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抗战前中国矿冶人才的统计与计量分析
——以《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矿冶》为核心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前,为了明了国内科技人才基本情况,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专门人才调查,并形成了两巨册《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内容包括每个专业人员的学历、经历、专长、服务机构等,为政府各部门提供人才联络及运用的准备。其中矿冶卷共收录3567名地质矿冶专业人员,内容包括他们的履历、专长、出路与来源等信息。抗战前进行的这项专业人才普查工作,既是国民政府备战工作的一部分,为战时人才动员和使用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普查和信息采集,是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发展情况的量化记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抗日战争 资源委员会 专门人才 调查统计

1937年6月,即七七全民抗战爆发前的一个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资源委员会调查处编制的两巨册《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付梓刊印,并秘密发放给了政府相关部门。关于此事,长期以来我们的科技史研究或抗战史研究著述中从无涉及,近年来有些资源委员会研究的著述中或有提及,但对于这个秘密报告中究竟包括些什么内容则语焉不详。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对此略予绍介和分析,以补空白。

1 矿冶人才的统计与分析

《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分为两卷,每卷一大厚册,其中第一卷称为“第一号矿冶”。这份调查报告的主旨,是为了明了国内从事地质矿冶研究及在矿界服务的专门人才的基本情况,如学历、经历、专长、服务地址等,以为政府各部门提供人才联络及运用的准备。

报告分为四编：

第一编“履历”,将所收录的共3567名矿冶专门人才,按姓氏笔画次序排列,内容包括姓名、别号、年龄、籍贯、职务、学历、经历、专长、参加学会、现在住址、永久通讯处等项。这一部分是该调查报告最主要的内容,其他各编均是以此为基础,将上述人员按不同角度和分类方法,再进行不同的分类统计,以便更方便地了解和利用。

以翁文灏条目为例,其内容如下：

翁文灏(詠霓)44岁,浙江鄞县

职务：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

学历：比国罗文大学理学博士。

经历：前农商部矿政司司长,技正,技监,农矿部技监,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地理学系主任,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系讲师,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中国矿冶学会副会长。

专长：地质,矿业行政。

参加学会：(1)中国矿冶工程学会(2)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3)中国地质学会

现在住址：南京行政院

永久通讯处：浙江鄞县

第二编为“专长”,编者将矿冶专业划分为矿冶、采矿、采煤、采石油、采金、采银、采铜、采铁、采锡、采锑、采钨、采锌、采锰、采钼、采硝、采磺、冶金、冶银、冶铜、冶铁、冶钢、冶锡、冶锑、冶钨、冶锌、冶铅、冶锰、冶铝、冶汞,矿冶机械、化验、测绘、地质、矿业行政、矿业法规、矿业管理、矿业会计、矿业材料、矿业劳工、矿业卫生、矿业安全、矿警、矿业运销、矿业经济等45个门类。全部矿冶专门人才,各按其专长被分别编列于45个门类之下。各门类之下的内容,包括专业人员的姓名及其现任职务,并附加其履历所在页数,以便读者回查其具体履历。

如,地质专长项下所列李四光的内容有：

姓名：李四光 现任职务：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主任兼教授。履历第35页。

在前述45项专长门类中,人才比较集中的前10位专长分别为：矿冶960人,采矿808人,采煤406人,矿业管理374人,地质362人,矿业行政218人,矿冶机械214人,测绘137人,矿业会计108人,冶金143人。也有许多专业人数极少,甚至只有1人,如采锰、冶锰、采钼、冶钼等。也因为有人具有两种以上专长而被重复统计,故专长编所列人员总数为4601,比实际人数略高。

第三编为“出路”,统计的是各专门人才当前的地域分布,以及所服务的具体机构、工作部门和担负的职务。其具体内容分为：地区、机关或团体、内部组织、职务、姓名、备注、履历所在的页数等7项。

这个分类统计,实际是将所有人员按服务机构的序列列出清单,让使用者明了有哪些专门人才在哪些机构中服务,或者各相关机构都有哪些与矿冶相关的专业人员。例如,我们看到调查报告中记载的当时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情况如表1：

表1 出路(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部分)

说明：原表分为服务于矿业者、服务于他业者两类。

从调查报告中我们获悉：

(1)1937年4月时,全国矿冶专门人才服务地区分布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全国29个省市地区及国外。具体地域分布上前10名地区、人数及所占比例分别是：

第10名四川省,103人,4.55%

第9名湖北省,133人,5.88%

第8名安徽省,163人,7.20%

第7名山东省,164人,7.25%

第6名河南省,172位,7.7%

第5名江西省,185位,8.18%

第4名南京市,189位,8.35%

第3名湖南省,198位,8.75%

第2名河北省,203位,8.97%

第1名山西省,249位,11%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辽宁省仅收录有1人,而且吉林、黑龙江、热河等省因被日军侵占,无法调查,故没有数据。

(2)矿业界出身而在矿业界服务、非矿业界出身或专业出身不详但也在矿业界内服务的人,即全国实际在矿业界服务的专门人才总共有2016人,担任着2263项职务。在这2263项职务中,有637项为行政机关,所占比例为28%；130项为研究机关,所占比例为5.7%；94项为教育机关,所占比例为4.1%；在公司、工厂中从事实际工作的职位有1402项,所占比例为61.9%。

(3)当时正在矿业界服务的2016名人才中,学历背景本身即是矿业专业出身的有1026人,占50.89%；用非所学——非矿业专业出身的有702人,占34.82%,出身不详的有288人,占14.29%。

另外,学非所用——虽然学历背景是矿业专业出身,但目前并非在矿业界服务的专门人才有363人,其中有175人在教育机关,124人在行政机关,57人在公司工厂,7人在研究机关。

第四编为“来源”。这里所称专门人才之来源,即其教育背景,所收录的信息主要是专门人才最后毕业的院校。

从专门人才的教育背景统计,矿冶专门人才又被分为“矿科学校出身者”和“非矿科学校出身者”两类；每类下又分甲国内、乙国外两门。所收入的专门人才以其毕业学校为单位,按毕业时间先后次序排列。

被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矿冶专业毕业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毕业于北洋工学院采矿科的王宠佑。王宠佑的具体内容为：

学校名称 北洋工学院

科别 采矿科

毕业时期 光绪23

人数 1

姓名 王宠佑

出路页数 121页

自王宠佑以后,中国采矿冶金类专业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截止到1937年4月,全国矿科学校历届毕业生人数总计达到1978人。这其中培养矿冶类专业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是山西大学,共406名。其他培养矿冶类学生数量在前10位的学校或专业依次为：北洋工学院(北洋大学)342名,北京大学地质195名,北京大学采冶141名,焦作工学院采冶系138名,楚怡工业学校采冶科116名,其后是江西工业专科学校96名,湖南公立工业专校76人,山东公立工业专校43人,南开大学矿科41名。

此外,据调查统计,自海外留学归国的矿科学校毕业生总共有558名,其中专业分布情况为：采矿234名,采矿冶金97名,冶金91名,地质50名,另有86名专业不详。这些归国留学生的海外留学地域,按国别统计如下：日本227人,美国200人,英国57人,德国29人,法国23人,比利时20人,荷兰、奥地利各有1人。其中留学回国毕业生在10名以上的学校分别是：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70人,秋田矿山专门学校50人,大阪高等工业学校28人,福冈明治工业专门学校23人,九州帝国大学21人；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31人,哥劳拉度(科罗拉多)大学25人,米西根大学(密歇根)17人,理海大学11人；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18人；英国的伦敦大学、雪非耳(谢菲尔德)大学、皇家矿业学校均为9人,伯明翰大学7人。

全国总共3567位矿冶专门人才的来源,分类统计结果如下：

第一,来源是所谓“矿界出身”者2495名,占总数的69.95%,其中国内学校毕业生1937人(实际同期国内相关专业毕业生总数为1978人,但其中有41人没有信息),国外毕业的归国留学人员558人。

第二,非矿界出身而服务于矿界者有702人,占19.68%；

第三,专业出身不详而服务于矿界者370人,占10.37%。

从这份《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矿冶卷所载资料的统计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为止,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在矿冶地质科学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山西大学,其次为北洋工学院(即北洋大学)、北京大学、焦作工学院。另外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湖北楚怡工业学校、江西工业专科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校和山东公立工业专校等高等专科学校,也在矿冶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矿冶地质专业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数量不少,与国内学校培养的人才相比,接近于1∶3的比例,其中又主要集中于日、美两国,所占比例分别为：日本占40%,美国占35%多。

(2)抗战前中国与矿冶地质专业相关的职位仅有2263项,如果说教育、研究机构合计所占接近10%的比例并不为高的话,那么所占比例为28%的各级行政机关则显得过于“专业”了,因为在工厂企业等第一线从事实际工作的矿冶地质专业职位仅有1402项,所占比例还不到2/3。毫无疑问,这大大局限了中国矿冶工业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恐怕也正是翁文灏批评中国教育“学生的程度愈高,与实际社会也相离愈远”,反复呼吁发展中国的工科教育,“培养有很高深的学问,但又要能够把这学问直接应用到实际问题上去”[1]的工程师的原因。

(3)抗战前中国矿冶地质专业人才地区分布极不平衡,近70%以上的专业人才主要聚集于东部及中部矿业比较发达的省份,如山西、河北、湖南、江西,以及首都南京,西南西北地区除四川挤进前10位外,其他省区矿冶地质人才微不足道。这正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中国现代工业分布的畸形状态,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2 调查的缘起与经过

这份秘密调查报告的编印者为军事委员会所属资源委员会的调查处。在该书例言中,编者吴福元、韩进之仅表示“本报告奉命编纂,并限期完成”,但并未明言系奉谁所命。熟悉资源委员会历史的读者都了解,1935年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其委员长由蒋介石本人亲兼,实际负责的正副秘书长分别为翁文灏和钱昌照,而其前身则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所属的国防设计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冬,在“国难当前,国防机务万端待理”的形势下,蒋介石“为集中人才、缜密设计起见”,接受钱昌照的建议,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内(时蒋介石兼任参谋总长)成立了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期确定计画,从事建设”。[2]该会由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委员长,邀请著名地质学家、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秘书长,蒋介石的秘书钱昌照则以副秘书长名义在南京主持具体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对外保密,以其所在办公地点指称为“南京三元巷2号”。

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拟制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画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拟关于国防之临时处置”为工作范围([2],18页),除行政院各部会负责人均为当然委员外,另聘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专家学者40余人为委员,按军事、国际关系、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文化、土地及粮食等专题,分别从事相关国防调查与设计工作。受聘担任该会委员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丁文江、曾昭抡、陶孟和、刘大钧、蒋梦麟、王世杰、胡适、蒋廷黻等,以及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顾振、张嘉璈、徐新六、吴鼎昌、吴蕴初、范旭东等。该会还聘任了更多的技术专家为专门委员,从事与国防建设有关的具体研究工作,如王守竞、高宗熙、叶企孙、吴有训等。[3]内部分设秘书、调查、统计3处和军事、国际关系等8个工作小组。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初,秘书长翁文灏为该会提出四大工作目标：一,外交及国际调查；二,国防科学的研究；三,拟订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四,策划临时应变措施。翁文灏非常重视建设之前进行科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他说：“古人说：七年之病必求三年之艾。现在可以说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调查和研究。……中国在前清末年的建设事业,差不多都是毫无计划,贸然实行,所以用力虽大而成效甚微,甚且还引起许多危险。”[4]并提出,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在于“有一个整个计划,平衡进行,彼此皆有产销、供求及运输等连带关系”,要求国防设计委员会要汇集政府各机关已往所作的“各种建设计画(尤其是实业、铁道、交通各部的)及其计画的技术的根据……详加研究”,“本会现方搜集各种材料,倘能于一二年内将有关国防之经济建设拟出一种轮廓,亦可为一重要工作矣”。他要求调查研究工作要从未来发生对外战争的实际出发,争取在一二年内制定一个全面的经济建设计划同时提出要使国防设计委员会也成为一个资料中心。[3]国防设计委员会各个工作小组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形成了比较详细的报告,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参考。[5- 6]

翁文灏认为：“建设事业之基础,最重要者为资源与人才；而人才尤为推进一切事业之动力。”进行抗战和国家建设,“必须动员全国人力,从事于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复兴,而欲动员人才,首须为现有技术人才之调查”。[7]1933年,顾毓琇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极力主张专门人才统计的重要”。翁文灏与之相呼应,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一个日本的人才统计》,分析日本专业人才的特点,并鼓励国人“中国人如果迈步追赶,出人头地决不是不可能的”。[8]也正因如此,国防设计委员会在8个调查组之外,还在调查处长杨公兆主持下,由吴福元、韩进之等具体负责,组织进行了全国专门人才专题调查。向各行政机关、学术机关团体、公司工厂,以及各类专家征集材料。“当时调查范围较为广泛,除技术人员外,旁及一般专门人才。积三年余之工作,十余人之努力,征得调查表约八万份。”[7]其目的就是“分析专门人才是否用其所学,同时研究一旦中日战争起来应该如何分配任务”。[9]所谓专门人才,当时列为三项：一是专家领袖,二是专家,三是最近毕业或回国的专科以上学生。

国防设计委员会结束调查设计工作后,于1935年初与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改组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资源委员会,进入创办经营国防工业的阶段。有关专门人才调查工作部分,“当时先将矿冶及机械两门加以整理,并参附统计,编印调查报告二巨册。”[7]其中之一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第一号矿冶”。

翁文灏后来也称赞,调查报告第一号矿冶和第二号机械,在抗战初期资源委员会组织和“计画全国专门人才总动员时,显现极大效能”。[7]但是由于当时将其视为秘密报告,仅少量印刷,发放政府军政相关部门参考,并不为社会广泛了解。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初归隶经济部并内迁重庆。该会技术室将所存调查原卷中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部分,重新梳理编印了《中国工程人名录》(Who’s Who of Chinese Engineers)。该人名录收录2万余名工程技术专门人才的基本情况,如出生年份、籍贯、学历、经历等,由商务印书馆于1941年公开出版,但与当初收回的8万份调查问卷相比也仅占1/4。

3 报告的意义与价值

抗战前由国防设计委员会主持的这项全国专业人才普查,是国民政府开展对日备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以后,在筹备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蒋介石在钱昌照的建议下在其担任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秘密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以“国防设计”的名义,聘请吸收了一大批各领域的领袖人才、精英分子实际参与到南京政府的工作之中,尤其是实业建设方面。在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翁文灏、丁文江为代表的这些学界领袖人物,又以他们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与影响,号召和征调了更多的专业人才介入其中,以自己的专业所长为建设国家、抵御外侮服务,而他们号召和征调的依据,就是这份《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份调查报告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国民动员尤其是专业人才动员的基础,为战时人才动员和使用提供了方便。例如,资源委员会在战争初期与教育部协同成立军事工程团,在上海、宁波、杭州、武汉、重庆等地区设立分团,动员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及技术工人参加沪宁等地的战时服务及战地后勤工作,所依据的就是这些调查统计资料。[10]

这份调查报告是自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以来,中国首次对全国专业技术人才的信息普查,也是关于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发展情况的量化统计。它所提供的大量且多方面的信息,使我们对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规模与结构,第一次有了明确而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具有多方面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特别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使这项工作没有更充分的时间修订和补充,因而造成调查报告存在着种种缺憾和不足：

(1)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调查有遗漏。如前所述,以翁文灏当时的学术地位和所担任的行政职务,他的信息采集当然比较容易方便,因而各项内容都比较完备。但是实际上调查报告中所列各项内容,并非每个人履历表中都完整无缺,不少人都有缺项,甚至个别人只有籍贯、学历和专长三项。

例如,北京大学最早的地质专业毕业生裘杰与邬有能。二人于1913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毕业后,即再未出现于与地质矿冶相关的任何活动,因而调查报告的履历中,也只保留下：

裘杰(伟人)浙江慈谿

学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民2)*指民国二年,即1913年毕业。

专长：地质

邬有能(介屏)浙江奉化

学历：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民2)

专长：地质

究其原因,有可能是这些人物的履历信息是经由其毕业的学校获得,因此仅仅知道毕业前的情况,而这些人物后来没有从事与地质矿冶相关的工作,因此也未能采集到毕业后具体工作情况。

尤其是因为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故尔东北地区矿冶专业人员的信息无法采集,完全缺漏。已列入调查报告中的专门人才,信息不完整的情况大量存在,缺少“现任职务”的人员约在30%以上。报告中所列全国矿冶专门人才服务地区分布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全国29个省市地区及国外,但是辽宁只有1人,黑龙江、吉林、热河等省因被日军侵占,无法调查,完全没有数据,而实际上这些省份的矿冶专业人员应该还有相当的数量。

(2)也有一些内容不准确、分类不恰当之处。例如,王宠佑,履历编中人名缺了“宠”字,学历记载为“北洋大学采矿科毕业(庚子)”；来源编中,学校名称变为“北洋工学院”,毕业时期则变为“光绪23”。学校名称因为不同时期有所变化还好理解,但庚子年为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三年是丁酉年公元1897年,相差还是不小。王宠佑究竟毕业于哪一年呢？让人一头雾水!

再如,履历编翁文灏的条目,“经历”中有“前农商部矿政司司长”一职,实际上翁文灏一生中从未担任过此项职务。“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董事”和“中国矿冶学会副会长”,两项应该分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副会长”。有些内容则不甚恰当,如果说翁文灏在“矿业行政”和“矿业法规”两类专长均有列名并不意外,但是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他的学术专长中却没有列出“地质”一项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瑕不掩瑜,《全国专门人才调查报告》保留下大量中国早期科技专业人才的宝贵信息,对于近代科技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该引起科技史学界更大的关注与重视,甚至值得重印,以为今日科技史研究者提供参阅的方便。

1 翁文灏. 工程师的任务[J]. 独立评论, 1933, 82.

2 程玉凤, 程玉凰.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M]. 上册. 台北: “国史馆”, 1984. 16.

3 翁文灏致钱昌照函[R]//资源委员会档案. 1933年2月19日.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28- 18733.

4 翁文灏. 建设与计画[J]. 独立评论, 1932, 5.

5 李学通. 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6 薛毅.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 翁文灏. 中国工程人名录序[M]//中国工程人名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1.

8 翁文灏. 一个日本的人才统计[J]. 独立评论, 1933, 73.

9 钱昌照. 钱昌照回忆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42.

10 吴福元. 资源委员会的人事管理制度[M]//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197.

A Statis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Professionals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Based onAReportontheSurveyofNationalProfessionals

LI Xuetong

(InstituteofModernHistor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6,China)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u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onducted a large-scale survey of expertis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tate of dome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The resultingAReportontheSurveyofNationalProfessionalsconsists of two huge volumes. One is on mining and metallurgy professionals, the othe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The mining volume includes 3, 567 geological mining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their experience, expertise, current position and their graduate school information. This census of professionals before the war was part of government preparations for wartime mobilization and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manpower. It was the first such survey in modern China on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serves as a quantitative record relating to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nd thus is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professionals, survey

2016- 09- 11；

2016- 09- 30

李学通,1963年生,天津人,编审,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地质学史。

N092∶N2

A

1000- 0224(2017)02- 0271-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