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傅书华

现代人的心灵漂泊

山西 傅书华

首先我要谢谢大家牺牲休息日的休闲娱乐时间，也不谈养生、股市等，而是听我来谈这样一个精神性的话题。

以文学作品谈人生形态

今天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界，对中国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观点多种多样。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每一个人如何生活，上下几代人之间，或者同代人之间，认识的差异性很大，人生价值观差异性也很大。现在社会的每个人好像都充斥着一种浮躁的，或者不知所以的茫然感觉，但这种感觉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普遍出现的一个时代问题，或者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特点我觉得在深圳体现得更鲜明一些。

在谈漂泊人生形态的时候，我们不好拿今天社会当中的公众人物来说事，这会牵扯到很多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文学是人学，好的经典文学作品一定会对那个时代人生最典型的形态有一个最深刻的表现。我想拿一些文学作品做例子，不是讲文学，而是以文学作品来谈谈人生形态是什么。

超稳定社会结构对文明形态的影响

在讲人生形态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社会历史背景性的介绍。

中国从先秦开始到鸦片战争，叫传统中国，或者叫老中国。不管多长历史，学界有个公认看法叫“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系统”，这个结构系统里，不管朝代、皇帝怎么更替，人生价值系统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夫教子，大家认同这些价值观，都觉得应该这么生活。苦恼只是说，我怎么不能实现相夫教子，我怎么不能实现修齐治平，苦恼来自于自己的明确目标不能实现。这样的价值系统，尽管经过大规模的文化入侵，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文化入侵，从老百姓到皇帝都信佛教，或者大规模的武力入侵，比如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的异族入侵，从皇帝到县一级官员的正职都是少数民族，但这些都并不影响普通百姓的人生观和价值形态，他们都被同化了。

这种社会结构的破碎和人生价值形态的破碎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为什么作为一个起点？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期是先秦，生产形态基本上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代表，只是社会结构形态不一样，比如收税，有各种各样的管理方式，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有自己的文化代言人，这就产生了百家争鸣。

秦帝国诞生之后，整个管理方式把其他的生产管理方式基本上给吞并掉了，实现了郡县制。这种郡县制需要一种文化形态支持它，于是汉代出现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和文化形态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一直很稳定，到唐代达到鼎盛。北宋时，中国出现新的商业文明的苗头，可能导致经济方式和人生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却没有完成，随着蒙古人和满族人入主中原，游牧文化入侵。本来商业文明可以取代农耕文明，面对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再次获得了合法性。

两次异族统治，政权的管理者都是少数民族，但是文化形态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因为游牧文明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取代中原人的人生形态和价值形态，反而是学习、融化到了中原人的人生形态和价值形态中，当融化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之后，农耕文明开始再次向商业文明转化。

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正值中国再次转向商业文明，但西方商业文明正在走向一个转折阶段，它靠自身不能发展下去，一定要向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文明来汲取营养。这时候它的商业文明和资本经济文明发展到了非常强盛的阶段，而中国刚刚处于萌芽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价值形态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开始于北宋时期，比如柳永有一首词《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青春岁月最可珍贵，怎样“免使年少，光阴虚过”，“闻鸡起舞”的目的是什么？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要“针线闲拈伴伊坐”，这就是与传统主流价值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在商业文明初起的北宋，在民间可以说是全民性的，有井水处，就有三变之词。这种追求到什么时代再次发生强大的历史回响？就是《红楼梦》的诞生。

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这一时代新人形象，完全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一种私人性、个体性的儿女情长。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个人性，一是以情感为载体的生命本体性，这是中国现代人生形态最初的发生点。但这一人生形态，在中国无法立足，所以贾宝玉最后的结果是离家出走。稳固的精神家园虽然曾经很好，但是一定要离开，因为在这个家园当中不能生存下去。自从中国社会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之后，中国人的人生就处在漂泊状态中，不知道人生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度过自己的一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形态怎样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标志这个根本性转折的历史事件就是鸦片战争，而文化事件就是《红楼梦》的诞生。

西方两种非主流文明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国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时候，中国商业文明主要受西方两种非主流文明的影响，一是西方资本经济文明，从南方进入的，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五四”运动，从技术革命、政治革命到文化思想革命，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形态，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基本上已经形成。但这样的结构形态在中国没有能够发展下来，因为从国际环境来说，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中国国内，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不能克服的问题，比如贫富的巨大悬殊、官员的普遍腐败、全民性的价值动荡等。

二是日本近代文明。日本文明最早奠基于儒家文明，当中国儒家文明失败之后，日本推行明治维新运动，脱亚入欧，进入西方文明系统，一下子变得非常强大，后来又试图用这种强大的社会形态和价值形态改造中国，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也使中日关系在文化形态上最为敏感。

两种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后都没有在中国得到完全认同。

不同价值导向的局限性

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商业文明、市场经济再次活跃起来，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官员腐败、全民性的价值动荡，中国的文化思想界不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价值指向。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比如现代自由主义、“五四”人文主义，他们觉得应该进一步向西方学习，特别是汲取西方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比如新左派，他们认为应该用过去的革命文化和西方左派文化来构建中国的现代文化。比如文化保守主义，国学热，他们认为现在中国主要应该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要接受西方最新的社会人文思潮。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他们重新肯定第二国际的设想及在北欧的社会实践。比如新威权主义，认为中国只有经过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时代才能推进现代民主化进程。

这些不同的价值导向，互相争论得很厉害，而每种价值导向又不能够让公众全面信服，导致今天社会公众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形态应该如何确立，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形态人生指向怎么和社会相融，不知道怎么追求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妨碍公众的利益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精神没有家园，心灵一直漂泊的社会历史根源所在。

李白有诗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我觉得，面对这样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我们可以选取一种角度，就是通过文学经典作品中的人生形态，给大家提供种种的人生参照系，引发大家的现实思考。文学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这些经典是对某一代人的生活、心灵、精神的极致体现。我们看这些作品，能够知道他们的迷茫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价值指向，始终处在一种漂泊状态的原因是什么。

我只是点到为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些作品。

中国新文学的高峰在“五四”时代及20世纪30年代，我们把那个时代所有的经典作品整理一遍，会发现每个经典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精神上无可皈依的状态。这些作品包括鲁迅的《过客》、周作人的《乌篷船》、胡适的《蝴蝶》、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郁达夫的《沉沦》、冰心的《寄小读者》、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张爱玲的《金锁记》、沈从文的《边城》、钱锺书的《围城》、柔石的《二月》，等等。这是这个阶段大家公认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都表现了一个共同的漂泊主题，成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原型。

鲁迅：没有目标苦寻不已的“过客”

鲁迅最好的作品是散文集《野草》，其中最典型的是《过客》。内容主要是老翁、女孩和作为中年男人的过客的对话。这可以看作是鲁迅的自画像。一个中年男人疲惫不堪，双脚鲜血淋淋地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小女孩。小女孩告诉他，人生的前景是花园。他说，不对。饱经世故的老年人告诉他，人生经历过所有的沧桑，最后走向死亡。他说这也是不对的。那你说人生什么是对的？他说，不知道，要去找一找。鲁迅不承认传统文化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价值生发的根基。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对过去的和现行的东西一概不认可，譬如他说，他不知自己从哪里来。譬如小女孩说，我给你一块布你包一包受伤的脚。他说，我绝对不敢要你的东西，因为这块布会影响我对今后的判断。

鲁迅彻底的革命性、批判性就在这里，他对所有的东西不认可，但他不知道要向什么地方去。鲁迅所有的作品，体现的都是人生的无路可走，非常绝望，但还是要反抗绝望，知道寻找不到还要继续寻找。鲁迅非常冷静，批判性特别强。但是他真正彻底的批判性来自于对社会的理想化和大爱，如果不充满这种彻底的爱与理想性，他就会部分地认可现实，正是这种彻底的爱与理想性的光芒，烛照出既定现实的种种不合理处，也使鲁迅的一生，以批判、攻击性为主，最后痛苦而死。林语堂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在《悼鲁迅》一文中说，鲁迅的这种大爱，像一把火，最后使鲁迅被烧得五内俱焚而死。

周作人：用平和冲淡对抗绝望

与鲁迅在精神世界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是他的二弟周作人。

“五四”时期，文学的高峰是散文。鲁迅讲过，“五四”时期，小品文的成就要高于小说和诗歌，周作人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的写作上。周作人最好的散文就是《乌篷船》，一千多字，很短。他说，有个朋友去他的老家绍兴，这个人以为绍兴是他的故乡，要他介绍那里有价值的所在。但他却说绍兴不是他的故乡。周作人和他哥哥一样，不承认精神家园的所在，认为我们所说的精神家园，就好像他所说的故乡一样，只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对之比较了解而已。然后，他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速度慢的船比速度快的车更有人生的趣味。他和他哥哥一样，不承认从什么地方来，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人生价值是什么。但他跟他哥哥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既然我们不知道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就以审美的态度面对，这些东西要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和我们发生切身的实际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去领略，人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他强调在这过程中的人生姿态。

但是，这种极致的个人至上，无论在以群体中体现个人价值的传统中国，还是在对象化过程中体现个人存在的西方，都是很难做到也很难为人所理解的。所以，周作人像他哥哥一样感到极度孤独，这封信实际上是以给朋友写信的口吻写给自己的。一个人无处言说，自己说给自己听，可见其孤独的程度，也可以看出其绝望的程度。所以，周作人虽然表面上平和冲淡，但其根本性的前提却是拒绝一切的绝望。鲁迅曾说过，对这一点，很多人是没有能力理解周作人的。这种价值导向使他失去了对社会各种实际利益的价值追寻和认可。

胡适：绝望前提下的改良

胡适，“五四”时才二十六岁，领导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很多人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暂且不说，但可以看到胡适的重要性。《尝试集》是胡适最早的白话诗集，其中的一首诗是《蝴蝶》：“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他对人生的理想目标是放弃的。已经离开自己生存之地，但天上又是不能去，也不想去的地方，而且，不能去、不想去的原因也不知道：“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所以他和鲁迅、周作人一样，对目标充满了绝望；但他又不像鲁迅那样在痛苦中反抗绝望，也不像周作人那样放弃现实价值认可对抗绝望，他提出了很著名的口号，叫作“不谈主义，多谈问题”。就是放弃目标的追寻，着重于现实问题的解决。

他反复告诉年轻人，不要痴迷于天下大事，这都不是你们能做到的，你们能解决一点自己人生的问题就解决一点，强大你自己就是强大你的国家。他反复告诉年轻人，不要追求理想化的实现，能够做到点点滴滴的改良就行。他在当大学校长时，每次给毕业生讲话，讲的都是这些主张。但是，若你不设定一个理想目标，你现实当中遇到的点点滴滴的改良的价值依据是什么？这些改良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是什么？这始终是被人们所追问的问题，也是胡适的改良在中国屡屡不能实现的原因，它在现实中国中无法立足，仍然属于一种漂泊状态。

郭沫若：凤凰陨落虎头山

郭沫若最好的诗集是《女神》，《女神》中最好的一首诗就是《凤凰涅槃》，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为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其主题是，我们所有曾经辉煌过的东西，现在完全都没有价值，之所以如此，我们找不到理由说明。这就是“五四”时代的主旋律，这就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绝望主题。他在诗中讲，东西南北，前后左右，处处是囚笼，处处是坟场，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自我的彻底毁灭，在彻底毁灭中求得新生，而这新生，就是与传统中国彻底决裂的个体至上。他在诗的末尾，大段大段地对此进行鼓吹。

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行，诗歌里并没有写明白，只是说新的东西肯定会到来，而且他要欢呼，把旧的东西全部否定掉。但是郭沫若用他自己的一生，对他的这种追求做了一个实证性的否定，他最后变成了完全失去独立性的文人。什么原因我们不做探讨，他的命运轨迹却是这样的。他最后的一个很大的人生悲剧就是，他去世的时候，正是“学大寨”运动的后期，他留下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寨虎头山上。诸位如果有机会到大寨看一看，你们会发现，在高高的虎头山上，有一个非常壮观的墓，那是陈永贵的墓。而作为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骨灰埋葬在哪里？就在高高的虎头山下的一个角落。识字无多的农民与一代文豪的对比是如此鲜明，也是一个时代的隐喻。郭沫若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人生实践画了悲剧性的句号，拿一句形象的话说，凤凰陨落虎头山。

郁达夫：沉重的肉身

“五四”时期还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叫郁达夫，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沉沦》。小说借对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画，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及其中的绝望苦闷，而这些，又都是围绕着身体和如何面对身体而发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主要的学习对象是日本，大批人去日本学习，学习当中最敏感的问题就是身体。怎么面对自己的身体？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没有身体话语，古人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当中最具冲击性的就是身体欲望，中国有一句话是“万恶淫为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主要是抑制身体的欲望，所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

传统中国以群体伦理作为社会价值本位，现代社会，则以个体生命作为社会价值本位。身体，是个体生命得以存在的根基之一。从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人性的复苏，是转型期的主要时代特点，这一特点，又集中地体现在如何面对身体上。日本则恰恰在身体欲望方面表现得非常充分。有学者做过统计，那个时候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不管是作家还是学经济、法律、自然科学的，他们写的作品、日记当中，日本女孩子大多像郁达夫《沉沦》中写的女孩子一样，是丰满的、外向的、活泼的，而中国男留学生则大多是病态的、猥琐的、内向的，在身体文化上表现出那个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在这篇小说当中，就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象征性的细节，主人公的女房东在洗澡，主人公对身体充满了一种渴望，于是隔着窗户偷看，他从来没有看过女孩子的身体，脑袋碰到窗户上，一下子晕过去了。

怎么面对身体的诉说、身体的渴望，中国传统文化没有提供出积极的精神资源。从《诗经》开始，一直到《红楼梦》，很少有对身体的描写与诉说。在《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对他珍惜的女孩子如黛玉、宝钗、晴雯都没有身体行为，只有对他不看重的花袭人才会发生身体行为。中国传统文学，一旦写到身体，往往流于粗鄙，我们将其归之为黄色文化，或者低级文学，比如《金瓶梅》。作者们认为在情爱生活当中，一有身体的加入就变成了肮脏的东西，但身体恰恰又是男女情爱发生的基础。由于没有这种精神资源，在今天，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作“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当有身体接触之后，没有深化情感，反而导致情感的终结。

所以，我觉得郁达夫《沉沦》中关于身体的细节，是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现代文明之后非常精彩的一个细节。这个身体充满了渴望，不知道真实的身体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身体，我觉得在中国的今天特别明显。今天中国的欲望性和中国的社会理性存在着极大的冲突，这特别凝聚在男女身体上面，表现为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不知道如何面对，造成了对中国公众现实生活及伦理观念的极大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人普遍地出现了郁达夫《沉沦》主人公面对女性身体的“晕眩”，东莞曾经有过声势非常浩大的对身体的整治运动，被整治的男女双方，我觉得也是这种“晕眩”的一种变态体现。

郁达夫这篇小说的结尾，写主人公在身体导致的精神苦闷达到绝望时，跑到大海边上，面对大海的这边说：“祖国，你快强大起来吧。”但是，当我们知道他是从大海的这边去那边专门寻求这些而寻求不到的时候，对原来出发地的呼求其实是得不到回答的，这是非常绝望的祈告。

冰心：对个体生命的神性诉说

冰心也是“五四”时期很著名的作家，能够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而与鲁迅、胡适、周作人这样知名的男作家比肩而立，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很多人觉得她是儿童文学作家，那是大错特错了。她其实是通过作品体现成人世界当中巨大的人生命题。什么命题呢？

因为冰心的家庭出身，因为冰心独特的人生经历，她接受的是西方的人生形态，是西方的人生价值谱系。西方把人生分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分为价值形态和现实形态两种。彼岸世界、价值形态永远不可企及，但却因其不可企及，才构成了对此岸世界与现实形态的召唤，彼岸世界是神居住的地方，神性高于一切，神性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不能等同于人性，却是人性的极致性追求。

冰心的散文，譬如她散文的代表作《寄小读者》，很短的一篇散文，写在人生旅途中，在现实世界中，人要用无功利的心态面对自己的处世行为，要有博爱之心，个体生命尽管在社会实现上，有社会价值大小的区分，但在个人生命价值上，却是平等的。所以，她在这篇散文中，写在船上像孩子般玩耍，写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写浩渺的海是好的，幽小的湖也是好的，认为只有超越现实存在才能获得人生的自由。这种人生价值观念，与传统中国注重现实生存的可能性是格格不入的，但又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具有前沿性质的精神元素。所以，冰心借此成为“五四”时期的大作家，但也因此在中国现实中几乎少有立足的土壤。

前不久杨绛去世，引起国人很大震动。很多人觉得，杨绛这样的精神贵族，永远是我们真正学习的榜样。她跟冰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还远不能成为中国公众人生的常态。当国人还被日常的物质生存所困扰折磨的时候，冰心所鼓吹的人生方式，站在价值彼岸以神性之光照耀着我们，让我们向那个方向发展，但却不是我们的现实立足之地。

徐志摩：生命存在于瞬间

以上我介绍的是中国“五四”时期人文界所觉悟到的人生形态，把中国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品认真扫描一遍，你会觉得几乎都是这些人生形态的发展或变体。比如，徐志摩写的《再别康桥》，这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诗。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这个独特的、别人无法取代的人生又是一次性的，每个人生瞬间都是不可重复的。徐志摩所要追求的人生形态，就是让自己的人生过程中的每一个瞬间，都能达到那种超越现实功利的自由，这种自由形态，在每一个生命瞬间，其实都不一样。所以作者不看重柳树的物质性，看重的是柳树在波光里的艳影，是“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而每一次荡漾的形态，都是不一样的，都是要好好珍惜的。人生的过程，就是这样度过的，所以，诗人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种人生形态，又是非常私己性的，是他人所无法理解与沟通的，所以，作者会说，“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种人生形态是我们非常向往的，所以，这首诗让我们百读不厌；但它又是神性的，作为现实人生，每一个现实瞬间，我们做的每件事情，其实都要和自己的实际生存等功利性的东西发生着有机性联系，这样才构成我们的现实性的价值追求与实现。如果我们把神性追求与人间实现等同为一体，一定会导致悲剧性的人生。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情爱悲剧、徐志摩的死，看起来都有偶然性，但其实都是必然的结局，是他人生形态追求的必然结果。

戴望舒：固守失去之美的悲凉

历史在行进过程中，是以经济的发展为根本性动力及价值尺度的，所以，李泽厚曾提出历史进步与道德付出的二律背反定理。因此，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在每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中，有些美的形态成了永久性的过往，固守这种美的形态的人，其人生形态就注定是悲凉的。戴望舒的《雨巷》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悲凉之感。当大家都已经成群结队，按照现代方式生活的时候，他还想一个人固守着传统的精神家园。他知道这条路窄而又窄，长而又长，是条走也走不完的雨巷。他很想找到一个精神伴侣和他同行，但没有人和他作伴，连最具美的天性的女性伴侣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悲凉感，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许多上点年纪的人，恐怕对此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共鸣吧。

朱自清：追求现代的无望与回归传统的必然

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与《背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以血缘关系作为人际关系的基本纽带，血缘关系，一是血亲关系，就是代际关系，一是姻亲关系，就是两性关系。朱自清的这两篇散文写的就是这两种关系。

《荷塘月色》写晚上的时候，一家三口，妻子哼着催眠的歌哄小孩入睡，这是很温馨的三口之家，也是传统中国人感觉非常温暖的时光。白天在外，在种种自己不得不接受的限制中，奔波很长时间，晚上终于回到了一个认可自己并且自己也认可的温馨的港湾休息，这是传统中国人人生的归宿所在。但是在走向现代社会的朱自清看来，这个传统的归宿所在，一分钟都不能忍受。他一定要从这里出走。但他要寻求的对象，在现实当中实际上寻求不到，所以，他只能在虚幻当中寻求。他说，叶子、水、月光，怎么像心爱的女孩子，他怕别人看不懂，还专门说明像刚出浴的美人，像舞女的裙，讲得很清楚。但他的追求，是现实当中所没有的，无奈之下，只能再回到家里去，回到他曾经待不下去的出逃的家。如果说他出逃的时候，妻子还在哼着歌，当他被迫回去的时候，家里更变得死一般寂静，妻子已经熟睡好久了。这就更加重了这种绝望的感觉。新的找不到，原有的旧的存在程度更加发展。

《背影》写儿子对父亲的回归。人年轻的时候都想追求新东西，都想按照自己的生命要求，按照生命法则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才发现这个社会不是按照你的生命法则建立的，而是按社会法则建立的，要进入社会当中，就必须要服从这个社会法则。所以最开始青春期都会有反抗，等到他进入社会之后，就会说我那个时候真是不懂事，我对我父亲太不理解了。朱自清看自己的父亲，是背影，朱自清的儿子看朱自清，也一定会是一个背影，每一代人都是这样，代代延伸，没有止境。而这些，又是以生存、以情感为维系纽带的。《背影》于是成为永远的经典。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冲突，表现在个人与整体、与社会的冲突上。男女之情是最具个人性的，个人对社会的反抗最初总是通过男女情感体现的；个人的生命性对社会形态的反抗，最初又总是通过青年人体现的。朱自清的这两篇散文，写了这种反抗的无望与一次次回归的必然，这是朱自清给我们描画的人生图景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的历史图景。

曹禺：走不出去的人生循环

曹禺的《雷雨》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周朴园年轻的时候是公子哥，他喜欢丫环侍萍。成人之后，他觉得这有违于社会法则，不会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义无反顾地把她抛弃掉，找了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如花似玉的繁漪。这样的举措符合社会法则，但不符合人性法则，他真正的感情始终在侍萍身上。三十年之后，从江南到江北，他以为侍萍投河死了，其实侍萍被人救起来了。当侍萍突然出现在他家客厅的时候，侍萍觉得这个客厅怎么那么熟悉。周朴园告诉她，三十年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家具怎么摆设，位置是什么，现在完全还是这个样子。侍萍刚进来的时候问下人，雷雨之前特别闷热，窗户为什么不开？仆人说不知道我们老爷怎么回事，天天在这个屋子里待着，而且窗户再热也不让开。周朴园告诉侍萍，侍萍当时生第一个孩子怕受风，所以窗户没有开。就是说，三十年他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与虚幻中的侍萍共同生活的屋子里，他心中的怀念刻骨铭心，怀念的对象是侍萍。所以，尽管如花似玉的繁漪就在他身边，尽管按照社会法则，他对繁漪也可以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没有，他其实对繁漪毫无感情。繁漪凭着女性直觉感受到了这一点。当侍萍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又觉得这是他年轻时候做得很丢人的一件事，会使自己在公众面前丧失声誉，所以，又催着侍萍赶紧走，说要什么条件都答应她。

周朴园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周萍，一个叫周冲。周冲作为一个青年人，出场时，穿着一身洁白的运动衣，拿着网球拍，脸是红扑扑的，充满青春的纯洁和热情。有一次，周冲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早餐钱不要了，要资助给小丫環四凤，也就是侍萍的女儿，他要让她上学，他对四凤充满了一种纯洁的感情。作者通过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看到，周朴园三十年前和侍萍的关系也就是这样子的。周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出于情感，和继母繁漪发生了男女之间的情爱关系，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伦理的，是很丢人的事情。所以周萍成年之后坚决要断掉与繁漪的关系。繁漪非常气愤，说你年轻的时候，你跟我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你说你将不顾及一切地爱我。周萍说，我那个时候不懂事，现在懂事了，所谓懂事，就是懂得社会法则要求我做什么，不要求我做什么，允许我做什么，不允许我做什么。然后繁漪说，你真像你父亲，你可真是你父亲的儿子。

这个故事想说明的是，周冲长大一点，就会变成周萍，周萍长大一点，就成为周朴园，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了服从社会法则，成为社会所公认的好人，虽然非常痛苦，但却在痛苦中压抑、扼杀自己的天性，伤害对方，其实也在人的生命本质上，伤害了自己。这虽然是悲剧，却是一代一代人走不出去的悲剧，是悲剧的循环。但《雷雨》明知如此，对此却是不认可的，他知道这是绝望的，但却要反抗绝望。

老舍：对人性缺陷的价值性认可

老舍的作品，最开始写的都是一个很好的人，比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一开始是个非常好的年轻人，一个淳朴的乡下人，到城里之后，发现城市里存在很多违背人性的、功利性的东西。祥子看到了很多人力车夫怎么抢同行的客人，骗人家的钱，逛妓院，赌博等，他说我坚决不做这样的人。但小说结尾，我们看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祥子比这些人力车夫更为变本加厉。

就是说，祥子刚刚来到城里所看到的这些人力车夫，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和祥子一样，纯洁过，但是在缺陷的社会当中，这种健全的人格被有缺陷的社会摧毁掉了，这是无奈的循环。

他写的《月牙儿》也是这样，主人公是被命名为“月牙儿”的女孩子，她的母亲为了让自己心爱的女儿上小学，过一种温饱的生活，当了妓女。当女儿知道真相之后，不能理解自己一向非常敬重的母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对社会美好的认识一下子就崩溃了，于是，一定要离家出走，虽然离开的时候很痛苦，她说坚决不能过母亲这种生活。但当她走向社会，经历很多事情，最后她自己也当了妓女，导致她当妓女的，是以公正执法著称的警察，真正到妓院来找她的，是那些所谓社会上的好人、君子。

小说的结尾，作为整顿风尚的警察局长去劝说月牙儿的时候，月牙儿不接受这种劝说，最后一口痰吐在警察局长的脸上，表现了有缺陷的个体生命对外表完美的社会法则的反抗与拒绝。老舍认为，这个女孩子像月牙儿一样纯洁。老舍的《茶馆》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个话剧写一个表面非常自私只想着自己能够过日子的茶馆老板王利发的悲剧命运。这个话剧写了不管是什么时代，这个社会永远有缺陷，在有缺陷的社会当中，人性永远是被损害的，人性永远是有缺陷的。老舍的作品，永远写的是那些被损害的人性，写那些有缺陷的人性。但老舍却认为，对这些有缺陷的人性与人生，应该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在老舍看来，人性都是纯洁的，但是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当中，人性的缺陷又是无可逃避的悲剧。而对这样的人，大家不给他们以真正的同情，反而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指责，这是老舍所不能接受的。在老舍看来，应该指责、批判的，是总把自己伪装成完美的有缺陷的社会，是社会的缺陷。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不能让骆驼祥子、月牙儿、王利发这样的人性、人生有缺陷的小人物生存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从价值论角度说，老舍认为应该给这样的人性、人生以价值性的认可。这就是老舍博大的人道情怀。这种人道情怀，对于习惯于道德至上、道德批判的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老舍在“文革”的时候之所以跳湖自杀，和他自己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早期丁玲：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拒绝

丁玲早期的成名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作品写女孩子莎菲面临着两个男孩子的追求，一个男孩子叫苇弟，具有中国传统男人所有的美德，但有全面的伦理美德却唯独缺少生命激情，所以莎菲怎么也看不上他，拒绝他所有的感情表达，而去非常狂热地追求另一个生命欲望非常强烈的西方化的男子凌吉士。她对凌吉士其实很陌生，但这种陌生感更强化了莎菲冲破旧的规范的冲动。她虽然终于追到了凌吉士，但却发现，凌吉士根本不是她理想中的人。在双重失望面前，最后离家出走。

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双重拒绝后，又不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的惶惑感、无出路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一定并不陌生。

示例种种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再对作品所呈现的人生形态一一展开分析了，但还是要对几部作品做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看看。

巴金的《家》写长子觉新为了成全他身边的亲人，牺牲自己的学业、工作，牺牲自己最珍惜最看重的爱情，最后才发现这种牺牲毫无价值，只能使他身边的亲人用他的牺牲去过更加荒淫无耻的生活，或者只能使他的亲人重复他的人生悲剧。牺牲自我，成全大家，本来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赞赏的人格，长子，历来是继承祖业的天然代表者，巴金写了这样的一个长子形象，发人深省。老三觉慧看到了大哥的悲剧，虽然对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情感关系，但最后还是忍痛离家出走。去了什么地方，小说结尾没有写，巴金则用他的一生写完了这部小说。他晚年写的《随想录》中说，我以为我走出过这样一个家庭，但到最后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走出这个家，我走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家中。可见能够走出是多么的不容易。

茅盾写的《子夜》，写吴老太爷年轻时，推崇西方文化，甚至把中国人最看重的孩子也送到西方学习，但等儿子学成回来之后，老爷子才发现，学来的东西与他的初衷完全相反，于是他在惊恐不安中又回到了他年轻时所反对的国粹上。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文化界，许多六十岁以上的人，三十岁左右时，都大力推崇西方文化，但一过六十岁，又都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张爱玲的小说很多女性非常喜欢，她写女性的生命形态写得确实很深入。女性的个人性生命欲望永远比男性更强，张爱玲的小说，譬如《金锁记》，写女性化入个人生命的生命能量，如果被压抑、扭曲、伤害，她就会以“复制”的方式，加倍地施之于她周围的人，谁和她靠得越近，谁受的伤害就越重；她在哪方面受的伤害越深，她在哪方面对他人的伤害就越深。因为她会用一种变形的方式，把自己心中不能得到的欲望，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攻击别人。在伤害自己周围人的时候，其实也构成了对自己深深的伤害。我们在中国的人伦关系中，在中国历次政治斗争的人与人的伤害中，可以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小说的结尾说，这样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人说钱锺书写的《围城》谈的是婚姻和家庭，其实不是。人永远觉得下一站会是你的家园，等到了下一站，发现这根本不是家园所在，人生就是永远在出城和进城的过程当中，永远没有终点，永远没有你可以归属的所在。

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写主人公在现代社会碰得伤痕累累，想回到一个传统文化家园当中，好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也想回到传统文化温柔的怀抱当中，最后却发现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最后又出走，但他还能再去什么地方？

最后，让我们来小结一下，通过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生形态，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什么？是从原有的精神家园出走，虽然这精神家园曾经十分美好，但出走是必然的。出走之后呢？是无可归依的各种漂泊状态，譬如命运的循环、身体的安放、目的的寻找、个人的觉醒、存在与虚无、个体与整体、生命法则与社会法则等；是在这种漂泊状态中种种的精神形态，譬如孤独、绝望、抗争、无奈、悲凉、茫然、温情等，是对各种漂泊状态与精神形态的揭示与剖析。了解了这些，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普遍的精神浮躁与价值动荡，有助于我们因为知道了漂泊形成的社会原因，知道了人们曾经做过怎样的努力，做过怎样的人生试验，在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后，对现实人生做出比较深刻的判断，引发我们对重建精神家园的思索。这就是这次我与大家进行交流的目的，再次谢谢大家。

（本文是作者2016年6月18日于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演讲）

作 者：

傅书华，文学评论家，原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现为《名作欣赏》副总编。

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