出台《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等法规，表明产业政策还需要肩负着保护环境的重任。（4）促进充分就业，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产业政策社会责任属性最突出的表现。为了避免由改革或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失业冲击等社会问题，政府会通过制定和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为濒临破产或即将倒闭的企业提供帮助。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将扭曲民营企业的行为，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绩效[18]。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具体作用机制如下：

（一）引发民营企业羊群性涌入和同质化投资

中国在工业领域中选择了一些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产业和战略性产业，作为优先发展产业。政府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受鼓励产业，制定财税、金融等方面的鼓励政策并降低进入门槛，市场中素质良莠不齐的民营企业在政策激励下容易大量涌入受鼓励产业。受鼓励产业往往具有资金投入高、研发难度大和规模效益显著的特点，因而在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较少的情况下，企业对银行信贷具有极高的依赖性。银行为响应政策号召，降低了企业获得信贷的门槛，使企业可以以较低成本获得大量的信贷额度，但民营企业并未对获得的信贷进行高效利用，而是进行大规模的同质化投资，加剧了产业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增加了行业产能过剩的风险，对企业绩效造成损害的同时对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在产业竞争加剧和产能过剩风险增加的压力下，银行将提高对受鼓励产业的信贷门槛，倒逼民营企业合理利用信贷资源，增强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以获得更多信贷。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选择性产业政策下，短期内民营企业获得大量的银行信贷极有可能会降低其绩效，产业中形成大量的同质化投资；随着产业内竞争加剧，银行提高信贷门槛，企业绩效将会有所提升，民营企业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

（二）民营企业在从事生产的同时需要履行大量社会责任

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给予企业优惠政策，以招商引资或鼓励本地企业扩大投资。这一过程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双向选择的过程，企业希望凭借当地的要素禀赋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地方政府则需要在众多的企业中选择最适合本地产业规划或最能满足本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企业。这就导致了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互有需求，给二者之间的双向诉求提供了滋生土壤。

从企业角度看，企业选择在某地方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当地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各个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差异化程度不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有最终选择权。为获得投资机会，企业有很强的寻租动机。早期在政府监管不严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通过行贿等方式获得投资机会，通过寻求政府制定“特定的优惠政策”来牟取自身利益。现在由于中央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行贿寻租已经不可行，企业通过大额的社会捐赠、许诺增加当地人口就业机会、增加当地GDP增长和财政税收等方式获得投资机会，并向地方政府寻求政策帮扶。这些举措使得企业寻租具有更加难以发现的隐蔽性，同时也迫使企业承担了一部分产业政策转移的社会责任。从实际情况看，若企业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较多的财政税收和就业机会，那么政府将给予企业更多的政策便利。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对“士”的推崇，另外，很多民营企业家拥有浓厚的从政情怀，从“学而优则仕”演变为“商而优则仕”。因此有相当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地方政府的“编外官员”，或是地方人大代表，或是地方政协委员。这些政治头衔能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便利，例如，获得较多银行信贷、较易获得政府政策帮扶等优势，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个“紧箍咒”，使得民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促使民营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为了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严重不平衡，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和企业税收。政府为给企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建设大量基础设施项目，负担繁重的社会保障支出，超出了财政收入所能承受的限度，形成了巨额地方债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地方政府负债率已经达到30.6%，债务率高达112.8%。截至2015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约16万亿元，负债率高达23.6%，远远超出美国16%的地方政府负债率上限[19]。面对巨额债务，地方政府无法向中央财政寻求帮助，只能依靠自身的财政收入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企业税收，企业规模越大，不仅可以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总体而言，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去干预市场中的企业，激励企业扩大规模、增加就业和缴纳更多税款，反过来地方政府对生产规模较大、上缴税收较多的企业具有偏好性和依赖性，并给大企业更多的政策倾斜。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瓶颈制约、下行压力较大、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如果选择缩小生产规模或宣布破产退出市场，势必造成大量失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分摊成本，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也可以多征税款充实财政。尽管此举在长期可能加剧产能过剩，但短期内可以兼顾企业存续和政府社会责任。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导向会激励民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就业和缴纳更多税款，但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产业政策通过转移社会责任将降低企业绩效。

（三）选择性产业政策激发民营企业盲目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从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来看，鼓励性产业政策往往带来产业的短暂繁荣，而后跌入产能过剩的深渊；而抑制性产业政策也未能有效控制产能增长。以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产业为例，21世纪初期中国钢铁产业产能还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建设需求。为加快钢铁产业发展，2005年政府专门出台《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从产业规模、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指导钢铁产业发展。然而2015年钢铁产业产能过剩已经严重影响整个产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在这样的背景下，《钢铁产业调整政策（2015年修订）（征求意见稿）》出台。钢铁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由来已久，却始终深陷越调控越严峻的窘境。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鼓励性产业政策和抑制性产业政策双双失效的原因在于：

1.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属性和企业自利特征之间存在矛盾

在产业发展初级阶段，企业面临的是投资过少、不能为社会提供足额产品或服务的短缺状态。这时的产业政策以税收优惠和高额补贴等方式吸引投资，政府和企业分别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在产业吸收的投资过多、产能过剩情况慢慢显露时，政府为避免社会利益受到更大破坏，有很强的动机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要求企业提高生产工艺以淘汰落后产能，或下达指标指导企业削减产能，力求以最短時间将产业的发展扭转到正常可控的轨道。但在以生产规模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市场环境下，抑制产能扩张的产业政策与企业寻求规模扩大的本能是相违背的。根据经济学供求关系基本原理，在市场竞争日渐激烈之时，产品价格将会下降，企业为获得利润就必须分摊产品成本，增加产品的产量。同时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张将会对市场中其他竞争者形成一定的威慑，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于是，即使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企业依然有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产能的激励，导致企业间出现产能扩张竞赛。

2.选择性产业政策更加侧重政府作为并追求短期效果，扭曲了市场竞争的作用

由于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将社会责任属性放在首要地位，因而当某产业不景气或出现产能过剩状况时，政府为避免经济下滑等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情况出现，有更强烈的动机制定产业政策干预经济。例如，在钢铁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时，政府通过提高市场集中度、企业间兼并重组等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这实质上是政府主导选择“优胜者”的过程，而非通过市场竞争主导的优胜劣汰实现合理的市场结构。二者之间的实现机制大不相同，政府采取自主优选的方式跳过市场竞争的环节，企图直接实现合理的市场结构。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准确获知各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政府选取“优胜者”的标准是企业绩效和生产规模，一般由规模大的企业兼并规模小的企业。企业为免于被兼并重组，反而有更大的激励去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产能扩张竞赛，最终陷入产能越调控越过剩的困局。

3.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的兼并重组企业难以焕发市场活力

在行业中竞争被限制的情况下，产业中的企业被人为“拉郎配”式的兼并重组，达到理论上最优情形下产业所能包含的企业数量。即便可以短期内缓解产能过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本来就以生产规模为王的中国市场，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方式、带有社会责任偏好性的产业政策可能会加剧企业对生产规模的追求和对大企业的崇拜，导致产业政策失效。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当前的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较大激励，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上期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企业绩效提升。

三、模型构建、變量界定与数据描述

（一）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民营企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剔除非制造业行业的民营企业。（2）剔除ST上市公司、*ST上市公司以及财务和公司治理变量缺失的公司。（3）为了保证企业状态的连续性和平稳性，本文仅选用从2005—2015年连续上市的公司，并剔除发生国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交替的公司。本文的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均通过Excel2013和Stata14.0完成，经过处理后得到161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涵盖了27个制造业行业，遍及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界定

为了分析产业政策偏好对民营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TQ=β0+β1LOAN+β2LOAN2+β3LTR+β4T+β5L.T+β6X+ε

其中，TQ表示企业绩效，LOAN表示企业信贷率，LTR表示企业社会责任，T表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L.T表示滞后一期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X表示控制变量，ε表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具体界定如表1所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民营企业信贷率平均值为0.388，但标准差达到1.045，表明不同企业获得的信贷水平是不一样的。吸收的劳动力、缴纳的税款和企业营业收入平均值分别为7.802、18.371和21.259，且标准差均超过1，意味着企业之间有较大的差异。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值为18.480，标准差为1.589，说明企业之间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差异较大。企业成立年限平均值为20.380，仅有一家民营企业九芝堂成立时间超过百年达到365。企业是否亏损的平均值为0.937，标准差为0.243，表明所选民营企业大多数有盈利。企业营业成本率平均值为0.740，表明企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平均为74.0%。企业财务杠杆平均值为0.836，意味着企业杠杆率偏高。企业总资产净利润率平均值为0.053，表明企业盈利状况一般。企业资本密集度平均值为3.960，表明企业资本密集程度不高，更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管理费用率平均值为0.081，表明企业管理水平良好。企业市值平均值为22.105，表明企业经营状况较好。企业市净率平均值为1.474，表明企业的发展较稳定，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企业政治关联平均值达到0.836，表明大多数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与地方政府有密切关联。企业行业分布平均值为17.289，表明企业涵盖了全部制造业行业。企业地区分布平均值为1.603，表明民营企业主要聚集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

四、实证分析

考虑到三个解释变量与产能过剩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Arellano-Bond GMM动态面板方法消除被解释变量与残差的相关性和固定效应以及可能忽略的变量偏误，分别对企业获得信贷额及其二次项、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及上期固定资产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在GMM检验中，Xtabond2可以同时汇报Hansens J统计量和AR（2）统计量，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因而本文采用该方法进行检验。AR（2）统计量分别为0.195、0.121和0.146，表明扰动项二阶不相关。在稳健标准误下，Hansens J更具有有效性，并过度识别检验，工具变量均为外生。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一）民营企业获得银行信贷的结果分析

民营企业信贷率的系数为-0.722，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民营企业信贷率的二次项的系数为0.035，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而假设1得以验证。这表明企业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关系，这种“U型”关系意味着在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激励下，银行放松了对鼓励产业的信贷门槛，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大量的信贷资源，但这并未提高企业绩效，反而激励了企业进行同质化投资，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了同质化的产能，并导致产能过剩风险增加，妨碍了市场的正常经济秩序。此时由于产业内竞争加剧和产能过剩风险较高，银行将提高信贷门槛，对企业收紧信贷，并经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将素质较低的企业淘汰出局，素质较高的企业留在产业中并合理利用银行信贷，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二）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分析

民营企业提供就业机会、缴纳税款和企业营业收入交互项的系数为-0.001，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而假设2得以验证。这表明民营企业承担了与其自身经营状况并不匹配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在本应缩小生产规模或退出市场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违背市场规律坚持生产，并由此导致吸纳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员工就业数量以及维持生产缴纳的税费，均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三）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分析

民营企业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033，上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0.323，且仅上期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较为显著，因而假设3得以验证。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从开始投资到建成投入使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民营企业当期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必然提升或降低企业绩效，而上期固定资产投资在当期投入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绩效。但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盲目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提升企业绩效，只会加剧本已产能过剩的局面，使得市场秩序愈发恶化。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年末流通股数×年末股价+年末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年末负债总额）/年末总资产来计算托宾Q值，增加固定资产与收入比（FCP）、企业价值倍数（EVEBITDA）等控制变量，并剔除营业收入（RECEIPT）和营业成本率（YYCBL）。调整之后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数值并未发生变化，显著性也未发生变化，因而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產业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只有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以及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文通过对中国现阶段产业政策进行梳理，发现政府设计产业政策的思路长期以来并未改变，存在过于强调政府作为的倾向，既顾及政策的经济效益，又格外重视社会责任。总体而言，中国产业政策具有十分浓厚的社会责任属性，并通过政策实施向企业转移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承担了过多社会责任属性的产业政策对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民营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信贷率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U型”关系。在选择性产业政策下，银行将放松对鼓励产业的信贷门槛，使民营企业较易获得大额信贷。但由于民营企业总体实力较弱且企业素质良莠不齐，民营企业获得大量银行信贷后进行了大量同质化投资，不利于产业的健康发展，且投资同质化极易导致产能的低端化和同质化，造成产业竞争加剧的同时也提高了产业产能过剩的风险，不利于提升企业绩效。（2）由于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双向诉求，使民营企业承担了大量由产业政策传导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增加地方就业机会、扩大产出规模和缴纳更多税款。在制造业产能整体过剩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退出机制不完善，若民营企业退出市场将会造成失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均有较大的激励维持生产，尽管这对整个行业来说将会加剧产能过剩，但可以实现局部地区企业经济效益和政府社会责任的均衡。（3）当前产业政策过于强调的社会责任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同时产业政策过于重视政府的行政性调控而忽视了市场竞争机制。政府选择“优胜者”企业主导市场发展，削弱了市场中有效竞争机制的作用。政府对“优胜者”企业的判断标准有失合理性，激发了市场中的企业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企业对生产规模的盲目追求，降低了企业绩效，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本文研究结论，笔者针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产业政策应在社会责任导向与功能性导向之间取得均衡。成功的产业政策应在促进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过于强调功能性或社会责任属性都会扭曲产业政策的作用。过于强调产业政策的功能性，虽然可以提高市场公平竞争程度，使市场功能得以发挥，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并降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以及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战略性产业可能会出现投资不足的情况。过于强调产业政策的社会责任，无异于给产业的发展增添了过多压力，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培养。因此，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产业获得真正的发展，激励企业创新，有效加速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第二，政府和银行应肩负起一定的监督责任，鼓励民营企业提升绩效。总体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虽然已经是市场的主体，但民营经济总体实力依然较为弱小。选择性产业政策驱动下，素质良莠不齐的民营企业涌入相关产业，政府和银行应对企业进行素质评估，并对企业如何运用信贷资源进行定期跟踪调查，以促进民营企业合理利用信贷发展自身实力，提升企业绩效，同时还可以降低银行形成坏账的风险。通过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督，倒逼民营企业进行自我改革，更为理性地利用信贷资源，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第三，发挥市场优胜劣汰功能，完善民营企业退出机制。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体系基本完善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用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制造业整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应由民营企业家根据经济形势制定灵活的经营策略，缩小生产规模或暂时退出市场。尽管这会对地方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有利的。

第四，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改变企业对竞争力的认知，由现在的生产规模越大则自身竞争优势越大，向创新能力越强则竞争优势越大转变。政府不再自主选择市场竞争的“优胜者”，避免民营企业在投资同质化、产能同质化和生产规模竞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民营经济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政府应尽快树立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意识，减少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

参考文献：

[1] Young， A.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3）： 641-680.

[2] Greenwald， B.， Stiglitz， J.E. Helping Infant Economics Grow： Foundations of Trade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2）：141-146.

[3] 王文，孫早，牛泽东. 产业政策、市场竞争与资源错配[J]. 经济学家，2014，（9）：22-32.

[4] 黎文靖，李耀淘. 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 中国工业经济，2014，（5）：122-134.

[5] 孙早，席建成. 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增长[J]. 中国工业经济，2015，（7）：52-67.

[6] Aghion， P.，Dewatripont， M.， Du， L.，et al. Industrial Polisy and Competition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048， 2012.

[7] 李伟阳，肖红军.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J]. 中国工业经济，2011，（10）：87-97.

[8] 权小锋，吴世农，尹洪英.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崩盘风险：“价值利器”或“自利工具”？[J]. 经济研究，2015，（11）：49-64.

[9] Wagner， T.， Lutz， R. J.， Weitz， B. A. Corporate Hypocrisy： Overcoming the Threat of Inconsist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9， 73（6）：77-91.

[10] Fassin， Y.， Buelens， M. The Hypocrisy-Sincerity Continuum in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usiness Ethics Practices [J].Management Decision， 2011， 49（4）：586-600.

[11] 肖红军，张俊生，李伟阳. 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3，（6）：109-121.

[12] 赵红丹. 企业伪社会责任行为的动因研究[J]. 当代财经，2014，（12）：77-86.

[13] 江飞涛，李晓萍. 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 中国工业经济，2010，（9）：26-36.

[14] 顾昕，张建君. 挑选赢家还是提供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度基础与施政选择[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1）：231-241.

[15] 余东华，邱璞. 产能过剩、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行为波及[J]. 改革，2016，（10）：54-64.

[16] 贺小刚，张远飞，连燕玲，等.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3，（1）：103-115.

[17] 祝继高，韩非池，陆正飞. 产业政策、银行关联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15，（3）：176-191.

[18] 张纯，潘亮. 转型经济中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基于我国各级政府利益博弈视角[J]. 财经研究，2012，（12）：85-94.

[19] 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13，（5）：116-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