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明 陈 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南京 210095)

万国鼎先生：中国农史事业的开创者

王思明 陈 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南京 210095)

万国鼎是中国农史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开农史教育之先河,创办了中国首个农史研究机构,终生从事中国农史研究以及农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成果积石成山,重视农学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农史事业青年人才的培养。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着墨于万国鼎为创始和发展中国农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此缅怀万国鼎先生。

万国鼎 农业史 科技史 农业文化遗产

图1 万国鼎先生

万国鼎教授(1897～1963),中国著名农史学家、史学家,系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第一届室主任、农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图1)。曾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委员会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辞海》分科主编等社会职务,闻名于国内外农史和科技史学界。

万国鼎自1920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就投身于农史研究事业。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农业历史研究,创办了中国高校第一个农史研究室,开中国农史科研之先河；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史专题资料库“先农集成”；他的论文《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刊载于中国权威史学期刊《历史研究》,后被《新华月报》转载；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最早、学术水平较高的农史研究刊物《地政月刊》和《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其《氾胜之书辑释》被誉为整理中国古农书的典范之作；他主持编撰的《中国农学史》是中国首部全面系统研究农业科学技术史的著作,被誉为农史研究的里程碑；创建了中国唯一的国家级专业农业历史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为中国农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立志农史,开农史教育之先河

万国鼎1897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小学就读于家乡私塾,1910年开始在江苏省立常州中学学习,1915年考入上海大同学院。少时深受其舅父奚九如影响。奚为前清秀才,入过北洋水师,办过乡学,倡导机器灌溉,思想新进,曾任江苏农会会长、江苏省参议员。万国鼎胸怀中国应以农救国之抱负,于1916年报考金陵大学农科,顺利被录取。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还极富组织领导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曾担任金陵大学学生会主席、农林学会会长,“五四运动”学生议事部副主席,是重要的学生领袖。

上学期间,万国鼎不只钻研农业科学,亦为中国悠久厚重的农业发展历史所深深吸引。治农而好史,在读期间就已公开发表学术文章数篇,还担任《金陵光》*清末状元、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题写刊名。杂志(图2)的编辑。万国鼎在青年时期已下定决心为中国农业修史,撰写一部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国农业史》,“有为者高瞻远瞩,随时随地,泽善坚持,而不较一日之短长。不怕当前困难,不计一时得失,常作五年十年的打算”([1],288页)。可以说,万国鼎在青年求学阶段就已经和中国农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图2 《金陵光》杂志

1920年,刚从大学毕业的万国鼎撰写了学术论文《蚕业史》,并在学术杂志刊载,正式开启了他从事农史研究的学术之路。1924年,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兼任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这为他搜集农业史料、开展农史研究提供了便利。

1929～1930年,万国鼎负责金陵大学中国农业史课程等教学工作,期间开始撰写《中国农业史》,“积累讲稿,并拟先就各小问题,分别撰考数十篇至数百篇,积以十年,然后贯而通之,以成一整个之《中国农业史》”([2],371页)。为解决当时国内教材严重不足的问题,万氏还编纂出版了《新桥字典》、《中西对照历史纪年图表》*1956年,万斯年、陈梦家补订了《中西对照历史纪年图表》,并更名为《中国历史纪年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转由中华书局出版,也在香港、台湾等地多次印刷发行,是一部颇受好评的文史工具书,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等文史工具书,并且翻译了加拿大史学家格拉斯的著作《欧美农业史》,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

1932～1949年,万国鼎被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地政系主任。此间着手创办《地政月刊》杂志,开设中国田制史课程。鉴于土地问题当时是社会矛盾的焦点,1932年3～4月,蒋介石曾两次约请万国鼎先生为其讲授中国土地制度专题课：一次讲中外土地制度鸟瞰,约一个小时；另一次讲当时中国的土地问题,约一个半小时。这个时期,万国鼎结合中国的土地问题也开展了许多实地调查研究,撰写发表了《南京旗地》、《垦殖政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等专著和调研报告,出版了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名著《中国田制史》。时至今日,台湾政治大学和地政学界仍视万国鼎为地政学鼻祖。

2 筑基固本，搜集和整理农业历史资料

“中国的农业历史研究发轫于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3],由于农史资料历来缺乏保护,而我国丰富的农史文献资料“见于文字记载的除历代农书外,还散见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类书、方志、笔记、小说以及上古的甲骨文、金文、图像、遗存及考古发现文物、农谚和民间传说等”([4],197页)。因此,万国鼎倾注几十年心血搜集各类农史资料。后人述评万国鼎所开展的农史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对中国农史研究的又一巨大贡献是以其深厚的文献学、索引学、目录学实践与理论,开创了农史文献的系统收集与整理,为以后农业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89～290页)。

万国鼎在负责管理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时就开始搜集和整理古农书,“本校图书馆设有农业图书研究部,刻正从事于这个整理古农书的工作,预备搜集古书里一切关于农学的记载。不仅取材于整部的农书,就是片段的记录,只要与农学有关而稍有价值的也一律都在搜集之列”([2],372页),计划通过整理古农书中与农学相关的资料,编录成一部农史资料文献库《先农集成》。1932年9月,金陵大学将原农业图书研究部调整为农业经济系农业历史研究组,将其设为负责中国农史学科的科研、教学和资料搜集整理的专门研究机构。

为了尽可能多地搜集农史文献资料,需要到各处图书馆抄录。然而,因时局动荡,工作并不顺遂。尽管如此,他们仍从浩如烟海的农业古籍文献资料中辑录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金陵大学搜集的相关农史资料已有3700余万字。同时,也从历代各省府县志中搜集了不少的农史资料,到1933年收集的方志文献达2104种,进入当时全国收藏方志文献单位前列*金陵大学所藏地方志文献仅次于当时的京师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可见万国鼎搜集文献的力度之大。。1937年后,万国鼎所领导的农史研究事业因战争而中止。

万国鼎在“20世纪上半叶所主持的农史资料收集工作,于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有肇始之功”[5]。1955年7月,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为万国鼎继续搜集整理农史资料创造了条件。1956～1959年,他组织同事到全国数个城市和文史单位,收集了四千多部古籍,约1540万字的农史文献资料,编录成一套157册次的《中国农史资料续编》,汇合金陵大学时期整理的456册,两者共有613册,达4200余万字。1959年后又组织人员从全国各地搜集到8000余部地方志,从中摘抄了3600多万字的农史资料,辑录成680册次的“红本”方志农史资料,分类成《方志物产》、《方志分类资料》、《方志综合资料》。

这些农史资料是凝聚了万国鼎大半生心血和汗水的成绩单,为农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受到了国内外同行注目。1958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访问交流,参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资料室时,目睹了所藏农史资料汗牛充栋,惊叹不已。日本学者甚至把这些农史资料称作为农史学科领域的“万里长城工程”,认为万国鼎是搜集农史资料的先驱者,足以跻身中国农史学科的巨匠之列。当年万国鼎从全国各地摘抄、搜集和整理的这些农史资料,现如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资料室,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宏图大展,创建国家级农史专门研究机构

1954年,万国鼎经时任南京农学院院长金善宝推荐调入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担任农业经济系教授兼农业历史研究组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史学科的研究、教学工作以及整理和研究所搜集的农史资料,因时局而中断的农史事业由此得以继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祖国农业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工作。1955年4月,由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召集的“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竺可桢、顾颉刚、金善宝、王毓瑚、万国鼎、夏玮瑛、辛树帜、石声汉、陈恒力、吕平等知名专家学者和农业部部分官员,会上“讨论了关于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认识问题,交流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经验,拟定了一些农业古籍的校释出版计划,提出了成立农史学会的初步设想和在南京农学院成立农史研究机构的问题”*这次会议主要内容可参考王思明、陈少华：《万国鼎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375页)。,以便更加有领导、有组织、有效率、有秩序地开展农史研究工作。同年7月,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和南京农学院双重领导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农学院正式成立,万国鼎被任命为首任室主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农史研究事业跨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为万国鼎从事农史研究打下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后盾。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后,以继承金陵大学时期未完成的《先农集成》为主旨,万国鼎组织同事编写了中国农业科学史料便检。通过利用金大时期已搜集的农史资料,在较短时间内,编纂出版了系列资料丛书《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共分麦、稻、粮食作物、棉、豆类、油料作物、麻、柑桔等专题选集。这8个选集的付梓,既为农史研究者检索文献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扩充了农史文献资料库,获得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图3)。

图3 农史文献资料库

“古农书的整理和研究,是农业遗产整理研究的基础工作”([2],376页)。万国鼎在担任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期间,积极组织全室科研人员对古农书进行整理和校释,“古农书可作为中国农业改良之参考,因为古农书所记,不乏经验之言,往往欧美耗巨资、费时日,累加考验而仅得者,已于数百年前载诸我国农书,其价值可想而知”([2],329页)。他自身校勘、语释与研究了古农书《齐民要术》,搜集《齐民要术》的多个版本,进行版本、引用书目考据,讨论书中所阐述的古代农业技术和经济思想,并联系现代农民实践加以解读。撰写的学术论文《论〈齐民要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刊载于1956年《历史研究》第1期,从整体上提升了《齐民要术》的研究水平。在万国鼎的组织和领导下,全室科研人员通过共同努力,先后辑释、校释、校注、校刊了《氾胜之书辑释》、《四民月令辑释》、《齐民要术校释》、《四时纂要校释》、《补农书校释》、《农桑经校注》、《陈旉农书校注》、《农政全书校刊》等古农书。这批古农书的整理,为中国农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后,开始了中国农业科技史的撰写,其标志就是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编撰工作的启动。这项工作最终完成了他多年的心愿,《中国农学史》以“中国历史时期代表性的古农书或农业文献的主体,结合一些文物和实地调查资料展开论述”([2],371页),“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农业科学的起源、农业生产的变革、古代的耕作原理、水利工程技术、土壤分类、作物栽培原理,以及丰产经验等中国农业史上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渊源、过程、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以及优良传统作了深入的研究”([4],200页)。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轰动,被评价为农史学科领域的标志性里程碑,其相关内容被国内外学者参考引用。1987年,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中国农学史研究项目荣获农业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4 硕果累累,学术建树积厚流光

万国鼎在农史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十分注重文史工具书的编纂工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其扎实的文史功底编辑了多部工具书,深受学术界好评。他还翻译出版了加拿大学者格拉斯的著作《欧美农业史》,这使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全面认识和了解欧美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对国人重视本国农业历史亦具有启示意义。对于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万国鼎既专注于综合研究,也兼顾专题研究,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

在20世纪20～40年代,他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有《四十五大作物论》、《中国农书目录汇编》、《古农书概论》、《齐民要术解题》、《土壤简说》、《历代农官考》、《土地改良法》、《整理古农书》、《殷代的农业》、《商民族之农业》、《农书考略》、《农桑撮要考略》、《传统农本主义》、《两汉之均产运动》、《茶书二十九种题记》、《明代屯田考》、《中国田制史》、《明代庄田考略》、《方志体例偶识》、《中国农业之改造》、《释地政》、《历代地籍整理考》等。

50～60年代,为了让社会大众了解和知悉我国古农书整理工作、农史研究事业以及祖国优秀农业遗产保护的情况,万国鼎做了许多工作。他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祖国的丰富的农学遗产》、《古农书的整理和出版》、《从古代农书记载着我国农作制的演变》,对中国古代的农学家、农书、农业技术作了总体阐释。另外,在业余时间撰写了两本通俗历史读物《五谷史话》和《王祯农书》,很好地响应了“继承祖国农业遗产”的号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还编辑出版了《氾胜之书辑释》和《陈旉农书校注》,创办了学术水平较高、社会影响较广的农史研究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和《农史研究集刊》,设有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等版块。两种刊物创办后,万国鼎都有投稿,不乏学术佳作,在《农业遗产研究集刊》上发表的《秦汉度量衡亩考》和《区田法的研究》,至今仍极具学术价值,还在《农史研究集刊》发表了《〈吕氏春秋〉的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价值》、《耦耕考》、《唐尺考》等学术论文。

万国鼎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积石成山,惠泽后学,出版专著10余部,撰写论文130多篇,其中正式发表的有78篇,可谓著作等身”([4],202页)。其著作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考据缜密,视角全面,他所从事的农史研究事业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鉴于万国鼎当时在全国农史学界和史学界所取得的学术声誉,1962年中华书局向他约稿,编著个人学术论文集。此外,他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辞海》修订的分科主编工作。

1956年8月4日,万国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祖国的丰富的农学遗产》,提到“我国是世界古国之一,人口最多,又一向以勤劳著称,因此,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就和经验。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下的这些成就和经验,正是我们在理论结合实际中的宝贵指针。我们必须珍视这份遗产,认真加以整理、研究和发展。”([2],313页)他用一生的实际学术活动践行了这一理念。万国鼎为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事业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成就了他开创中国农史研究事业的卓越功勋。

5 诲人不倦，精心培养农史后备人才

为促进中国农史事业的持续发展,万国鼎非常注重培养年轻的农史研究人员,帮助提升年轻人的科研能力,从研究内容与方向的确定和课题的选择到研究论文资料的搜集、剖析、应用和撰写等,他都十分认真。万国鼎是年轻人的好领导、好导师,为国内农史研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当年带领的年轻科研人员,现在都已成长为我国农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教授,而他们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正在农史研究战线上耕耘,农史研究事业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朱自振是我国著名茶史专家,来到“农遗室”工作后,万国鼎见其工作踏实,进取精神强,富有事业心,出于培养年轻人的考虑,有意让他钻研茶史。朱自振严格遵循万国鼎的教诲,终生研究茶史,最终完成《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等茶史著作。闵宗殿调入到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后,鉴于他缺乏农史研究经验,万国鼎就指导他查漏补缺,先让他看《中国农学史》,系统掌握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而后又指导他看《作物栽培学》等现代农业科学,用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去理解古代农学。在万国鼎的指导下,闵宗殿逐渐跨入了农史研究的门槛。现已高龄的农史专家游修龄教授,在回忆文章《怀念万国鼎先生》中提到了万国鼎常以自身谨严治学的态度影响着年轻学人以及对他的热情帮助。游修龄曾写过一篇探索早期农业形态的文章《殷代的农作物栽培》,投给《浙江农学院学报》,编辑部寄请万国鼎审稿,看到了中肯的意见后,他立即写信给万国鼎表示衷心的感激,又另外请教了一些农史问题,万国鼎给予了详尽的回答,这种关怀后学成才的胸襟,激励着他继续从事农史研究,感叹“万先生主持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这段时间里,无形之中,不知道有多少初涉农史研究的青年在先生的润物无声的熏陶下,走上各自成长的研究道路。”([2],392页)

6 传承薪火,在先辈的激励下继往开来

万国鼎开创的农史事业已经绵历百年,“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长期的学术积累,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以农史文献遗产整理和农业科技遗产研究为重点的科技史(农业史)学科成为南京农业大学及中国农科院的特色学科及优势学科之一。”[5]2001年,南京农业大学通过整合校内相关资源,在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基础上成立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它在农业史研究、农史文献收藏与整理以及农业史人才培养方面居于全国首位,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与学术影响力,是国内唯一国家级农业历史专业研究学术机构。研究院获得了科技史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被评定为科技史博士后流动站,目前是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还建有中国第一个农业遗产数字化信息平台、中国高校第一座农史专题博物馆——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主办国家一级学会会刊《中国农史》。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史、中外农业交流史和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史信息组织等,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万国鼎等前辈奋斗一生开创农史事业,筚路蓝缕。我们农史人承继农史前贤的事业责无旁贷,要发扬前辈精神,戮力前行,再接再厉,进一步将农史事业发扬光大。

1 王思明, 陈少华. 万国鼎(1897～1963)[C]//石元春.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农学卷, 第1分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2 王思明, 陈少华. 万国鼎文集[M].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3 沈志忠. 传承薪火, 继往开来——写在《万国鼎文集》出版之际[J]. 中国农史, 2006,(2): 143～144.

4 叶依能. 万国鼎(1897～1963)[C]//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 综合卷1.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6.

5 惠富平. 积石成山继往开来——192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业文化遗产整理与保护[J]. 中国农史, 2010,(4): 28～34.

Wan Guoding:The Inaugurator of the Undertaking of China’s Agricultural History

WANG Siming, CHEN Ming

(InstitutionofChineseAgriculturalCiviliz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Wan Guoding (Wan Kuo-ting) was the main inaugurator of the undertaking to document and describe China’s agricultural history. He paved the way for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history, founded 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history institute, and engaged for his whole life in research into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He was not only a prolific scholar, but also keen on spreading awarenes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By reviewing pertinen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Wan’s colorful life experience an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Wan Guoding (Wan Kuo-ting), agri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cultural heritage

2017- 01- 23；

2017- 03- 23

王思明,1961年生,湖南株洲人,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陈明,1990年生,湖南邵阳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N092∶K826.3

A

1000- 0224(2017)02- 0180-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