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谋权与百姓仇富有多大关系

有些观点认为，近年来中国人仇富心理愈来愈强烈，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深入研究发现，老百姓所谓的仇富，其实仇的不是富，而是不公，仇的是“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非法暴富的“有罪”富人。

戴上省政协常委等光鲜的“红帽”后，刘汉凭此政治身份暴力敛财400亿，还为黑社会行为寻求捷径。图为刘汉受审

商人直接攫权和间接谋权

商人谋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直接攫权和间接谋权。

就直接谋权而言，山西吕梁“经商15年，一夜变副县长”的例子比较典型。据报道，吕梁下属的文水县有一名叫王辉的女商人，1992年后随丈夫去外地经商，成立了一家集团公司。

经商15年后，生意成功的王辉在2007年底进入文水官场，2010年4月，她升任县政协副主席，2011年6月，改任副县长。据文水当地官员介绍，王辉在北京做生意期间，扩展了自己的人际圈，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由此回到了家乡。

据2012年的媒体报道，在选举县政协副主席现场，一位政协委员称，“选王辉当政协副主席是县里的一个政治任务，市领导对县委书记说，如果她选不上，你这个书记就别当了。选不上，政协主席也当不长”。

非但如此，连时任文水县政协主席王志刚都被吕梁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副部长找去谈话，要求“保持好的局面，一定要保证选举成功”。随后，文水县政协专门给政协委员中的党员开会，要求与市委保持一致。最终，全县197名政协委员投票选举后，作为唯一的候选人，王辉以120多票当选。

如果说女商人王辉攫取副县长一职，仅仅是个副处级而已的话，有的商人则更为大胆，他们的手段甚至伸到了省里，比如此前引起广泛关注的四川刘汉刘维特大涉黑案。其中，刘汉就有个鲜亮的头衔——四川省政协常委。

1993年以来，刘汉与刘维等人通过开设赌博游戏机厅、经营建材、从事期货交易等活动，逐步积累经济实力。2000年，刘汉将汉龙集团总部迁至成都，进入矿产、电力、证券、股票等行业非法谋取暴利。同时，用金钱铺路，向当地政权组织渗透，获取九届四川省政协委员、十届及十一届四川省政协常委等头衔。

2009年的广汉闹市区枪杀案发生后，警方根据掌握的线索传唤刘维到公安局接受讯问，刘汉以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身份打电话给省公安厅某领导，说“家里人等着他吃年饭”，要刘维回家。一个小时后，刘维便被放回。

除了王辉、刘汉等直接攫取权力的类型，商人谋权还有一种极为隐蔽的形式——藏身官员幕后，做地下组织部长、关键商人。

去年9月，有媒体曾盘点过这类商人的代表。报道称，近年来，伴随着众多高级别官员的落马，一些“关键商人”的名字如刘卫高、赵晋、徐明、周滨……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

其中，梳理地产商人赵晋的利益圈，发现至少有6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与他有关。其中3人是他“爹”。其父赵少麟，曾任江苏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退休8年后被查；第二个是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他是赵晋的“干爹”；第三个就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赵晋是其妻子的干儿子。另外3人则是原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长武长顺，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以及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

百姓仇富，仇什么样的富人

说到商人谋权就不得不提百姓仇富。那么，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某些“经济学家”、“受贿学家”为了讨好某些不良商家，为了取悦某些暴发的利益集团，便不加分析地给老百姓泼脏水，污蔑老百姓“心理失衡，仇富心理与日俱增”。中国的老百姓仇恨所有的富人吗？当然不是。

其实，中国老百姓并不算很仇富，但非常在乎致富轨迹，非常在乎公平性，财富来历不明，大家自然有质疑的权利。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不屑一顾那些“嫌贫爱富”的“势利眼”，然而，绝大多数人打心眼里羡慕有本事的人、成功的人、富裕的人。嫁女儿都挑精明强干和经济“条件好的”；娶媳妇挑聪明、能干、漂亮且“负担轻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找工作都愿意投奔文化程度高、有名望、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企老板。除非一个不良老板被绳之以法，一般人不会无端怀疑、指责、仇恨一个成功的富人。

中国老百姓没有仇富的传统，也没有人天生就仇恨富人。参观过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乔家富甲天下，不但没有招人恨，而且因为恩遇善待掌柜、伙计、仆人、邻里、乡亲而受人世代尊敬。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本地人就是不斗乔家。“大批判，天天讲”，当地人不批乔家，受过乔家恩惠的乡亲在“忆苦思甜”时尽说乔家的好处。明清两代到民国，关中地区多数小地主认同厚待长工，“待遇留人”，以厚道博得乡贤善人美名的理念。像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主人公白稼轩那样的厚道小地主很多，像鹿三那样的老实农民根本不仇富，反而时常感念“东家”的好处。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山变水变，环境变，唯独人性没有根本的变化，其中，追求财富，羡慕富裕也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

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存在仇富现象。但比尔·盖茨富可敌国无人仇恨，科学家获百万大奖没人嫉恨，奥运冠军成为百万富翁没人切齿。而那些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的“贪官仔”、共谋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放火烧房的恶霸、恶意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骗取银行贷款且逃废银行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官商勾结的走私巨富、开宝马轧人花钱摆平的歹毒富婆、蓄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痞子大款，以及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等无良商人，老百姓能不恨吗？

一言以蔽之，老百姓仇恨的是“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非法暴富、为富不仁的“有罪”富人，并不是所有富人。

“商人谋权”与“权人谋商”一体化的危害

在这些“有罪”富人中，谋权商人的危害性是很严重的。一旦他们想要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谋取私利的话，他们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现有的资本，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取一官半职，再用一官半职换回更大的利益回报。权力不是商人的终极追求，而是换取最大利益的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对于社会有着极强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现有政权的破坏和挑战。

为何有“商人摄政”、“商人谋权”的事情发生呢？从现实情况看，每当官员产生奢侈生活欲望与商人谋财欲望结合时，就出现了行贿与受贿；每当官员得到权利寻租后，商人就用行贿的手段要挟，达到谋权的结果。因而就有了历史上的“商人摄政”、“商人谋权”。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一步步变化，经济越私化，商人谋权的现象就越普遍，层级就越高。与之相配对的现象是：权人谋商。只要有商人谋权的现象，绝对就有权人谋商的现象，权商只能是一体化，否则，权人为什么会给商人谋权？不过，权人谋商更为狡猾、更为隐性，绝大部分“权人”都不是直接谋商，都是依靠代理人谋商，查处难度更大，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商人谋权”与“权人谋商”二者相互作用产生的巨额不正当财富，怎能不令老百姓深恶痛绝？商人“围猎”官员的实质就是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要阻断这种交易，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压缩“围猎”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

此外，对于其他类型的非法暴富、为富不仁的“有罪”富人，也应加大执法力度，填补制度漏洞，才能转变老百姓“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仇富心理。

（《时代人物》孙锡良/文、《法制晚报》岳三猛/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