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冶+伍星

1967年夏，周恩来在一次军队内部的大会上，谈到开创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艰难岁月时说：“35年前，我和你们一起创业，那时人很少……”周恩来所讲的是1932年，红军在江西中央苏区首破国民党军密码、创立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往事。我们的爸爸曹祥仁，那时在红军总司令部侦察台当报务员，在周恩来、朱德身旁参与了对国民党军密码的首次破译，是红军首任破译科长，后经长征到达陕北，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这项重要的秘密工作。

实现零的突破

中國工农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创建，是在红军总司令部领导下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继1931年初，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王铮、刘寅等人开始无线电侦听工作，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自力更生、艰难摸索，终于掌握了密码破译这一关键技术。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密码的首次解析，并推动红军总司令部二局（专事无线电侦察的机构）的成立，为创建红军的无线电侦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时，国民党军开始全面实行通讯加密，仅有侦听手段的红军尚不能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码，无线电侦察基本停顿。1932年初春进行的赣州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破解国民党军的密电。

时任总司令部谍报科科长的曾希圣为情报不能保障作战而深感不安，他在焦急之中想起在烟台做兵运工作时，电报局的一名报务员曾说过，密电是可以猜译的。他想只要能攻开破译难关，就可以获得国民党军的情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总参谋长叶剑英，并转告朱德、周恩来，得到他们的肯定和支持。

红军要在既无经验，又无教员与教材的困局中猜译密码，取得零的突破，是一个勇敢而又艰难的尝试。曾希圣知难而上，布置侦察台抄收国民党军的密电，并登记编号，通过战况分析判断电报的内容。周恩来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密码编制知识和经验，与曾希圣一起研讨相关规律。

1932年5月，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给谍报科增设了一部侦察电台，调来无线电二分队（红三军军部电台）的报务员胡立教和九分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电台）的报务员曹祥仁。7月，曹祥仁在报务当班之余，开始参与猜译研究。

8月20日，红军攻占宜黄县城。曾希圣赶到国民党军师部搜集遗弃的机要资料，虽未找到密码本，却从缴获第九路军第二十七师一个军官的公文包中，发现一份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电报，其中有30来个字已译出，密名为“展密”。

这份部分译出的电报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此为基础，曾希圣与曹祥仁在位于福建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共同猜译余下的部分。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码子和台情熟悉，两人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结合敌情，将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拿来对照，将相同的字填上去做据点，前后猜字连结。国民党军的电文内容繁杂，文体古怪。周恩来和朱德密切关心并参与了研究工作。当碰到疑难军语时，也凑过来一起参加猜字，研究电文格式和文法 。经过一个多月的持续努力，终于在10月将“展密”全本贯通。

曾希圣、曹祥仁破解对手的密码之后，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播，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份副本。红军破译能力的成功建立，打通了一条源源不断地获取敌方核心情报的重要途径，成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展密”的破译，标志着红军掌握了无线电侦察的核心技术，已经具备全面获取国民党无线电通信情报的前提。在猜译“展密”的过程中，曾希圣、曹祥仁摸索到国民党军密码的编制规律和语言习惯，信心大增。他们乘胜前进，至1932年底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密码共17本，将中央苏区周围国民党军使用的通用密本全部破开。

首破成功后，周恩来、朱德又及时增调一部侦察电台，扩充技术力量，并组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新成立的总司令部二局，局长为曾希圣，下设3个侦察台，技术人员达10人左右，其中有曹祥仁（侦收、破译）、邹毕兆（侦收、破译）、胡立教（侦收）、王震（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名，侦收）、李力田（侦收）、李廉士（侦收）、李作鹏（校译）、叶楚屏（校译）、卢伟良（校译）等。至此，在周恩来、朱德的亲自领导和关怀下，一支技术全面、组织严密的无线电侦察力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光荣诞生。

按照一般规律，密码学能力与科技水平及经济实力成正比。江西苏区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实力对比悬殊，处于弱势的红军完全依靠自己的摸索钻研，将无线电侦察工作开创和发展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对先进技术的使用有超前的意识，在红军创立不久就抓紧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的建设。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创立无线电侦察工作是难以想像的。

善用情报克敌制胜

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源自敌方机要核心，权威、可靠、准确、及时，但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这一行业是个鲜为人知的高科技领域，不少国民党高级军官对此项技术也不甚了解，更想不到“泥腿子”出身的红军会有样的能力。

周恩来、朱德等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二局的建立，他们巧妙地使用二局情报，机智果敢地运筹帷幄，使红军作战如虎添翼。1933年初的枫山埠战斗是周恩来、朱德灵活使用无线电侦察情报指挥作战的一个范例。

1933年1月4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集中兵力在黄狮渡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再占金溪。二局侦悉，蒋介石为进行报复，电令国民党军进攻金溪附近的左坊营、黄狮渡；由吴奇伟率第九十师和第二十七师担任主攻，周至柔指挥第十四师和第五师在琅琚一带牵制。6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二军分路设伏，伺机歼敌。

6日午夜至7日凌晨，曹祥仁独自当班守机，突然发现国民党电台异常活跃。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和周浑元的第五师等5部电台同时出联，都在发出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快速转动旋钮，听、译并行，几乎同时对5个电台的信号即时进行选择、处理，及时发现国民党军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兵分两路合击红军，令周至柔率第十四师、第五师由牵制改为迂回，进攻琅琚、左坊营、黄狮渡，切断红军的后路。

根据敌情变化，周恩来、朱德迅速调整部署，于7日凌晨4时下达新的作战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十二军星夜转移至枫山埠附近待敌；增派红五军团到黄狮渡西南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师和第五师；红三军团仍向琅琚方向进击。二局破译能手邹毕兆回忆：“若不能及时掌握到敌人变更进攻部署的情报，我不能及时预防，则对我军有相当的危险。8日拂晓，只见部队原地休息，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团首长都来到二局，进一步了解敌人情报，也说明情况的紧张性。”

8日晨，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二局等待吴奇伟部出发的确切情报，侦收台全神贯注地收听。此时，吴奇伟部还没有出动，其电台仍在活动。8时许，二局侦知吴奇伟部队离开枫山埠、荷树铺一线的宿营地向左坊营开进。9时30分，红一军团在枫山埠附近发起正面进攻，重创了吴奇伟号称“铁军”的第九十师。红二十二军更于黄昏占领浒湾，追击敌军直抵抚州对岸。如果周恩来和朱德在使用二局情报时有所迟疑，不能及时改变作战部署，红军按原计划行动就会陷入包围，位于战场附近的总部也将处于危险境地。

第四次反围剿大捷

枫山埠战斗之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3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战前，参加围剿的中央军的通信编码换成了新的特别本密码“猛密”。然而，“猛密”使用不久即被曹祥仁、邹毕兆在南丰破译，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侦察工作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朱德从敌强我弱的情况出发，建议避免攻坚作战，在抚河以东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但在临时中央的強令下，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强攻南丰城受挫，23日主力向东韶、洛口地区秘密撤退，另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向黎川佯动。

26日，二局侦知陈诚误以为红军主力退向黎川，率中路军的3个纵队向黎川分进合击。第一纵队司令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令在乐安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向东进至黄陂与十一师会合，尔后向广昌、宁都前进，切断红军归路。

根据上述情报，红军主力分为左右两翼隐蔽接敌，对分别沿摩罗嶂大山两侧东进的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设伏。27日下午，细雨蒙蒙，云遮雾障，左翼的红一军团对进至登仙桥的第五十二师突然发起攻击，随后红三军团加入战斗，全歼第五十二师，俘虏师长李明。同时，右翼的红五军团围歼五十九师大部，活捉师长陈时骥。

战斗期间，二局侦悉罗卓英率第十一师自宜黄南下驰援第五十二、五十九师。周恩来、朱德当机立断，未等战场清理完毕，即率主力撤离战场，至小布、东韶、南团地区隐蔽待机。

3月中旬，陈诚改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分前后2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推进。为创造战机，红十一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引诱国民党军加快推进。二局得知国民党军又将红十一军认作主力，命令前纵队速进，使其前后2个纵队之间的距离拉大到50公里。

19日夜，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根据二局报告的敌情研究作战方案，于20日凌晨3时下达命令，消灭前出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师。这时，二局又截获2份密电：先得悉第十一师进入草台岗后发现红一、三、五军团均在其附近，罗卓英怕吃亏，命令第十一师撤退到五里牌；随后再获悉，第十一师自恃是王牌不肯撤退。总部首长本来根据罗卓英下的电令准备调整部署，随即又根据第十一师的复电决定维持原部署不变。20日晨7时，重新下达作战命令，集中优势兵力“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

21日，红军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完全胜利。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一文对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指挥草台岗战斗的过程有生动的描述：

1933年3月19日夜，朱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作战局长张云逸，在吴村一个地主院子里，正在分析一天来敌情的变化，接到二局局长曾希圣的敌情报告，张云逸念道：“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其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朱总司令说：“我们的战略还是各个击破，令第十一军钳制和吸引敌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4个师后，截击敌人后纵队两个师。”刘伯承提出在草台冈（岗）准备战场的建议。总司令下了决心，叫张云逸起草命令。

这时，又接到二局送去的第二个敌情报告，说是：“今日（19日）下午2时敌第十一师前卫部队与我侦察部队在草台冈（岗）遭遇，接触后敌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据侦听，罗卓英令前卫第八十三旅连夜撤回五里排（牌）。”草台冈（岗）距五里排（牌）20余里，敌3个小时即可缩回去。于是，起草的命令作废，重新研究作战方案。鸡叫头遍，第二个作战方案刚形成，正在起草命令，曾希圣的第三个敌情报告又到。报告说“敌第十一师并未北撤，后续部队和辎重行李于天黑前全部到达草台冈（岗），正彻夜构筑工事。”待张云逸念完敌情报告，刘伯承哈哈大笑，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总司令，下命令吧。”

总司令请周恩来总政委来。待周恩来到作战室，刘伯承汇报了一夜来敌情变化和我军的部署后，周恩来看过命令，表示完全同意，即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签署下发。21日拂晓发起进攻，经过一天激战，至黄昏敌十一师（蒋介石的王牌师）全部瓦解，除师长萧乾外，伤敌旅长一人，毙敌团长3人，营以下官兵伤亡惨重，俘虏3000多人。敌第五十九师一七五旅以及第九师的一个团，也被我歼灭大部。陈诚在抚州听到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急令吴奇伟率前纵队向南丰撤退，罗卓英率后纵队残部，向宜黄撤退。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

4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移驻崇仁东南。此时，蒋介石正在崇仁城内视察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二局侦获敌报：蒋介石要乘船走水路回南昌，显示虽败而斗志未减。周恩来、朱德派兵设伏，准备截击蒋介石。若不是蒋介石临时改变路线，已被红军俘获。邹毕兆也有如下回忆：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亲到崇仁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视察。在敌人电报中，（二局）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南昌，聊以观山景水色，“示形败而不馁”。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立即指派截击的部队。崇仁的河，水不大，容易截击。后来敌人的电报说，蒋介石改乘汽车回南昌，侥幸地走脱了，免作刀下之鬼。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率部在主攻部队之后跟进，有感于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的覆灭而写了四句诗，后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诗写成之后没有示人，仅用电报发给在上海的夫人顾林。李默庵万万没想到的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他奉命率部驻守西安，周恩来忽然造訪李默庵的师部叙旧（周恩来与李默庵有黄埔师生之谊），这两句诗竟被周恩来脱口吟出。李默庵回忆：

未及寒暄几句，周恩来突然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诗，写得不错嘛，‘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我闻言则大惊失色，忙不迭反问：“主任何知我有此诗句啊？”周恩来则放声笑了起来。

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说，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周恩来的直言相告，使李默庵对红军的无线电侦察能力感到震惊。

调虎离山抢渡湘江

红军被迫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在长达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洋顾问李德所控制，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无法正常发挥。但由于有周恩来、朱德的重视和支持，二局工作依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和发展，技术、组织、装备明显改善。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革军委二局成立（总司令部二局为其前身），下设破译科、译电科、侦收科等，有了明确的分工和科学的作业流程；长征之前，二局共有技术人员30多人，电台7部，并已具有熟练破解特别本、来去本等高级密码的专业技能。

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长征出发之前，朱德、周恩来同志明确指示：一局和作战科，要负责保证二局的情报机要人员、三局电台报务人员的安全，在行军途中既要坚持照常工作，又不能落后掉队。作战科的同志坚决执行了上述指示，（保证二局、三局）分成两个梯队，采取交替行进的方法，做到了基本上不间断地开展工作。他们准确及时的情报和通信联络，为红军的战斗胜利，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朱德指示在长途转移中，二局实行前后两个梯队轮番工作的机制，解除了可能因连续行军作战而出现情报供应中断的忧虑，有效地保障了红军在长征中充分发挥信息战优势。

长征初期，周恩来、朱德虽然受到临时中央的掣肘，但在情报谋略、战役部署等方面仍然创造性地指挥中央红军，顺利穿越赣粤、湘粤边界的三道封锁线，并利用敌之江防漏洞实施了抢渡湘江战役。

在湘南行军途中，二局得悉蒋介石已调集5路大军共20个师，正在快速向湘江沿线150公里集结布防。为了调动驻防湘江的桂军，从而寻机渡江，周恩来、朱德命令红军一部出嘉禾、蓝山，向湘桂边境的永明县（今江永县）佯动，威胁桂林。11月24日，二局破译了何键23日15时至17时发给各部的通报，称桂军主力已向恭城转移，湘军尚在调往桂军原防区的途中。这表明红军的佯动已达目的，蒋介石的湘江防线从兴安至全州一段，出现了一个约50公里宽的大缺口。

据此，朱德25日下令抢渡湘江。27日、28日，红一、红三军团乘守敌江防之虚，迅速控制了主渡口南北两翼，29日二局随总司令部平安渡江。但由于中央纵队行动迟缓，中央红军受到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三面围攻，最后二天损失惨重，万幸的是党中央和大部主力总算渡过湘江。如果没有周恩来、朱德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并根据情报及时控制渡口，湘江渡不渡得过去都有可能是个问题。

支持毛泽东再度出山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二局不断侦译的电报显示：蒋介石企图截击中央红军于湘黔边境；沿通往红二、六军团的必经之路，湘军主力正在修建和加固4道堡垒封锁线；薛岳的第二兵团跟进追击；各路追堵兵力约15个师，是红军的五六倍之多。红军疲惫之极，弹药不足，硬向国民党军的设伏阵地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朱德根据二局的情报，支持毛泽东力主率军西进贵州，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检讨、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拥护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

在1月下旬发生的土城战斗中，红军出乎意料地被川军重创，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与王稼祥征尘仆仆地赶到二局，要求加紧破译，搞清情况。当二局突破川军密码，发现敌重兵已对红军形成包围之时，周恩来当即下令停止进攻川军。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央红军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及时脱离重围。

2月上旬，遭受围堵的红军来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扎西地区，毛泽东根据二局情报综览全局，指出：各路国民党军麇集而至，唯黔北薄弱；红军应“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地消灭敌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周恩来、朱德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1日下令主力撤离扎西，跳出国民党军正在收紧的包围圈，二渡赤水，再次攻占黔东北重镇遵义。

3月，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行动，毛泽东反对围歼打鼓新场之敌的意见一度被否决。周恩来再次认真研究了二局的情报之后，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支持毛泽东进入最高日常指挥机构“新三人团”。从此，毛泽东放手用兵，三渡赤水调敌北上，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最终在云南北渡金沙江，甩开几十万重兵围堵，使中央红军摆脱全军覆灭的危局。

周恩来在长征中重视二局工作，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战争规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认真务实，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思想境界和革命者赤诚无私的胸怀。

光辉楷模贡献独特

为什么说周恩来对创建无线电侦察事业的贡献是独特的呢？首先，周恩来的阅历和见识使他对新生事物独具慧眼。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留学日本、欧洲的养成，广游神州与世界的宽阔视野，多年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的丰富历练，造就了他对科学技术的高度敏感。

1928年，中共在国统区的工作逐渐恢复，周恩来感到急需创建无线电通信，解决通联不畅的问题。同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后周恩来提出选调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0月周恩来开完六大回到上海，即决定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报务，同月中央特科第四科即无线电通信科建立，李强任科长。1930年1月，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在香港的中共地下组织首次建立了电台联络。周恩来在上海创立无线电通信时就开始使用密码，最初的密码是张沈川编制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数字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周恩来亲自编制过密码，称为“豪密”。周恩来不仅是中共无线电通信事业和中共机要工作的创业者和领导人，还是当时的专业编码能手。

出于对情报工作和无线电通信的熟悉和重视，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对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创建极为主动热情，不仅在人才、设备上提供保障，还时常参与研讨。周恩来的远见卓识，是中央苏区无线电侦察工作建立最早、发展最快、技术最强、效率最高、成绩最大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张国焘作为另一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和支持就较为迟缓。业务人员向张国焘报告已经破译成功密电情报时，他还怀疑地说：哪儿有那么回事呀！几经解释之后，他才逐渐了解和相信。

紧随“展密”的成功突破，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专门从事侦破工作的机构——总司令部二局。第四次反围剿大捷后，二局在整合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破译、译电、侦收等科室，实行科学分工，流水作业，专业化程度和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周恩来指导二局工作，不仅方针明确，而且周到、具体。总司令部将技侦情报通报给部队时，都用“谍息”、“密息”作来源；军委机关内部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要求全体干部严格保守军事机密，其思虑之缜密可见一斑。

周恩来身居高位，但为人平和谦虚，工作上遇到问题不耻下问。在破译、反破译的斗争中，对立双方都在进行着攻防两条战线的努力。只有破译才能有效地考验密码的保密性能，二局破译能力的不断进步，也在促进着红军通信机要保密水平的提升。周恩来在江西苏区时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自己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答：“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5天就可以破出来。”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布置加强红军自身的通信保密。仅“豪密”后来就出现了多个变种。

红军的机要保密工作做得极其精细周密，以至国民党一直没能够破译红军的密码。1933年8月24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负责破译工作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报告称：

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属无从着手。察其情形，匪方对于电报之打法译法及密本之编制法，均属精细周密，甚有心得。细查所得赤匪各报，其内容自首至尾均用密码，似系以号码数目替代密本之名称，其译电法似系引用复译法编成表式，百数十张随时按表将密本之大小码变换。其表式则系由0000号至9999号，一万号之中任便抽用，随时变更，发电人及收电人彼此均有此表对照，故密本究竟共有若干种，每种用若干时日，及何时更换，均无从分析。

7月30日发现电报一张，计900余字，征诸以往之经验，如用书肆所售之密本简单编成密码者，若有七八百字则对于此本密码即不能窥其全豹，亦可得其半数，即抄过之密本若有1000个字左右，尚可视其抄法之程度如何得其若干之意思。乃此900余字之电报竟苦心研究时逾旬日，而结果毫无所得。且截至本日止，再末尝发现该类电报。由以上各点观之，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

在周恩来的指导之下，二局在突破敌人密码防线的同时，又加强了机要保密能力，在攻防两个方面都压倒了对手。这一信息战的优势是此后整个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特别是长征中红军能够绝地逢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情报工作同任何其他工作一样，需要提前准备。在长征中，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总部首长每周都给二局以书面的指示，具体、明确地说明军委的意图，指出当前的中心任务与注意事项。这样，二局在蜂拥猬集的敌人面前就有了明确的工作方针，能够集中力量于主要的方向，灵活广泛地进行侦察。

关于二局的情报上送，周恩来也常有具体指示。他要求遇有重要情况，为了及时、准确，不必囿于综合报告的方式，可直接上送密电原文。这样不仅时效快，领导亲自解读密电还更为直观、准确。

团结下属亲如一家

周恩来对待下属要求严格，同时经常鼓励、帮助，生活上关心、爱护，与部下在一起没有架子，闲时常与二局的年轻同志下棋娱乐，使大家感觉他是领导，是恩师，也是亲如一家的长者。周恩来的亲和力，凝聚和激励着二局不断进步。曹祥仁回忆：

那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经常到二局来，除了解敌情、指导工作外，还和同志们一起打篮球、下棋、打扑克、看戏、讲故事、说唱玩笑。我和周副主席一起下军棋，赢了棋，周副主席称赞我多谋勇猛，有时我还为悔棋和周副主席争吵。我与胡备文打架，把他踢到了沟里，胡备文哭鼻子找周副主席告狀，周副主席为我们进行调解。

掌握破译技能之后，二局成为红军克敌制胜的利器，也是总司令部的骄傲。周恩来对二局鼓励与说教并重。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在二局全体干部参加的庆功会上，朱德总司令亲临会场，周恩来总政委亲手为曾希圣挂上了二等红星奖章，为曹祥仁、邹毕兆挂上了三等红星奖章。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对二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鼓励大家为革命战争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会后，朱总司令和周总政委与二局的同志会餐、联欢，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

当时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吕继熙（吕黎平）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给曹祥仁授奖的场面，聆听了周恩来的讲话：

军委总司令部特意召开了为情报机要人员庆功授奖的秘密大会。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表彰总部的情报、报务、机要人员，为立功受奖的同志祝贺，给曹祥仁同志亲自佩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的勋章。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说：军委总部的无线电台、情报、机要工作很重要，任务极其艰巨繁重，红军作战的胜利，固然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指挥的正确、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和武器的装备，但是情报工作准确与否是有关键性作用的。因此，红军的情报、机要和报务人员，应该受到重视和尊敬。现在听说有少数同志不愿意做情报机要和参谋工作，说这些工作单调，枯燥无味，不主动，无自由。有的甚至说，宁愿到前方去当个鸡头也不想在后方做牛尾巴。意思是说，鸡头虽小，但能啼鸣发号施令，牛尾巴虽大，可老在后头默默无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红军的情报、机要、报务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虽然不能说是望远镜、显微镜和千里眼，但把这些工作比喻为军委首长的“助听器”、“放大镜”、“得力帮手或有力助手”总可以嘛！各项工作如同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部件，是不可缺少的，都是革命战争所需要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什么大小高低贵贱之分。

这次大会，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闹情绪，安心工作。

二局是个绝密的机要单位，许多高级领导也不了解，有时会因此受到委屈和误解。曾希圣回忆，长征后期，煤油、柴油都很缺乏，总政治部一位高级领导对二局使用那么多汽油不理解，说：中央领导点灯都没有油，你们要那么多油干什么？曾希圣愤怒地说：怎么啦？我吃啦！我喝啦！周恩来看到，赶忙解释：他们这个单位可不一样，中央领导没有油点灯，也不能没有他们的油用 ！

钟夫翔回忆了周恩来对二局工作的关心和指导：

进入川西藏民区时，部队急需补充给养……由于人多时间紧，这项筹粮工作全军每个人都亲自动手来做，每个人除筹出自己的一份外，还要上缴一份给公家。这是一项很艰巨、辛苦的工作。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曾指示：二局不参加筹粮，并指示四局（主管后勤供给工作）局长宋裕和同志，必须保障二局的粮食供应。这倒不是因为二局有什么特殊，实在是工作一刻也不能脱身。在这件小事情上也体现出周恩来同志对无线电侦察工作的关怀和爱护。

周恩来领导二局艰难创业，在长征中与二局生死相依，二局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周恩来对二局的老同志也很挂牵。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身体不好，周恩来将他从寒冷的东北调到气候宜人的浙江工作。“文革”之前，曹祥仁总结他在外交、工业、地方部门工作的体验，结合对生产建设形势的观察和思索，向中央提出了书面工作建议。周恩来阅读了他的建议，稍后在杭州的外事活动中与曹祥仁相遇，他在小轿車上对曹说：“你写的那个建议我看了，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以后不要写这些，对你不好。”曹祥仁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回想总理的告诫，感到周恩来是在对自己讲心里话。总理知道曹祥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思想单纯，政治经验不足，又心直口快，工作中容易造成误会并为人所中伤。在政治斗争日渐复杂、激烈的时刻，总理对曹祥仁的直言相告是对他极大的信任和爱护。

“文化大革命”伊始，曹祥仁受到冲击。1967年初，浙江的“文革”形势日趋复杂、混乱，对曹祥仁等省委同志的批斗不断升级。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要保护一批地方领导干部的指示，用专机将曹祥仁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同接到北京。周恩来将曹祥仁接到北京，是在当时条件下对他的最大保护。曹祥仁心里明白周总理接他到北京的良苦用心：“接我走，还不是因为我以前是干那个工作的（指无线电技术侦察）；运动那么乱，卷进去越来越说不清了。”

尽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大局，说过不想说的话，做过不想做的事，但只要有可能，周恩来总是在尽量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没有周总理，“文革”形势和情况要糟糕得多，曹祥仁的处境会更加困难，或许会更早地死于非命，被扣上的黑锅也不知道要背到哪一天。

1969年，中苏关系剑拔弩张。10月，为防范苏联利用谈判进行军事突袭，中央要求在京的老同志于20日前全部紧急疏散。疏散期间，曹祥仁病情恶化。1970年秋，庐山会议批陈（伯达）之后，党内展开与林彪集团的斗争，周恩来开始全面主持工作，毛泽东提出“还我老干部”。曹祥仁的妻子李晏晨适时向中央办公厅报告曹祥仁的病情，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获准到上海或北京就医，很快就得到批准回北京治病，不久又特许他在北京安家。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查证报告究竟是如何批复的，但心里很清楚，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只有周恩来这样了解曹祥仁历史的中央领导，才有可能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曹祥仁作为代表在“文革”之后首次参加，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国事活动。曹祥仁在会上听到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十分兴奋，感到国家总算有了希望。

但时隔半年，全国开始了“评水浒”的政治风潮，曹祥仁眉头紧锁，又变得忧心忡忡。他在电视上看见周总理病得瘦骨嶙峋，已是癌症晚期。他亲眼所见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每每想到几十年来总理对他的教导、理解和关照，特别是这些年来，总理忍辱负重，日理万机，还在关心老干部，关心自己的治病、安家，曹祥仁万分伤感，心绪难平。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许多老同志的关怀，主要是出于党和国家保护老干部的需要，但同时也是总理在艰苦岁月与他们结成的革命情谊于危难时节的表现。周恩来为党和军队的无线电侦察事业所建立的重要功勋鲜为人知，应铭刻于历史的丰碑。

[作者曹冶系曹祥仁之子，先后在总参谋部、外交部等单位工作，曾任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伍星系伍修权之女，曹冶之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高级教授级工程师，长期致力于总参二局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