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永飞

摘 要：中国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进程中，经历了中央集权制逐渐建立和加强的过程，作为为统治特权阶级服务的选士制度尤其为当权者所重视。历代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均重视人才选拔。中国古代的选士制度，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废于清朝末年，历时两千多年，经历了养士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四个阶段。“学而优则仕”是古代文人的政治抱负和统治者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中国古代选士制度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选士制度影响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学习内容和目标，为士人指明晋升之道。

关键词：养士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

中图分类号：D691.4 文献标识码：A

一、养士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争霸过程中避免惨遭吞并，顺应动荡时局，纷纷重视人才，士阶层诞生。随着官学衰落与私学兴起，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以外交大使的身份分析时事格局，成为代表不同诸侯国利益的智囊团，受各诸侯国礼遇，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也日益扩大。所谓“士”，本来是奴隶主贵族政权机构中的低级官吏，既是“公卿大夫士”的士，又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士依靠分析时事利弊格局来寻求进身之阶，四处游说，十分活跃且能力巨大，不少士人确有以三寸之舌抵过百万大军之才。在争霸称雄的动荡岁月，诸侯卿大夫礼賢下士，收录士人赡养于府门之中，以保持属地和封疆的壮大与安宁。可以说养士之风开了古代选士制度之先河。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风暴口与缩影，齐国统治者允许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稷下学宫庞大的办学规模和包罗各家学说的学术氛围及允许咨议政事的统治者态度可谓是政府庞大的养士与育士场所。在动荡战乱的战国，每每齐国临近生死存亡之际，总会出现稷下先生奔走挽救危亡的身影。稷下学宫属于公门养士，此外还有私门养士，“战国四君子”就是以养士闻名。

“责人则以人、权而用其长”的用士原则配以招聘、举荐和自荐的选士方式，士阶层成为春秋战国时代最具个性活力和流动性的阶层。养士制度带有明显的集团性质，各为其主，为了不同的政治利益，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且士人的才能多元化，才能不被限制，有助于个性的发展，评判标准依时局而定，士人大多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是否被采纳主要依据时局和主人的喜好，投其所好。

士阶层利用自己的智慧与谋略走上晋升之道体现了功利的官本位思想，为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条件，适应了社会的发展。这一时代，正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写照，此处所言的“知识”，并非单指诗书经略，而是泛指各种技能，这一时期是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文韬武略者有匡扶天下的政治舞台，善于辩论甚至诡辩之士被委以外交重任，“鸡鸣狗盗”之士亦有用武之地。

二、察举制

作为两汉仕进制度主体的察举制始于汉文帝。察举制发展成一种比较完备的入仕途径，并得以真正确立其在两汉仕进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是在汉武帝时期。

岁举性的科目即孝廉的产生标志着察举以选官常制的姿态登上了汉朝仕进的舞台。汉武帝时将察举取士的范围由官吏扩大到布衣之士。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规定了选拔人才的标准和入世者接受教育的内容。在选举考试中，儒家学者受到特殊优待，开创了察举制主要以儒术取士的新局面。

察举制的科目有常科和特科，常科主要是孝廉，特科由皇帝临时决定，最主要的也是最制度化的科目是贤良方正。汉朝的察举制有一个重要特点：选拔人才和提拔官吏没有分开，选举与考试没有分开，察举的对象既有未入仕者也有现任官吏。考试是辅助方式，不占有重要地位，但这种由下到上层层察举的方式虽然举荐了不少人才，但是也无法保证其真正公平，不可忽略的是将察举的范围扩大到布衣之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孝廉的晋升对教化社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仍然避免不了道貌岸然者沽名钓誉，贿赂请托。再者易造成结党营私，这对社稷不利。察举制是一种看似由下向上推荐人才的很好的制度，但是士人为获取“声望”用尽手段，沽名钓誉，令人担忧。所以为了以后江山社稷，察举制还是必然会被更为符合时代的考试制度所取代。

三、九品中正制

魏晋是封建门阀制度高度发展期，把持朝政大权的士族地主为维护门阀特权，在地主阶级内部“严士庶之别”，导致选士制度保证士族优先做官的权利，九品中正制成为这一时期选士的主流，即郡县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担任，将士人按“才能”评定为九等。所谓才能，就是按门第高低列等，政府按照等级选用。九品中正制选举法完全操纵在世家大族的手中，限制庶族地主的权利。等级十分鲜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就在教育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士族地主以门第做官，骄奢淫逸，不好读书，寒门子弟入仕无望，激发不了读书积极性。

九品中正制是在封建门阀等级制度高度完备时期的一种士族垄断统治的专制制度，弊端很多，继承把持朝政大权的子弟不学无术、玩物丧志，寒门子弟因晋升无门而迷茫徘徊，致使官学衰败，私学不振，佛教、玄学、儒学一同进入知识分子的认知世界。整个社会呈现出等级的病态，不求进取。

四、科举制度

科举取士制度始于隋朝。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由士族门阀垄断的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始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形成。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才，打破贵族世袭现象，以整顿吏制。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从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

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传统选士制度的一大创举，它摒弃了养士制度的不系统性，使才能的考察有标准可依，但也限制了个性的发展，不过这也是封建国家为了统治思想的需要，消除了察举制度按照名望选拔入仕、士人沽名钓誉的弊端，消除了九品中正制依照门第晋升，由士族大家垄断造成的结党营私弊端。科举取士制度激励真正有学问的士人通过考试入仕，为他们提供了入仕的途径，激励布衣百姓学习，更具公平性。

科举制度虽然弥补了前几种选士制度的不足，但并不是完美的，尤其是后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科举制度考试科目的死板与空虚无用，导致选出的士人都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思想保守而且呆板，纲常伦理的禁锢让他们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最坚实的工具。历年来，莘莘学子寒窗苦读，目的就是有朝一日一举中的，从而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一种拉拢控制人才以维护统治的有效方法。

由察举制演变而来的科举考试制度经历了动态的发展过程。唐沿隋制，增加科目，如武举，以此完善制度。在宋朝，科举的命运一波三折，宋初重视科举，庆历兴学熙宁兴学改革科举，崇宁兴学罢科举，改为学校取士，但仍然扼杀不了科举取士强大的生命力。科举考试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一路坎坷，但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且不断完善。但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日益加强，朝廷选拔的人才也只是维护统治的工具，考试日益僵化，以明显的封建纲常条目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的八股取士更是将这一特点演绎到极致，八股考试成为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沉重枷锁，八股诟病多于优点，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考试成为布衣百姓改变命运的途径。

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风尚，所形成的读书的文化传承格局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由于功利思想，科举考试也滋生很多不良风气，如出现贿买、夾带、代考等现象，当然也产生很多悲剧，如有人一生都没中，无奈晚年凄凉，白首空归，还有考中科举后抛妻弃子者。

科举考试科目在历朝历代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总的方向是禁锢士人思想，四书五经是永恒不变的话题，纲常伦理更是浸透在士人的骨子里。不重视自然科学，空受儒学经典，这是可悲的，最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落得个“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境地，这样也形成了保守、不敢创新的民族弊病，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不可否认，这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而是当时封建制度为维护统治所造成的。最终在时代大潮的席卷下，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成为时代的弃儿。

五、结语

中国传统选士制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经历了由养士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变更，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一种选士制度，而是以一种制度为主流，在适当的情况下以其他制度作为辅助工具进行人才选拔。不得不说，在每种制度下所产生的选士制度都有其历史环境和条件，在产生初期都是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进行的选士改造，有其合理因素。只是到了后期，因种种原因尤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导致制度在实施方法和过程上出现了偏差，最终被时代淘汰。

灵活自发的养士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特有的产物，选才的标准多元化，人才能在特定环境中各为其主，具有很强的政治集团化倾向，当权者量才使用，礼贤下士，士人能力得以发挥。察举制度是一种让平民中有识之才走向仕途，完成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以“声望”为评判标准，难免会有归隐山林之士的勉强应诏和沽名钓誉者的投机。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大家的垄断政治行为，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是统治阶级为自己服务的极端表现。科举制度实行长远且制度逐步完善，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但在其发展中考试内容的僵化成为统治者奴化知识分子的工具，最终被时代的车轮碾压过去，烙印在历史的长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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