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剑点校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书画经眼录》（以下称张剑校本）。这是莫友芝撰《郘亭书画经眼录》首次成书。此书是张剑在仔细校勘了分别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善本室、国家图书馆、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的四部稿钞本后整理出的最完善版本。据张剑考证，社科院所藏两册本是莫友芝亲笔草稿本；台湾藏本潦草、多涂改、且不全，是莫友芝次子莫绳孙的首次整理本；国图有两种钞本，一种三册，一种四册。三册本系台湾藏本的誊钞本；四册本则最完备，为光绪戊申（1908）年前后莫绳孙删定完成的“誊钞待印本”。张剑校本就是以它为底本。

在莫友芝生前，《郘亭书画经眼录》被作者自己认为“不足成书，故未删定”。莫友芝去世后，此稿曾有两次出版的机会。第一次主其事者是莫绳孙，他甚至连序言都写好了，后因“应官樄，未及绣梓”。第二次时在1933年春天，贵州肆力于收集整理乡邦文献的学者凌惕安，驰书莫绳孙之子莫经农，打探书稿下落。得到书稿后，凌惕安详加校雠后，找人誊抄，装成六册，决心代为联系出版。当年十月凌惕安为此书所作的序言载于《贵州通志·艺文志》。他编定的六册钞本可以被认为是《郘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我们姑且称之为凌序本。不过，凌序本出版未果。张剑在序言里也提到了这个版本，他说这个钞本后来“不知所终”。

那么凌序本还在世吗？如果在，有可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得到的这批商务旧档中，有一份与其相关的资料，也许可以为它的去向提供一些线索。

进入正题之前，先要说说凌惕安其人。在我搜罗民国旧书的几年里，多次接触到这个名字。非典那年，我买到一部油印诗集《陶楼诗钞》，作者是晚清贵州籍名臣黄彭年，编者朱启钤在此书序言里提到“贵州文献编辑馆凌惕安”曾向黄彭年的孙子访求黄四十四本日记的事情。后来我又在潘家园得到凌惕安编的《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一集。此书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文献丛刊第三种（第二种《郑子尹先生年谱》也是他编的），出版于1946年。书中收入清代贵州名人四十八位，每人一像，像后有凌惕安所撰行状，并附时人对传主评价。这些画像都是凌惕安多年辛苦搜求所得。他在序言里写道：“故及冠而后，于乡邦先达事状雅嗜搜集。”此书浏览一过，可知凌惕安至少还编辑整理过黎庶昌的年谱，莫友芝的《影山词》，并曾将自藏郑珍书画付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名为《柴翁书画集锦》。早年他还在中华书局出版过一部颇为重要的史学著作《咸同贵州军事史》。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其生平介绍却遍寻难觅。《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贵州通志·人物志》、百度百科，都查不到。在小绿天兄的帮助下，我才得到一些零星的资料，连缀起来，也只能说对他有个模糊的认识。凌惕安，名钟枢，以字行，贵阳人。贵州省图书馆藏有《笋香室日记》，是凌惕安1921到1923年之间所记，当时他任贵阳达德学校中文教师。后人撰写的日记提要说他民国辛酉（1921）年，三十岁。《清代贵州名贤像传》李端棻一条的附录里，凌惕安自述“光绪丁未岁，先生方主讲在籍。常以其暇日视察学校。时余年十六……”光绪丁未是1907年。我们据此可以推知凌惕安生于1892年。早年他由叔父凌秋鹗——贵阳达德学校校长介绍，跟随教育家黄齐生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一年。回国后又随贵州教育考察团在国内四处游历，增广见闻。回到貴阳，先后在中华书局贵阳经销处、达德学校、贵州改进日报、贵州文献征辑馆等处就职。他在这些年里多方搜求有关贵州的文献资料，勤于撰述，有多种著作出版。四九以后，他却突然销声匿迹，再无任何学术活动见于记载。在范凤书著《私家藏书风景》里，贵州文史馆陈福桐先生提到了他：“贵阳民国时期藏书家凌惕安藏书在万卷以上。凌氏命运坎坷，解放初糊里糊涂遭镇压，但其所藏明清贵州地方文献大都归于贵州省图书馆。”被镇压而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查不到他的生平，为什么几十年来再也没人提到他。按陈福桐的说法，凌惕安应死于1950年前后。这一切，就是我能给他排出的粗陋笼统的简历。看到这份简历，很多人会一下子想到同样死于革命洪流的叶德辉，说他是贵州的叶德辉也不算荒谬吧。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的学者，实在不该被我们忘记。

1933年9月19日，凌惕安整理好《郘亭书画经眼录》之后，想找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写给张元济的敲门信里，他一上来先叙旧，说民国八年曾随黄齐生去上海拜见过张先生，两人有一面之缘。又说自己新著《咸同贵州军事史》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很愿意致送商务和东方图书馆各一部。然后切入正题，提出出版莫友芝遗稿一事，并在信中列举了具体的出版要求：“印刷版式应依照原稿（弁首遗像系惕安据朝服大像改绘而成）；须用连史纸仿宋字钉印刷；明年四月以前应即出版；出版后版权可归贵馆所有，任凭发卖；初版出版应送五十部以便分送亲友；须付给原著人家族若干元；如得同意可拟合同双方签订；未经议定以前不得私自钞录其中任何篇页。”随信，凌惕安还寄了一份《经眼录》的目录。张元济接信后很感兴趣，用朱笔批了几个字“莫子偲先生为近代名人，其著述似有可印之价值”，就转给了李拔可。一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寄出经李拔可认可的回复，说仅有目录还不行，要凌再寄来原书手稿，经审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为莫家代印此书。并说如果凌惕安担心书稿在邮寄途中受损，那印书的事情就以后再说。最后还声明凌来信中提出的致送现金一条无法满足，因商务印书馆代人印书，向无酬送现金的先例，最多只能出书后酌赠二三十部。这封回信公事公办，不咸不淡，话里话外表现出一副大衙门派头。看来商务对这部书稿价值的评估和凌惕安相去甚远。

复信寄出后三个月，商务一直没得到凌惕安的答复。1934年1月，张元济过问此事，让手下给贵阳独狮子街九号又去一信，询问《经眼录》书稿是否寄出。凌惕安回信说书稿还在整理，并请张元济在一幅康桥画社为其父亲所绘图卷上题咏。张元济谢绝了这一请求，他说“弟于文字素非所长，近年衰病侵寻，笔墨尤多荒废，实不敢轻易下笔”。这个谢绝，涉及到凌惕安的父亲，很有点伤人面子。之后的几个月，凌惕安又没有动静了。事情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一股不和谐的气息。双方各自端着架子，走到两条岔路上去，渐行渐远。凌惕安似乎觉得这是名家名著，不出版是你们的损失。商务一方，则表现出一种让人恼火的无所谓的态度。

到了6月5日，凌惕安终于把誊钞好的六册书稿挂号寄出（书稿里包括凌惕安撰序言）。在信里，他再次罗列了几条要求，其中包括：“本书无论入选与否均乞于十日内决定之；出版期应请在二十三年内（因莫氏主人年已七十以外，自伤迟暮，深以及见为幸，曾再三嘱托；印刷时拙序应请照存不得割去”等项。所列诸项里最意味深长的一条是“如不入选，请将原本交付中华书局印刷所营业部代收，掣取收条即算已经送还。（如不入选当托中华代印也）”。凌惕安曾作过中华书局贵阳经销处经理，又在中华出过书，提出这条要求看似合情合理，事实上却极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这句话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他把商务作为首选，商务弃用，书稿才归中华。但从另一角度考量，也可以认为他是在借中华书局向商务示威。以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竞争关系，此举将招致反感应在意料之中。对这封信，张元济的批示倾向性非常明确，他说凌惕安寄来的这份书稿“既非莫君手稿，又无莫君题跋，恐难徵信，鄙见不宜接受。未知卓见以为何如？”其实，书稿虽然是写手誊钞的，其间并无莫友芝笔迹，但若想证明此书确为莫友芝著作，并非难事。只要與凌惕安多做沟通，嘱其提供能证明书稿真伪的凭据，比如莫家后人出具的委托证明，并一张莫友芝手稿的照片即可（这些凌惕安应该都是可以办到的）。但张元济显然不想在此事上再多费精力，这页批示基本上消除了《经眼录》在商务出版的可能性。张元济把这份批示转给李拔可和王云五。李、王二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证明此书确实没有出版价值了。他们把书稿转给美术部主任——金石书画家黄葆钺审阅，请他提出审阅意见，之后就拟了复信。复信日期是6月28日，信中写道：“莫著之《书画经眼录》，承蒙委托付印，至为感幸。当即交与鄙馆编审诸君拜读一过，惟见其书中关于考证解释等处，颇滋疑问，不敢轻率应命，筹商再四，只得遵示将原书六册，连同尊致中华书局之手条一并送去；兹附上取得该局之收据……”。

这六册凌序本就这样从商务印书馆转到了中华书局。凌惕安接得此信后，忿忿不平可以想见，他还想追问一个究竟。于是又去一信，这封信上款不再是张元济，而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公鉴”，他说：“大示所云考证解释颇滋疑问者，未审究何所指，尚乞详加指示，以资进益，不胜企祷。所以竭诚奉质者，盖情殷请益，并无他意。贵馆编译部诸贤皆学问专家，见地必高人一等，故有是请。伏恳就审察所得，撮要见示，以益神智。”“见地必高人一等”，语义暗含讽刺。说自己“并无他意”，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两个月之后，他接到了这次交涉的最后一次回复，商务的复信写得极简洁：

惕安先生大鉴：奉七月廿一日手教，诵悉一切。郘亭先生书画经眼录今复辱承下问，审慎周详，至佩盛旨。惟鄙馆同人当时展读一过，佥以全书既无郘亭先生亲笔一字，又无同时名人及后贤序跋，是否确系原著，无从考证，且藏品时代间有不符之处，又不欲妄抒己见，致启纷纭聚讼之渐。兹承垂询，特再竭诚奉复，务希鉴察为感。专此奉布，敬颂台祺。廿三年九月一日

使用了“纷纭聚讼”一词，语气已相当不客气了。这封信等于对凌惕安作为整理者的个人信用提出了质疑，那么双方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凌惕安委托商务印书馆出版《郘亭书画经眼录》一事，到此划上了句号。商务在这最后一信里实际上提出了两项具体质疑，其一是复述张元济批示里的观点“全书既无郘亭先生亲笔一字，又无同时名人及后贤序跋”。此项我前面讲过，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沟通获得解决。其二是说书中所列“藏品时代间有不符之处”。这项质疑又是从何而来呢？来自档案里保存的美术部主任黄葆钺的审阅意见。

黄葆钺业务繁忙，加上当时沪上正值盛夏，天热气燥，他没有耐心把《经眼录》从头到尾读完，所以只把第一卷里冠首的四件书画的著录文字粗略看了一遍。他认为，由于这四件年代最早的书画里三件都是赝品，窥一斑而知全豹，因而《经眼录》一书没有出版价值。他对著录文字的分析有些非常到位，但也有一些失之武断。先说比较到位的。《经眼录》里第一件作品是《吴曹弗兴山水横卷》，黄葆钺说“标题自足惊人”，“自题名款即非吴时之画”。第四件《唐杜工部赠太白绝句直幅》，“其署款可笑，与仆近今所见之杜书与严武诗轴相类，皆伪迹中之尤劣者”。确实，在画上落名款一般认为北宋以后才开始出现。据此认定这两件是赝品合情合理。第三件关于《唐褚临兰亭绢本》，黄葆钺说得最详细。他认为此轴传承有序，道光时流入梁章钜家（梁章钜与黄葆钺都是福建长乐人，黄与梁是亲戚），此卷“本吾家旧物，吾从父与杨心舫为妻兄弟，此卷归杨，杨没后归陈淮生，流入日本”。百年内的递藏情况，从福建到日本，黄葆钺讲得一清二楚，因而不可能如莫友芝在《经眼录》中所说：道光时曾藏于遵义唐子方家。这件手卷现仍在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查看二玄社依原样复制的该法书，梁章钜题跋后，紧跟着就是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题跋。且卷中并无唐子方收藏印。这些都证明黄的这段论述是基本可靠的。但黄葆钺接下来又说“褚卷以米跋为重，今所录独无米跋，已可怪诧，至其他诸跋及先退庵公诗，其为迻录，不待言矣”，这就是他的疏忽了。张剑校《郘亭书画经眼录》中，褚临兰亭绢本一条，对米芾跋语和印章的记载俱在。我想，凌惕安雇的写手把米芾跋语漏钞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是黄葆钺没仔细看书稿。根据对这几件书画的判断，黄葆钺给莫友芝下了断语：“郘亭读书甚多，藏书及能见书皆不为少。恐鉴书画非其所长。但震大名，不察真伪。充其所至，将如前明张泰阶之《宝绘录》，徒资笑虐而已。”

虽然黄葆钺对于画作真伪的判断基本上问题不大。但他对此书价值的认识，从出发点上就有问题。今天我们知道，存世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号称北宋以前的书画，基本上都是较早的摹本。在原作不存的情况下，年代较早的、艺术水准较高的摹本对于探求原作的本来面目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些甚至可以以原作视之。同一作品的不同摹本更能对认识原作起到互证的作用。年代越是久远，高水平摹本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越值得重视。不能认为只要画作不真，就没有著录的价值。

事实上，莫友芝也并不认为《经眼录》中所载书画都是真迹。他没有“但震大名，不察真伪”。除了忠实地记录这些被当时人看重的作品的尺寸、材质、题跋、印章，他也对一些作品的真伪作了分析。只是这些文字被黄葆钺忽略了。比如第四件《唐杜工部赠太白绝句直幅》，莫友芝通过纸质和作品中的文字矛盾，已认定这并非杜甫真迹。但他认为“即出明前好手，亦弆藏家所当珍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便是摹本，也有记录的价值。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根据张元济和黄葆钺的意见对凌序本《郘亭书画经眼录》提出的两项质疑，以至拒绝出版，令人遗憾。

我收藏的这份商务旧档中还保存了这六册凌序本的目录。该目录为工楷钞录，用凌惕安自印的“笋香室”红格稿纸。从内容看，该目录和张剑校本差别不大，也分六卷，《经眼录》四卷，《附录》两卷（上、下）。两个版本中，同一件书画的标题文字略有差异，比如张剑校本中的《宋拓李北海书叶有道碑》，凌序本作《宋拓叶有道碑》。此外较之張剑校本，凌序本附录卷上缺《摩诃僧祗律卷第二十九》、卷下缺《明莫云卿公山水横卷》。《明仇什洲狄梁公望云图为项墨林画直幅》，张剑校本中列在附录卷下，凌序本则置于第四卷里。

这段公案说完，再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凌序本——《郘亭书画经眼录》第五种版本的下落。经查实，中华书局当年也没能为凌惕安出版这部书稿，具体原因不详。那么这六册钞本交到中华书局以后，下落如何？中华是否依照常理把书稿退给了凌惕安？一1946年出版的《贵州名贤像传》证实了这点。《像传》一书莫友芝一条后面附有凌惕安撰《郘亭书画经眼录》的序言。这篇序言署的日期是民国二十九（1940）年三月，和他1933年寄给商务印书馆的那篇相比（即《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文字），字句上稍有增补。这一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向凌惕安征求书稿，以编入西南文献丛刊。凌惕安除了提供《郑子尹先生年谱》和《清代贵州名贤像传》两部稿件之外，也再次将《郘亭书画经眼录》列入了出版计划。他在1933年那份序言上，增加了一句“正谋寿诸梨枣，会北平图书馆长袁君守和就余徵访及此，喜其巧值，幸深得所假手，人生快事孰逾于此”，印在了这部《像传》里。这句话说明，书稿此时在他手里，中华书局早已把书稿退还给他。不过这一次，大概因为时局动荡，《经眼录》还是没能出成。

1940年以后，凌序本的下落我们就只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资料作推测了。《独山县志》记载，莫友芝后人莫经农“曾保存其祖父友芝一些画卷、文稿、书籍、信件等，后落入贵阳凌惕安处。抗战时期，凌欲出卖，后由旅居贵阳之独山同乡韦子久、邓琼圃等出资，由万大章向凌买回，保存在独山县文化馆。六十年代，省博物馆以独山保管条件差，经协商全部拿到省博物馆保存，认主权仍归独山，至今仍保存在省博物馆。”万大章又撰有《影山文物还乡记》一文，详细叙述了从凌惕安手里收购这批莫友芝文物的过程，并列出物品清单。文中说到“凌君居处尚有子偲先生书画，《经眼录钞》稿许并衣冠照片，查出未赠，亦要件也。爰复商乡人邓君琼甫、莫君稚莹各蠲一百万，尽数购归，别组文献委员会保护焉。”“《经眼录钞》稿”应该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凌序本。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六册书稿现在正安安静静地躺在贵州省博物馆的某个角落里。除了多出一方博物馆的收藏章，它一切如旧。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在痴人说梦，解放六十年来天翻地覆，或许它早已在某一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责任编辑：王尧礼

作者简介：陈晓维，北京人，藏书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