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林+方金

[提要] 国际权威机构数据显示：国人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对企业而言，了解企业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如何发挥员工主观能动性、调整人力资源规划一直是人力资源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构成维度、测量方法、影响因素以及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梳理，介绍国内外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希望为研究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提供帮助和启示。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人力资源；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25日

幸福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维持长久的状态，而幸福感是主体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及自我到达完满统一，并对这种完满统一自我认同及欣赏的感觉。根据哲学背景和理论范式的不同，幸福感分为心理幸福感（PWB）和主观幸福感（SWB）。心理幸福感是心理学专家基于成型的标准对观察者幸福感的评价；而主观幸福感是主体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它不仅敏感地反映出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和感受，而且与许多重要的心理健康指标，如：乐观、适应性、焦虑和抑郁以及自杀行为有密切关系。显然，心理幸福感更关注个人的发展以及潜能的实现，而主观幸福感则更关注生活领域中的工作、家庭、收入、社会支持等内容。在我国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中，幸福感、幸福度、主观生活质量等含义均是基于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在经济迅速增长、企业间竞争日渐激烈的今天，为员工提供的物质条件相比以往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丰富和满足。然而，如何留住有经验和技术的骨干人才，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出人力资源优势，却始终是企业需要面对的课题。

一、关于主观幸福感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Diener（1984）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即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以自己主观而非客观上的标准为依据对其生活各领域满意度的界定，是对自己生活质量满意程度和情感体验方面的评价，包含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

我国学者段建华（1996）将幸福分为三类：（1）以外界标准界定的幸福：是以观察者的角度和价值评判一个人是否幸福，比如用“成功”、“人生价值”来定义幸福；（2）以情绪体验界定的幸福：认为活得快乐就是幸福；（3）个体自我评价的幸福：即主观幸福感（SWB），是评价者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他认为SWB有以下特点：（1）主观性，指它是根据评价者本人的标准做出的评价；（2）整体性：指它是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进行的综合的立体的评价；（3）相对稳定性：指它在短期内会受到环境和情绪的影响而变化，但是在长期内是一个稳定的值。

关于SWB的结构，在20世纪60年代，Bradburn（1969）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与主观幸福感有关，他假设主观幸福感是由这两部分组成，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维度，要想提高生活质量，既要降低消极情绪又要提高积极情绪。之后Diener证实了他的假设，即主观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维度。后来Andrews（1976）又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个维度：认知维度。这个维度将个体对于生活各个方面的认知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

综上所述，现在学者们比较认同的是SWB由情感维度和认知维度共同组成。情感维度即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两者相互独立，不能认为积极情感的值高就认为消极情感的值低。而认知维度包括对生活整体的感知和对生活某些方面的感知，是更有效的衡量标准。具体维度如表1所示。（表1）

二、关于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文献综述

目前来看，最早的测量生活满意度的量表是Neugarten等在1961年發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LSI）”。这个表的测量维度包括心理、身体、社会关系、目标与期望的一致性等维度。Cantril编制了“自我标定量表”（SAS），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评价标准，对自己现在、过去以及预期未来的生活满意程度做出等级评价，而不是依据观察者给出的标准做出评价。Bradburn认为主观幸福感取决以一定时期内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权衡，所以他在1963年编订了情感平衡量表（ABS），该量表包含10个项目，其中5个项目测量的是积极情感，另外5个项目测量的是消极情感，从而推测其幸福感状况。Kozma和Stones（1980）则认为仅依靠短期内情感状况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主观幸福感，因此他们编订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评价被测者幸福感。Diener等（1985）发表的生活满意感量表（SWLS），这个量表是一种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对于总体的生活质量满意感的把握要比以前的量表更好，因此在国外成为了测量主观幸福感常用的量表。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时候，涉及到了主观幸福感测量的研究。林南（1989）等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满意感研究，主要考察指标便是家庭生活、职业的社会特征、职业收入与家庭经济、文化休闲条件、公共服务设施、住房及环境、家庭外社会关系、子女教育8个具体领域的满意度。刑占军（2001）从物质生活、社会关系、自身状况、家庭生活和社会变革5个方面测量了国有企业员工的满意感。Lu Luo（2000）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台湾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编订了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该量表包含48个项目，另外还有两种包含20个项目的简本形式，测量表维度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感，并考虑到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一些因素。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2002年邢占军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基础上编制的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20），由20道题目组成。

三、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人口统计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性别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中，早期的研究认为幸福感的差异不是由性别引起的，很可能是情绪表达方式的不同引起的。后来有人持不同意见，Alesina等人（2004）认为女性的幸福感程度要高于男性。

Tellegen（1988）通过双生子实验发现：在不同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之间SWB的程度接近，而在同一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异卵双胞胎的SWB的程度相去甚远，因此他认为基因遗传决定大部分的SWB程度，而客观环境只能解释一少部分。而Veenhoven（1994）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幸运和厄运伴随人生左右并对SWB的水平产生波动，其水平受到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的影响，人的快乐与否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Costa和McCrea（1980）总结了人格的五大因素对于SWB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格的外倾性（Extraversion）和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分别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有很高的敏感性；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对SWB水平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加深了对于SWB的体验。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具有工具性，它们通过创造使人快乐的环境和事情来提高SWB。

Kwan（1997）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相关，但是在集體权益高于个人权益的时候，高自尊并不一定能带来高满意。Crocker（2002）研究了自尊与情绪的相关性，他发现追求高度自尊可能会带来身体健康水平和自我调控能力的降低，如果追求高自尊失败，可能带来羞愧和愤怒等非常消极的情绪。

Avey（2008）等研究发现，稳定的、积极向上的心理资本在组织内部可以降低离职率，提高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外部可以提高健康水平，减轻压力，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李金莉（2013）对公共管理部门心理资本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的基础上，乐观和希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而自信和韧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心理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乐观和希望。

佟月华（2004）和余鹏（2005）研究了自我效能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们都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相关性，自我效能高的人，普遍用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因而获得较高的幸福感。

段建华（1996）认为自我对于健康状况的感知大于客观健康状况对于SWB的影响。

（二）关于经济条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Diener（2002）研究了不同国家收入与国民平均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高度相关，然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收入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主观幸福感的提高，并且仅获得物质成就，不会使人快乐。

我国学者鲁元平和王韬（2011）也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二者存在显著负影响，且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影响远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

刘彤（2016）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城乡不同年龄的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随着年龄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先下降后上升。金江（2011）、张学志（2011）分别针对武汉市和广东省的调查发现绝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随着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均值也在上升。

王鹏（2011）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型，经过计算他认为其临界点的基尼系数为0.4。大于临界点，收入差距增加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小于临界点，居民幸福感随着收取差距扩大而增强。陈刚（2013）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的数据发现城镇登记失业率能够明显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失业率上升1%，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0.01%和0.07%。

周春平（2012）的研究似乎更有说服力，他认为在经济转型期的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是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显著，而收入满意度受到收入水平以及分配公平的影响。

段建华（1996）总结前人对经济条件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后得到这样的结论：有些研究证明收入越高SWB越高，但也有研究发现收入并不能影响SWB，还有的研究认为，收入只有在贫穷时才会影响到SWB。

（三）关于组织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Warr（1979）列举出了会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几个工作特征，包括：工作条件、控制感、技能运用、工作要求、工作的变动性、良好的工作环境、人际交往的机会、工作意义、工作地位等。

Meyer（1993）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组织承诺与幸福感中的负面情绪因素具有显著关联度。企业对员工的印象也会影响其幸福感水平，例如企业的规章制度、奖惩措施、用人机制以及自身在企业的发展前景等。如果员工对企业文化和管理方式产生排斥感，那么他就会对工作产生消极抵触情绪，进而降低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最终导致幸福感下降。

薛晓州（2016）发现道德型领导可以促进同事支持和同事信任进而提高员工主观幸福感。此外，亲社会动机在道德型领导和同事支持、同事信任之间有负向调节作用。

冯书娟（2013）探讨了员工薪酬公平感、离职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员工的薪酬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主观幸福感在薪酬公平感和离职倾向之间充当中介作用。

彭朋（2014）以合肥25家企业为样本分析工作投入和组织认同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工作投入和组织认同感都会对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对消极情感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杨玉文（2010）选用国外常用的规范量表，以城市不同行业员工为被试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积极情感与主管领导满意度、回报满意度、同事满意度、工作本身满意度、沟通满意度5个维度正相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分别与幸福感正相关和负相关。

李军兰（2013）发现居民的职业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机关干部的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维度得分最高，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在生活满意度上得分最低，商业服务人员的正性情绪得分低，负性情绪得分高。而金江（2011）也发现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员工主观幸福感要高于其他机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王雅荣（2016）研究了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下结论：工作角色方面压力最大，其次是工作任务、工作期望和人际关系；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不同的单位性质和学历的新生代员工总体工作压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同职位层级的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存在显著性差异；工作价值取向在工作压力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无调节效应。

李金莉（2013）得出工作压力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的结论，即工作压力越高，幸福感越低，反之工作压力越低，主观幸福感越高。但是工作压力仅解释主观幸福感4%的方差变异，说明工作压力对于幸福感的预测性并非很强。

（四）关于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Glaeser等（2002）的研究显示，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个体的社会特征，个人的社会资本包括了人际关系、社会技能、受欢迎程度等方面，并且个体与他人的相互交际有利于产生市场或非市场的回报。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与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较好的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将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各个方面，从而提高个体的幸福感水平。

Lim和Putnam（2009）观察发现幸福感和宗教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宗教行为可以提升人们的社会资本，从而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提升了幸福感水平。雷卫（2016）得到类似的结论，他发现宗教信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且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比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

Triandis等（1988）的研究表明，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观的环境中，如果群体内有成员遇到困难，那么其他成员更倾向于提供社会支持；而在以个人主义为价值观的环境中，个人获得的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因而在中国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水平。

Rask等（2003）关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发现，和谐的家庭氛围、成员之间互帮互助是青少年产生幸福感的预期因素。

段建华（1996）认为社会关系诸如：良好的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会提高SWB；反之，则降低SWB，而且消极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可能更大。李儒林等人（2003）研究发现，结婚的人比未婚、离婚、分居和独居的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要更高一些，因为婚姻可以产生减轻经济压力、获得情感支持等有益的影响。张羽（2007）认为家庭中，父亲更多的是给予工具性支持，而母亲和恋人更多是给予情感性支持。

仇悦（2016）对企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员工社会支持与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存在显著正相关，表达积极情绪、管理消极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表达积极情绪和管理消极情绪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不同性别、年龄、职位、岗位的员工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的程度不同。宋佳萌（2013）运用元分析86篇原始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與消极情感之间呈中等程度的显著负相关；二者之间的相关受被试群体类型的调节，即在不同被试群体中二者的相关大小不同。

四、关于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Judge（1998）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在他的研究模型中，生活满意度作为控制变量，而积极情感则作为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调节变量。

张进（2007）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显著正相关，主观幸福感中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分别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显著相关，工作满意度是生活满意度和任务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

陈亮等（2008）研究中发现，主观幸福感与周边绩效互为因果关系，即主观幸福感是周边绩效变化的原因，同时周边绩效也是主观幸福感变化的原因。

王宁（2010）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除身体健康、幸福维度与工作绩效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外，主观幸福感其他各维度成长发展、目标价值、知足充裕和心态健康与工作绩效显著相关，这是国内唯一直接研究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关系的证据。

五、小结

纵观2007～2016年这十年间，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从2007年的不到2，800篇文献，增长到2016年1万多篇，可见这一主题无论是在人力资源还是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正愈发深入。从早期西方学者们关注主观幸福感定义、维度以及量化的方面，到现在我国学者洋为中用，验证了中西方主观幸福感结构概念等的一致性后，结合我国的实际研究了不同年龄、收入、居住地以及不同行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对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看到不外乎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人经济条件变量、工作组织变量、社会支持变量这四大类因素。但是某一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显著，却是众说纷纭，比如年龄、性别、个人收入等因素。那么基于企业自身所处行业或者性质的特点，在对于员工们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这些因素是否也同样起到显著影响，还需要分门别类作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的研究也比较匮乏。主观幸福感中哪几个维度与工作绩效相关？又有哪些维度在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起着中介变量的作用？在一些僵化的国有企业中，主观幸福感又是否真的与工作绩效相关？这些也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主题。

主要参考文献：

[1]Diener E，Robert B.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2.57.2.

[2]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3.

[3]黄立清，邢占军.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2005.3.

[4]雷卫.宗教信仰、经济收入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J].农业技术经济，2016.7.

[5]李儒林，张进辅，梁新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理论[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1.

[6]刘海玲.我国中小型企业员工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对策研究[D].重庆大学，2012.

[7]王宁.知识型员工主观幸福感研究[D].山东大学，2010.

[8]王鹏.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