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伤逝》讲述了现代知识女性子君走出家门，与“五四”青年涓生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却最终失败，重回父门，甚至抑郁而死的故事。本文拟以《伤逝》为研究文本，以小说女主人公——子君为研究对象，探讨子君的人物及其时代特质，并以此指向“五四”娜拉“出走-回归”模式的社会与性别内涵。

关键词：《伤逝》；娜拉；鲁迅；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杨骥（1990-），男，四川都江堰人，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助教，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8-0-02

作为鲁迅先生唯一一篇反映“五四”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小说，《伤逝》发表于1925年。小说讲述了现代知识女性子君走出家门，与“五四”青年涓生追求爱情与婚姻自由，却最终重回父门、抑郁而死的故事，呈现了“五四”时期新旧浪潮的博弈，肯定了“五四”青年追求自由与爱情的勇气，并批判了“五四”社会改革理想的空泛。本文拟以《伤逝》为研究文本，以小说女主人公——子君为研究对象，探讨子君的人物及其时代特质，并以此指向“五四”娜拉“出走-回归”模式的社会与性别内涵。

一、出走：描摹与被描摹

作为挪威戏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宣言书”的《玩偶之家》于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并影响深广。一句“我是和你一样的人” 激励着一代中国女性走出父门、实现自我、追求爱情，娜拉，也就此成为五四逆女走出家门的“唯一原型”。

而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弑父”的时代，中国女性在“五四”时期“浮出历史地表”绝非偶然。在“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社会浪潮中，面对横穿中国大地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之链的断裂，一代逆子们试图在满目疮痍的现代中国寻找封建之父的罪恶，并重建颇具现代性的“想象之我”与“未来之我”。

就此，中国女性作为旧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以及新时代最具张力的“作品”走上历史舞台。她们是代表“父之恶”的旧时代罪证，“优美地站在海天之间，令人忽略了你的裸足所踩过的碱滩和礁石”。她们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之下被异化，在至高的封建之父面前被阉割，她们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人的权利，更失去了生活的出路以及更多可能。

與此同时，她们也成为改朝换代某种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证明：曾几何时，她们在神女峰上化心为石，在湘江河畔泣血浸竹，在纣王之都酒池肉林，在骊山山麓烽火戏诸侯……她们是旧式文人描摹下的圣母、神女、贞妇，妖魅、祸水、荡妇，却独独不是自己。然而，伴随着“五四”的现代之光，她们开始成为某种颇具“自我”意味的可能：悲怆的庐隐、反叛的冯沅君、温柔的冰心、典雅的凌叔华……她们开始愈加清醒认识到“女子是没有真相”的事实——从铁屋子中醒来，更开始敢于为了醒来之后的真相未死方生。

在此语境下，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成为了“五四”时期接受了欧西文思洗礼、敢于走出家门、追求自我的新时代女性的模板与写照。一出场，她“带着笑窝的苍白的圆脸，苍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作为鲁迅笔下的“新女性”代表，子君可以说满足了一代逆子对女性所有的想象：美丽却不空洞，柔弱却不懦弱……她接受了现代人文思想洗礼，渴望改变女性既有的命运——她就像“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有别于旧女性死水般的波澜不惊，独独在高处彰显出欲望的生机勃勃。

然而，如果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打量，子君如此追求自我解放的欲望其实并不纯粹。她将自己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男性知识分子涓生的身上，也将个人解放的达成完全定义在了女性的传统领域——爱情-婚姻领域。她被男性在铁屋子里唤醒，也将破屋而出的可能完全依附于男性——从根本上讲，她还是男权视野当中那个被男性书写、被男性定义、被男性塑造，从而将男性仰之弥高并终身不悔的他者。在时代浪潮中，她看似与逆子并肩而立，实则不过充当了逆子们进攻父权大厦的又一武器而已。

而与此同时，在寻找引导者时，子君也犯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将一般性与个体性混同。她渴望民主、平等的新世界，于是就把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当作了新世界的代表；她渴望充满自由、浪漫、荷尔蒙的现代爱情模式，于是就把穿上西装、剪掉辫子的五四逆子当作了有别于张生的罗密欧……她把现代性等同于现代的男性，把爱情等同于可能产生爱情的男性，把文学等同于从事文学的男性——她爱上了他，不如说是她爱上了她以为他所代表的所有符码的组合。

然而，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从文学到生活，女性对男性一般性的想象往往在遭遇了男性的个体性后全军覆没：“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的字字深情，比不过妻子病榻外旁脂粉香气；“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陆游的伤心池下春波绿，抵不过一句父母之命大于天；更有开天辟地如顾秋水，看似勇敢担当，实则猥琐不堪；更有谦谦君子胡秉宸，看似温润如玉，实则满腹算计……子君不懂的是，“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她一开始便将自己放置于涓生恋人、妻子——附属品的位置之上，却忘记了这个看似有能力许诺未来男子也不过是一个终日在会馆里空想的普通人、一个试图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却缺乏力量可怜虫、一个同样定义女性塑造女性描摹女性的男权本位者。

二、回归：选择与被选择

于是，在这样的描摹与被描摹中下，走出家门之后，子君与涓生迎来的是再普通平凡不过的生活：“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我也一样地不快活，傍晚回来，常见她包藏着不快活的颜色，尤其使我不乐的是她要装作勉强的笑容。”“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没有一间静室……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

从艺术到生活，从想象到现实，“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之后，没有预想中的轰轰烈烈，生活就是淡到乏味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更有甚者，由于作為男性启蒙者、拯救者的涓生的经济困窘、能力有限，他们甚至连最起码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都无法维持——他不是可以让她依附的坚实的大树，他只是一个连妻子、油鸡、土狗都供养不及的普通男人。

而与此同时，涓生对子君的态度也开始慢慢发生改变。他开始发现，之前那个娴静优雅、知书达理的子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终日蓬头垢面、神情凄楚、不懂风花雪月、不关心个人解放与国家命运的黄脸婆。“子君竟胖了起来”；“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那样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也较为怯弱了。”

说到底，涓生眼中子君的变化，亦是来自于男性描摹的女性一般性与个体性的差异。具体而言，在最开始涓生的眼中，子君是作为男性理想的寄托对象和情欲的实现对象出现的：那时的他是接受了欧西文思的洗礼、满腔热血、幻想开天辟地的“五四”逆子，试图在时代的潮流中摧毁父的统治。而作为新女性出现的她温文尔雅、美丽动人，自然而然成为了他社会理想实现的有力武器以及男性荷尔蒙发泄的直接对象。 换而言之，他对她的启蒙以及她在他启蒙之下做出的走出家门的决定，其实成为了他社会与爱情两大理想蓝图可行性与正确性最直观的佐证——在她的身上，他看到的是自己开天辟地能力以及男性魅力的证明。

从而，在这样的思维之下，涓生对子君的启蒙其实成为了某种一厢情愿的设想。他先入为主地认定了自己的启蒙能够被子君所理解、接受，也先入为主地认为是自己的启蒙让子君完成了从旧女性到新女性的转变。然而实际上呢？在涓生的回忆中，除却一句口号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几乎完全处于失语状态。破屋里充斥满的是涓生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子君“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换而言之，在涓生与子君的前一段关系中，涓生需要的只是一个完美的倾诉对象，而不是某种思维的碰撞或是合理的意见建议；而子君需要的，也只是通过这个男人的口若悬河、意气风发看到自己命运与民主科学时代到来的可能性，至于这个男人说了什么，她不需要了解，甚至本来就并不了解。

就此，当涓生把壁上那张雪莱半身像指给子君看时，子君的低头便颇值得品味了。在涓生看来，这是子君还未脱尽旧思想束缚的羞涩表现。然而，敢于走出夫门、和涓生自由恋爱的子君，敢于打破传统男女之大防、和男子独处一室的子君，真会因为一张半身像就羞涩至此？她的羞涩，是否指向涓生的过度解读与情人眼里出西施？又是否指向她原本的“不懂”与“真实”？

于此，走进围城之后，子君形象在涓生心中的坍塌也就并不奇怪了。原本就男权本位如涓生，原本就平凡普通如子君，从恋人到夫妻，他们逃离了所谓的世俗观念，却逃不开家庭中的男女分工，以及分工之下的男尊女卑。他依旧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依靠笔杆子养家糊口的书生；而她却从藤花变成了明日黄花，成为了他的佣人、他的保姆、他的私有物品。失去距离臆造的“女神”、“知己”等女性身份，他看到了她原本的粗糙、原本的肤浅、原本的俗气、原本的不完美……他开始觉得她失掉了所有魅力、所有勇气，开始觉得他的启蒙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同行者，而只是累赘。

可以说，正是涓生前后态度的改变，催化了子君出走后的回归。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这却并不是子君选择回归最主要的原因。归根结底，子君的回归更多基于自己理想世界的坍塌：她的男子汉不能开天辟地，甚至无法遮风避雨；她的爱情不是花鸟缠绵，依旧是男外女内、柴米油盐酱醋茶；她的身份没有改变，依旧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男性的附属品；她所憧憬的世界亦不是坚不可摧的大厦，不过是看着很美却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

三、结语：娜拉出走以后

在鲁迅先生《娜拉出走以后》一文中，关于子君的结局其实早有预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子君出走后的回归，象征着“五四”空想的失败，折射出“五四”逆子男女平等口号下的苍白，然而，如若女性永远将自我解放寄托于被启蒙而非自我觉醒，被解放而非自我解放，那么出笼的鸟儿永远不会主动飞翔，永远只会站在男性的肩膀之上仰望蓝天。

参考文献：

[1]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