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觉明 何绍庚 林文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华觉明

科技考古的开拓者王振铎先生

华觉明 何绍庚 林文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王振铎先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技史家,还是科技考古和技术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作中复原并陈列于诸多博物馆的古代器械,总数达76种之多。在指南车、水运仪象台、冶铁鼓风机、司南等复原研究中,他善于把史学、考古学、考据训诂与科学素养及传统工艺的践行结合起来,提出了研究和复原古代科技的三条准则。他为人真诚谦逊,治学严谨,是一位道德文章堪为楷模的前辈学者。

王振铎 科技考古 技术史 博物学 古代器械 复原

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朱启钤、章鸿钊、王琎、刘仙洲、周仁、刘敦桢、张含英、梁思成、冯家昇、张荫麟、袁翰青、王振铎等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这十二位前辈学者的学术工作各有特点和所长：

朱启钤着力倡导传统技艺的保护、传承和研究。他是营造学社的创始人,从日本携回《天工开物》原本,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还著有绣艺的专著。

章鸿钊著有《石雅》和《古矿录》,是我国地质学和矿冶史的始创者。

王琎长年从事化工史的研究,率先做了古铜器和钱币的检测分析。

刘仙洲是机械工程界的元老,又是机械工程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蒐集的机械工程史料达万余条。

周仁是冶金和硅酸盐学科的权威学者,他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古陶瓷分析研究,成绩斐然,影响深远。

刘敦桢是资深的建筑史家,著述甚丰,学界素有北梁南刘之称。

张含英是著名的水利专家,所著《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是水利史的重要论著。

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因力主保护北京城长期受到批判,因二战中保护了日本京都免遭轰炸受到表彰。

冯家昇是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大家,所著《火药的发明与西传》一书为火药史研究的先河。

张荫麟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杰出史学家,著有《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等文,王振铎先生候风地动仪的研究曾得到他的相助。

袁翰青是著名的化学家,对化学化工史有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这十二位前辈学者以朱启钤为最年长(1872～1964),王振铎最年轻(1911～1992)。

王振铎先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技史家,毕生以博物馆的工作为主业,而其学术成就、研究的主要领域则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复原。*详见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后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87页。(图1)

图1 王振铎先生(摄于1985年,李强提供)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曾有过众多杰出的科技发明和创造。然而,由于世事变迁和史籍记述的疏失,后人对这些辉煌的成就每不知其详甚至湮没无闻。是以,古代科技器械的研究及复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很大的难度,历来为世人所瞩目。从事这一工作既须有史学、考古学、考据训诂的深厚功底,又须具备广博和深入的自然科学素养和技术践行能力,并且要像王振铎先生那样善于把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7年,王振铎先生在《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一文中即指出：古代科技器械的发明源流多属茫然,有的仅存孤证,记述者每不通其理,仅述外形而不明究里,或浮辞夸张,真谬莫辩,加以时移语迁,释诂不易,以清儒考据之密,各家对《考工记》之车制犹有异辞。据此,他提出研究和复原古代科技事象的三条准则,即：

一曰：以科学所指示吾人之定理为原则。

二曰：以其本身之特征为条件。

三曰：以其他辅助材料为旁证。([1],1页)

这三条准则深刻地总结了前人研究、复原的经验和教训,体现了现时代科技考古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贯穿于王振铎先生古器械研究、复原的始终。

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复原之践行,王振铎先生所复原并陈列于诸多博物馆的古代器械,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达76种之多,计农具(耧车、磟碡、砺、推镰、秧马、砘车)七种,机具(桔槔、辘轳、滑轮、牛转连磨、鼓风器、水排、飞车、规矩、走马灯)9种,水力机械(水碓、翻车、水碾、水磨、筒车、高转筒车、水轮三事)7种,纺织机具(木棉卷筵、拨车、搅车、軠床、纺车、水转大纺车)6种,仪器(圭表、候风仪、候风地动仪、浑仪、浑象、蓂荚、宋代浑仪和浑象)8种,大型机械和仪器装置(水运仪象台、假天仪、五轮沙漏)3种,指向器具(司南、指南鱼、缕悬法指南针、水浮法指南针、木刻指南鱼、指南龟)6种,武备器械(云梯、木槾、望楼、巢车、头车、找车、轒辒、折叠桥、地道框架、炮车、抛石机、巷战车、床弩、枪车、濠桥、地涌神枪)16种,火器(火箭、火龙出水、飞空沙筒、震天雷、神火飞鸦、一窝蜂、虎头牌、架火战车)8种,特种车辆(指南车、记里鼓车)2种,船只(千里船)1种,以及阳燧、冰燧和韵盘(活字检选用)[2]。这对于丰富博物馆的陈列内容,提升观众的科技、人文素养是十分可贵的。

综观王振铎先生的研究与复原工作,历史主义的治学原则,严谨周详的科学精神与工作作风,深入实际、博采众长的不懈探索是其显著特点,贯穿于其暮年结集的《科技考古论丛》众多论文之中。

指南车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发明,自三国至两宋屡创屡废,致其制不传又未有遗存。古籍中虽对其多有提及,却多语焉不详。岳珂《愧郯录》和《宋史·舆服志》虽有燕肃和吴德仁所制两种指南车的齿轮数目及尺寸数据,但于传动系统及啮合机制未予确载。用差动轮系来复原指南车固然简易且能千回百转而“司方如一”,但那属于以现代技术仿制古代器械,既无史料依据亦有悖于历史主义的真实性要求。王振铎先生恪守科学精神,认为以定轴轮系来复原指南车才是合乎史实的。他在英人翟理斯(H. A. Giles)和摩尔(A. C. Moule)的研究基础上,经反复试验和比照,于1937年在《史学集刊》第3期发表了《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一文,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燕肃、卢道隆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形制、规模、内部结构和轮系啮合机制,并按古代仪礼和习俗,提出了指南车的驾御方法,这一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好评。*本文对王振铎先生学术成就的评述,部分取材于三位作者先前的文章《科技考古的传世之作——简评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原载《考古》1991年第7期,653～656及648页。

20多年后的1959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更新陈列,根据古代文物制度和技术特点,王振铎先生对指南车作了修改,将车辕置于车厢之下、车轴之上,辕端横木设在厢内、后辕端之上。又过了20多年,1984年王振铎先生发表《燕肃指南车造法补正》一文,纠正先前关于燕肃指南车为“差动齿轮系”的失误,还遍查《宋史》多种版本,论证“繫右小平轮”之“繫”的正确性,而百衲本《宋史》则误刊作“擊”。与时俱进、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表现了一位学者对自己的学业持有严肃态度,对历史、对学术高度负责的优秀品质。

东汉张衡于阳嘉三年(132)创制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最早的地震仪,但《后汉书·张衡传》所述甚略,名物术语难于释诂。早在1883年,米伦(John Milne)设想地动仪是基于悬垂式摆的惯性作用。1937年日本学者荻原尊礼采用了倒摆,但其设计与汉代名物和技术水平相距较大。从1951年起,王振铎先生对古文献中的“都柱”作了详细的考证,推知其型式及由来,对仪体以及蟾蜍、龙的形状、式样也作了研究、推断,于1963年发表《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一文,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由于所复原的模型未能实现测震功能,学术界提出了诸多质疑及多种复原构想。2006年,冯锐等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发表《张衡地动仪的科学复原》一文。复原采用了悬垂摆,并于河南博物院展出。学术界对此仍有不同意见,文章的作者也称新的模型并不是终极和唯一的,是一种追索历史原物的尝试。科学研究和复原常常是曲折的,诚意求索者在不同维度和层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都应得到尊重。

司南、指南针和罗经盘是王振铎先生又一全身心投入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研究、复原项目。早在1928年,张荫麟先生即推断王充《论衡》“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司南之杓”是一种磁性指向器,但未详其制。1937年,王振铎先生撰写《指南针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时,进一步指出司南的“构造及作用,恰如今之指南针”,“其器如一挹注器之小勺”。之后,在抗战的艰难境遇中,他不辞劳苦查检大量文献及磁学史料,并作系统的实验与研究,于1948至1951年在《中国考古学报》接连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及发明》(上、中、下)三篇论文。此文以史料丰富、考证严谨著称,例如为查考指南针的发明,从对磁石的认识史入手,详细考察磁字的古训,磁与瓷,磁山、磁铁矿及其铁冶,琥珀和顿牟,磁石服食与医术,秦代用磁石建咸阳北门,汉武之磁石斗棋,晋代用于军事等。于《论衡》章句,则详考“杓”、“地”和“指南”,比较了16件传世和出土的斗勺,参之《瓢赋》及北斗七星,并作木质模型的重心旋转实验,最后选取乐浪彩箧塚所出汉漆勺作为司南的形制。他还指出司南之指极性可由磁石形成,或用人工传磁。宋庄绰《鸡肋篇》所载宋代使幻术的人,在水瓢中安放磁石,由磁性使两瓢跳动旋转,可作为司南之一旁证。对“地”字的详证,表明它即是古代的地盘。在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考证、复原的基础上,振铎先生提出栻盘为八干、十二支、四维,系二十四个等分的方向。这种分位方位至近世仍在航海帆船及测定地形时应用,南宋则称罗盘为“地罗”。他所复原制作的司南及地盘形制精巧美观,迅即广为传播,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刘秉正等学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撰文对王说提出异议,认为司南是杓形星斗,史上并无此磁性指向器。这一学术争端持续多年,各执一词,久悬未决。尽管如此,众多科技史资深学者如潘吉星、戴念祖、林文照等,依据萧绎《玄览赋》、韦肇《瓢赋》、《淮南子·览冥训》、《淮南万毕术》的相关技术及早期人造磁体与长条形磁铁的指极性等,仍确信王说是有科学依据的。[3]戴先生并根据他和钱临照先生的长年交往和共同编撰《大百科全书·物理卷》有关辞条的经历,指出有人认为钱先生对王说有怀疑,按王说复制司南未能成功,是没有根据的。最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黄兴的研究,则为这一学案的勘破提供了新的科学论据。据他查考历史记录,得知早先的地磁强度较当代为强,选取天然的磁铁矿琢磨成司南状,在相似条件下,即便摩擦系数较大仍可自如地指南。这一实验研究表明,王振铎先生的复原研究是有科学依据支撑的。*详见黄兴尚未发表的实验报告,承允引述,谨致谢忱。

水运仪象台的复原,是王振铎先生的又一重要贡献。这一世界最早的水力驱动的作为天文钟的大型综合机械装置,由苏颂、韩公廉创制于宋元祐三年(1088)。其外形和内部装置在《新仪象法要》中有所记述,但失之过简,且因重摹刊刻的失误令人费解。王振铎先生在复原时,对铁琴铜剑楼影宋钞本和钱遵王述古堂藏本作了周详的校勘,过细地比照了图绘,再结合机械传动原理和仪象台功能要求,细致地复原了各种机轮；天河、天地等装置,天关、枢心等零部件以及浑仪、浑象的构造及尺寸,精心绘制了全套图纸包括台体结构、彩绘、司辰木人等,真正做到了件件有出处,事事有根据。这一复原装置陈列于国家历史博物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观众的长久关注,其后日本、台湾地区的仿制多以此为本。

王振铎先生对《抱朴子》所载飞车的复原,再一次表明了他长于名物考证,又谙熟传统工艺的治学特色。这段文字仅寥寥18字：“或用枣心木为飞车,以牛革结环,剑以引其机。”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猜测其与直升机的升空原理相近,因就教于竺可桢、刘仙洲两先生。竺、刘又转询于王振铎先生。经他潜心研讨并参照民间竹蜻蜓的构造,于1958年绘制设计图样,翌年制成,放飞时可高达故宫午门阙楼下檐，详见《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详见《科技考古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381～386页。。

再以汉代冶铁鼓风机的复原为例,原器见自山东滕县宏道院汉墓画像石,为冶铁作坊所用。有人推测它是多管送风的籥,这种说法被辗转相引,几成定论。后经王振铎先生研究,根据人物操作形象,皮橐部位及动作原理,参照文献记载,结合工程技术实际作分析,确认其为由屋梁上的四根吊杆所拉持的鼓风皮橐,这就如实地再现了汉代此类鼓风器的结构与运动规律,也为解读《左传》“一鼓铁”的本意提供了佐证。

王振铎先生是在多个领域中都卓有建树的前辈学者,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对汉代车制做了精深的研究,亲自制作了辇车、轺车、轩车、辎车的模型,其后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他研究的正确性。

王振铎先生为人耿直、朴实,对工作极端认真,容不得丝毫疏忽粗率。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持谦逊、客观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学术成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不断发现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对现有认识加以补充和修改。”周明在《我是个木匠》一文中称誉王振铎先生“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品质,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这是确实的。王振铎先生的道德文章堪为楷模,我们要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更要学习他的人品与风骨。

外一篇

我所知道的天木先生

华觉明

王振铎先生是我读研究生的业师,他字天木,人们多敬称他为天木先生。

天木先生原籍辽宁海城,1911年7月2日于河北保定出生。他的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后从军,曾任都统并参与保定军官学堂的筹建。他的父亲王宗玺以机械学见长,曾任修械所技师和上海龙华兵工厂帮办,家中自置自制机械装备。天木师自幼耳闻目濡并参与手工劳作及机器操作,有良好的木工、钳工功底,还自学机械制图,自制铣床和牛头刨。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科技器械的复原、制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1934年来到北京,经顾颉刚和容庚推荐入燕京大学修习史学,受教于邓之诚、郑振铎、郭绍虞、谭其骧等名师,同学中有侯仁之、周一良等。1935年参加禹贡学会和中国考古学社；受北平研究院委托,设计制作车模,同时完成指南车、记里鼓车的复原和撰著。七七事变后南下,由傅斯年介绍到中央博物院工程馆筹备处任助理研究员。1938年经香港转道越南抵达昆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汉代车制,1939年转任设计专员,制作多种汉代车辆模型。1941年随筹备处内迁至李庄,六年间完成《考工记》车制研究,磁针发明史料的搜集及实验,参与王建墓的发掘和制作司南模型,虽生活清苦却意气风发,硕果累累,经常来往的有李济、梁思永、胡厚宣、苏秉琦、傅斯年、庞薰琴等大家。所作日记有云：“又漏雨了,将陈槃的伞张在帐顶上”,告李济先生“不计较待遇如何,逢此时代,国家百艰,有饭吃即可也。”“住西南联大工学院,未有帐子,蚊子太多,一夜未合眼”。据他自述,平生未鬻字,但窘迫时曾不得已为人治印以贴补家用。1946年底离开李庄,翌年夏和夏鼐同赴温州考察航海罗盘的制作和使用,在北平研究院用天然磁石制作司南,得到马大猷的帮助,同年秋回南京中央博物院。1950年调国家文物局,负责全国博物馆的筹建和陈列设计。为此,曾亲自设计了多种组合式、橱式陈列设备,为众多博物馆采用。1956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先后培养了周世德、华觉明两位研究生。1962年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副所长。“文革”期间曾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和到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回北京筹备文物出国展览,同年因心肌梗塞住院。1980～1985年任中国博物馆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1989年将平生所撰主要论文结集为《科技考古论丛》出版。1991年因突发心肌梗塞谢世,终年81岁。*天木师家世及生平,详见其次女王木南和婿李强所整理的自传材料,刊《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20～28页,以及李强整理的《王振铎流滇日记(续)》,刊《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4期,70～78页。

我是1964年夏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天木老师的。入学时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兵器史,旋即改为矿冶史。这是先生考虑到我的机械工程根底和个人志趣主动为我更改的。报到之后,时为助理研究员的席泽宗先生带我去沙滩红楼见老师。很大的桌子上放着成叠的图纸,那是天木先生早年考察北方大车、独轮车所绘,极精细且具古风,与通常的机械制图迥然不同,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工程图还可以这么画的!坐定之后,他开口便说,招你做研究生,不是我一个人作的主,是和夏鼐先生商量过的。你的文章(指《考古学报》1960年发表的战国两汉铁器金相考察报告)写得不错,要多读书,多做实验,多往下面跑。红楼一别,旋即按康生“滚一身泥巴”的指令,到安徽寿县四清。一年后回所做课题,选择拨蜡法复原研究兼检测河南南阳所出汉代铁器,均得到天木师的首肯。未几,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我也愚蠢地卷了进去。1969年夏,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天木师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都住在东四头条,我在一号,他在西边的文化部大院。形格势禁,无法来往,但见面时仍相互致意,我称“王先生好!”他回称“您好!”,担心与关注尽在片言只语之中。1972年从河南明港干校回来,天木先生因筹备出国文展也从文化部咸宁干校回京,和夏鼐先生共同为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复苏而忙碌。其时,“斗批改”已歇菜,政情稍弛,我便不时去他家请教、闲聊。他对时事常有贬斥,例如评法批儒之类。因帽子还被人拿着,我不但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且不得在本所图书馆借书。于是,只好从先生处借阅,又请黄展岳等老友从考古所借中外书刊,还凭户口本到王府井大街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查检架上的类书和参考书,用免费提供的借阅单背面做卡片。我师从天木师多年,他从没给我讲过课。他认为一个人读了近二十年的书,已有自学的能力,还用得着别人给讲课吗？我大抵每二、三周去他家一次,因他工作忙,不敢多打扰。每次去,他必亲自为我沏茶,有时还拿一些水果、点心款待我这个穷学生(80年代开始发稿费,之前,我去老师家从不带礼物,反倒是有时他从外面回来,路过我住的一号大院,给我点水果、食品,请我陪他去洗澡也是他付钱)。然后坐下来,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作终夕之谈。临走时,还必定起身送我到门口。

那是1976年的秋天,我才获准恢复研究工作,正起劲地写《汉代叠铸》一书和《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一文。在王先生家也谈到了这些事,主题还是古代钢铁技术。有一回,谈话中间王先生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你是不是还可以做一点青铜器方面的工作啊？我那时正热衷于钢铁技术的研究,先生的话听到了,没听进去。过不多久,先生再一次提醒我,郑重地说：商周青铜器可是重要,你是不是要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啊!先生的话言简意赅,令我为之一震。退而思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并为自己的浅陋和愚钝感到惭愧,觉悟到是我人文素养差,不识学术研究之大局所致。于是,下决心把研究的重心转到青铜冶铸技术研究方面来。其时,正好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群出土,随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又出了大型编钟群和大量青铜器。我在夏鼐先生支持和鼓励下,参与了诸多青铜器群的检测、研究,和白荣金等做了为时三年的商周青铜器铸造的复原试制,从1978年秋到1984年秋,参与主持了曾侯乙编钟群的研究与复制,对曾侯乙尊盘这一早期失蜡法代表作作了工艺考察和技术鉴定。这一切都源自天木师的启迪与训示,正如他所说：“我没有做什么,就是给周世德和华觉明出了两个题目,一个做造船史,一个做青铜冶铸,这两个题目够他们做一辈子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天木先生用隶书集杜诗写了一副对联,并出钱请人裱好后送给我：“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外国人喝咖啡,中国人喝茶,在聊天中得到教益,引发灵感。不涉细节,只出题目,要求你一定要把文章做好,这是老一辈的大师级学者的高明之处。王先生一辈子只带了两个研究生,这和现今硕士、博士的批量生产是正好相反的。

天木先生对古代科技事象的复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早在《指南车记里鼓车之考证及模制》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明代之齿轮尚属方齿制,故宋代齿轮,其形制或较明代更为古拙也”。又说记里鼓车“驭行时,所记之里数,亦不能如其原则上计算之准确”,这两种车“不能行于坎途,更需人力随车管理。”([1],36～37页)对水运仪象台的运行,他亦作如是观。证之如今日本、台湾地区和北京等地所复原的仪象台,为获得好的传动效率均使用现代的渐开线齿轮,那是有违科学复原准则、误导观众的做法。

天木先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持谦逊和客观的态度。他于质疑及批评从不为忤,但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努力改进研究思路和方法,查检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论据,以拓展研讨的深度和广度,《科技考古论丛》所收《燕肃指南车造法补正》、《张衡地动仪补说》等文即其明证。他在该书《后记》中说：“我的研究工作汲取了前人和近人的学术成果；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不断发现新的考古和文献材料,对现有认识加以修改和补充。”在日常交谈中,他也多次提到研究工作及所用方法、技巧、仪表、工具是不断更新的,“一篇论文能站住三十年就很不错了”。表里一致,心口如一,是天木先生的本色。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前辈学者在艰难时世所作学术成果,理应得到充分的尊重。对前人的工作横加指斥,甚至强行撤去卓有成效的古代科技复原模型的所有陈列,这是有悖于理和背离博物馆工作的常规的。承续超越,生生不息,方有学术的繁荣和持续发展。薪火相传,教学相长才是学界的道统,为学之正道,学人应恪守的规矩。

天木先生质朴厚重,一身正气,工作极其认真,待人极其真诚,古道热肠,长者之风。语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先生为榜样,行吾心之所安,这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1 王振铎. 科技考古论丛[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2 李强. 王振铎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科技模型的复原工作[J]. 中国科技史料, 1991,(2): 63～71.

3 戴念祖. 指南针与罗盘[C]//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192～198.

Professor Wang Zhenduo: A Trailblazer in Archaeological Science

HUA Jueming, HE Shaogeng, LIN Wenzhao

(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

Professor Wang Zhenduo (Wang Chen-to, 1911-1992) was a renowned museologist and historia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one of the pioneers in archaeological science. For as long as half a century, he was committed to reconstructing ancient devices, more than 76 of which were displayed in numerous museums. In the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for instance, the south-pointing carriage, water-driven astronomical tower, iron-smelting bellows and south-pointer, he excelled at combining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textual exegesis, proposing three criteria for the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man of sincerity and humility and a rigorous and considerate scholar, Wang Zhenduo established himself as a model example of knowledge and morality．

Wang Zhenduo(Wang Chen-to), archaeologic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museology, ancient devices, reconstruction

2017- 04- 20

华觉明,1933年生,江苏无锡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青铜冶铸术、钢铁技术、技术哲学和传统工艺。何绍庚,1939年生,辽宁沈阳人,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数学史。林文照,1938年生,福建省永泰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物理学史,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

N092∶K825.8

A

1000- 0224(2017)02- 0194-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