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所说的“主动在地化”是指朱舜水为适应日本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在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像有无数种，面貌不同、形象有异，实属正常，传到周边区域后，出现“在地化”现象也很自然。而塑像、画像的不同，既与不同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制作工匠、画匠的技术水准相关，传到周边国家后，经过各国的自主选择或“在地化”过程，又使形象各异的孔子圣像被并存分祀于各地。这种文化现象，在孔子形象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某种外来文化是否能适应输入地的水土条件乃是其能否成功传播并开花结果的关键因素。这一现象在朱舜水所赠日本人的三尊孔子像上表现得相当明显。

关键词：朱舜水 孔子像 日本文化 在地化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2-32-37

本文所说的“主动在地化”，是指明末清初流寓日本的浙江余姚人朱舜水为适应日本社会而进行的自我调适，对此笔者将以朱舜水赠予其首位日本弟子安东守约1的三尊孔子铜像为例来加以明释，主要目的就是想说明与在地文化相结合乃是外来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而某种外来文化是否能适应输入地的水土条件则是其能否成功传播并开花结果的关键因素。

江户时期的日本，上到将军、大名下到中下级武士，都对中国文物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偏爱。当时的幕府要员或诸藩藩士，大都通过日本唯一的对外口岸长崎，用各种手段来获取中国书籍和文物。这就使得当时的长崎奉行（最高行政长官）以及其他在长崎公干的官员，在原本就有的便利条件之上，又有了购入中国书籍和文物的充足理由，以至形成特权。当时不仅有不少江户等地的人到长崎来向唐通事学习汉语，并就汉籍的各种问题进行质询，而且还通过长崎官员来订购文物、书籍等中国货。据《唐通事会所日录》记载，播磨（今兵库县南部）藩主曾通过长崎代官兼御用物役高木作右卫门（忠荣），向唐船订购河南《清明上河图》、孔子木主、四配木主等文物；水户藩主德川光圀则不仅向唐船订购中国书籍，还订购甘蔗、荔枝、龙眼等中国食物。1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物近乎狂热的爱好。而监国鲁王政权在舟山时曾试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庙宇，以博得好感，获得政治支持，则更是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日之间所存在的特殊交换关系。

在这样的时代风潮和政治背景下，朱舜水去日本时带去日本人所需要的中国文物和书籍，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刚到长崎时的朱舜水由于具有不同于僧侣、商人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到来，曾一度引起长崎“盗贼”对其所携物品的觊觎，弄得三天两头居所被盗、行李被窃。2朱舜水赠送给安东省庵的三尊孔子铜像，即与此背景有一定关系。因孔子像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珍品，故朱舜水带孔子像赴日以作贵重之礼物，是很自然的；又因担心被盗，故而将三尊孔子铜像一并赠与有恩于己的安东省庵，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朱舜水不把这三尊孔子铜像分别赠与不同对象，而是把它们一起赠与安东省庵，还可能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意蕴与目的。

这三尊孔子铜像，一尊高36cm，由安东家传承，今由安东省庵第11世孙安东守仁珍藏于神奈川县镰仓市的老家；一尊高37.6cm3，今藏于位于柳川市的福冈县立传习馆高校；一尊高38cm，外加一个灵龟香炉，为孔子像的附属品，现藏于东京都汤岛圣堂。除了第一尊，后二尊的流传经历都比较曲折，说法各异，甚至还引发了对这几尊孔子铜像是否为朱舜水从明朝带来并赠予安东省庵的真实性的质疑。因为它们既无直接当事者朱舜水或安东省庵的亲笔记载，又无江户时期的文献记录可资佐证，如今可以作为文献依据的，无非是西田干治郎、曾我佑准撰于明治年间的《圣像记》。至于日本学者认定这三尊孔子铜像是“明代制品”的说法，也只能证明它们的制造年代，而不能证明它们与朱舜水、安东省庵的所属关系。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证据，只有安东省庵后裔有关其家传孔子铜像的口述史。4由于缺乏其他旁证，故而上述疑虑依然难以消除。

如果要说旁证，朱舜水在长崎时替人书写《论语》的事倒是可以拿来一试。据记载，《论语·学而篇》第一，朱舜水“乙巳（1665年）春三月书于长崎”。5既然朱舜水在长崎时曾替人书写《论语》，那就完全有可能受日本友人之托，把孔子铜像带来长崎。就在朱舜水书写《论语》三个月以后，即乙巳（1665年）六月，他便在唐通事何可侯的陪同下启程前往江户，受聘于德川光圀，成为地位特殊的“宾师”。三尊孔子铜像与《论语》书法手迹，可能都是朱舜水离开长崎前赠与安东省庵等日本友人的离别馈礼。故而笔者推測，不仅三尊孔子铜像的存在是真实可信的，而且赠与安东省庵的时间亦大约与书写《论语》同时，即1665年春。

也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三尊孔子铜像是朱舜水在日本制造的。这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朱舜水去日本时坐的是商船，不可能带太多的行李，除了必须带的日常生活用品，较重的书籍等什物不可能带得太多。只因为此，使得他到日本后常常读不到想读的书，感到很不方便，并且曾对弟子五十川刚伯说：“不佞有四病：一则学疏。不佞三十读《礼》，来日本二十四年，目不见书史，在他人十三年之前，不知学问，加以二十七年荒废，则四十年矣。四十年之后血气始衰，在下寿为一世矣，岂非学疏？”1而“目不见书史”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随身带的典籍太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很难想象朱舜水会带着三尊沉甸甸的铜像颠簸于浩瀚的大海上。

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藏于传习馆高校和汤岛圣堂的二尊孔子铜像的流传过程。2

一、现藏于传习馆高校的孔子铜像，原由安东家所藏，并被祭祀于作为传习馆之前身的柳河藩学问所的孔子圣堂。3文政八年（1825）正月十一日柳川藩藩校传习馆开校时，时任传习馆教授的安东家第六代安东守礼（节庵）把这尊孔子铜像移交给该校。当时，由第九代柳川藩主立花鉴贤亲笔书写的传习馆匾额也同时揭匾。明治元年（1868）传习馆被关闭，翌二年，创立文武馆（现传习馆高校所在地），四年再次被关闭，孔子铜像被移至柳川城内。明治五年（1872）正月十八日，柳川发生大火，该像遭到损坏（玉眼被烧坏，右手的两个大拇指受到毁损，帽子右角被折断，簪的左尖也遗失），由横地威明4从灰烬中找到，于是奉迎而归，供奉于自家正堂。接着又被安放在濑高町金栗的西田家私塾明伦堂内。后又为柳川藩的立花伯爵家所收藏。5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一说昭和七年，1932年），该像又被放回到藩校传习馆的继承者传习馆高校内，直至今日。这是根据传习馆高校的记载，而西田干治郎6撰于1895年的《圣像记》对此过程的记述却略有不同：

圣像，谨稽其始曰：朱之瑜明国赍来而贻安东守约，守约之家世尊崇之焉。以至数代之孙安东勋四郎，越体仁公知藩政，兴文学，盛武事，乃创立传习馆，乃迁自安东氏讲堂，安置馆中，盖文政之季年（1820）也。尔后逮明治之初年，国家学政亦一变，暂停馆学，乃奉迁圣位于城台，而罹火灾焉（时在明治五年正月十八日）。于是横地威明与山川诚之得诸灰烬之中焉，则申请其官，奉迎而归，以奉安于其正堂焉。然而星移世变，横地氏亦改厦屋，基趾渐狭隘，无地于奉安也。奉寓诸稻荷神祠之中焉。神祠亦经年，稍就破损也。故今兹甲午之十月，横地义一郎使敬迎，以安置于义塾之祠堂，体其被奉，继先师之遗志之至意也，肃敬循承以奉迁焉。圣像玉眼被毁，右手两大指亏损，冠之右角折，簪之左尖亡。世业工也，乃漆修补之庄严，粗复旧，以尊敬深藏焉。以俟家奉迎之时云。峕廿七年十一月三日也。7

说明这尊孔子像在近百年间至少移动了五次，即文政三年的传习馆、明治初年的柳川城台、明治五年的横地威明私宅之正堂、稻荷神祠（今柳川市佑德稻荷神社）、明治二十七年的龙山义塾之祠堂。而且最后一次转到横地义一郎手上时，已有多处破损，于是“乃漆修补之庄严，粗复旧，以尊敬深藏焉”。这便是我们今天在福冈县立传习馆高校看到的那尊孔子像。

二、现藏于东京汤岛圣堂的孔子铜像，最早由安东省庵所藏，后被柳川藩国学者西原晁树所购，并将其祭奉在柳川藩老中吉田家的私塾内，后来又重回西原家。1幕府末年，柳川藩士曾我佑准2偶然在古道具屋发现此像（一说曾我佑准是西原家的亲戚），遂购入。明治时，曾我佑准把此像献给皇太子（即后来的大正天皇）。1923年东京大地震，汤岛圣堂原有的孔子像被焚毁，于是大正天皇便将此孔子像赐予汤岛圣堂。汤岛圣堂于1935年举行“复兴圣堂竣工式”和“孔子像镇斋式”，此像被正式安放在圣堂内，由圣堂管理团体财团法人斯文会保管，每年的春季孔子祭和元旦期间举行的特别公开讲座时才拿到大成殿展出。此为汤岛圣堂所记。

当时将孔子铜像献给皇太子的曾我佑准曾撰《圣像记》3记其事，内容略异于汤岛圣堂所记。据《圣像记》载：万治中（万治二年，1659），明徵士朱之瑜把来航（带来）的铜制圣像二体4赠予门人柳河藩安东守约。守约把其中之一藏于家，九世孙耻庵记之5，今仍保存着该像。另一尊则给予藩人，经医师公元仲、国学家西原晁树传于吉田吉三（孫一郎的生父）。吉三建小堂祭祀之。明治后，归与曾我佑准家。明治二十四年（1898），佑准将其献给皇太子（明治二十二年立为太子）。明治四十五年（1912）六月二日，时值之瑜二百五十年忌辰，由皇太子尊于圣堂，且重之瑜之高义，命毅6记其由来。

三岛毅的序文撰于大正元年（1912）十月，并被附于曾我佑准的《圣像记》后，序曰：

今犹有珍藏于安东家的圣像之写真和同博士（曾我佑准）之记文，兹作序曰：此写真，乃柳河安东省庵子孙所藏、舜水携带二体之一也。今与东宫所藏者对照，身长相同7，面貌则迥异。此（指安东家所藏）为冠服，彼为燕服；此严肃，彼温和。难道是作者不同之缘故？真的很想问问舜水，但不可能，姑且存疑。8

遗憾的是，三岛毅只比照了两尊孔子铜像，其实藏于传习馆高校的另一尊孔子铜像亦与这两尊有很大差异。对于三尊孔子铜像为什么会不一样的问题，除了三岛毅提出“作者不同”之假设外，好像中、日两国学者尚无人回答过。下面，笔者试着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对三尊孔子像之所以不同的问题做如下回答：

这三尊孔子铜像，可能由同一明朝工匠制造，而且极可能是按照经朱舜水精心挑选的范本制造的。朱舜水这么做，绝非无缘无故，而可能是因为他了解到相对独立的日本诸藩的多样化需要后所刻意选择的。它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朱舜水对日本儒者从“本土”的立场出发解读孔子文化和儒家学说的某种认同。换言之，孔子像以不同面貌出现在东亚，是东亚各国诠释孔子思想的多样化和不同趣向的一个标识，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儒者对他者文化选择权的足够尊重。在朱舜水看来，日本完全可以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一个孔子儒教的中心，在中国衰落时，甚至可以代替中国行使道统之职责。多中心论即多样化、多元化，这可能是朱舜水挑选不同的孔子铜像送给日本人的深意之所在。

实际上，如果能把朱舜水对日本文化的欣赏、对日本弟子的期望，与其所赠送的面貌、体态相异的孔子铜像连在一起思考，是不难得出笔者所作的以上推论的。而反过来看，朱舜水对日本儒教文化自主选择的尊重，同样也获得了日本人对他的尊重。日本人不仅尊重他的明遗臣身份，而且尊重他的生活习俗和行事方式。比如“宽文十二年（1672）壬子二月十一日，村顾言来谈曰：昨日水户候枉驾于之瑜舍，设中华之餐礼，设椅子，各其前陈几，其上供肴五十种许，皆以野猪油斋之。自未刻至戌半，不彻之。彼数年之余资殆充一日之费乎！是其素志也云”。1也许朱舜水当时年岁已高，不能适应盘腿席地而坐的榻榻米习俗，对日本料理也不是很习惯，所以德川光圀特地“设中华之餐礼、设椅子”来招待朱舜水。这反映了光圀在日常生活层面对朱舜水的尊重。不仅如此，在礼仪礼节、经典诠释等方面，光圀等日本人也对朱舜水表现出足够的尊重，这方面的史料也相当充足。

在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孔子像有无数种，面貌不同、形象有异，实属正常；传到周边区域后，出现“在地化”现象，也很自然。建于十八世纪中叶的九州佐贺县多久市的多久圣庙，所供奉的由京都大儒中村惕斋设计的孔子塑像，就与朱舜水带到日本的三尊孔子铜像很不一样，基本上可以说是日本化了的孔子形象。2而塑像、画像的不同，既与不同制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也与制作工匠、画匠的技术水准相关，传到周边国家后，经过各国的自主选择或“在地化”过程，又使形象各异的孔子圣像被并存分祀于各地。这种文化现象，在孔子形象的选择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古代中国其他名人的画像在传播过程中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比如王阳明形象被中、日、韩诸国的接受、选择过程。3

值得庆幸的是，这三尊原被朱舜水一同赠与安东省庵的孔子铜像，在分离了近350年后终于又重新“相聚”于省庵的故乡柳川。为纪念江户开府四百周年，2001年6月16日至17日，在柳川市总合保健福祉中心举行了“孔子像回归故里对面式”4，日本全国及地方的新闻社纷纷予以报导，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西日本新闻》《有明新报》等。其中《朝日新闻》6月14日报导说：“中国明代儒学家亡命、归化于日本的朱舜水赠送给柳河藩的儒学家安东省庵并流传下来的三尊孔子像中的两尊回归柳川市的故里……三尊（像）的表情和衣服虽都有不同，但均为青铜材料，高约40厘米。”日本筑后地方的《有明新报》6月16日报导说：“一尊原封不动地承传于安东家（现居住神奈川县镰仓市），其他二尊却有传奇的经过……传习馆的孔子像明治五年遭遇了柳河城的火灾，被发现于灾后遗址中。汤岛圣堂的孔子像则是明治末期流传的西原家呈献于宫中的。”结合此次“对面式”，柳川市还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并通过了一份由“安东省庵先生没后三百年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立花民雄会长宣读的“柳川宣言”，以突显地域文化的存在价值以及“地方时代”的到来。全文如下：

平成十三年（2001）六月十七日，我们在柳川集会讨论有关“学习先贤的日本人之心”的主题。在人间关系和社会情势变得浇薄肃杀的当下，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对日本进行反思，并且可以从先人遗留下来的地域传统和历史文化中得到诸多发人深省的启示。在地方时代到来的今天，我们要和全国的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以推进学习乡贤的乡土学的开展。我们宣誓：要继承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文化，并将其作为通往日本下一代有志者的桥梁。有见于此，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学术讨论会继续

推向全国。1

后柳川市安东省庵显彰会为答谢汤岛圣堂的协作，又于2002年4月21日促成了在汤岛圣堂举行“朱舜水带来日本三尊孔子像重会一堂纪念式”。圣堂负责人、斯文会理事长石川忠久尝即兴赋诗一首，题为《孔子三像再会式典有感而赋》，诗曰：“遗老应招投化（即归化）时，赠留三像有相期。尔来变转几年月，再会今知绝世姿。”2

当这三尊被誉为有“绝世姿”的孔子铜像历经磨难、再会一堂时，原来并不为人们注意的三体之差异，仿佛突然间展现在世人面前，引起一片惊叹声：原来这是三尊衣冠不一、姿态各异、面貌迥异的孔子像。其中藏于传习馆的那尊，眼睛黄色，虎视雄威，属敬畏型，似尊神之形象，可谓“官员”之孔子；汤岛圣堂所藏的那尊，牙齿微露，温文尔雅，属智能型，似师长之形象，可谓“学者”之孔子；安东家所存的那尊，平易近人，属亲近型，似长辈之形象，可谓“平民”之孔子。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后来的归属，也与三尊孔子像的不同“身份”正好吻合：敬畏型的孔子像归属于政治体的柳川藩，智能型的孔子像归属于学术体的汤岛圣堂，而亲近型的孔子像则归属于民间体的安东家族。官员、学者、平民，各有名分，各司其职。而这也许正是朱舜水当年把三尊孔子铜像赠与安东省庵的动机之一吧！

The Zhejiang Confucianism Zhu Yaoshui Living in Japan and his self adjustment there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Qiangming——As a central line for the Three Confucian Bronze Statues given by Zhu

Qian ming

Abstract： The article said “Auto self adjustment”refers to Zhu YaoShuis self adjustment in order to be suitable for living in Japanese society. In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Confucian figures to be spreading， his appearance is quite different， the figures are not the same， it is normal.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uthor and their creative ideas， and also according to the skills of different makers or painters. To spread to the round countries， to the auto choice of self adjustment of each countries， and making the different Confucian saint Statues stayed and respected in different places. This cultural phenomenon is remarkable in the portrait of Confucians choice.And some foreign culture can be successfully spread and flowering or not is depending to its original condition.This phenomenon is embodied clearly in the three Bronze statues given to Japanese by Zhu.

Key words：Zhu Yaoshui， Confucian Statues， Japanese culture， auto self adjustment

責任编辑：汤苏婷

作者简介：钱明，男，1956年生，日本九州大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鉴湖”讲座教授，绍兴王阳明研究院副院长。

1 安东守约（1622—1701），初名守正，后改为守约，字鲁默、子牧，号省庵、耻斋。生于筑后国（今福冈县南部）。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朱子学者，朱舜水在长崎时拜朱为师。主要著作有《省庵文集》《耻斋漫录》等。1655年朱舜水抵长崎，一般日本人还不知道他的学问，唯独安东守约前来求学。舜水当时贫穷，守约慨然把自己俸禄的一半赠给他，一时传为美谈。

1 [日]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东京：同朋舍1984年版，第405、396页。

2 参见拙著：《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3 像下有底座，高14cm，像与底座之间有一连接内柱，上有数行介绍朱舜水的文字。该底座应该是后人所加。

4 笔者2009年4月和2012年10月曾分别在东京安东守仁工作的高中和上海松江“朱舜水书信展”上，采访过安东守约第十一世孙安东守仁，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朱舜水所赠孔子像的传世经过，以及其父亲安东守男与朱舜水后裔交往的经过和拍摄于1960年代的合影照片。

5 该书录真迹现藏于德川博物馆。据计文渊说：“在传世朱舜水墨迹的刻帖及出版书籍中，又不能不提到《垂裕阁法帖》，此帖系日本江户时期著名刻帖，‘垂裕阁是第八代水户侯德川齐修的阁号。《垂裕阁法帖》内收历代名家法书墨迹多种，第十七卷专收朱舜水于乙巳春三月书录的《论语》手迹，卷首隶书标题‘明朱之瑜书，引首处刻‘溶霜斋印，落款‘书于长崎莲勺。整卷行草书，字形大小相同，先后顾盼自然，节奏明快而富有变化。选此卷刻入法帖，可见当时对其遗墨的珍爱程度。”（计文渊：《朱舜水墨迹研究》，收入徐兴庆编：《朱舜水与近世日本儒学的发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第433页）。

1 朱谦之编校：《朱舜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9页。

2 因另一尊孔子像数百年来一直由安东家世代相传，从未易手，至今仍珍藏于位于镰仓市的安东家祖宅，故而无需细述。

3 参见《朱舜水の孔子像》（此文系根据立花茂久、益子理惠子、山科良太、横山雄治四人所记），收入立花民雄主编：《よみがえれ日本人の精神》Ⅰ，柳川：安东省庵显彰会，2003年，第169页。

4 横地威明（1795—1876），号玄蕃助、春斋，柳河藩儒者。文政七年（1824）藩校传习馆创设，横地任学监。后在福冈仓永（今大牟田）建私塾“龙山义塾”，主要进行汉学教育，有门人六十余人。死后被安葬在柳川市大悲山观世音院报恩寺。

5 参见《朱舜水の孔子像》，收入立花民雄主编：《よみがえれ日本人の精神》Ⅰ，第169頁。

6 西田干治郎（1831—1908），著名汉学家，福冈县三山市人。幼年时在壇秋芳塾学习文学，后到横地威明的龙山义塾学习汉学。1863年在家乡濑高町开设汉学塾明伦堂。1895年在塾内祠堂开始祭祀藩校孔子像（即原藏于横地威明家的朱舜水所赠孔子铜像），祭祀仪礼传至现代。今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西田文库即以西田干治郎旧藏书为主而设立。

7 原文载于传习馆高校校史陈列室所珍藏的放置孔子像的类似日本佛龛的精致橱柜的后背，故又称“孔子圣像及橱子背名”。加方框者为字迹模糊处或缺字处。

1 参见《朱舜水の孔子像》，收入立花民雄主编：《よみがえれ日本人の精神》Ⅰ，第169页。

2 曾我佑准（1844—1935），柳川人，幕末政治家。父亲是柳川藩士。1865年在长崎传习所学习西学。1868年担任明治政府海军顾问。以后转到陆军，西南战争时作为第4旅团长平定了西乡隆盛军。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建立陆军士官学校，任首任校长。1881年与谷干城一起担任拓荒使，参与宪法制定。翌年作为参谋本部次长、陆军部长而致力于陆军的扩张，历任后宫中顾问官、日本铁路公司社长、枢密顾问官等职。1891年成为贵族院议员。

3 收入《曾我佑准翁自叙传》，曾我佑准翁自叙传刊行会，1930年12月刊。

4 有误，实为三体。

5 此记文笔者未见。

6 即三岛毅（1830—1919），号中洲，明治十年创立二松学舍大学，是明治时期著名的阳明学者，时任东宫侍讲。

7 有误，东宫所藏孔子铜像比安东省庵子孙所藏孔子铜像要高2cm。

8 载《孔子圣像》（传习馆高校藏），传习馆高校平成二年十月十七日刊。按：因当时三岛毅尚不知传习馆高校所藏之圣像，故只比较了安东家和汤岛圣堂所藏的二尊孔子铜像。

1 [日]雨谷毅编：《義公朱舜水との関系資料3：朱文恭遺事》，水户：彰考馆，1938年，第142页。

2 参见拙文：《日本的孔庙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佐贺多久圣庙为例》，收入徐宇宁等主编：《儒家文化与当代道德建设》，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60—271页。

3 参见拙文：《王阳明遗像中历史记忆与文化信息——从比较东亚阳明学的视角出发》，收入钱明、叶树望主编：《王阳明的世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150页；崔在穆：《近代韩国、日本阳明先生肖像之思想战略——以崔南善<少年>与东敬治<阳明学>为中心》，同上，第528—541页。

4 所谓“故里”，乃是基于被赠与者安东省庵的立场。此说模糊了赠与地点和时间问题。如上所述，孔子铜像的赠与地点是在长崎，赠与时间是在1665年朱舜水启程赴江户之前。

1 [日]立花民雄主编：《よみがえれ日本人の精神》Ⅰ，第159页。

2 [日]石川忠久：《孔子三像対面式に寄せて》，《斯文》第110号，东京：斯文会，2002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