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梁康��

尽管盖格尔与胡塞尔两人在现象学方法的理解上依然存在差别，在实际进行的现象学操作方面也风格迥异，但直接朝向内在心灵的本质直观目光仍然构成盖格尔与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路径的交会点。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问题，这差不多是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现象学家的共同的总体诉求，无论这里的心理学问题是指审美心理还是道德心理，是指个体心理还是社会心理。对于盖格尔来说：现象学在审美学中发现了自己的特权领域。但审美现象学，即对审美体验的研究，必须要获得方法的支持，通向审美学的通道必须得到方法上的保障。这是盖格尔的审美现象学的基本内涵和意义。

审美享受；現象学方法；胡塞尔；盖格尔

B516.52A000115

一

如果要给早期的现象学运动做一个基本的时间划界的话，那么1902年约翰内斯·道伯特从不伦瑞克骑脚踏车赴哥廷根对胡塞尔的造访是最初的起步，1905年应当可以算作是它的真正的开始。这一年是慕尼黑的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学生到哥廷根与胡塞尔及其学生会面的一年，也是阿道夫·莱纳赫在道伯特的建议下于夏季学期到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最后在这里完成任教资格论文的一年。自此现象学有了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之分。哥廷根学派的代表威廉·沙普曾诙谐地将这个聚会称作“来自慕尼黑的入侵”：“我想那是一个夏季学期。他们是莱纳赫、康拉德、希尔德勃兰特。盖格尔时而会出现。我们利用每个机会与慕尼黑人进行日日夜夜的哲学交谈。在我们看来，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①这个说法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从1913年胡塞尔创办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的编委名单上可以看出，除了胡塞尔本人之外，早期现象学运动的领导成员全都是“慕尼黑人”，都是利普斯的学生，而且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哲学心理学的研究方向，且此时已经转换而成为现象学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舍勒的宗教伦理现象学与价值感受现象学；莱纳赫的政治现象学与法权现象学；普凡德尔的意欲现象学与逻辑现象学；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还有盖格尔的审美体验现象学与感受现象学。

莫里茨·盖格尔（Moritz Geiger， 18801937）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最初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文学，1900年开始先后随利普斯和冯特学习哲学和心理学。这两位老师的特点都是既探讨哲学心理学，也致力于科学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普凡德尔曾将这两种取向的心理学称作“主观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②盖格尔和普凡德尔一样，更倾心于哲学心理学；此外，他们之间的另一个相同点在于，他们都关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问题。这两个共同点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由于其哲学心理学的偏好，他们都受到来自科学心理学方面的抨击，因而都需要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和做出反驳。关于普凡德尔的相关讨论，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意欲现象学的开端与发展——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尝试》，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在与胡塞尔建立联系之后，盖格尔曾于1906年夏季学期在哥廷根旁听了胡塞尔的讲座“普通哲学史”并担任辅导助教。1907年2月他在慕尼黑利普斯那里以《数量学说的方法论的和实验的论稿》为题完成了任教资格答辩，他在任教资格论文的前言中同样程度地感谢了利普斯和胡塞尔。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Th. Lipps （Hrsg.）， Psychologischen Untersuchungen， Bd. I， Leipzig： Engelmann， 1907， Heft 2， S. 325522.而对于盖格尔在此期间的心理学研究，胡塞尔曾在1910年的著名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对盖格尔在第四届实验心理学大会所做的报告《同感的本质与意义》M. Geiger， ber das Wes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Einfühlung“， in： F. Schumann （ed.）， Bericht über den IV. Kongre für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 in Innsbruck vom 19. Bis 22. April 1910， Leipzig：Barth， S. 2973.赞赏说：“作者以一种富于教益的方式力求对真正的心理学问题进行区分，这些问题在迄今为止关于同感的描述和理论之尝试中有些是明确的，有些则相互混淆。而且他还讨论了人们对这些问题解决的尝试和得到的成果。”（Hua XXV， 40， Anm.1）

在盖格尔之后，他的同门师弟莱纳赫也于1909年在哥廷根胡塞尔的指导下完成了任教资格答辩。他们二人随后分别在慕尼黑和哥廷根担任私人讲师，成为现象学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核心成员。在1913年出版的首卷《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中，盖格尔作为编委也在编委的集体亮相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and 1， 1913， S. 567684.。道伯特在给胡塞尔的信中对它评论说：“盖格尔的论著是我至此为止在他那里读到的最好的东西。他对关于他的论题的各种理论的杂乱做了整理和澄清，以至于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有了决定性的进展。”（Hua Brief. II， 66f.）

然而早期现象学运动的好景并不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道夫·莱纳赫于1917年不幸阵亡；胡塞尔于1916年获得弗莱堡大学的任命，离开了哥廷根。罗曼·英加尔登、埃迪·施泰因、弗里茨·考夫曼、奥斯卡·贝克尔等胡塞尔在哥廷根的重要学生也先后随老师去了弗莱堡。哥廷根学派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形成气候的弗莱堡学派。但慕尼黑学派一直还在维持。尽管特奥多尔·利普斯于1914年去世，但盖格尔于1915年在慕尼黑获得了副教授的职位。他与接替利普斯心理学研究所主任位置的普凡德尔以及A. 菲舍尔等人在慕尼黑仍然秉承现象学的传统，同时继续协助胡塞尔编辑出版《年刊》。除了在《年刊》第四卷上出版的“关于无意识和方法心理学的大作”这是胡塞尔在1920年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关于盖格尔的这本书所做的描述（E. Husserl，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Mit Erluterungen und Erinnerungen an Husserl，hrsg. von R. Ingarden， Phaenomenologica 2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8， S. 15）。该书的原文参见：M. Geiger， Fragment über den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und die psychische Realitt. Ein Beitrag zur Grundlegung des immanenten psychologischen Realismus，in：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Band 4， 1921， S. 1138； 除此之外，盖格尔后来还出版了科学哲学方面的著述：Die philosophische Bedeutung der Relativittstheorie. Vorlesung 1921； Systematische Axiomatik der Euklidischen Geometrie， Augsburg： Dr. Benno Filser Verlag， 1924.以外，他还开设了现象学心理学与科学哲学方面的讲座。盖格尔的讲课很受欢迎。他的学生海尔曼·蔡尔特纳回忆说：“他的讲座在教学上十分出色，他的报告极其生动和直接，始终没有讲稿，只是在偶尔需要引经据典时才会让人意想不到地从上衣口袋里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张纸条来。他十分懂得从本己直观的全然明晰性出发来阐明复杂的关系，同时却不将它们平庸化！精雕细琢的用词造句因其优美而令人无法抗拒，但却始终朝向实事，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对他的聆听成为一种特别的享受。”Hermann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14， H. 3 （Jul. Sep.， 1960）， S. 453. 此外，盖格尔在1907年3月27日给胡塞尔的信中还提到，他每周开设一小时的“笑话和相声的练习课”，这对他是一种放松休息（Hua Brief. II， 88）。由此也可以窥见盖格尔的演讲口才之一斑。

这些著作出版和讲座课程帮助盖格尔于1923年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哲学正教授的职位，这也就是胡塞尔在哥廷根曾有过的编外正教授（Extraordinariat）的位子。他在这个位子上一直执教到1933年，而后因为纳粹上台而不得不离开德国流亡去了美国，先后在纽约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 in New York）和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于1937年因一场车祸而去世，享年仅57岁。在他的学生中有成名的人物，如克劳斯·贝尔格、阿隆·古尔维奇、瓦尔特·本雅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卡尔·勒维特等。此外，胡塞尔的学生马特乌斯·康拉德也是盖格尔的学生，并且就是他推荐给胡塞尔的。

二

胡塞尔于1916年转到弗莱堡大学任职之后，在后起的弗莱堡学派与早期的慕尼黑学派之间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严格来说，主要是在盖格尔、普凡德尔、海德格尔之间教职上的竞争关系。关于胡塞尔因为选择海德格尔作为自己的教席继承人而在普凡德尔心中引发的芥蒂，笔者在关于普凡德尔的文章中已经做了阐述。参见笔者：《意欲现象学的开端与发展——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尝试》，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这里只需要接续一段与此相关的但在盖格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因类似问题而产生对峙的思想史故事。

从《胡塞尔书信集》中留存下来的盖格尔致胡塞尔的最初两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盖格尔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反思认识，例如他承认自己对逻辑问题研究相对较少，但他同时向胡塞尔透露他的数学爱好以及开设的相关数学課程，报告他在此期间就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所做的三个讲演：“逻辑学与心理学”“自身被给予性与明见性”和“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此外他还向胡塞尔阐述他正在准备的任教资格论文所处理的自然科学与心理学关系的论题：“所有种类的自然科学法则，如明见的命题、真正的法则（牛顿法则）和经验的合法则性（马略特法则）都在心理学中有其相似者，而除此之外在心理学中还有可领会的体验法则，例如每个意志实现都在自身中承载着快乐的条件”，如此等等。此外他还报告了这些问题在任教资格试讲时遭遇的冷遇和不解（Hua Brief. II， 8791）。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研究以及对胡塞尔讲座的聆听与辅导，这些使得盖格尔有理由在1919年的信中将自己和“慕尼黑的现象学家”称作胡塞尔的“老学生”（Hua Brief. II， 107）。

但在胡塞尔这方面，他对盖格尔的评价相对于其他早期现象学代表人物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在与普凡德尔和海德格尔的比较中。他在1921年圣诞节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谈及普凡德尔和盖格尔时说：“即便是普凡德尔的现象学实际上也本质上不同于我的现象学，此外由于他从未完全理解构造问题，因而他会陷入一种独断论的形而上学，不过他是基本诚实的和坚定的。盖格尔只是四分之一的现象学家。” R. Ingarden，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a.a.O.， S. 23.

在这个背景下，胡塞尔在19221923年期间遭遇了与普凡德尔、盖格尔和海德格尔相关的教职推荐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年后再次出现在普凡德尔与海德格尔的教职竞争过程中，并且最终导致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反目。但在五年前的盖格尔这里，结局要好一些。

最初是在1922年2月1日，时任马堡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保尔·纳托尔普致函胡塞尔，主要是为了征询他对其马堡大学哲学教椅的后继人选的意见，胡塞尔在回函中提出在他看来合适的三位人选：普凡德尔、盖格尔和海德格尔。随后不久，这一年的5月28日，时任哥廷根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乔治·米施也写信给胡塞尔，询问他对哥廷根大学的一个新增哲学教职的可能聘任人选的意见。这个教授位子就是胡塞尔1916年离开哥廷根前所具有的教职，它当时是一个国家计划外的正教授（Extraordinariat）职位。胡塞尔离开哥廷根后接任这个位子的是米施，而后他于1919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讲席教授的职位，因此而空下的这个编外教授的位子又给了海尔曼·诺尔（Herman Nohl）。1922年诺尔也获得升任，成为哲学与教育学的计划内正教授，而他空下的这个位子又从“计划外正教授”改为“专属正教授（persnlicherOrdinarius）”“专属正教授”属于国家计划内编制，但并不一定具有延续性，即在这个位子持有者退休后不一定会继续维持这个教席。普凡德尔60岁时最终在慕尼黑大学获得的也是这个头衔。。米施向胡塞尔征询的就是关于这个位子的候选人的意见。

纳托尔普和米施的这两次意见征询也是导致海德格尔后来撰写《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解释学处境的指明）》报告的直接原因。这份著名的报告后来被学界简称为《纳托尔普报告》，因为海德格尔主要是将这份报告交给纳托尔普的，而且通过这份报告虽未获得纳托尔普的教椅，但还是获得了取得此教椅的尼古拉·哈特曼空出的“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参见：G. Neumann， 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GA， S. 444. 马堡大学当时提供的教职是“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的职位。最终海德格尔去了马堡。但这份报告当时实际上是分别寄给纳托尔普和米施的，因而它更有理由被称作《纳托尔普米施报告》。关于这个过程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笔者：《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533页。

与马堡大学在聘任问题上事先有自己的保留人选尼古拉·哈特曼一样，哥廷根大学也有自己的保留人选。米施在给胡塞尔的信中也做了坦率的说明，但他按自己的看法还列出三个可能人选：盖格尔、普凡德尔和海德格尔。他在信中写道：“就实事而言，为了补充这里的教务活动，我们对盖格尔考虑较多，我们很乐意将他拉到这里来；但这里有讨厌的人际关系方面的麻烦，因为米勒的位子预计要由卡茨来接任这里提到的米勒（Georg Elias Müller）是哥廷根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卡茨（David Katz）则是他的学生，时任罗斯托克大学教授。，因此，在考虑到先前的名单会遭到抵制之后，我们现在建议的第一位是卡茨。我也很想要普凡德尔；但只能给他提供一个国家编制内的正教授位子吧？而这个位子不是的。前面曾提到这个教授位子就是胡塞尔1916年离开哥廷根前所具有的教职，它是一个国家计划外的正教授职位。但还有海德格尔，如果您想为我们提供一个评判，我会为此非常感谢您！不过如前所述，我也愿意听取您的其他忠告。”（Hua Brief. VI， 273）

胡塞尔给米施的回信以及他为盖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写的推荐函现在应当还存放在乔治·米施的遗稿中，在1994年编辑出版《胡塞尔书信集》时直至今日尚未公开但近期有可能公开出版。因为胡塞尔此前曾为埃迪·施泰因在哥廷根大学的求职曾给米施写过推荐函，这封信函已于2015年在现象学界流传。笔者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一书中已经将其译成中文（参见该书第5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第118119页）。施泰因最终因其女性身份和犹太身份而未能申请去哥廷根大学的任教资格考试，对此米施心存愧疚，他在致胡塞尔的这封信中对此也有谈及。看起来他抱有这样的想法，即通过对盖格尔的聘任的支持以及为胡塞尔的另一位哥廷根学生汉斯·利普斯（Hans Lipps）提供一个任职机会的做法来弥补几年前的亏欠。。关于海德格尔的推荐函，基本上可以推测，它与胡塞尔写给纳托尔普的海德格尔推荐函大同小异。而他对盖格尔的评判，我们只能根据胡塞尔给纳托尔普的回信，以及盖格尔给胡塞尔的相关通信来了解胡塞尔的态度。

由于这两项聘任涉及的都是与胡塞尔共事多年的现象学家，因而他在推荐人员的排序选择上十分为难，因此也特别用心。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如果一切都可以按照胡塞尔的理想来布局的话，那么他会让普凡德尔去接替纳托尔普的讲席教授的职位，让海德格尔去马堡接替哈特曼的编外教授的职位，或者去哥廷根接受那个空出来的专属教授的職位。这也是胡塞尔从一开始就让海德格尔将其亚里士多德报告同时送交给纳托尔普和米施两人的原因。

实际上，在纳托尔普那边，他在自己的学生哈特曼之外首先考虑的接替人选是盖格尔而非普凡德尔或海德格尔。他在给胡塞尔信中曾写道：就“从原初最本己的生产力出发去创造”第一点而言，“我在盖格尔这里获得了在这方面的最坚定的印象”（Hua Brief. V， 143）。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哥廷根大学的米施和马堡大学的纳托尔普都比较看好盖格尔。

但胡塞尔在给纳托尔普的回信中仍然极力推荐普凡德尔，并将他与盖格尔相比较：“我不仅将普凡德尔视作一位根基扎实的研究者，而且也将他视作一种彻底哲学的人格性。他的利普斯的出发点长期遮住了他对超越论问题域的目光，但以他的在我看来是原本的、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获取一切的方式，他始终在不断地前行，而他的各个讲座虽然朴实，发挥的作用却是深层的。就这些方面而言，我认为还是无法将盖格尔与普凡德尔相提并论，尽管盖格尔更为灵活和更为柔顺，而且有极为出色和富于教益的著述，而普凡德尔则在全然原初创造的现象学明见性方面要更为丰富（它们之中还有较大部分尚未发表）。”（Hua Brief. V， 149f.）此后，在哈特曼成为纳托尔普的继任者后，胡塞尔又全力推荐海德格尔去接任哈特曼的“具有一个正教授职位和权利的编外教授”职位，并最终获得成功。

而在盖格尔这边，对他的聘任在两方面都进行得不顺畅。此前他在马堡的招聘中虽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包括已经获得纳托尔普教席的哈特曼，但仍然没有通过哲学系的第二次讨论，因而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并且最终是败给了海德格尔：在1922年12月12日的招聘名单上，海德格尔被列在第一位。

而此后在哥廷根，盖格尔再次遭遇了海德格尔的竞争。还在1922年8月9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他就写道：“您也许已经知道，您原先的哥廷根教席现在有可能作为专属正教授（persnliches Ordinariat）而为我所获得。如我所闻——而且您对此最为了解——海德格尔是我的竞争对手。尽管我去年承认，普凡德尔对于慕尼黑的编外教授的位子比我有优先权，而且尽管我也理解，人们在马堡偏好十分能干且因其著作而被挪到认真考虑人选的第一系列的哈特曼，可是我会觉得——在承认海德格尔的所有才华与成就的同时——，如果人们宁可要比我年轻得多且发表要少得多的海德格尔而不要我，那么这是不公正的。据我的消息，在您的老对手施罗德都很奇怪地为我说话之后，看起来人们还没有这样的意图。当然，哥廷根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的数学哲学兴趣而尤为重要。”（Hua Brief. II， 109f.）

从这封信中可以读到的信息是盖格尔在哥廷根的聘任候选方面的情况十分乐观。但在接到胡塞尔的回复但胡塞尔的这封回信没有收入《胡塞尔书信集》，可能是遗失了。之后，在接下来于1923年7月14日致胡塞尔的信中，他的心情与口吻显然都发生了变化：“就我的理解，您的回信是说：您最初听说：我是被认真地考虑的，而您为此感到遗憾。您说当时诺尔给您写信说，我作为犹太人被排除了。您原本就应当支持海德格尔的。他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十分需要得到一个职位，而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费力去获得一个公职的位子；我或迟或早都会有位子的，因为我的名字现在到处都被列入考虑的名单。——我看到其中有一种对我对哥廷根教席之要求的拒绝，有一种令我伤心的对海德格尔的偏好——尤其是您一年前在圣梅尔根（St. Mrgen）曾对我说过，海德格尔是非常能干的，但还不成熟。”（Hua Brief. II， 112）

由于胡塞尔对盖格尔的前信以及对此信的回复都没有收在《胡塞尔书信集》中，很可能是在盖格尔流亡美国的过程中遗失了，而胡塞尔这边又没有留下副本根据《芬克全集》的编者汉斯莱纳·塞普（Hans Rainer Sepp）在与笔者交谈中的口头告知，胡塞尔后期的许多书信之所以有副本乃是后来的助手欧根·芬克的誊写结果。此外，笔者可以从胡塞尔的一些信函中读出，他早年信函的一些副本是他女儿伊丽莎白抄写的（参见：Hua Brief. VI， 276）。，因而我们难以知道盖格尔对胡塞尔的意思的这个理解性复述究竟是否正确。如果这确是胡塞尔的本意，那么他就真的是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我们也可以再次印证埃迪·施泰因所说：胡塞尔“为科学而牺牲了人情”参见：Edith Stein， Selbstbildnis in Briefen I（19161933）， ESGA 2， Freiburg i.Br.： Herder Verlag， 2000， Brief Nr. 27.。

无论如何，盖格尔在1923年还是获得了哥廷根大学的这个专属正教授的职位。而且胡塞尔事实上也绝不会反对盖格尔获得哥廷根大学的教职并因此而成为自己的间接继承者。恰恰相反，1923年在胡塞尔看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现象学年：他自己在64岁这年收到柏林大学邀请他去接任恩斯特·特洛尔奇的教椅，而弗莱堡大学因为胡塞尔拒绝了柏林大学专门给了他两个助手的名额，从而使胡塞尔能够聘任奥斯卡·贝克尔和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海德格尔在这年成为马堡大学的教授，盖格尔也在这年成为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为此，胡塞尔在这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十分喜悦地报告说：“海德格尔作为正教授去了马堡。盖格尔去了哥廷根（我以前的那个位子）。[现在到处都在要现象学家。]”（Hua Brief. III， 218）

三

在这次通信之后，胡塞尔与盖格尔之间似乎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直至1929年。这年为庆祝胡塞尔70周岁，他的学生们瞒着他在为一些庆祝活动做准备。除了约定在胡塞尔生日这天所有学生齐聚弗莱堡之外，还有计划出版一本在欧洲学术界通行的用来庆祝学者诞辰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后来这部由学生们撰写的文章组成的文集在1929年作为《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的增补卷出版Martin Heidegger （Hrsg.），Festschrift E.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Ergnzungsband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1929.，并在胡塞爾生日当天由刚刚继承他的教席的海德格尔当面呈交给他。

由于这部《纪念文集》是学生们和朋友们为胡塞尔准备的生日惊喜，因而胡塞尔对此前的准备工作一无所知。庆祝活动十分成功，只是在结束时略有扫兴的局面出现，而且事关盖格尔。英加尔登对此过程回忆说：“在正式的庆祝部分结束后，几乎所有客人都很快离开了。只有几个胡塞尔的老学生还被邀请参加一个可以说是私人的午宴。在场的只有胡塞尔一家，而后是埃迪·施泰因、让·海林、柯瓦雷、珀斯和我，几乎全是老哥廷根人。在午宴后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胡塞尔请人从放在他写字桌上的一堆信中选几封朗读一下。是施泰因小姐读的信。在某个时刻她读到了莫里茨·盖格尔的信：他和其他‘慕尼黑人抱歉没有能够来参加。而使得他不可能前来的是海德格尔。胡塞尔陷入不愉快的惊讶之中，而且全然不解。但人们认为，这与纪念文集的准备方式有关。好心情过去了，很快我们便离开了。” R. Ingarden，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Husserl，Briefe an Roman Ingarden. Mit Erluterungen und Erinnerungen an Husserl，hrsg. von R. Ingarden， Phaenomenologica 25， Den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68， S. .

英加尔登谈到的这封盖格尔的信没有收入《胡塞尔书信集》。但在胡塞尔于祝寿会后给盖格尔的回信以及盖格尔的再回信中可以大致了解事情的原委：原先是出版商M. 尼迈耶委托时任慕尼黑大学副教授的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编辑出版《胡塞尔七十诞辰纪念文集》，但普凡德尔出于某种原因转而委托盖格尔承担此事。在答应普凡德尔之后，盖格尔又收到尼迈耶的信，得知后者在未通知盖格尔的情况下已将此事委托给海德格尔了。盖格尔在回信中同意从编辑事务中撤出。然而他随即又收到普凡德尔的信，告诉他尼迈耶同意将编辑事务交给盖格尔。盖格尔至此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尼迈耶“在一个教授面前很不专业的举止”，因而告知“我很遗憾不可能再以任何方式参与《纪念文集》的事务”（Hua Brief. II， 113f.）。盖格尔最终是以在报刊上发表一篇《埃德蒙德·胡塞尔七十诞辰贺词》参见：M. Geiger， Edmund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in： Unterhaltungsblatt der Vossischen Zeitung vom 7. April 1929.的方式为胡塞尔庆祝了生日。

胡塞尔在1929年4月中旬给盖格尔的回信中对盖格尔的撰文表示感谢并对《纪念文集》的编辑一事解释说：“《纪念文集》是一个绝对的惊喜。我很遗憾，您认为无法再参与，否则我会很高兴的。当然，海德格尔在担任了多年助手之后成为我最亲近的朋友，现在是我的继任，他最初制定了这个计划，而在受尼迈耶（根据他的策划）委托编辑事宜的同事普凡德尔首先做了拒绝之后，海德格尔才自己接手了这个事情。我手边有些著述，它们也许会有助于向老慕尼黑人阐明我的超越论现象学的意义。”（Hua Brief. II， 114）

这里的引文中的最后一句并非是胡塞尔的突然话题转换，而是隐含了他对普凡德尔和盖格尔在《纪念文集》一事上所持态度之原因的理解。他认为这个态度与慕尼黑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之间在各自现象学立场上的分歧有关。当然，胡塞尔还需要几个月才会意识到，他的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与慕尼黑学派相比，海德格尔不仅不是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继承人，而且他连现象学一般的继承人都没有再做下去。对此问题详见笔者：《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同上书第3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81938年》，第55页以后各页。

到哥廷根之后，盖格尔的工作表明他的确如他所说要比他的前两任都更适合担任这个胡塞尔哥廷根教席的“间接继承者”（Hua Brief. II， 112）的位子：由于他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兴趣，他和胡塞尔一样在哥廷根与数学家们走得很近。在1932年12月31日写给胡塞尔的信中，他报告说：“我感觉很好，并且在我面前有一系列较大的著述要撰写，它们之中始终有这一个著述在妨碍另一个著述的加工充实。我对哥廷根学生的哲学兴趣，主要是对数学自然科学系内学生的哲学兴趣始终很满意。”（Hua Brief. 116）在这些学生中也包括后来被称作“来自希尔伯特的哥廷根的最后一位数学家”的美国学生桑德斯·麦克莱恩。他于1931年至1933年期间在哥廷根攻读博士学位。除了希尔伯特的课程之外，他也与海尔曼·外尔讨论哲学，并旁听过盖格尔的哲学课程，受到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参见：Colin McLarty， “The Last Mathematician from Hilberts Gttingen： Saunders Mac Lane as Philosopher of Mathematics，”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7，58（2）， pp. 77112.

1933年纳粹上台后，盖格尔因其犹太身份而被强制退休，不得不离开哥廷根。他曾为去瑞士苏黎世求职而请胡塞尔为他写推荐函。此后在给胡塞尔的回信中他写道：“我昨天与希尔伯特谈话，他也给苏黎世方面去函了，他跟我谈到您。”（Hua Brief. II， 117）但苏黎世方面最终无果，盖格尔随后去了美国，并于四年后客死他乡。

四

盖格尔的现象学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审美学研究对于后世的影响始终绵延不绝；其次是他对现象学方法的专注讨论已成为他在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突出标记。这两方面的成就可以概括在“现象学的审美学”这个表达中，它表明盖格尔的审美思考一方面在方法上是“现象学的”，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是“感性学的”；或用盖格尔自己的话来说：现象学的审美学是“以一种特定方式即现象学的方式来从事的审美学”M. Geiger， Phnomenologische sthetik“， Vortrag， gehalten auf dem 2. Kongre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 19， 1925， S. 29. 这篇文章后来在修改后被盖格尔收入他的文集《通向审美学的诸通道》（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 Der Neue Geist Verlag： Leipzig 1928），这里引述的这段文字没有被保留下来。。无论如何，“现象学的审美学”这个名称从一开始就打上了盖格尔的烙印。在塞普与恩布里主编的《现象学美学手册》中，盖格尔被列在这个思想传统的第一位，而且两位编者认为：“慕尼黑学派审美学的最著名代表是莫里茨·盖格尔。他在其审美享受的现象学中专注于审美经验，它接受那些并非相对于它而言的价值。”（Hans Rainer Seppund Lester Embree， “Introduction，” HansRainer Sepp/Lester Embree （e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Dordrecht/Heidelberg/London/New York： Springer， 2010， pp. xvixviii）

盖格尔的审美思想首先可以称作“审美体验的现象学”我们这里将他后期的“质料价值的审美学”（M. Geiger， Die Bedeutung der Kunst. Zugnge zu einer materialen Wertsthetik. Gesammelte， ausdem Nachlassergnzte Schriften，hrsg. von Klaus Berger und Wolfhart Henckmann，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6）以及“朝向对象的审美学”（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II）的說法暂且置而不论。 。他在其1928年出版的论文集《通向审美学的诸通道》的《前言》中写道：“通往审美学的通道最终处在我们自己的审美体验中。任何一种无论多么深刻的形而上学、任何一种无论多么才华横溢的思想构建都无法取代本己的体验。” 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这里需要留意的是：盖格尔在这里使用的“体验”一词是动名词“Erleben”，亦即英文的“experiencing”或中文的“体验活动”。对审美体验活动的关注是与盖格尔十多年前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创刊第一卷上发表的论著《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它们的研究目光都更多指向审美体验而非审美对象，更多指向审美享受而非审美刺激，更多指向审美感受而非审美价值。

这里涉及盖格尔对“现象学”的一个二分理解：还在他于胡塞尔影响下完成的最初现象学著作中，亦即在他任教资格论文中，他便提出“行为现象学”与“对象现象学”的概念对。这里的“行为”与“对象”有其特定的含义，即胡塞尔《逻辑研究》中所说的“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盖格尔对此解释说：“颜色这个对象在这里当然不是指客观实存的对象，而是我的意识的对象，一个我在意识中拥有的对象。我们将这个意识对象简称作意识对象——而将它被给予我的各种方式（作为表象、回忆等），将我立义（auffassen）这个对象的各种方式总括在意识行为的概念中。”④⑥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352； S. 354； S. II， S. 356.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的最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心灵发生的河流，而后者是不流动的意识对象；即前者是流动的，后者是变换的。它们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得到研究，而与此相应就有设想两门科学，即两种类型的现象学或心理学：行为现象学和对象现象学；盖格尔也将它们等同于行为心理学和对象心理学。④这里所说的“现象学”与“心理学”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事实，而在于它们的处理方法。这是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的问题。

不过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胡塞尔《逻辑研究》对盖格尔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意识行为和意识对象已经包含在胡塞尔的意向性分析中，大致相当于他所说的“立义方式”（Auffassungsweise）和“立义意义”（Auffassungssinn），或后来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中使用的概念对：“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相关项”（Noema）。盖格尔在撰写其任教资格论文时阅读的还是《逻辑研究》的第一版（1900/01），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就其全书的整个特征来看，胡塞尔所从事的主要是行为现象学”，即“一门关于行为的先天科学”；而另一方面，迈农“则特别注重一门先天的对象科学”，亦即“对象现象学”。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355， Anm. 1. 盖格尔在这里给出的迈农的著述文献是：Alexius Meinong， Untersuchungen zur Gegenstandstheorie und Psychologie， J. A. Barth：Leipzig 1904； 关于迈农与胡塞尔的私人关系与设想联系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意向性理论的现象学视角与心理学视角——对胡塞尔与迈农之间关系的思想史重审》，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盖格尔认为，如果胡塞尔的各项研究可以被称作“行为现象学”的话，那么他自己在这篇任教资格论文中对现象学的切入是从另一个方面进行的，亦即对象现象学，或对象心理学。他随即在自己的研究中区分了现象学的或心理学的四重对象概念，还不包括超经验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概念，也不包括物理学的对象概念，如此等等。⑥

我们在这里无法进一步展开对盖格尔的对象现象学的研究。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由于盖格尔在论文中处理的是数量学说的问题，因而也就可以理解，盖格尔为何要在当时的书信中询问胡塞尔：弗雷格对胡塞尔《算术哲学》批评发表在哪个刊物上。而且他同时告诉胡塞尔，他与他一样，尤其对数与数学基础的问题很感兴趣，并认为所有文献都将数（Zahl）与数字（Anzahl）等同起来的做法让人无法忍受。（Hua Brief. II， 90）看起来他似乎想参考弗雷格对胡塞尔在《算术哲学》将数（Zahl）追溯到计数活动（Zhlen）上去的批评。而在任教资格论文中，他原则上也可以比照弗雷格来批评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仍然过于偏重意识行为分析而忽略了意识对象分析，尽管他并未明确地这样做。

不过这种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解为“行为现象学”并同时理解为“对象现象学”之对立面的做法也会引起质疑：盖格尔是否根本没有看到《算术哲学》的心理学分析及其心理主义与《逻辑研究》的行为现象学及其反心理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应当如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肯定的。盖格尔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版的研究越是仔细，他就越是会感到在它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之间存在着一个张力。这个情况也曾几乎逐字逐句地出现在海德格尔那里。参见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2页：“[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于1900年，它以思维和认识的学说不能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论据，批驳逻辑学中的心理主义。而次年出版的篇幅扩充了三倍的第二卷，却包含着对于构成认识来说至关重要的意识行为的描述。由此而言，它终究还是一件心理学。否则，论述‘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的界限的意义的‘第五研究的第九节的目的又何在呢？因此，胡塞尔以其意识现象的现象学的描述又回到了恰恰是他从前所批驳的心理主义的立场上来了。但是如果这并不算是胡塞尔著作的一个严重的迷误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对于意识行为的现象学的描述呢？”只是在1913年修改后的第二版《逻辑研究》中，以及在同年发表的《观念》第一卷中，这个原先还很微妙的张力才以超越论现象学的方式得到化解或理解。

不过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盖格尔是否通过他的相关言论与著述反过来也对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走向产生了影响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不能那么肯定。胡塞尔在1913年完成的《观念》第一卷中说：“尽管实事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它[《逻辑研究》]进行了一些意向相关项的分析，这些分析仍然更多地被看作是对平行的意向活动结构的标志；这两个结构的本质平行性在那里尚未得到阐明。”（Hua III/1， 203）而在随后进行的《逻辑研究》第二版中，得到最多修改的是第二卷的六项研究。按照該卷编者潘采尔的说法，“这个加工发生在他思想的一个关键时期，胡塞尔此时正‘试图完整地把握住现象学的意义、方法和它在哲学方面的可能影响（LU I， VIII）。一方面，他现在已经获得有关‘在与心理学以及与包含在所有存在领域中的先天科学的关系中的现象学之最终意义的较为清晰的自身理解（Ms. F III 1/161a）。另一方面，通过对特殊的现象学还原的把握，他能够对纯粹现象学进行扩展，这门纯粹现象学作为超越论的现象学现在不再只是意向体验的本质学，而且——借助于显现与显现者的本质相关性——与此相一致地也是在这些体验中自身展示出来的意向对象性的本质学”③乌尔苏拉·潘采尔：《编者引论》，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15页。。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致的：完整地把握现象学的意义也就意味着既把握意向体验的本质学，即盖格尔意义上的“行为现象学”，也把握意向对象的本质学，即盖格尔意义上的“对象现象学”，亦即把握意识的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这两个结构的本质平行性”（Hua III/1， 203）。

但这里必须指出，如果潘采尔据此而认为，“将意向对象纳入现象学领域，这个做法所提示的是意向相关项的概念和超越论还原的方法，而这就意味着一个胡塞尔在第一版时尚未达到的‘明察阶段”③，那么她就已经对此状况做了过度的诠释。胡塞尔并非在《逻辑研究》第二版中才纳入现象学领域。他提出的意识的“意向性”概念以及“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的定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禁止他这样做。第五逻辑研究的标题《关于意向体验及其“内容”》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胡塞尔本人对此问题的阐释要更为准确：“这里必须指出这项研究[第一研究]所含的另一个缺陷，它在这一卷的结尾处才能得以自明并受到纠正：它未能顾及‘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区别与相应（这种区别与相应在所有意识领域中所具有的基础作用在《观念》[第一卷]中才得到完全的揭示，但在这部旧著最后一项研究[第五研究]的许多个别阐述中，有关这些作用的说明已经达到了突破）。”（LU I， B XIV）也就是说，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已经包含了“意识对象”或“意向内容”或“意向相关项”的概念以及相关分析，只是它与“意识行为”或“意向活动”的平行关系的意义此时尚未被完整地把握到。除此之外，胡塞尔还会承认，“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实际上应当优先考虑意向相关项方面的含义概念”（LU I， B XV）。但这里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胡塞尔是在第二版中才“将意向对象纳入现象学领域”。就此而论，盖格尔和潘采尔都没有完全领会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版中的意向对象概念及其相关分析。

五

撇开胡塞尔在第二版中对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平行关系的格外强调是否受到盖格尔影响的问题不论，盖格尔在自己的“现象学审美学”或“审美享受的现象学”中采纳了这个平行关系。在这里，“审美现象学”可以一分为二地被称作“审美体验的现象学”和“审美对象的现象学”。

盖格尔在《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中探讨一种特别的审美体验：审美享受。他试图以现象学的方式描述这种体验的基本结构，并将它区分于其他的感受、体验和情绪，如快乐、喜悦、愉快、中意等等。更具体地说，审美的享受本身必定一方面有别于其他享受，例如在吸食一份毒品后获得的享受，或者充满快感的性享受；另一方面也必定有别于其他审美感受和情绪，例如对一个景色的审美享受不同于在面对它时产生的忧郁情绪，对一座哥特大教堂的审美享受也不同于身处于它之中时内心获得的某种升华感，如此等等。

这种描述之所以是“现象学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以直观的、内省的方式进行的，有别于归纳的和演绎的心理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要把握的是一个在变动不居的感受流中形成的较为恒定的体验种类，要确定的是审美享受的“本质”或“本性”，故而这种在内省中进行的直观和描述所涉及的是对本质规律性的直观把握。②③参见：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568， S. 571f； S. 570； S. 604f.因而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使得一个审美享受成为它之所是的东西是什么？用盖格尔的话来说：“将自然人的素朴快乐与行家的精致品尝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验要素应当在哪里？如果享受的是一只中国花瓶、一尊多纳泰罗的雕塑、一场巴赫式的大合唱以及一次海边的日落，那么这个感受的统一点在哪里？”②

就审美享受的要素而论，盖格尔认为在它们之中都会包含一种在自我与对象的双重指向状态（Gerichtetsein）中的“心理运动（Bewegung）”：一方面是从自我朝向对象的心理运动。“在享受中包含着这样一些体验，在其中一个自我指向它的对象，就像在追求中、在对某物的喜悦中一样。在这种对一个客体的指向状态中已经包含着一个向此对象的运动，它是所有这些功能借助于这种对象指向而具有的。”另一方面是从对象朝向自我的心理运动。“所有享受都是对从对象而来的东西的接受，因而在享受的整个体验中隐含着一个从对象而来的东西朝向自我的运动。”③

尽管盖格尔的审美现象学后来也影响了另一位年轻的审美现象学家英加尔登，他在其《文学艺术作品》中谈到盖格尔时“对审美享受的杂多体验”的“漂亮分析”参见：R. Ingarden，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 a.a.O.， S. 50.；但同时代的审美学家对盖格尔的分析也有激烈批评，盖格尔在这里面临的局面有点像他几年前在进行任教资格试讲时的遭遇，对此他在曾在前引致胡塞尔的信中说：“除了在我们小圈子里，我得到的掌声并不多。外行们将一切都看作是不言而喻的，经验派的教师们——利普斯除外——觉得先天主义的立场是荒唐的。”（Hua Brief. II， 91）例如，A. 维尔纳认为盖格尔对“现象”、“体验”、“现象学”的概念的界定都含糊不清：“那些丰富多彩的、形象丰富的命题听起来常常美妙无比，可能作为感受和情绪的中介者而具有其艺术价值，但我们一再要问：盖格尔在他的命题中向我们提供的东西是否可以称作科学！”参见：Alfred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aus Zur Begründung einer animistischen sthetik“，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Bd. IX， 1914， S. 484.维尔纳还以提香的著名油画《纳税钱》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o， 14821576）在15161518年期间创作的油画《纳税钱》描绘的是两个人：一个法利赛人正在将一枚银钱交给耶稣。该题材来自《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耶稣与法利赛人的故事：“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徇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哪，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希奇，离开他走了。”为例，对盖格尔所说的双向“心理运动”说提出异议：如果在对这幅画的审美享受中存在那种朝向自我的“心理运动”，那么它究竟是从耶稣那里发出的，还是从那个法利赛人那里发出的呢？参见：A.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484.

从这个批评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审美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对现象学审美学持有的一种态度：尽管当时主流的审美学家也愿意以科学的方式对审美享受做出界定，而非以诗歌的方式对审美享受做出展示，但他们似乎也仍然不会承认现象学家对此意识体验的描述分析是科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对“科学的”理解总体上是“实证科学的”和“精确科学的”；而内省式的体验描述分析在当时也被视作“主观心理学”“内省心理学”，乃至非科学。胡塞尔本人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长文中曾对“超越论的现象学”之为“严格的科学”做出论证参见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见胡塞尔：《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7页。维尔纳在其文章中也将胡塞尔对严格性的诉求视作现象学的方法论主张，而他认为盖格尔并未满足胡塞尔的“绝对清晰性”的要求。参见：A. Werner， Moritz Geigers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483.；而另一位同样可以视作盖格尔老师的普凡德尔也曾为此做过方法论的辩护。普凡德尔曾对这个意义上的“主观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做过论述。参见：A. Pfnder， Phnomenologiedes Wollens. Motive und Motivation， a.a.O.， S. 6f.事实上，盖格尔本人也已经在他的这部论稿中对现象学的描述分析方法做了事先的反驳，这个反驳与胡塞尔在精确的实证科学面前对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维护异曲同工：“现象学的分析当然永远不可能成功地揭示：是什么最终将一个体验区分于另一个体验，将一个对象区分于另一个对象。最终将蓝最终区分于黄，将喜悦区分于享受的是一个最终被给予的微差，它不能被描述，而只能被体验。因此，如果有人期待对什么是真正的享受做出说明，即对最终种差做出指明，那么他就是在对这个分析提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就像对蓝的分析而言，从科学上对它的指明性特性的说明绝非无关紧要一样——例如，蓝具有颜色特征（换言之，蓝是一种颜色），它给人以静和冷的印象，同样还有，例如它与其他颜色的关系，例如它在色度标上的位置是什么，它在这个色度标上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与此相同，我们对享受的特性以及它与其他体验的关系都抱有特别的兴趣，尽管享受的真正本质永远不会指明给我们。”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603.

而另一方面，从这个质疑中以及从盖格尔的事先辩护中还可以看到，审美享受的描述分析与所有其他体验的描述分析一样，包含极为错综复杂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盖格尔的努力以及它所引发的批评已经展示了一个在此领域可以逐步递进的现象学研究的可能性。

六

此外，如前所述，在其任教资格论文中，盖格尔曾表明自己对现象学的切入不同于胡塞尔的“行为现象学”。但在《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中，盖格尔选择的基本上是“审美体验的现象学的”而非“审美对象的现象学的”进路。法比亚尼指出，“盖格尔的研究——大多数是残篇——都限制在其纯粹性中领会审美体验的被给予方式。特别关注审美体验是理解《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论稿》的关键”。他认为，盖格尔在这点上有别于“慕尼黑现象学”的审美学，因为他们的审美学都是朝向对象的。⑦L.Fabiani， “Moritz Geiger （18801937），” Hans Rainer Sepp und Lester Embree （e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ical Aesthetics， a.a.O.， p. 127f； p. 128.

这里的进一步问题可能在于，所谓“慕尼黑现象学的审美学”指的是谁？首先可能是慕尼黑现象学家、在哥廷根胡塞尔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达标的迪特里希·封·希尔德勃兰特（18891977）。他发表过两卷本的《审美学》Dietrich von Hildebrand，sthetik. 1. Teil. Gesammelte Werke， Band V. Kohlhammer， Stuttgart 1977；sthetik. 2. Teil. Gesammelte Werke， Band VI， Stuttgart： Kohlhammer， 1984.，但他实际上主要是现象学的伦理学家和天主教的价值哲学家，而其审美学论著发表于七八十年代，已经不能算是慕尼黑学派的作品了；慕尼黑审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特奥多尔·利普斯虽有审美学著述，但不能算作现象学家。其余的慕尼黑学派的现象学家也鲜有审美学作品问世；唯有道伯特和菲舍尔（18801937）在现象学的审美学方面有所思考，并曾影响过胡塞尔。菲舍尔曾担任希尔德勃兰特的家庭教师，后来在利普斯指导下于慕尼黑大学完成任教资格论文《关于审美价值的研究》Aloys Fischer，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thetischen Wert， 1907.。但他后来主要致力于教育学研究，并无进一步的审美现象学著作问世。

因此，仔细看来，与其说盖格尔的审美现象学有别于慕尼黑学派的审美学家，不如说他有别于哥廷根学派的审美学家：从哥廷根产生的重要审美现象学家如英加尔登关于英加尔登的现象学美学可以参见笔者的文章：《胡塞尔与英加尔登——兼论现象学本质论、现象学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笔者在文章的第九节中也谈及菲舍尔的美学思想对胡塞尔的影响。、考夫曼都可以算是偏重讨论审美对象的现象学家。他们的相关研究晚于盖格尔出现，因而也可以算是对盖格尔的一种纠偏。

不过无论是现象学一般，还是现象学审美学，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意向活动的现象学，也不可能是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扬·帕托契卡的话在这里依然有效：“一门‘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从未得到过贯彻。……但一门‘纯粹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也是一种荒唐，因为意向相关项当然只具有意向活动的相关项的意义。”这段引文出自帕托契卡（Jan PatoAcˇka， 19071977）于1970年1月30日致耿宁的信函。这封信连同帕托契卡的其他三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的原件现存于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的文献馆中，由耿宁先生捐赠。对于一个真正的现象学而言，这个观点反过来同样有效，一门纯粹意向活动的现象学也是一种荒唐，因为意向活动当然只具有意向相关项的意向活动的意义。

七

这里已经涉及盖格尔的另一个思考重点：现象学的方法论。它与他的审美思考有内在的关联。审美学在康德那里的本来含义是感性论。因此，盖格尔赞成他的老师特奥多尔·利普斯的审美学定义：“审美学是一门心理学的学科。”参见：M. Geiger， Zur Erinnerung an Theodor Lipps“， in： Zeitschrift für 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 1915， Bd. 10， S. 68.而对于盖格尔自己来说，“现象学在审美学中发现了自己的特权领域”⑦。但审美现象学，即对审美体验的研究，必须要获得方法的支持，通向审美学的通道必须得到方法上的保障：“如果审美体验被扭曲了，被篡改了，被安插了审美以外的趋向，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这时，穿过本己体验的道路就会变成一条歧途，通向科学审美学的通道被阻塞了，审美体验的非专业性也会成为审美科学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一种对体验的纯化（Reinigung）才能重新开辟通向科学的通道；因而在所有审美科学之前必须弄清，对审美体验之纯粹性的危害现在究竟在哪里。”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VI.从这个角度来看，方法意识在盖格尔这里要先行于实事意识。但在盖格尔那里还有对方法的另一个视角，即对方法的讨论应当后行于对实事的讨论：“谈论方法——宣传一种方法却不能指明这种方法如何导向具体结论，不能通过它的运用来表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幽灵——这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是同样可疑的。”④M. Geiger， Zugnge zur sthetik，a.a.O.， S. 136； S. VIII.也就是说，在讨论问题之前，不弄清方法是危险的，但只谈论方法也是可疑的。这里存在着一个在操作顺序与表达顺序之间的差异或对立。

盖格尔与现象学方法的关系几乎就相当于他与胡塞尔的全部关系，而且是《逻辑研究》时期的胡塞尔。因为盖格尔和胡塞尔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前面已经涉及的数学哲学的领域除外。盖格尔在数学哲学思考方面与胡塞尔有共同语言。如前所述，盖格尔的任教资格论文《数量学说（Quantittslehre）的方法論的和实验的论稿》与此直接有关。而且这些问题意识和问题研究也是他后来到哥廷根大学这个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谋职的动力。，且差不多是互补的：盖格尔讨论的审美和同感问题，不在胡塞尔公开讨论的范围中；而胡塞尔探讨的逻辑哲学、体系哲学和历史哲学问题，亦非盖格尔的强项。盖格尔在给胡塞尔的信中一开始就坦承自己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甚至少于莱纳赫，更是比不上道伯特和普凡德尔。（Hua Brief. II， 87）故而盖格尔对胡塞尔的倚重，几乎全部在于现象学的方法论层面。在盖格尔的眼中，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提供了这样一种心理学方法：描述分析的方法。盖格尔也将它视为“心理学方法”，即适用于包括审美心理学在内的普遍心理学的方法：“心理学方法表明它对于审美学的整个复合体的重要问题而言的合理性。”④

说到底，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心理学问题，这差不多是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的现象学家的共同的总体诉求，无论这里的心理学问题是指审美心理还是道德心理，是指个体心理还是社会心理。这个总体趋向在胡塞尔看来属于“现象学心理学”的领域而非“现象学哲学”的领域。不过笔者在关于胡塞尔与普凡德尔关系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普凡德尔与胡塞尔方法在方法上的共识不仅在于本质直观，而且还在于超越论还原。因此有必要再次引述施皮格伯格对慕尼黑学派的现象学方法的一个重新解释：“在普凡德尔的案例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现象学并不像盖格尔所相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主要是像大多数慕尼黑人的各种现象学那样是建立在胡塞尔《逻辑研究》基础上的方法。普凡德尔至少要同样多地感谢《观念》，尤其是感谢在通向对‘自己切身被给予之物（selbst leibhaft gegeben）的现象学道路上的‘本底悬隔。”参见：H. Spiegelberg， Neues Licht auf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Husserl und Pfnder： Bemerkungen und Ergnzungen anllich von Karl Schuhmanns Husserl über Pfnder“，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1974， 36（3）， S. 573.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盖格尔与普凡德尔在现象学方法理解方面的基本差异。

与普凡德尔不同，盖格尔所诉诸的始终是《逻辑研究》的胡塞尔，即强调描述分析和本质直观的胡塞尔。盖格尔在其任教资格论文中感谢胡塞尔的思路对该文在方法的基本倾向方面所发挥的影响，这些影响“一方面是通过他的《逻辑研究》的中介，但另一方面则要首先归功于胡塞尔教授亲自给予我的启发和教诲”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II.。

八

盖格尔的现象学方法论至少有以下几个明显标志：

其一，强调“纯粹自身被给予性”。在这方面，盖格尔对现象学的基本理解与胡塞尔“面对实事本身”的主张相一致：“这里是现象学相对于过去所有哲学流派的最原则性的区别所在。这是让自身被给予性纯粹作为自己说话的首次尝试，在其存在的全部充盈中，在向世界所有领域的扩展中。”M. Geiger， Alexander Pfnders methodische Stellung“， in： Neue Münchener 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en： Alexander Pfnder zu seine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ndet vo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Leipzig： Barth，1933， S. 4.这是盖格尔在其为庆祝普凡德尔六十诞辰所撰写的纪念文章《普凡德尔的方法地位》中所刻画的普凡德尔现象学特征，实际上它也代表了盖格尔自己对现象学的理解：“纯粹自身被给予性应当说话，同时并不用各种感性直观的或观念论的成见来加以限制，不将实在深埋到一个不被给予的领域之中。对于现象学来说，所有被给予之物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无论它们是否是感性被给予的。”⑤⑥⑦M. Geiger， Alexander Pfnders methodische Stellung“， in： a.a.O.， S. 8； S. 10； S. 9； S. 10f.这里也可以看出，盖格尔所强调的“纯粹”与胡塞尔的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暗含对胡塞尔的批评，因为他既主张感性经验的“自身被给予性”，也强调先天本质的“自身被给予性”，因而“纯粹的”与“自身的”基本上是同义词：在现象学家要把握的事物与他自己之间不放置任何前设，参见：L.Fabiani， “Moritz Geiger （18801937）”， in： a.a.O.， S. 128.因而他对事物的把握是纯粹无掺杂的把握；他与事物的照面是自身无间隔的照面。

其二，审美现象学的“实验”性质。“实验”在这里应当被理解为直接原本的经验指明，可以被称作“直观的实验”。由于盖格尔曾受教于当时实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以及首批心理学实验室创建者冯特和利普斯，因而他对心理学通过实验进行的研究并不抵制。它既有别于当时在心理实验室中进行的对受试者的询问、观察、记录方面心理学的“实验”当时在哥廷根就读的现象学家埃迪·施泰因曾在回忆录中记录过这样的一次心理学受试经历并表达过自己的感想：“有一段时间我曾被一个丹麦心理学家用作实验人。我在黑暗的房间里坐在一台速示器（Tachystoskop）前，有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绿色闪亮的形状对我展示出来，每次都是一瞬间，而后我必须说明我看到了什么。我在这里看出，这里涉及的是对形状的再辨认，但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现象学家对这些故弄玄虚的做法一笑了之，并且为我们自由的思想交流感到高兴：我们并不担心，一个人可能会抢走另一个人的成果。”（Edith Stein， Aus dem Leben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und weitere autobiographische Beitrge， Edith Stein Gesamtausgabe （ESGA）， Bd. 1， Freiburg i.Br.： Verlag Herder， 2010， S. 215.），也有别于当时舍勒所尝试的“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舍勒在其著述中曾多次尝试进行以“鲁滨逊”为例的“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t）”来称呼它（GW 7， 228），即設想一个完全孤独的“鲁滨逊”，但不是类似笛福小说中的那种已经在社群中生活过、后来才因为各种原因而完全离群索居的个体人格，而应当是“一个从未感知过他的同类的生物或关于它们的符号或踪迹的人，或者从未以某种方式经验过这类生物的实存的人”（GW 7， 229），而后思考他的社会本能和他人感知结构。以及爱因斯坦和如今分析哲学家们仍在施行的“思想实验”。盖格尔理解的这种实验的任务在于指明一些事实组成，本质直观的目光可以在这些事实组成上把握到普遍的法则。就此而论，这个“实验”是与胡塞尔理解的本质直观之“经验”出发点相一致的。在盖格尔理解的整个现象学操作过程中，它也构成一个出发点，但不是目的地。从经验的原本性出发，经过本质直观和本质描述，最终达到最后的本质规律性。⑤

其三，本质直观和描述。这里提到的本质直观与描述是指与在原本经验中进行的实验与指明相衔接的思想进程。盖格尔在这里将“本质直观”与“描述”区分开来：“本质直观仅仅是描述的前提，但不是描述本身。描述要使被直观到的本质在其最突出標记方面能够交流；应当使认识者的共同体能够了解为个别人所直观到的东西及其特别类型。”⑥在这个意义上，“直观”意味着“看”，而“描述”意味着“说”；“看”可以是为自己的，“说”则大都是为他人的，即用于自己与他人之间交流的。虽然这的确是准确意义上的“描述”，即一种用思想语言手段来系统有序地展示和表达被直观到意识现象的实事状态的方法，但胡塞尔似乎并未如此地强调过“现象学描述”中的这个表达功能，而对它的强调，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交互主体性，就排除了唯我论的可能。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盖格尔指出普凡德尔的现象学描述的特殊方式：“类比的描述的方法”⑦，如此等等。

其四，内在的实在论。这一点涉及在早期现象学家与胡塞尔之间存在的本体论差异。盖格尔在1921年的《年刊》第四卷上发表了《关于无意识概念与心理实在的论稿》，其副标题为《关于内在心理实在论之基础的未完成稿》。这个意义上的“内在的实在论”③M. Geiger， Fragment über den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und die psychische Realitt， in：a.a.O.， S. 1； S. 1f.被盖格尔视作“唯一可坚持的心理学基础”参见：H.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a.a.O.， S. 456.，它也构成早期现象学家普遍持有的、相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论而言不同的立场，即不同的本体论立场。但在这部主要讨论本体论问题的著述中，盖格尔并未提出对胡塞尔的观念论的质疑，而是从一开始就针对“流行的体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如诺瓦利斯、基尔凯戈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狄尔泰进行论战式的批评，将他们的心理学思想称作“前科学的”。③与此相反，内在心理学实在论立场上的现象学“不是要人为地将一个概念网绷在被给予性上，而是要把握本质的相似性，以便如此地发现而非构建一个包含在实事之中的系统”参见：M. Geiger， Alexander Pfnders methodische Stellung“， a.a.O.， S. 3f.， S. 8f.以及参见：H. Zeltner， Moritz Geiger zum Gedchtnis“， a.a.O.， S. 455.。

至此，就总体而言，尽管盖格尔与胡塞尔两人在现象学方法的理解上依然存在差别，在实际进行的现象学操作也风格迥异，但直接朝向内在心灵的本质直观目光仍然构成盖格尔与胡塞尔超越论现象学的方法路径的交会点。在这里，如果现象学就是要在反思中直接直观地把握意识行为之间与意识对象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所有先天关系M. Geiger， Methodologische und experimentelle Beitrge zur Quantittslehre“， in： a.a.O.， S. II； 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 a.a.O.， S. 572.；如果这里的“先天”与在胡塞尔的理解中一样，就是“本质”和“观念”的同义词；因此，如果如盖格尔所说“我们要探问审美享受的本质组成，我们要实施审美享受的现象学，而非归纳心理学”M. Geiger， Beitrge zur Phnomenologie des sthetischen Genusses， in：a.a.O.， S. 572.，那么盖格尔距离康德的超越论立场已经很接近了，当然也离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立场相距不远了。

Despi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 Geiger and Husserl in understanding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and that in the style of performing phenomenological operations， the eidetic intuitive sight directed upon the inner mind still constitut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Geiger， on the one hand， and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and path， on the other. It is virtually the common general appeal of the phenomenologists of the Munich School and those of the Gottingen School to appl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s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be they aesthetic or moral psyche， individual or social psyche. To Geiger， phenomenology has found its own privileged realm in aesthetics. However， aesthetic phenomenology， which is the stud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s， must obtain methodological support， and the path to aesthetics， methodological securit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Geigers aesthetic phenomenology.

aesthetic enjoyment （Genu）；phenomenological method； Husserl； M. Geiger

周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