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六妹 李莎茜 陈伟梅 赵方 彭巧丽 翁丹英 王雨瑶 王辉

518112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徐六妹、李莎茜、陈伟梅、赵方、彭巧丽、翁丹英、王辉)；330000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王雨瑶)

·论著·

2016年深圳市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认知及性行为现状调查

徐六妹 李莎茜 陈伟梅 赵方 彭巧丽 翁丹英 王雨瑶 王辉

518112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徐六妹、李莎茜、陈伟梅、赵方、彭巧丽、翁丹英、王辉)；330000 江西，南昌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王雨瑶)

目的 了解深圳市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其与不同性伴性行为情况，为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在知情同意下，随机对首次服药前体检的HIV感染者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及相关信息的收集。结果 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91.0%，同性恋和异性知晓率分别为94.46%和80.9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254，P<0.001)；不同学历、收入、感染途径、婚姻状况、居住地等相关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在同性患者中，有58.3%初次男男性行为发生在大学或更早阶段，初次对象为在校同学占44.9%，初次年龄在30岁或以下占96.8%；曾经用过Rush的男同性恋者占42.7%。同性恋和异性恋在临时性伴数和安全套使用频率方面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不同途径感染HIV的人群对艾滋病认知存在一定差异，医护人员在患者抗病毒治疗前后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性安全的健康教育，不仅提高患者对艾滋病的知晓率，也可降低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Fund programs: Sanming Project of Medicine in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Fund of Shenzhen(JCYJ20150402111430657, JCYJ20150402111430627，JCYJ20150402111430645)

随着国家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标准的不断放宽，深圳市抗病毒治疗人数也不断增加，截止2016年9月底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爱心门诊累计抗病毒治疗人数达7 572人。大部分患者为来深务工人口。HIV感染者作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传染源，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特别是男男性行为，他们在抗病毒治疗前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以及高危行为的发生情况将直接影响到艾滋病的二代传播程度[1]。本次调查旨在了解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及其与不同性伴性行为、使用Rush[2]、梅毒感染以及初次男男性行为等情况，为后期抗病毒治疗、降低艾滋病社会传播，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提供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表1 512例HIV感染者治疗前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年2月—5月，首次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爱心门诊进行抗病毒治疗前体检的HIV感染者。所有患者均出具经过深圳市或各区疾病预防疾控中心艾滋病实验室确诊报告，或者不同时间两次艾滋病病毒核酸定量检测阳性报告[3]，并已成功申请深圳市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1.2 方法 在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采用自行设计的Excel表格和艾滋病国八条问卷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进行调查。调查主要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感染途径、发现途径、教育程度、职业、婚姻、工作、收入等基本信息，艾滋病知识，与不同性伴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频率，初次男男性行为年龄、阶段、对象等相关内容。

1.3 评价标准 根据《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试行)》中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判定标准[4]进行判定，8道艾滋病基本防治知识题，答对1道题得1分，得6分及以上判定为知晓，知晓率=6分及以上的人数/总答题人数×100%。

2 结果

2.1 一般信息 2016年2月—5月共调查512例未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其中男性483例，女性29例；年龄：<20岁8例，20～30岁257例，31～40岁185例，41～50岁45例，>50岁17例，平均年龄为31.6±8.42岁；婚姻：未婚325例，已婚142例，离异44例，丧偶1例；教育程度：初中以下106例，高中151例，大专及以上255例；传播途径：同性379例，异性126例，不详7例；确诊时间：<1年389例，1～5年111例，≥5年12例；居住地：城市235例，农村277例；工作收入：0～3 000元142例，3 001～6 000元201例，6 001～9 000元59例，>9 000元94例；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个/μl 89例，≥200个/μl 423例。

表2 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Tab.2 Influential factors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2.2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2.2.1 总体及单个问题知晓情况： 抗病毒治疗前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知识问卷得6分或以上的有466例，总知晓率较高，为91.0%，其中同性恋358例知晓，知晓率为94.46%异性恋102例知晓，知晓率为80.9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1.254，P<0.001)。同性恋和异性恋对“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吗”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见表1。

2.2.2 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影响因素:分别对可能影响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的10个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在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婚姻状况、感染途径、收入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工作情况、确诊时间长短、初次同性性行为年龄以及是否使用过Rush各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HIV阳性患者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可能与学历、收入、感染途径、婚姻和居住地有关。具体见表2。

表3 与配偶、临时性伴性行为情况Tab.3 Sexual behavior with spouse and temporary partner

2.3 发生性行为情况

2.3.1 与其固定性伴及初次男男性行为情况: 有固定男性性伴者103例，其中固定性伴为HIV阳性并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占33.0%，不详占21.4%。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每次使用安全套频率占47.6%，偶尔或从未使用占32.1%。初次发生男男性行为年龄在30岁以下有367例，占96.8%，初次发生同性性行为在大学或以前有221例，占58.3%，初次对象为在校同学有170例，占44.9%，其次社会人员有156例，占41.2%，初次发生性行为时未曾使用安全套有323例占85.2%。曾经使用过Rush有162例，占42.7%。

2.3.2 与配偶、临时性伴性行为情况:同性恋的配偶HIV阳性有22例(25.6%)，与配偶每次使用安全套有26例(30.2%)；临时性伴平均8.66±13.91个，与临时性伴每次安全套使用有107例(28.2%)；梅毒阳性101例(82.1%)。异性恋的配偶HIV阳性有18例(32.1%)，与配偶每次使用安全套有13例(23.2%)；临时性伴平均3.90±1.50个，与临时性伴每次安全套使用有37例(29.4%)；梅毒阳性22例(17.9%)。两组在临时性伴数和安全套使用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3。

3 讨论

未进行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传染源，其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高危性行为的改变可以直接减少艾滋病的社会传播。本次调查结果显示HIV感染者总体上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有较好的认识，说明长期以来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有成效。调查结果表明，未治疗的HIV感染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91.0%，这与黄兴锋等[5]报道92.4%的相当，但又低于姜树林等[2]报道的96.8%。本研究针对不同途径感染人群进行比较发现，同性恋患者总知晓率达94.46%，明显高于异性恋的80.95%，而在“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吗”问题上同性恋患者的知晓率也明显高于异性恋患者，其原因可能与同性恋较集中的特殊活动场所及性伴多不固定、预防医疗机构加强对同性特定人群进行专题咨询、自愿检测及行为教育等有关。本次调查发现，少部分HIV感染者并不认同只与一个性伴保持性行为可以降低艾滋病的传播风险，这与姜树林[1]对北京市朝阳区HIV感染者调查结果一致。这表明我市流动性较大的HIV感染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了解依然存在不足，今后我们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针对进行重点干预。

本次调查发现，HIV感染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高低与患者的学历、收入、居住地、感染途径以及婚姻状况有关，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越高，这与国内多项研究[5,7]报道结果相一致。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层次较高者对艾滋病的认知和接受能力相对较强。研究也显示，收入越高者其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越高，可能与其对艾滋病知识有更高的需求有关。居住在城市的患者知晓率明显高于来自农村的患者，可能是在城市获得艾滋病知识的途径较多；同性感染的患者艾滋病知晓率也明显高于其他途径的感染者，这可能与其在特定活动场所获得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较多有关。另外调查结果表明，未婚者艾滋病知晓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婚姻状况者，可能与其对性的态度和安全要求有关。因此，在抗病毒过程中需要对来自本市以外不同层次、地区、感染途径的HIV感染者加强认知宣教，探索不同方式、简易理解的健康教育措施。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调查对象对“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的知晓率得分较高，但在与不同性伴发生行为时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依然不高，说明有部分患者在认知和行为上分离的现象，这与国内以往一些报道相似[2,8]。结果表明，有相当部分HIV感染者在与其配偶或固定性伴及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时存在未使用安全套行为，同性恋梅毒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感染途径感染人群，提示今后对HIV感染者开展健康教育时，一定要强调使用安全套以避免再次传播疾病。另外调查显示，在是否将自己感染艾滋病的事实告知配偶或固定性伴这一问题上，大部分都能坦然选择告知，让其主动检测，但是仍然有38.0%配偶未被告知，主要原因是担心造成婚姻破裂和被歧视，这也提示今后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应进一步对患者/家属/性伴及朋友等加强艾滋病知识及反歧视宣教。

本次调查发现，同性恋人群临时性伴数明显高于异性恋人群，从未使用安全套的频率高达43.5%，而只有27.2%的同性恋有相对固定的性伴；另有42.7%的同性恋曾经吸食过Rush popper，高于Wang[9]与Yang[10]报道的28.6%和36.6%，这可能与同性恋人群在特定酒吧、娱乐场所等追求一夜情的态度与提高性快感有关。提示今后对同性HIV感染者如何开展切实有效的干预，减少其高危行为的发生仍需要探索有效措施。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同性恋人群中，初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年龄在20岁以下有12.1%，21～30岁占84.7%，发生在大学时期或更早时期的占58.3%，初次性交对象是在校同学的占44.9%，且初次发生性行为时有85.2%未使用安全套。可能因为这一年龄是性活跃期，处于对性行为的好奇和渴望，同时对安全套能有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等疾病的知识相当缺乏，提示政府和教育部门今后应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普及性知识与艾滋病性病的预防宣教。

综上所述，我市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的随访管理干预工作获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不同性伴和性行为改变方面还应加大宣教力度，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需要不断改进现有的干预方式，将艾滋病相关知识纳入日常随访宣教中，采取一对一面谈方式，深度相关知识，提高其治疗和采取安全性行为的意识，降低HIV在人群中的传播。

[1] 姜树林，杨烨，刘英杰，等.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与性行为情况调查[J].慢性病学杂志，2013,14(5)：366-370.doi:10.16440/j.cnki.1674-8166.2013.05.010.[2] Mullens AB, Young RM, Dunne MP, et al. The Amyl Nitrite Expectancy Questionnaire for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EQ-MSM): a measure of substance-related beliefs [J]. Substance Use & Misuse, 2011, 46(13): 1642-1650. doi:10.3109/10826084.2011.599096.

[3] 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试行)[Z].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4]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滋病学组.艾滋病诊疗指南第三版(2015年版).中华传染病杂志,2015,8(5):38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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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Yang G L, Zhang A D, Yu Y, et al. Drug use and its factors among money boy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J].Public Health,2016, 11(140)：213-220.doi:10.1016/j.puhe.2016.06.005

(本文编辑：陈培莉)

Investigation on AIDS cognition and sexual behavior among patients with HIV/AIDS in shenzhen in 2016

Xu Liumei, Li Shaxi, Chen Weimei, Zhao Fang, Peng Qiaoli, Weng Danying, Wang Yuyao, Wang Hui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zhen, Guangzhou 518112, China(Xu LM, Li SX, Chen WM, Zhao F, Peng QL, Weng DY, Wang H);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Schoo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0, China(Wang YY)

Wang Hui，Email：jimmy114337@163.com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s of AIDS related knowledge, sexual behavior with various partners among HIV positive patients in Shenzhen before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nd to provide evidences for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were carried out among HIV positive patients, under the informed consent, during the first physical examination before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Results The overall awareness rate of AIDS knowledge was 91%, 94.46% and 80.95% respectively for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populations,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21.254,P<0.001). In addi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factors related to education, income, route of infection, marital status, residence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P<0.05). In HIV positive MSM, primary sexual behavior occurred mainly at the age of less than 30 (96.8%) and in university or earlier stage (58.3%),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first sexual partner accounted for 44.9%, and once used Rush accounted for 42.7%.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temporary sexual partners and condom use frequency between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subjects (P<0.05). Conclusions Individuals infected with HIV via different routes are variant on AIDS cognition. Health education on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nd sexual security before and after antiviral treatmen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awareness rate of HIV/AIDS infection, but also can reduce the risk of the spread of HIV/AIDS.

AIDS; AIDS related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Sexual behavior

王辉， Email：jimmy114337@163.com

10.3760/cma.j.issn.1003-9279.2017.03.011

艾滋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性行为

深圳市三名工程；深圳市科技创新基金(JCYJ20150402111430657, JCYJ20150402111430627，JCYJ20150402111430645)

2017-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