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综合改革的影响与对策

2017-07-18张亚群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4期

关键词：科目考试改革

张亚群，刘毳

（1.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2.燕山大学教务处，河北秦皇岛066004）

高考综合改革的影响与对策

张亚群1，刘毳2

（1.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厦门361005；2.燕山大学教务处，河北秦皇岛066004）

正在推进的高考综合改革，以“两依据一参考”为招生标准，对基础教育和高校招生将产生广泛影响。高考由过去六月份集中考变成分散考，招生评价由一元到多元，报考名校和热门专业竞争依然激烈，考生学习压力没变而招考压力方式改变。新高考的全面实施，将促进普通高中培养目标、教育评价、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转变，推动高校招生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发展，对考试组织实施和招生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对新高考的挑战与问题，需要协调高中教学与学业水平考试的关系，加强高中教育与大学招生的沟通衔接，促进高中教育转型，改进教育评价方式方法。

高考改革；基础教育；高校招生；分类考试；多元录取

在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考试招生制度变革具有重要地位。“十二五”期间，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14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了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总体目标。这份文件不仅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与中等、高等教育改革密切相关。与既往相比，此次高考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协同推进考试改革、招生改革和管理改革，属于综合性改革。已出台和将要实施的高考改革举措涉及面广、力度大，对基础教育和高校招生将产生广泛影响，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改革导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才能适应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要求，引导基础教育全面发展，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

一、高考改什么与怎么改

长期以来，高考作为教育评价手段，在科学选拔人才、保障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正面价值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另一方面，作为大规模选拔性考试，高考竞争加重了中小学学业负担，学生身心发展被削弱，应试教育流行。在以高考分数录取为导向的情况下，就变成了考什么学什么，这次高考改革就是要扭转这个导向。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推动招生标准的多元化，培养创新人型才需要提升生源的综合素质。这些问题和挑战对高考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考制度需要改革完善，而改什么和怎么改则更为关键。前者涉及考试招生改革的目标定位，后者则是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二者均应遵循人才培养和教育评价的规律，坚持正确的改革导向。

从历史考察来看，近40年来，高考制度改革经历了四种方式，反映出不同的改革导向[1]。一是注重考试科目调整，从老6门演化为“3+1”；二是实行分省命题考试，最多时有16省份单独命题；三是建立多元录取机制，实行高考加分、推荐录取等；四是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扩大人才选拔路径。上述做法主要集中在考试改革，录取方式并无根本变化。实践表明，这些举措未能有效解决片面应试教育问题，有的改革举措甚至是倒退，不仅产生新的矛盾，而且滋生招生腐败。“招生考试方式越多样，越不依赖分数，客观上对没有社会资本的家庭就可能越不利”[2]。这种状况严重损害了高考招生的公平公正性，显然有悖高考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功能。

高考改革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已启动的全国高考综合改革，以此为根本导向，将“育人”、“公平公正”、“科学高效”作为基本原则，重视加强考试招生的科学性和公平性；增加考试招生的选择性，设置综合评价环节，矫正高考单一性评价的弊端，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其总体目标中，“分类考试”是指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分别考试，解决大众化阶段不同类型院校招生选拔标准问题；“综合评价”是要改变单纯以高考总分作为录取依据，参照高中阶段的综合表现，引导中学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多元录取”是将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评价作为参照，择优录取[3]。

新高考除了改革考试的形式与内容，最重要的是改革招生标准。中国高考长期以来属于总分录取，新高考制度的最大变革是实行“两依据一参考”，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在考试改革导向上，适应素质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减少统考科目，增加考试选择性，发挥“统考”与“选考”的各自优势。值得指出的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相契合。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0%，高考升学率大幅提升，高等教育升学选择增多，这就为高考改革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路径选择上，高考综合改革遵循“加强统筹规划，积极稳妥推进”的基本原则，采取循序渐进、配套改革、局部试点、整体推进的路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改革方针[4]。具体来说，其改革导向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在实施步骤上，从先易后难出发，大力整治社会反映强烈的考试招生不公平现象。近几年来，教育部在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及录取方式，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扩大使用全国统一高考命题，大幅减少高考加分项目。2015年只保留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扶持性加分政策；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减幅63%；为残疾人考生提供平等机会和合理便利[5]。2016年一些省市逐渐合并和减少本科录取批次。2017年1月，教育部办公厅发文进一步规范艺术类、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等4项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要求各地提高省级统考的信度、效度、区分度，逐步提高高校特殊类型招生文化课成绩要求。对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将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6]。

其次，在制度建设上，以法治为指导思想，制定考试招生配套规章，为高考改革提供法制保障。高考综合改革涉及考试形式和内容、考试组织实施、学生综合评价以及招生管理等方面，需要制定配套规章，协调考试、招生和管理等环节。近三年来，教育部等部门相继发布《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等配套文件，规范相关改革。各省市区根据本地实际，制定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及各项实施细则。此外，国家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高考作弊入刑定罪，最高可处七年有期徒刑。这些措施为考生公平竞争提供了保障。高考改革受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有的改革举措实施难度大，而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是最难的一项改革，需要社会诚信和法制作为保障。正如有论者所言：“高考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是现行的分分计较的总分评价模式。”[7]从长远发展来看，高考综合改革须健全法制，严格执法，以保障考试选才的公平公正。

第三，在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设计上，由局部试点到整体推进，逐步实现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不平衡，各省须根据实际制订相应的高考改革方案。上海、浙江已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皆已发布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尽管各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启动时间及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总的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体现了国家共同的教育政策导向[4]。

二、上海、浙江高考改革方案比较及特点分析

为贯彻国家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战略要求，上海、浙江率先试行高考综合改革，今年全面实施。总体来看，无论是上海还是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均以《实施意见》为指导，改革目标导向和考试招生模式“大同”，而其实施路径及考试方式“小异”（见表1）。比较两地高考改革模式之异同，分析其实施特点，可加深对全国高考综合改革的导向、路径及其教育影响的认识。具体来说，试点省市在高校考试招生改革和教育导向上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考试科目设置上，实行“3+3”模式，不分文理科，引导和促进中小学素质教育。新高考取消文综、理综科目，增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高考总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语文、数学、外语3科统考成绩；另一部分是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各科满分150分，语文、数学成绩当次有效，计入考生总成绩；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计入高考总分。上海选考科目每门最高70分，高考总分660分；浙江选考科目每门总分100分，高考总分750分。两省市统考科目实行自主命题，考试时间不变（外语第二次考试除外）。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只能参加一次。选考科目“一门一清”，分散在高中三年，使学生有更充裕时间备战统考科目。

（表1）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模式比较

其次，高考外语等科目提供一年两次考试机会，扩大考生的选择性。上海、浙江普遍实行外语一年两考，考生可选其中一次成绩计入总分。普通高校提出选考科目范围，最多不超过3门，学生任选其中1门即符合报考条件。浙江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和外语每年2次考试，成绩2年有效。在选考科目赋分方面，两省市按比例划分等级，但选考科目、分值及等级数略有差异。选考科目起点赋分40分，各等级分差3分。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包括6科，考生自选3科作为选考科目。其成绩在计入高考总分时，由五等细化为11级，各占5%、10%、10%、10%、10%、10%、10%、10%、10%、10%、5%。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增加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科目，共7科并设有加试题，考生从中选择3科作为选考科目成绩，选科考试成绩细化为21个等级。

第三，在录取标准上，采用考生总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体现“多元评价”的要求。试点省市将高中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招生参考。上海2017年依据统一高考+学考成绩，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推动高校在自主招生等环节使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浙江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分为两种方式：一是以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高校录取依据；二是将综合素质评分纳入高考分数，实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综合成绩由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校综合测试成绩按比例合成，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低于50%。两种招生方式均按照“专业+学校”填报志愿，按专业平行投档，择优录取。

第四，按照分类考试招生要求，推进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注重发挥考试的甄别功能。与精英高等教育注重考试选拔功能有异，大众化高等教育招生侧重考试甄别功能，为不同类型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升学选择。上海市规定仅报考专科高职志愿的学生，只计语、数、外3门统考成绩。浙江高职招生方案分为两种考试方式：一是高职提前招生，实行“一档多投”，考生高校双向选择；二是实行高职院校单独招考，将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相结合。职业技能考试分为17大类，全省统一组织，分点实施，每年1次。学生选报1至2个类别，同类考试至多能参加2次，成绩2年有效。

第五，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取消一本、二本院校等批次区别，强化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性。根据《实施意见》及教育部统一要求，上海、浙江大幅减少和严格控制高考加分项目。2015年起，上海市逐步将高考加分激励功能移至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浙江取消所有鼓励性加分项目，保留和规范后的扶持性加分项目只适用于本省所属高校招生。除烈士子女和荣立二等功等条件的退役军人保留20分加分值外，其余扶持性加分项目降至5分以内。上海实行一本、二本合并录取，浙江高考取消录取批次。这些举措体现了高考改革的公平原则，为考试公平和招生公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上海和浙江高考改革模式虽存在某些差异，但基本导向是相同的。其高考改革模式作为试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其他省份高考改革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从全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来看，各省份均实行3+3科目设置，统一高考科目一般为语、数、外3科，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兼采上海、浙江两种考试模式。所不同的是，除了京津沪苏浙5省市外，全国26个省份均采用全国统一命题卷。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划分及赋分方面，绝大多数省份采用浙江模式，选考科目为100分，高考总分750分；而选考科目采用上海的“6选3”模式。全国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大同小异”，预示其影响将是大致相同的。

三、高考综合改革的教育影响

高考制度变革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连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高考招生标准作为强有力的指挥棒，对中小学教育具有巨大的导向功能，也直接影响到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新高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选拔高素质、多样化人才，保障考试公平和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导向，涉及招生标准、教育评价方式、考试方法、考试组织管理等内容，将产生广泛和重要的教育影响。从学校教育和考试管理的角度来看，高考综合改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促进普通高中培养目标、教育评价和教学与学习方式的转变

高中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后期阶段，担负着培养良好公民和输送优秀生源的双重任务。多年来，在高考升学的驱动下，高中教育目标被扭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沦为片面的应试教育。高考综合改革实施后，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校招生的重要参考，打破高中文理分科的界限，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和良好个性，拓展学生的学科知识面，其教育意义和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从整体和长远来看，“高考考试时间、考试内容的改变只是高考综合改革的一部分，而招生标准的改革将引发高中教学和评价的连锁效应，促进高中教育转型，引导学生全面发展，这才是高考改革的最佳效果”[8]。当然，实现这一教育目标，高中教育教学须做相应改革。从试点省市改革举措看，新高考对高中教育教学既有促进作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冲击，高中教育面临新的挑战。

其一，如何有效推动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客观、公正、全面评价学生的成长过程、发展状况和个性特长。在这方面试点省市正在积极探索。上海市规定，从2017届高一学生开始，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情况记入综合素质评价内容。高中阶段社会实践不少于90天，其中志愿者服务不少于60学时。定期把客观数据导入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2016年暑假，上海数万名高一学生涌向社会，做志愿者“挣学时”[9]。

其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如何“选科”，才能发挥其积极功能。上海“6选3”模式有18种选科组合，浙江“7选3”模式则有35种选科组合。如何“选科”才能既发挥学习特长，提高学科等级排名，又满足高校招生的专业要求，确实让高中生焦虑。以往高考招生中，很多考生家长、学校代替考生选择专业。如今“选考”改革，应让学生更多地自主选择，学校和家长仅能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选考”的初衷是矫正文理分科的局限性，但受考生学习能力、考试心理预期、不同科目得分难度等因素影响，多数学生可能还是选择理、化、生或史、地、政，文理交叉选择不会太多，还是会导致文理偏离。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三，如何实施新的教学管理形式，保障教育教学质量。适应选科教学的要求，在教学组织和管理方面，试点省市中学正在推行“走班制”。学生根据学习能力和每门功课的学习水平，选择不同程度的班级上课[9]。2015年9月，上海市在高中二年级全面实行“走班制”。实行“走班制”，学生流动性很大，对于师资配置、课程组织与学校班级管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在文理分科模式下，高三年级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学科教师均有一定的需求量，而实行选考后，高三停开这六门功课，可能会有一些教师转岗。学生选考多的科目，就需要更多的任课教师，不同年级任课教师的比例也会随之变化。新高考对高中教师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包括知识结构、生活品质、交往方式和教学风格等方面，教师能否胜任新的教学目标也是一个挑战。

其四，全面认识和有效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问题。为了减轻学生高考升学压力，此次高考改革出台多项举措，如减少统考科目，增加外语考试次数，实行分类考试和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制，增加综合素质评价，淡化“分数至上”。从试点省市改革举措来看，其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考察。高中选考科目原本定性为等级考试，按等级划分，但要纳入高考总分，不得不由5等细化为11等或21等，以发挥其选拔功能。3分一个等级，大量考生分数集中在中间段，区分度不大，考试竞争更为激烈。考生不仅拼高考总分，对于每一科都要全力争取，考不到满分不敢松懈。

总之，高考综合改革对基础教育影响是全方面的。就考试招生和升学竞争而言，高考由过去的六月份“集中考”，变成“分散考”；招生评价由“一元”到“多元”；报考“名校”和热门专业竞争依然激烈，考生的学习压力丝毫没变，只是招考压力的方式改变而已[8]。

2.推动高校招生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发展

新高考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实行分类考试，调整考试科目设置，改革招生标准，引入综合素质评价，减少乃至取消高考录取批次，扩大考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这些举措对各类高校招生和办学活动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高考综合改革的实施，促进考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各类高校招生竞争加剧，考生对院校、学科及专业选择的博弈日趋普遍。考生如何选择理想的院校，高校如何招到优秀生源，需要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在新的高考制度下，高校招生和学生选报升学志愿，是专业优先还是院校优先，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而首批试点省市也有不同的高考招生政策导向。一些重点大学通过自主招生等方式，争夺优秀生源；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校，配合高考改革，通过开设大学选修课程，联合培训中学师资，提升高中与大学衔接程度。在按“专业优先”招生的省份，有的院校开始将弱势专业并入学科大类，实行捆绑式招生。高职院校推进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后，强化其直接面向劳动岗位、专业导向鲜明的办学特点。实行分类考试、减少录取批次后，有利于扩大考生和招生学校的双向选择，高校不再依赖批次来抢生源，必须依靠自身的办学质量、信誉、就业前景，赢得考生，将办学水平和就业实力放在首位[10]。

第二，高校招生多元评价方式的推广，有利于提升生源综合素质。新高考推行选科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可培养学生学科兴趣，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改善生源质量。2016年，复旦、上海交大等8所大学在浙江省试行“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招生人数逾1200人。如何保证通过“三位一体”新“标尺”量出高校需要的学生？清华大学招办主任刘震认为：“我们会在进校后对所有学生进行学习发展跟踪调查，通过大数据检验选拔效果。”[11]国外招生标准和评价方式改革实践也表明，培养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世界一流大学招生改革的重要趋势。2016年，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公布了一篇名为《扭转美国一流本科录取潮流》的报告，主题是“让关爱他人之心在年轻人心中普及”。其招生理念与招生标准改革，不仅提示了未来美国大学录取的新方向，也为常春藤盟校、麻省理工学院等80所美国名校所支持[12]。

第三，高校考试招生标准的变革，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完善。就招考关系而言，“招生只是手段，人才培养才是目的。相比来说，考试就是招生的手段，并不是现在被考生和家长奉为的‘考试至上’”[13]。新的高考考试科目、选拔标准改革，必将促进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真正的人才培养，要让学生接受通识教育，文科理科都不差。在大学教育模式改革方面，可借鉴美国经验。“本科阶段不要过早分科，让学生在大一、大二年级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从大三或大四年级开始确定自己的主修或就业方向，到了研究生甚至是博士阶段，开始进行某一个领域内的深耕钻研”[13]。

3.高考改革对考试组织实施和招生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高考综合改革必须保障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果作为高校招生录取依据之一，对考试公平、科学选才、考试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在试点省市实施中，学业考试由水平考试转变为选拔考试，一年举办2次或多次考试，将面临考试测量与考试安全管理的挑战。与美国SAT考试相异，我国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属于学科考试，且具有一定的选拔性，实行多次考试，在命题和组织实施上更为困难。

从考试管理现状看，各省相关部门还需进一步提高对学业水平考试重要性的认识。考试条件保障不能充分满足需求，考试组织和管理还不够严密科学，考试安全还存在隐患和漏洞，这些问题亟待解决。2016年12月教育部发文，要求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考务管理工作负责，省级统一组织的学业水平考试，必须全部安排在标准化考点进行，相关学校有义务承担考试任务并按要求做好工作。严格考试实施，加强考务工作人员选用工作，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考务管理、作弊识别等方面的培训，加大对考场实地和网上巡查力度。严肃违规查处，加强应急处置，强化组织保障[14]。这些要求对于规范和推进考试招生改革，保障学业水平考试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考试招生改革的应对策略

高考改革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考试制度改革应与基础教育发展、高校招生模式变革协同进行，才能实现预定目标。面对新高考已经产生和将要带来的挑战与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在基础教育教学与学习、大学招生、教育考试管理等方面，相互协调，整体应对。

第一，协调高中教学与学业水平考试的关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因应新的考试招生模式，普通高中需实施多样化的教学管理形式。试点省市中学在这方面已进行有益探索。如复旦大学附中本部对部分高一、高二逾200名学生实行全部课程走班，不设行政班级，其余学生选修课实行“走班制”。浙江海宁高中不仅实行“走班教学”，学生还可选择老师，力图打造“有质量的走班教学”。周彬校长认为，学生有了这样的选择权，也就增加了学习的主动性和责任意识。“从行政班教学向‘走班教学’转型，需要转变的远不只是课堂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形成支撑‘走班教学’的管理机制与责任体系”[15]。我们应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和选择性。刘震强调：“应该把选择的权利和规划的权利还给高中生、学生主体。清华大学现在提出：让我们的学生自由选择、多样成长。让我们高中生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比我们告诉他如何选择更重要。”[16]这一教育理念对于高考改革下的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加强高中教育与大学招生的沟通衔接，帮助和辅导学生做好升学规划。高中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需要多样性的选择，在考试升学方面，需要外界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多年来，受狭隘的应试教育影响，我国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严重脱节，衍生诸多问题。大学新生常见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对自己学习的前途迷茫；二是学非所好，对专业不感兴趣；三是知识面狭窄，不适应大学学习。这种状况也影响到研究生培养质量。因此，高中阶段迫切需要扩展学生知识面，加强对学生发展的指导。

由于高校办学水平、层次和类型存在差异，高校应扩大办学信息透明度，减少报考与招生信息不对称现象。“考生选报志愿，往往受招生院校所在地、办学水平、办学条件、就业前景、个人兴趣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高校实际录取分数线差异较大。招生院校应加强与中学沟通、衔接，高中需加强填报志愿的辅导，考生和家长需要了解更多相关信息、知己知彼，减少报考的盲目性”[10]。这些都是高考招生不容忽视的环节。教育主管部门须加强填报志愿的科学管理和监督工作，引导考生理性选择报考学校。

考生选择学校专业往往以就业为导向，实际上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大学教育只能提供成才的基础，毕业之后调整专业发展是常见现象。这也为30多年来高校人才培养实践所印证。一个人的工作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专业是人为的，学科也是不断演化的，而人对知识的追求，人才能的发展是无限的，不要过早地把人才培养局限在某一狭窄领域里。

第三，促进高中教育转型，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有什么样的考试就有什么样的应试，也有什么样的教学，考试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尤其如此。我不反对应试，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教育不能以考试为导向。应试教育是不够的。“包括通识教育在内，教育一定要培养人的理性精神，这些都不是应试能解决的”[8]。高中教育，一方面要升学，另一方面也要奠定学生人生发展的基础，加强中学的通识教育，使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教育，也是高中教育转型发展的目标。现在大学通识教育和中学通识教育往往是脱节的，这不是正常现象。应沟通大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实施条件来看，高考综合改革的有序推进，为高中教育转型和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和外部环境。正如有论者指出：“直接作用于高中培养评价的改革方案，以及基于教育综合改革背景的高等教育改革，比如大学的分类管理改革等，为高中教育接轨高等教育、探索多元培养提供了路径。”[17]实现高中教育的转型，需要契合时代和社会发展大趋势，提升办学理念的内涵，把握考试招生改革机遇，协调教育教学与考试评价的关系，制定科学的教育评价方式和教育发展措施。

第四，加强考试管理制度建设，改进教育评价方式方法。新高考增加了考试的类型和次数，呈现多样化、分散性的考试特点，客观上增加了考试招生管理的难度与复杂性。为了保障考试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应加强考试理论与技术研究，提高命题的科学性；建立和完善考试管理制度，重视考试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试实施的监督，保障考试公平。在这方面，各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和教育部有关加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等规定，已为各项考试招生活动提供了重要指导，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完善。

适应高考综合素质评价改革的要求，对中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评价逐渐从单一考试转向多元评价，不再单纯以考试成绩作为依据。高考招生标准的改革，对高中教育教学管理和社会诚信、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视和改进高中教育的过程性评价。有论者建议，采用“平均绩点”的方式，对学生参加所有学习活动作综合评价，从评价制度设计上与“两依据一参考”招生改革相一致[17]。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学生过程性评价，不宜通过频繁考试，过度监控教育质量，否则徒增学生负担。参照国际案例，有研究者提出，教育质量监控不应只监控学校教学，“教育关注的应该是增值，而非绝对值”[18]。

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高校考试招生向两级分化。一方面，众多普通院校和高职院校招生从选拔性考试转向适应性考试，甚至实行申请入学；另一方面，担负精英教育的研究型大学或热门专业院校，其招生录取淘汰率高，考试竞争依然激烈。当今我国高考改革就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两类性质的招生考试并存。由于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的“名校”情结以及就业等功利驱动，这种考试竞争将长期存在。

即使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颇高的美国大学，其名校入学竞争也十分激烈。近年来，八所“常春藤高校”的录取率在5%～14%之间。“据美国心理学会2013年一项调查统计，如果压力程度按10分来计，美国青少年在过去一学年的平均压力水平为5.8分，远高于代表健康水平的3.9分，也高于成年人的5.1分”[19]。与中国高考注重考试成绩不同的是，美国名校招生录取除了参考SAT成绩，特别注重学生的校外活动表现，学生在这方面竞争激烈。很多家长聘请顾问做设计，什么阶段做什么事，哪些方面取得什么成绩，都有详细的规划，由此促成了“大学申请咨询业”的兴盛。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孤立地谈论高考改革的应对策略。无论是中学教育，还是大学招生，应对考试招生制度变革，都需要具有整体观念和全局意识。当我们推进高考改革举措，应考虑到它连接着中学和大学；论及中国高考改革，要考虑其与美国招考制度的差异，中美教育模式和发展程度不同，文化传统迥异，家长心理和学生的追求也不尽相同。高考综合改革的应对策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张亚群.高考改革三大政策导向辨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刘海峰.高考改革：如何顺“路线图”到目的地？[N].光明日报，2014-05-08（15）.

[3]国务院印发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9/04/content_9065.htm.

[4]张亚群.高考综合改革：改什么怎么改[J].时事报告，2016，（6）.

[5]张亚群.高考综合改革最终要走法治之路[N].中国教育报，2016-03-09（05）.

[6]教育部.2020年起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N].人民日报，2017-01-07（04）.

[7]杨东平.高考改革究竟要改什么[N].中国青年报，2014-09-16（02）.

[8]张亚群.高考综合改革如何改变教育?[EB/OL].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6-11-24/doc-ifxyawmp0012485.shtml.

[9]姜澎，钱钰.2015：教育综合改革攻坚年，大中小学将现颠覆性变化[N].文汇报，2015-12-25（06）.

[10]张亚群.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革产生哪些影响[N].社会科学报，2016-10-13（04）.

[11]邓晖.高考新“标尺”如何量人选才[N].光明日报，2016-09-19（06）.

[12]张恒瑞.哈佛招生新议案带来美国本科招生变革[N].文汇报，2016-03-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