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伟��

建筑作为城市典型符号，成为承载当代人关注、评判城市及情绪表达的主要对象。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城市关切的逐步加深，大众传媒也开始介入原本属于专业传媒范畴的建筑与城市评论。北京《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创办十年，坚持定位大众阅读和大众视角，以身体和建筑组合式图像为传播主要元素；在建筑图像传播中建构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强调身体对建筑和城市环境的感受力，充分调动阅读者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把一个个单独的建筑物同一群城市人的生命意义建立了内在的关联，进一步实现了图像与观者之间的能量交互。同时，在超越技术为核心的工具化思维，创新传播方式，实现建筑传播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形成建筑传播的多元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实践。

大众传播；《新京报·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身体意象

G112A003407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涉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大规模改造和重建，造成大众对城市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并不断形成焦点。建筑因其图像化视觉表现，势必成为人们对城市直接、典型而具体的评判对象。建筑本身图像化的媒体特征，在建构大众观看、扩大其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建筑也就超越了居住的实际物理功能，构成了文化和社会意义。同时，建筑对大众形成的单向和强制观看，一定程度上也侵害了大众观看和审美趣味的选择权。

建筑以其公共性和文化性特征出现在大众的观看和评判视野，大众媒体的强势介入，使得原本圈子化和专业化的建筑传播封闭格局被打破。近十年来，建筑传播形态开始分化、重组，原本以专业、技术为核心和进入门槛的工具化思维及其传播方式，开始实现向人文关怀、社会审美甚至是大众情趣方向转移，边界逐渐模糊和重叠，形成了建筑传播的多元化态势。

北京《新京报》创办十年的《北京地理》副刊，以建筑图像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强调建筑与人的关系，突出人的身体对建筑、城市空间的体验和感受，不但创新了大众媒体的建筑传播方式，也构成了很强的文化批评性隐喻。媒体的文化立场和专业禀赋，基本消解了建筑图像传播的明星化、娱乐化倾向，坚持了思想和艺术层面的品质和高度，构成了一次有价值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

一、 从“言语行为”到“形体行为”

“影像在膨胀。回溯北京城市记忆，最好从影像开始。现在、过去、未来；黑白、彩色、数码，漂浮不定，一步之遥。”①建筑无疑以图像为第一表现形式，建筑图像除了纯粹信息传播，还具有事件性特征。当《北京地理》连续性图像在大众眼前出现，图像就成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历史、生命过往的证人。图像证史，它不但在同我们讲述在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曾发生过的事，而是进一步把事转换成一个“事件”，并通过图像真实记录下的所有细节，还原成事件本身（包括时空）直接呈现在我们眼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图像传播的就是一个现场，是一个事件发生的当下。每一次呈现，就是一次事件的还原过程，也就是一次“当下”的消逝和回归。

当然，《北京地理》的建筑图像的现场性呈现，具有描述性和评价性。并通过身体的同在现场才能实现这种描述和评价。建筑图像对城市的当下性意义建构，会使媒体观看者的经验认知中的当下和现场发生位移，这种视觉逻辑和观看节奏产生的转移，同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我丢失。也就是说，当媒体建构的图像方式，与自我真实的感知之间和观看心理产生了一定距离，建筑图像构建的当下性，对观看者而言，它就隐藏着一种作用强大的感知转换甚至反转能力。因此，这就是媒体化图像的虚幻性和虚构性所在。尽管媒体没有虚构的主观故意，但这种因时差和空间变化，以及媒体二度创造的事实上的复制，就同彼时一次性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总会产生间隔和距离。“从瞳孔到镜头到玻璃、橱窗和后视镜，街景是扭曲还是还原？直射或是通透的胶片提供了不同于日常的‘正视经验，当左和右颠倒，前和后叠加，常规的观看效果被改写。虚幻、眩晕、辨认——是直射造就了蒙太奇以及叠影之间奇异的关联。但一定有什么东西消失了，桑塔格在《注目他人受刑》中抑郁的写道：‘然而图片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可以轻而易举地蒸发。”《新京报》之《北京地理》编者按：《影像的建筑和城市构成的历史想象和现实场景》，2009年4月30日。由此，也就是人们常常感觉再现事实中的虚构和真实难于分辨的困惑。

其实，任何事件的当下性都是依赖身体性建构的。因为，当下只有直接作用于身体的直接感受才能产生现场和空间存在感。因此，《北京地理》绝大部分建筑图像，都充分使用了人的身体符号，通过不同人物、不同状态，产生不同的表现和情绪，同时，故意在图像使用上显得随意，让图像避免规整、呆板、空洞感，让图像内容不断活化产生动感，进而，传递出建筑图像内容的存在和拍摄者的身体感受，与观者共同创造媒体呈现图像的当下性和现场感。

当这些建筑圖像在人的身体感受中成型，并产生符号化的图像传播时，图像中浸润着丰富的人的情节开始感染观看者，对观者产生身体到意识的诱惑和影响，观者在此时的当下，就会自然产生在现场的弱化想象，而对图像提供的感受产生更深的认同。显然，这种图像现场，是经过媒体处理并提供给观看者的加工过的现场。而媒体需要的正是催生弱化的想象，让观看者产生在现场的感知，才真正到达由媒体创造并控制的现场效果。

用建筑图像建构现场、占有现场、进而控制现场，这就是《北京地理》传播的事实路径和产业逻辑。当媒体控制了现场，就产生了视觉暴力，并顺势制造出观看者的注意力。显然，

《新京报》巧妙地使用了媒体技术，由此一直能产生正面催化力，让这种现场一个接一个产生并发生作用。当观看者一而再地产生在现场的幻觉时，观看者也就产生一种与媒体同向的判断能力，这就是对现场的强化效应。“这一现场的时光再现，被本雅明理解为‘是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③[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著：《行为表演美学》，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150页。。当“一个观者试图抓住这个瞬间出现的光芒，本雅明认为：‘这是有呼吸的光芒”。③也就是说，媒体用图像再现了身体性感知下的现场，就让观者重新经历一次这个瞬间的现场。而这个过程，无异于人的呼吸一样随意而经常。虽然这是虚构的当下，但仍然产生现场的感知。

媒体用图像建构的现场，成功地兑现了对当下的承诺：建筑、身体、风景，这些城市关键性元素，非常巧妙地组合在图像呈现中，就产生了逼真的现场效果。但问题是，媒体的这个建构过程，走的却是反现场反当下的路径。这种悖论在于，真实的现场往往有一个最重要的生成元素，即身体首先是以物质形态出现，形成身体与环境的直接对应，并进而产生能量气场，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这种有机构成也是一次性的，制约了有机构成过程和环境的被复制。因此，这种感受也是不可重复的。而我们在看《新京报·北京地理》所呈现的建筑与人的图像时，就能明显地感到，媒体建筑图像还是虚构的现场，图像中的身体已经是非物质化非肉体化了，因此，作为观念上、学术上和美学上的现场，还是造成了一个非在场的在场性。

显然，建筑图像传播，是需要通过身体和关系的植入，建构一种社会性政治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一个镜框式结构图像，通过媒体广为传播，人为设计的关系图式依然会传递信息和建立叙事语境，顺利突破图像的限制，图像自然就在展示和观看模式中，顺势扩大了图像的信息和意义边界。而观看也是观看者再完成的一次自我判断。虽然，传播效果的不可控，是来自于观看者的身份的不可控，以及观看者的状态和情绪的动态化特征，因此，观看者并不能很一致地靠近传播者所主观设计的意图和现实场景中，这种不一致，就会产生认知上的俗性和神性的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反而构成媒体传播的丰富性和复合性效果。由此，人们可以面对的每一次传播和观看，就会产生这种一次性效果，而这种一次性效果就构成了媒体传播和观看的魅力。

二、 信息和身体的共同现场

身体作为一种历史观念，并成为体现特定文化和历史实践的过程，构成身体从生理行为到心理行为的印记。因此，媒体在图像传播中，植入身体和建筑、环境的关系，来制造、回访历史过往。而生动的传播和真实场景再现，需要身体和建筑共同生产出媒体的表演性和选择性。

而媒体设定的表演和大众的观看，通过图像会共同建构一种目光游戏。《新京报·北京地理》中有一组图像，在同一个场景中，植入不同的身体感受，而这种丰富而多元的感受信息中，目光会产生多元化分层，记忆的目光、同情的目光、渴望的目光、监视的目光、惋惜的目光、木讷的目光，虽然这些现场是媒体主观设计，但所有的目光都能不断突破媒体的主观控制，透射出观看者自身的态度和他们的判断。

《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不断建构信息和身体的共同在场，在信息源流传播中，形成了从传播到大众娱乐层面媒体特有的表演性特征，并进而生产出观看的兴趣多次方叠加和评判的多元化形成。但媒体最终并没有让观看者终止在娱乐层面，而是把身体的状态和情绪深深地扎入图像的内在结构中，使图像观看穿透娱乐化表层，深入到媒体期待的社会价值判断的思考和评价过程之中。

显然，媒体传播的信息是被身体感受的信息，犹如建筑是承载身体的容器一样，信息始终通过身体符号发出和回收。这样基于生命感的信息来回流通，就带上了生命的温度，此时的媒体再造的现场，就能通过图像的完美创作得到当下的再现。

媒体在努力呈现并试图不断再现这些现场感受过程，其实，媒体调动的是观看者们产生观看的自我反应，让图像观看者生成视觉自动认知链条。当身体始终成为信息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机地镶嵌在建筑图像信息之中，信息和身体同在现场就成为信息源和信息体的基本组合方式，信息传播才能防止观看被无意中断，并产生排除信息观看接收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形成视觉观看自身保护气场。当观看者在身体和建筑环境构成的封闭式观看行为中，就会进一步调动并激活观看者的经验和过往记忆，内心产生情感和价值共鸣，由此，观看行为就转换为观看者自身的内心冲动和情绪付出，才真正实现观看新价值的再生。

虽然，这些媒体行为中有明显的图像制作和传播技巧痕迹，可一旦调动起观看者自身情绪，使得观看者在观看瞬间沉浸在图像的现场氛围中，这些人为的痕迹就会被观看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公众需要关注并十分警惕的是，媒体制作和发布的图像，是否严守图像元素和细节的真实性原则，高度体现媒体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因为，当媒体发布的图像使得观看者进入状态时，实际上媒体的立场会非常明显地影响到观看者的态度，观看者的内心自我反应受到了媒体期待的一种特殊的意识控制，观看者自我审视能力和独立判断力会降低甚至某种程度的丧失，他们会置于被媒体建构的情绪调动并安排的低位。媒体虚构并不等于虚假，虚构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虚假就是误导观看者，这是要严格禁止的。这种由媒体发动，到观看者的自我情绪、情感甚至意识生成，反映了媒体通过图像制作技巧和传播，达到了制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一个观看反应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净化。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媒体图像制作和传播的操作系统，最终会归并到一个从兴趣共同体到价值共同体的整个价值系统产生的轨道上。当传播与美学趣味、社会性、政治性话语连接，也就会在身体同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物质性存在，形成观看和价值判断的共同体。因为身体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身体的在场与缺席表现为具体与抽象的重叠，当身体超越个体和具体，抽空了具体内容的身体符号，就成为一种历史存在和抽象存在，身体就产生象征性。而媒体在图像中不断重现身体的存在感，是要唤回已经抽象进历史的身体，进一步强调的是观看主体和客观的图像客体之间，重新建立连接个体、具体的身体经历和体验，回归到感官再来一次经历的当下。虽然，我们知道图像所描述的现场与我们曾经看到并感受到、经历过的现场，已经被媒体提供的身体经历所替换了，但价值共同体欣赏和认知的一致性，会撇过这种差异，而追求认知的相对一致。这种经历重现形成的共同体，会随着媒体的导演和安排，进一步把身体经历和象征形成混合，产生一种新的历史判断。

虽然这种图像生产是媒体设计安排，并“预先规定”的。但事实上，在制作和传播中，人们仍然会遭遇三个问题：（1）媒体、图像与观看者的角度互换所产生新的解读意义；（2）媒体试图与观者形成价值判断共同体的未知性；（3）观看者不同姿态、不同方式的观看，会产生多元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看关系。这三个问题不约而同涉及的是，当图像从生产的私密性质转化为公开的大众观看，目光与对象会产生冲突和矛盾。由此，在媒体期待建构认知和价值共同体的愿望同时，由于角色转换、共同体建立的动态性调整、彼此观看的接近性与距离设定，在不同的观看者观看的亲身经历中，会分化、重构甚至会解体。这种传播观看过程，就犹如一种表演，其中的图像呈现和传播不可控地进入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处理过程。当图像传播从相对专业、封闭的观看进入大众、开放的观看视域，任何社会化偶然因素都会导致传播结果的改变，不可控會带来未知性。当传播构成社会化大众事件时，建筑图像就跃出了专业精英的范畴，沟通交流的标准势必上下跌宕。毫无疑问，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美学的因素都会纠缠在一起，这种大众化观看的“联接”，其基础依然是身体的共同存在。观者身份的混搭导致图像解读权力多元，甚至会产生互换。但这恰恰是大众媒体在建构图像传播需要预设的风险。但无论结果是同流或者分流，未知性也正是媒体传播的另一种魅力所在。

图像观看以及价值共同体，是通过接通图像再现的身体与观看者身体的感觉联系，而这种连接过程，构成时间性。时间性身体聚合，产生社会化场景的时空挪移，历史事件的内容就来到时间意义上的现在和当下。 进入这种状态，观看者与制作者的角色都是重合的，甚至产生一定的转换。此时，以身体共同存在为基础，建筑和身体会进一步苟合，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上的二元对立也会趋向缓和。至此，通过共同行为形成的价值共同体，不能完全被理解为是一种媒体虚构。作为一种被媒体导演而产生的观看判断的共同行为，到成为一种共同的经历形成，会产生一时的身份模糊，每个人的身份也就被暂时重构了。当观看者在不断调整他们的目光定位时，观看者身份也一定在断裂和重建中，被不断地定义和再定义。

三、 生命同在的能量交换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命名就是空间性概念。人群在空间聚散，看的感受和流动的节奏，产生身体动作和观看的视觉频率。其所选择的图像基本都有身体性动作，或者是一种动作想象，都构成动态特征，这类图像往往能使相同或者近似的人看得满足，甚至心醉神迷。这就形成气场，实现了能量交换。观看者即使到不了心醉神迷的状态，仅仅是构成观看与对象关系，其过程也会循环并释放传递某种信息。整个过程中，能量交互会形成兴趣和关注点为特征的视觉中心。观看反应，比如心跳、呼吸加快，身体的生物性反应，会导致产生阅读心理节奏的调整和变化。因此，图像的结构、视觉语汇、图像内涵和元素的对位性刺激等，都是导致并形成能量产生交换的起点。

尽管图像制作和发布是人为设计的，但这些能量交换的后果却是图像制造者和发布者无法预料的。因为在观看时，表面是图像的文本解读和学术、艺术判断行为，这些知识性判断及其逻辑是通过概念和理性思考获得的，仅是外在的表现，但人的内在动能却是受到生命力感应的支配，是身体对图像提供的信息产生直接反应。人们在看一些图像时，会产生共同的愉悦和满足，进而循环产生正面能量交换，并推高各自的愉悦感。同样，人们在面对另一类图像时，也会产生观看的抵触，因为理解的不一致，观看者会有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有厌恶感，产生能量冲突。

这种观看能量的循环和交互，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就是依赖图像本身，自然形成过程。只要图像出现，并形成有效的观看，相互之间就会产生能量循环。当观看者进入观看过程，其身体就开始输出和吸收能量，包括正能量和负能量。当退出观看过程，就意味着能量输出和交互的中止，一切都源自身体对图像的直接感受。

因为，看是一种目光的碰触，也就是一种媒介的方式。当《北京地理》用足身体和建筑之间形成关系的图像，按时推送到观看者眼前，图像提供目光碰触时，观看者目光就成为能量收放的支点。当媒体通过图像把原本属于“隐私”的东西，转换成一个公共观看的对象时，首先也是吸引目光的聚焦。当来自四处的目光在此触碰，原本恒定的二元对立的元素，如公开/私人、距离/接近、虚构/现实，就会形成对立或者妥协。而对观看者来说，也一定面临接受或拒绝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各类观看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面对图像，形成目光碰触时，身体就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感觉和幻觉，如果身体随着目光入图很深，人的精神性反应就会提升，并会造成某种虚茫或者一些意念上的各种假定。由此，观看的目光，会循着视觉图像的典型符号的导引，阅读的过程就是打开了通往心灵的路径的过程。所以，不仅是《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包括许多大众媒体都在传播中重用视觉图像，不断加强视觉化的内在原因。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充分建构图像的空间性，使得图像不仅具有作品特性，更具有了事件特性。用建筑和人的组合图像，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空间构成，然后，不断地活用建筑和人的身体元素，变换场景的动态发布，就形成了一个个气氛空间。建筑、城市环境元素，一再通过人的身体把气氛烘托出来，再通过图像元素组合，让观看者回到这种气氛中去感受这种气氛，这种流动就是气的流动，空间就成为气场。它既可以让观者强烈感觉到这种现实气氛，也可去感受曾经发生的事件空间。因为人的身体敏感性，会对物及周边环境产生联想和想象，会让视觉中的颜色图像化和味觉化，气味也会幻化成画面和细节，当所有元素都形态化时，时间概念就被导入，并与空间结构形成对应。

图像有形的空间感，还原到物的状态时，需要时间的推力，形成人的身体认知和感受的张力，产生能量的聚集，通过时间的逐渐加压，形成聚焦的力量，向相同的方向挤压，就会造成空间变形，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形成人的身体能感受到的空间气氛。

图像的气氛就是通过地点和空间构成。当几何学意义上的空间变成有物填充的空间时，它的质就让人能感应到。而这一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和媒体建构当下现场的时间点，两个点构成时间流动的抛物线，这根无形的线就产生时间流动的推力。当时间在观看中形成，图像构成的气氛就创造出空间，气氛中所有的物和身体，都是在场的。因此，人们在看这些图像时，“身体、建筑、城市，全部是基于线型的想象。……视觉语言表达了一个不安、优越而局促的人需要找到安全的地方”[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时间性规定了人们的观看节奏和秩序原则。图像用各种层次表现着自然的光和影，而自然的光影总是摇曳变化的，图像本身的静态形式会降低光影的生动性，因此，《北京地理》所用的图像，基本都用身体和建筑构成的动态关系，来弥补这种缺陷。所以，图像同样也都能制造气氛和能量，只是摄影造就的图像，是对自然界光影的再次有机排序和能量重组。图像的光影表现力，不但造就图像的艺术和科学价值，更作用于人的眼睛，让人们注视的目光形成能量的入口。同样，这种由时空交织而成的能量，也会作用于人的皮肤甚至身体。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机体，皮肤和肌体对光线特别敏感，而且十分有效。作为光影艺术的图像，隨着能量的进入，显然还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重要影响。“道是光：光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要体验光就需要一个东西，一幢建筑物，一个特殊的空间。”②[美]理查德·桑内特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成熟》，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当图像完成这种时空建构，图像也就成为生命能量交互和聚散的气氛场。

四、 結论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的建筑图像传播实践，证实了媒体化图像普遍流行的现实和价值。大众传媒通过建筑图像的传播，不但主张了自身的城市文化立场，也成为大众意见和情绪的出口。伴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大众媒体强势介入建筑传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媒体是通过传播效果来体现其传播价值，显性标志是媒体的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新京报·北京地理》作为一个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其通过媒体有效的图像生产和传播，巧妙地把观者的身体感受和图像再造的城市空间合二为一，不但创造了信息与身体同在的现场，同时在接通媒体生产和大众接受的感觉通道基础上，使得图像制作、发布和观看、接受，组成一个逻辑链条，进而形成趣味和价值共同体。

虽然，人们时常清醒并试图拒绝被过度媒体化，但大家又很无奈，因为，一个个远年发生的事件，其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只有媒体才能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彼时的一次性当下所带来的现场感和深切的体验。尽管大众知道媒体会适度地放大和夸张，产生媒体的表演性，而且这种表演还被不断复制，不断循环，其表演背后甚至有可能还隐藏着某种商业动机，但这种建筑传播依然不可或缺。基于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操守的规范和制约，大众能接受媒体出于传播效果考虑的适当变形和适度放大。因为，大众传播依然还是大众正视城市和建筑、发出声音的有效通道，观看者在观看中还能寻找到其中真实的余光。

当然，《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建筑图像的传播实践，把事件现场的感知性体验变成绝大部分的媒体化体验时，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文化批评意识和媒体传播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在图像制作中，始终坚持建构身体的现场性和建筑的在场，把一次性事件现场和媒体化现场合为一体，使得媒体化图像生产和传播成为一种可靠现实。虽然这个现场已经被二度甚至多次创造，但同反复扩展传播所造就的影响力相比，这种一次性是可以被忽略的。

在《北京地理》建筑图像传播实践中，图像的公共性观看意味着私密性被打破，观看者的目光就会表现出紧张的关系。但由于媒体的智慧化处理，就把矛盾、紧张、观看和碰触都融于一种关系互补之中。同理，《北京地理》发布的建筑图像中，尽管对此关系有较为充分的暗示，但图像本身应该为大众解读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密码方面显然不够，包括图像内容的表面化和制作过于粗糙等，都暴露了媒体制作团队的艺术感觉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不足。

《新京报》之《北京地理》副刊通过十年努力，造就了一个观看的狂欢，这种狂欢依然需要图像与身体共同在场才能实现。就像“在索尔兹伯里约翰与亨利·德·孟德维尔之间，存在着身体政治想象的鸿沟。一个是把城市想象成为有等级的身体生活空间；另一个则把城市想象成一个身体彼此连接的空间”②。

As a typical city symbol， architecture has been a major subject that carries peoples attention to and criticism of cities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recent years， with increasing public concerns about cities， mass media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criticism of architecture and cities， which used to belong to the media in that particular field. Beijing Geography， a supplement of The Beijing News，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a decade. It sticks to the orientation of popular reading and the public perspective， and uses the combined image of the body and architecture as a major element in communicatio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architecture， with both structured information and body present on the scene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body sensibility for architecture and city environment， fully stimulating the reader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establishing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buildings and a group of city peoples meaning of life， and further reaching energy exchanges between images and readers. Besides， it is valuable practice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surpassing the technologycentered instrumental thinking， innovating communication modes， shifting architectural communication to humanistic concern， social aesthetics and even public interests， and diversifying architec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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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