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锐

摘 要：本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中国效仿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最终导致各种资源的耗费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大跃进”盲目追求高增长与高经济指标，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相背离，更与工业化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关键词：封闭；历史演进；制造业；国情

1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在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中都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美、日、德等经济发达国家，其制造业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依赖于制造业的崛起，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后危机时代，审视中国近60年来的制造业演化路径，借鉴发达国家“世界工厂”的转移路径，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加快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加快实现中国由世界加工厂向“世界工厂”的转变。

制造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点发展产业，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即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1%，26年间按增加值计算翻了三番还多，1978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是1953年的13.41倍。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高速增长相比，197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年均增长达16%。1953-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变化。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体制与政治运动的变动，将封闭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即“一五”计划时期的制造业（1953-1957）、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制造业（1958-1965）和大三线建设时期的制造业（1966-1978）三个时期。

2 “一五”计划时期的制造业（1953-1957）

1952年8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被正式提出。中财委提交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點是重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取决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应当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得到中央正式认可。195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明确提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至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正式形成。

“一五”计划提出要“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稳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在“一五”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把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作为“一五”计划的核心。这些项目遍布到所有的工业行业，包括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正是这些行业搭起了中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被国人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从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发展的瓶颈；三是既要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要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据统计，150项建设项目中97%都是重工业。“一五”计划时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配置资源的弊端，在随后的“二五”计划时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使中国工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3 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制造业（1958-1965）

（一）“赶美超英”战略的提出

1955-1957年，国家开始酝酿加快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会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预计7年赶上英国，再用8年或10年赶上美国。制定1959年计划时，其主要指标（除发电量外）均超过了英国。同时要求各地的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并且进一步要求各地建立起各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要求都忽视了中国当时的国情，造成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二）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化

1958年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标志，正式开始实施国家范围内的大跃进，随后全国刮起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在工业发展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工业投资的90%用于重工业，轻工业只占10%。“二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主要集中在“大跃进”三年。重工业异军突起，发展过猛、过急，挤占了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动力、钢材、木材和运输能力等，造成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和重工业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调。1958年，工业经济增速高达53.4%，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1961年迅速下降为-39%，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最慢的一年，1964年、1965年工业经济增速分别为25.6%和25.8%。1958-1965年期间，工业经济在波动中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指导下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经过1961年的初步调整、1962年的实质调整、1963-1965年的全面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失调的局面得到改善，工业发展取得很多突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再次放缓。

4 大三线建设时期的制造业（1966-1978）

（一）三线建设的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于备战的考虑和需要，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三线调整，这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业布局最大的一次调整。根据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全国划分为三类，即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又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的范围是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昭关以北地区，包括桂、粤、湘、鄂、豫、晋、青、甘、陕、滇、黔、川12个省和自治区。并为此成立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隶属国务院。鉴于当时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因此，采取了把沿海部分工厂“一分为二”的方法，将其部分设备搬到三线去，开始了西南大三线，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贵昆铁路的建设，由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具体研究需要搬迁的企业。1964年底，又成立了小计委，具体研究以三线建设为特点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二）三线建设的工业结构

1967-1976年间，国家先后投入“三线”地区建设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国有企业29000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占全国的1/3。“三线”地区已形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科研基地45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西部地区已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个战略后方集中了国防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的相当大一部分生产能力。“三线”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三线”建设期间，新建和扩建20多个黑色、有色金属大中型企业。1985年，“三线”地区的钢产量已占到全国的30%，有色金属的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多。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即内地工业建设，使内地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快于沿海地区。这改变了工业地区布局的态势，形成工业地区分布的新格局。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已建成比较完整的地区工业体系。

“三線”建设期间，前3年制造业增加值出现了下降，之后呈现持续增加之势。1966年制造业增加值为595.4亿元，1968年下降为450亿元。随后除1972年之外，1969-1978年一直持续上升，1978年制造业增加值高达1475.23亿元。“三线”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相对稳定，1968年达最低，为26.1%；1978年为最高，高达40.5%；其他年份均维持在30%左右。但“三线”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其中1967、1968和1972年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1967年制造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年增长百分比为-16.62%。而1969年却急剧上升，由1968年的-9.72%猛增为1969年的39.08%，“三线”期间制造业产出、制造业增长率的剧烈波动，也恰好证实了封闭条件下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

5 总结

“一五”计划之初，虽然中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都不能造。”改变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然而，经过1953-1978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以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为61.9%。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1978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53年相比，都增长了数十倍，有些甚至增长了数百倍，也有不少工业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总之，封闭条件下的中国已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这些体系的构建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更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国内外环境，中国效仿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历经近30年的发展，尽管各次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即“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发展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结果造成了各种资源的耗费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最终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工业化规律是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违背了它必然会受到惩罚。“大跃进”这一运动盲目追求高增长与高经济指标，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相背离，更与工业化发展的规律相违背，最终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伤害；“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错误判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开展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造成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成为了次要问题，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挫败；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结果导致中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等重工业，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工业化也一退再退。显然，忽视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最终会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参考文献

[1] 邓娜，侯少夫. 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J]. 开放导报. 2012（06）

[2] 张桂梅，张平. 价值链分工与发展中国家就业利益及风险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2（11）

[3] 赵明亮，杨蕙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重构[J]. 产业经济评论. 2012（01）

刘昌锐

摘 要：本文依据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演变，中国效仿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最终导致各种资源的耗费与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大跃进”盲目追求高增长与高经济指标，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相背离，更与工业化发展的规律相违背，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关键词：封闭；历史演进；制造业；国情

1 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在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中都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美、日、德等经济发达国家，其制造业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依赖于制造业的崛起，制造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后危机时代，审视中国近60年来的制造业演化路径，借鉴发达国家“世界工厂”的转移路径，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加快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加快实现中国由世界加工厂向“世界工厂”的转变。

制造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点发展产业，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即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1%，26年间按增加值计算翻了三番还多，1978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是1953年的13.41倍。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高速增长相比，197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年均增长达16%。1953-2010年中国GDP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变化。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业发展战略以及体制与政治运动的变动，将封闭条件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即“一五”计划时期的制造业（1953-1957）、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制造业（1958-1965）和大三线建设时期的制造业（1966-1978）三个时期。

2 “一五”计划时期的制造业（1953-1957）

1952年8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被正式提出。中财委提交的“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中提出，“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提出，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取决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中国应当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得到中央正式认可。195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明确提出：“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把重工业的基本建设作为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至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正式形成。

“一五”计划提出要“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稳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在“一五”思想的指导下，国家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把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作为“一五”计划的核心。这些项目遍布到所有的工业行业，包括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等，正是这些行业搭起了中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被国人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从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发展的瓶颈；三是既要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要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据统计，150项建设项目中97%都是重工业。“一五”计划时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配置资源的弊端，在随后的“二五”计划时期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使中国工业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3 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制造业（1958-1965）

（一）“趕美超英”战略的提出

1955-1957年，国家开始酝酿加快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快工业化的进程。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会正式提出：中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预计7年赶上英国，再用8年或10年赶上美国。制定1959年计划时，其主要指标（除发电量外）均超过了英国。同时要求各地的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并且进一步要求各地建立起各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要求都忽视了中国当时的国情，造成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二）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化

1958年以《人民日报》的社论为标志，正式开始实施国家范围内的大跃进，随后全国刮起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在工业发展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工业投资的90%用于重工业，轻工业只占10%。“二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主要集中在“大跃进”三年。重工业异军突起，发展过猛、过急，挤占了轻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动力、钢材、木材和运输能力等，造成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和重工业内部结构的严重失调。1958年，工业经济增速高达53.4%，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1961年迅速下降为-39%，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最慢的一年，1964年、1965年工业经济增速分别为25.6%和25.8%。1958-1965年期间，工业经济在波动中发展，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指导下进行了国民经济的调整，经过1961年的初步调整、1962年的实质调整、1963-1965年的全面调整，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失调的局面得到改善，工业发展取得很多突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的工业化速度再次放缓。

4 大三线建设时期的制造业（1966-1978）

（一）三线建设的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于备战的考虑和需要，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三线调整，这成为中国现代制造业布局最大的一次调整。根据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全国划分为三类，即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又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的范围是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雁门关以南、昭关以北地区，包括桂、粤、湘、鄂、豫、晋、青、甘、陕、滇、黔、川12个省和自治区。并为此成立西南、西北、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隶属国务院。鉴于当时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因此，采取了把沿海部分工厂“一分为二”的方法，将其部分设备搬到三线去，开始了西南大三线，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和成昆、贵昆铁路的建设，由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具体研究需要搬迁的企业。1964年底，又成立了小计委，具体研究以三线建设为特点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二）三线建设的工业结构

1967-1976年间，国家先后投入“三线”地区建设资金近2000亿元，形成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400亿元，建成国有企业29000个。其中，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占全国的1/3。“三线”地区已形成重大产品专业生产、科研基地45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西部地区已是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个战略后方集中了国防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的相當大一部分生产能力。“三线”建设促进了西部地区能源、资源的开发。“三线”建设期间，新建和扩建20多个黑色、有色金属大中型企业。1985年，“三线”地区的钢产量已占到全国的30%，有色金属的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多。西部地区和一部分中部地区的工业建设，即内地工业建设，使内地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快于沿海地区。这改变了工业地区布局的态势，形成工业地区分布的新格局。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已建成比较完整的地区工业体系。

“三线”建设期间，前3年制造业增加值出现了下降，之后呈现持续增加之势。1966年制造业增加值为595.4亿元，1968年下降为450亿元。随后除1972年之外，1969-1978年一直持续上升，1978年制造业增加值高达1475.23亿元。“三线”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相对稳定，1968年达最低，为26.1%；1978年为最高，高达40.5%；其他年份均维持在30%左右。但“三线”期间制造业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其中1967、1968和1972年3个年份出现负增长。1967年制造业增加值下降幅度最大，年增长百分比为-16.62%。而1969年却急剧上升，由1968年的-9.72%猛增为1969年的39.08%，“三线”期间制造业产出、制造业增长率的剧烈波动，也恰好证实了封闭条件下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

5 总结

“一五”计划之初，虽然中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拖拉机、一辆坦克都不能造。”改变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然而，经过1953-1978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由一个以农业产值为主的国家变为一个以工业产值为主的国家。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上升为61.9%。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1978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1953年相比，都增长了数十倍，有些甚至增长了数百倍，也有不少工业品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总之，封闭条件下的中国已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这些体系的构建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更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国内外环境，中国效仿了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历经近30年的发展，尽管各次产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即“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发展落后”的畸形产业结构，结果造成了各种资源的耗费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破坏，最终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工业化规律是客观规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违背了它必然会受到惩罚。“大跃进”这一运动盲目追求高增长与高经济指标，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相背离，更与工业化发展的规律相违背，最终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伤害；“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错误判断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开展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造成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成为了次要问题，最终导致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挫败；中苏关系破裂，国际关系异常紧张，结果导致中国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军事工业等重工业，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工业化也一退再退。显然，忽视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最终会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

参考文献

[1] 邓娜，侯少夫. 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历程与政策演变[J]. 开放导报. 2012（06）

[2] 张桂梅，张平. 价值链分工与发展中国家就业利益及风险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 2012（11）

[3] 赵明亮，杨蕙馨.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的重构[J]. 产业经济评论. 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