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有段惊人的名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种“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他一生体验过4次，而晚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则是他一生中体验的最后一次，也是服刑期最长的一次，大牢一蹲就是近5年。这漫漫的白天与黑夜，他真的实践自己所说的，把监狱当作研究室，读书写作，从不懈怠，除完成文字学的论著外，还应胡适之邀完成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实庵自传》两章，成就了自己“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催劝老友陈独秀写传记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的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又说：“我还劝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熊希龄先生、叶景葵先生。我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胡适在催促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身体力行，首先拿出自己的《四十自述》，以作为对朋友们的一个交待。

此时的陈独秀正被国民党羁押在江宁地方法院监狱，并面临“危害民国”的指控，他必须面对且要认真对待之。入监后，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花到起草《辩诉状》了。不仅如此，更头痛的是，作为中国托派总书记，他被铁窗和大墙所囚禁，而大墙外的年青的托派们，非但不设法营救，反而加紧对陈独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讨伐。凡事认真的他，既然接手中国托派，当然不允许这班年轻人由着性子胡来，因此，人虽然在牢中，可他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过问托派的事情。

这就是说，胡适所倡导的名人写自传，对于他没有多大的诱惑力。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麻烦事一件接一件，哪有心事和时间写自传呢？再说凭他现在的身份与处境，自传就是写成后能否出版，也是一个未知数。他的一贯的态度是，文章写成后就得出版发行，而不是束之高阁。他的全无政治色彩的拼音文字稿，就摆在商务印书馆一直没有出版，1932年12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存尊处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现在商务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务还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傅斯年）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结果是商务不敢出版，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出版。这种担忧一直困扰着陈独秀，直至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还透露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并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

当然，对于写自传，他也并非一点不为之心动，由于一些原因，特别是经济的原因，他对此还真有过一番踌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给老友高语罕的妻子王灵均去信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写时拟分三四册陆续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付印，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文存》（即《独秀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

信中所说“老友处”，是指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以及在中共初创期应陈炯明之约，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外，就再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毕生都奉献给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事业。据现存的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可以看出，陈独秀在任北大文科学长时月薪300元，比马叙伦、陶履恭和胡适等北大教授高20元，比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高180元。嗣后，去广东应陈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会在北大之下。这段时期对陈独秀来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再没有重现的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

当他投身自己所热衷的事业时，也就注定了他一生与贫穷困苦相随相伴。在他经济上最窘迫的时候，是老友汪孟邹和亚东图书馆给他施以援手。他在担任中共负责人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从党费中每月支30元生活费，这对于有家室儿女的他，实在是不敷每天的生活支出。于是，他不时地去亚东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为此，他欠了亚东一大笔债。他一直郁结于心，直至在南京坐牢时，只要一静下心来，想到的就是如何还亚东的债。他让来探视的汪原放告诉汪孟邹，可否重印《独秀文存》，以偿还亚東的债。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独秀文存》，虽没像初版时出广告宣传，可反响极大，销售情况很好，所有的书款及时回笼。这也大大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亚东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独秀文存》的书款扣除他所欠的债，并附一份账单给陈独秀过目。陈独秀看过账单很高兴，当即给汪原放去信说：“我猜想这账上的主要意思是说《文存》的版费，除前透支外，现尚存洋364元。”

他太需要钱了，初入狱时生活艰苦，需要滋补；老而多病，离不开药；文人积习，离不开书。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夫、人父的他，总得要分担人伦的责任，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字——钱。虽说有人动了让他写自传的念头，可他考虑的首先不是写不写的问题，而是他在给王灵均信中所说：“《自传》和《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文存》不能登报门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现在《独秀文存》的发行，出乎意料的好，陈独秀的顾虑应属多余，他也理当动笔撰写自传了。

冷场五年的自传又热了起来

文人作文除意趣所投外，大凡也是为布帛菽粟而作，困苦的他当然也不能免俗。就在此时，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图书公司前来约稿，并给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多少有些动心，可不久又变了卦，虽认为曹聚仁“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一直在犹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语罕和夫人王灵均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不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一谈，只要他肯即时出版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这个“长沙老友”乃是汪孟邹，因亚东图书馆位于上海长沙路，故以“长沙老友”相称。本来对曹聚仁颇为上心，一时间怎么又要将《自传》交与汪孟邹，几乎是无条件的，“只要他肯即时出版发行，别的条件都不重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不计较稿酬的多少了。亚东图书馆此时的经济已是入不敷出，亏损已达1.3万多元，“长沙老友”的日子很不好过。作为汪孟邹的老友和亚东的扶持者，怎么也不能看着亚东就此颓败下去，他这才舍弃曹聚仁的比较优厚的稿酬，而决定将《自传》稿交予亚东，以出绵薄之力。

《自传》就要动笔了，他让狱外的朋友借来了《马克思传》《达尔文传》和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以从阅读中借鉴和获取灵感。灵感终究还是没有来，恼人的官司缠在身上，他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况且，狱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托派关系，还时时地骚扰他，静下心来写作，已是一种奢望。10月13日，在给汪孟邹的信中，他几乎断绝了写自传的念头，他说：“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传了），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痛，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自述》中希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

这些固然是充足的理由，他也确实投入于文字学的研究中，但他的大多文字学的论文多完成于1937年，这就说明他还有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与中国托派的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他极力反对中国托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在一面反对国民党，又一面反对共产党，抵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荒谬主张。托洛茨基还派来美国人格拉斯，帮助整顿中国托派，谁曾想这个美国人却怂恿年轻的托派对他讨伐，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组织。他在极度的困惑与烦躁之中，哪能静下心来写自传，自己给自己打了退堂鼓，“只有自然科学、中国文字音韵学等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所以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笔者注意到从1933至1937年，陈独秀的所有文字，除应付缠身的“危害民国”的官司外，大多是与年轻的托派之间的争论文章，用他的话说，同样是“干燥无味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1934年完成了《金粉泪》56首，其中有：“健儿委弃在疆场，万姓流离半死伤。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嫩江血战惊强敌，爱国男儿自主张。雪地冰天谁管得，东风吹暖半闲堂。”如果说这是带文学趣味的东西，那也是因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刺激，所谓悲愤出诗人。

这样一耽搁就是5年。1937年7月，已被冷场的《自传》，经一人挑头，又热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宇宙风》的出版珍陶亢德。此人在当时可谓青年俊彦，1935年9月，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时，才27岁。在此之前，他已在《生活》《论语》和《人间世》等刊物展露出不凡的才华，并结识了鲁迅、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等民国文坛的大腕。可叹的是，此公晚节不保，后沦落为文化汉奸。此是后话不论。1936年8月，林语堂去了美国，陶亢德实际挑起《宇宙风》主编的工作。通过汪孟邹的介绍，陶亢德由上海来到南京，旧话重提，一下就激起陈独秀写自传的热情。

1937年7月8日，他给陶亢德复信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应该说，陶亢德确实是个精明人，让陈独秀自传只写“到五四运动为止”，有意避开中共创立后的敏感的雷区，这一点也得到他的共识，并以“内容能够出版”为前提。陈独秀是文章里手，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只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自传的二章：《没有父亲的孩子》和《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共计约1.3万字。他在稿本上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8月中旬，书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他似是交了差，再也没有过问。

自传续写不能出版为之奈何

在陈独秀是“遣闷”之作，而在陶亢德却如获至宝，立即发布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对陈独秀终于如约交出书稿，极为称道，并附编后记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风》连载于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陈独秀笔名实庵，故书名《实庵自传》，署名陈独秀。读者从这两章中可以看到“自幼便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传主，将有着怎样的童年，看到传主18岁那年赴南京乡试，是什么促使他摒弃科举，走上“康（有为）党”之路。那一個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如“严厉的祖父”、“能干而慈爱的母亲”、“阿弥陀佛的大哥”，以及院试考官和乡试考官，无不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望孙子尽快成材的“严厉的祖父”，有个“白胡爹爹”的绰号，“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就是这个“严厉的祖父”，也常常因为让年少的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而“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而更让老人不解的是，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作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的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那种炽热的爱国热情已被全民抗战的烈焰所燃烧，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可谓全心全意，哪里还顾得上续写自传，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现在仍然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撥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出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此，即将来亦不能免……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己，出版家往往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三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怎么也得不到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的优容，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陈独秀有一点应该感到欣慰，那就是作为“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尽管只写了《实庵自传》的初两章，仅写了“作者少年的环境和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却已在读者中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陈独秀逝世时，有人在悼念文章中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