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

摘要：《河间生》与《桓侯》两篇，属于《聊斋志异》中志怪与劝善两相结合的小说，内容并不复杂。《河间生》形式上模仿柳宗元的《河间妇传》，内容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一念之差”在改恶迁善中的重要作用。《桓侯》通过三国、南宋历史人物的“穿越”相聚，暗中表明《易·复卦》中“不远复”三字符的重要性。两篇小说皆以儒家传统道德观为依归，道出了作者人生自我完善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聊斋志异；河间生；桓侯；一念之差；三字符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在《聊斋志异》中，卷四《河间生》的写作显然受到唐柳宗元《河间传》（又作《河间妇传》）一文的启发，因而其篇名也有意与柳文为对，一“妇”一“生”，皆事出“河间” ① ，不同的是，前者弃善为恶，后者改恶迁善，有关“一念之差”的渲染则是两者异代相通的情感基础。

小说中的河间某生当是一位读书人，否则不能以“生”称之，这是《聊斋志异》的书写通例。这位书生与在其家麦场寄居的狐翁交友，狐翁携生倏忽飞行至山东鱼台某酒肆，任意取来酒果共餐，无人发觉。书生毕竟良心未泯，意识到狐翁必非正人，而人以群分，自己与狐翁为友即已堕入邪恶之道，方一注想，狐翁的邪术破灭，河间生从房梁跌落，被人发现。但故事结局并非悲剧性质，而是皆大欢喜，书生最终得到酒肆中人的谅解，并获赠钱财被送回已是千里之外的故乡河间。书生以一念之间的良心发现，告别邪恶并最终挽救了自己。小说至此即戛然而止，虽无“异史氏曰”另加评议，但蒲松龄劝善之主旨已经昭然若揭，似不必再费笔墨了。

再看柳宗元的《河间传》，河间妇本是一位良家妇女：“始妇人居戚里，有贤操。自未嫁，固已恶群戚之乱尨，羞与为类，独深居为剪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 [1] 1341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贞顺自守的少妇，在族群恶少的再三设计引诱之下，终于被一“貌美阴大者”顷刻间强暴成奸，并竟然因此尝到甜头，乐此不疲。随后又自行设毒计，巧借官府之手害死其亲夫，与“少且壮者”“美颜色者”一类“长安无赖男子”昼夜宣淫，成为长安一带臭名远扬的淫妇。如此荒淫无度，十余年后，河间妇终于“病髓竭而死”。这篇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河间传》，显然并非纪实作品，而是具有寓言性质的唐人小说，所宣泄的是作者的一腔忧愤。作者于篇末道出个中原委：“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雠，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 [1] 1343-1344 显然，柳宗元写这篇寓言性质的传奇小说别有寄托，这与唐顺宗即位后“永贞革新”（805）的迅速失败密切相关。

当时主张革新的主要人物有十位，革新失败后皆遭贬官，史称“二王八司马”。所谓“二王”即指王伾、王叔文，属于当时朝中主张革新的核心人物，两人被贬官边远地区后先后死亡。所谓“八司马”即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八位，革新失败后，八位官员皆被贬官到边远地区当司马（唐代于每州置司马，多用来安排贬谪或闲散人的官职），故称。其中程异被贬郴州司马，不久即凭借其治国理财的经济才能东山再起，至元和十三年（818）曾一度担任宰相。《新唐书》本传称其“异起痕废，能厉己竭节，悉矫革征利旧弊”，又云：“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犹领盐铁。异以钱谷奋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当印秉笔。明年，西北军政不治，议置巡边使，宪宗问孰可者，乃自请行。会卒，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恭。身殁官第，无留赀，世重其廉云。” [2] 5142-5143 再看柳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永州司马，长达十年，后一度被诏入长安，却又因武元衡等人的阻挠，再贬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诏赦柳宗元回长安，未行，即病卒于柳州，终年仅四十七岁。《新唐书》本传有评云：“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 [2] 5142 柳宗元与程异同为“八司马”落难，以后遭际却天差地别。前者心生怨望，且恨后者身居高位而不施援手，因而撰写小说以泄愤，指桑骂槐，甚至牵涉到君主寡恩，亦当属人情之常。

柳宗元再次被贬柳州时，刘禹锡则被贬播州，条件比柳州更恶劣，柳宗元以刘禹锡有亲在堂，请于朝廷愿以柳易播，这番义举终于令朝廷将刘禹锡改贬至条件稍好的连州。韩愈对“永贞革新”持反对态度，但其为柳宗元所撰《柳子厚墓志铭》却有如下议论：“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3] 269 此番议论与《河间传》篇后“柳先生曰”的怨恨之議论有相一致的地方。

唐以后人一般将《河间传》视为对所谓世间“淫妇”的写照，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一则视《玉娇李》中的潘金莲为“河间妇”，即为一证，就事论事而已，别无他意。但也有从心理因素加以探究者，宋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卷二○《河间传意》云：“客或讥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仆谓此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史记·吕不韦传》述太后云云，《河间传》又用其语，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 [4] 289-290 原涉事，见《汉书》卷九二《游侠传》。原涉为汉哀帝时的南阳太守之子，父卒后，原涉守丧尽礼，因此显名京师，被举为谷口令。此前，原涉的叔父为仇人所杀，原涉“自劾去官，欲报仇” [5] 3715 ，谷口豪杰竟然替其报仇。从此原涉就与“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为气节者”相交游，人无贤不肖皆与为友。有人认为原涉如此行径属于“自我放纵”，相当于作践自己，原涉就举守礼寡妇一旦被盗贼所污就“破罐破摔”、不能再守前节为例自我辩护。宋人王楙的意见得到其后戴埴的响应，后者为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进士，其所撰《鼠璞》卷下《柳子厚文》一则也认为《河间传》事本于《汉书·原涉传》，并说柳宗元因此篇撰述而难入馆阁。此不赘述。

宋人解读《河间传》也有从读书人的自我修养立论者。南宋人罗大经（1196-1252后）《鹤林玉露》丙编卷六《士修于家》：“全州士人滕处厚，贻书魏鹤山云：‘汉人谓士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夫能坏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尝修之于家者也。可谓至论。然余观柳子厚《河间传》，非不修于家也，及窃视持已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咈然。则虽欲不坏于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坏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独行者也，若夫中人，虽修于家，其不坏于天子之庭者，鲜矣。” [6] 338 “特立独行者”与“中人”是对士人品性的大致分级，前者高于后者，是不受客观外物影响而始终完节全义的人格保证。南宋人黄震（1213-1280）《黄氏日抄》卷六○则从人世利欲的诱惑出发，讨论柳宗元《河间传》的指归，如云：“《河间传》志贞妇一败于强暴，以计杀其夫，卒狂乱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难恃。愚以为士之砥节砺行，终不免移于富贵利欲者多矣，正当引以自戒，而不必计其恩之可恃否也。” [7] 708册505 黄震学宗二程与朱熹，开创东发学派，其观点带有浓厚的宋人理学色彩。

南宋理学家也喜从“一念之差”的心理角度探讨士人修身的重要性，强调格物致知，克己去私，方能不为外物所引诱。此论当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朱熹的老师刘子翚（1101-1147）著有《圣传论十首》，其中《禹》一首有云：“人心无不仁，一念之差，不量轻重，惟欲适己。故白起发一疑心，坑虎士如虮；王恺发一快心，截蛾眉如刍俑；李斯发一叨心，横尸四海；杨国忠发一疾心，激祸百年。其端甚微，其流深广，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彼有戕鸩灰焚及其至亲而不少悔，是曾虎狼蝼蚁之不若，而不可谓之无恻隐之心者，同之也。同之者何？冀其反也。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而胜之也。” [8] 193册161 与朱熹齐名的张栻（1133-1180）在其《南轩集》卷三三《题周奭所编鬼神说后》亦云：“学者诚能致知以穷其理，则不为众说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则不为血气所动。于其有无是非之故，毫分缕析，了然于中，各有攸当而不乱，然后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经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于外而怵于内，一理之蔽则为一事之碍，一念之差则为一物之诱，闻见虽多，亦鲜不为异说所溺矣。” [9] 1167册700 明代程朱理学的传人薛瑄（1389-1464）《读书录》卷七：“人惟一心，操之为君子，放之为小人。”“自古興亡治乱之几，皆由于心之存亡。”又云：“一念之差，贻患生灵有不可胜言者。如汉武只因欲得西域善马，甘心丧师不悔。及贰师再举西伐，仅得善马数十匹而还。是以数十匹马易万人之命，又且作歌被之声乐，夸耀祖宗，其为不仁甚矣！原其本，只由一念之差耳。” [10] 711册661 意即屏弃外物引诱，方能保持住人人生而有之的善心，而不因“一念之差”而堕入人生邪欲的深渊。

综合上述可知，蒲松龄撰写《河间生》，形式上模仿唐代柳宗元的《河间传》，只不过反其道而行之，而其内蕴则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作者为科场获隽，大半生钻研八股，“四书文”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依归，洞悉其中义理以便临场发挥，实为从事科举考生之要务。“一念之差”可导致人生异向、善恶分途，然而若仅以“人性本善”为基础加以阐发，尚嫌不够完善，因为人之善恶分途并非绝对静止乃至一成不变的，环境的不同或变迁是促成人之善恶相互转化的触媒，所谓“南橘北枳”正是这种转化的形象化阐释。蒲松龄这篇小说是在描写狐翁穿越时空的缩地奇术下，意图说明“一转念间”对于人生是邪抑或是正之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寓意深刻，信非苟作。清何守奇评此篇有云：“只一转念间邪正自别。所谓仁与欲非有两心，欲与至非有两候者如此。” [11] 1124 算是看清了本篇的主旨。

《河间生》一篇可与卷八《桓侯》一篇相参看，两篇小说从创作构思到人物形象刻画，皆有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在。

卷八《桓侯》一篇又可与卷六《于去恶》一篇相参阅，后者借主人公于去恶之口盛赞三国张飞云：“桓侯翼德，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两间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 [11] 1713 类似有关张飞或称张桓侯之传说，反映了旧时文人对这位古人的景仰之情。三国时的张飞，后世的名声远不如关羽，但古代读书人对这位叱咤风云的武夫的评价却并不低，原因就在于他刚勇之余不乏礼贤下士之风。《三国志》卷三六《张飞传》有云：“羽善待卒武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12] 944 史书这一涉及两位异姓兄弟作风的比较，彰显了张飞在后世士大夫心目中某种优势所在的原因。所谓“士大夫”与“君子”互文见义，都有读书人的影子。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三：“张桓侯礼服孟起，义释严颜，俱是大有学问人作用。其书法铭于刁斗，文集传于艺林，风雅又如此。此关、张之所以并称也。不然，明经好学如解州，肯与兄兄而弟弟耶？俗但知其瞋目横矛，写一时勇态，失却大贤本色矣。” [13] 79

降至清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张飞尤有好感，甚至认为其神灵在一定范围内能够阻遏张献忠农民军的屠川行径，清彭遵泗《蜀碧》卷二：“保宁有张桓侯庙，千年矣；初献攻城，夜出巡垒，见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惊怖失声。如是者三夜。献询知为侯神，望空遥祭而去。一城获全。保宁数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澌尽者，侯之庇也。” [14] 阆中为明清县名，属保宁府，治所在今四川省阆中市。阆中县有汉桓侯祠，俗称张飞庙，明代又称雄威庙，包括张飞的陵墓和祭祠。原祠于历代虽屡经兵火，但累毁累建，今存祠庙为清代建筑，位于古城保宁镇西街西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桓侯》中“仆窃妄有干求，如少存爱恋，即亦不强” [11] 2409 数语，将张飞不恃强凌弱的可爱武夫性格刻画而出，很有感染力。

张飞既然是勇冠三军的赳赳武夫，就必有与众不同之处；小说主人公彭好士当是一介儒生，遇事讲究揖让之礼节。作者据此生发，在对比映衬中刻画张飞不事虚文、行事果断的武人本质：

俄，主人出，气象刚猛，巾服都异人世。拱手向客，曰：“今日客莫远于彭君。”因揖彭，请先行。彭谦谢，不肯遽先。主人捉臂行之。彭觉捉处如被械梏，痛欲折，不敢复争，遂行。下此者，犹相推让，主人或推之，或挽之，客皆呻吟倾跌，似不能堪，一依主命而行。[11] 2408

蒲松龄对于日常文人间相处的虚伪客套之风的厌恶，堪称由来已久，卷五《沂水秀才》一篇其后附志“不可耐”十七事：“对酸俗客。市井人作文语。富贵态状。秀才装名士。信口谎言不掩。揖坐苦让上下。旁观谄态。财奴哭穷。歪诗文强人观听。醉人歪缠。汉人作满洲调。任憨儿登筵抓肴果。市井恶谑。体气苦逼人语。歪科甲谈时文。语次频称贵戚。假人余威装模样。” [11] 1352 其中第六事“揖坐苦让上下”，则可与《桓侯》附则吴木欣所言者对读：

吴木欣言：“有李生者，唇不掩其门齿，露于外者盈指。一日，于某所宴集，二客逊上下，其争甚苦。一力挽使前，一力却向后。力猛肘脱，李适立其后，肘过触喙，双齿并堕，血下如涌。众愕然，其争乃息。”此与桓侯之握臂折肱，同一笑也。[11] 2410

吴木欣，即吴长荣（1656-1705），字木欣，一字仁居，号青立，又号茧斋，长山人，贡监生。著有《班马阙疑论》《宝诚堂随笔录》《茧斋诗集》等。吴长荣为蒲松龄忘年小友朱缃的从姊丈，蒲松龄有《题吴木欣〈班马论〉》《题吴木欣〈戒谑论〉》二文，可见两人交谊。康熙五十五年（1716）《长山县志》卷六《人物志·文学》有传，谓其：“性聪慧，志卓迈，制行矜名节，为文尚识力。年未五十，郁愤以死，士论惜之。” [15] 蒲松龄以友人的“段子”为《桓侯》的结束之语，似乎小说的主旨已明，即无非以读书人之间的虚文假套反衬张飞勇猛刚毅性格的可爱并留有无穷的余味。读者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则小说隐藏的意旨完全被湮没无存，如若欲知其详就要从小说中留宿招待彭好士的居停主人刘子翚的人物设置谈起。此居停主人并非作者虚构，而是史有其人且大名鼎鼎，他曾经做过南宋理学大儒朱熹（1130-1200）的老师，而《聊斋》注家从清人到现代，几乎无人论及这位生活于南宋时代并被蒲松龄特意选作小说《桓侯》中配角的重大作用。

刘子翚（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南宋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以父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后辞归，居武夷山讲学，精《易》，朱熹曾从之学。著有《屏山集》。《宋史》卷四三四有传，内云：“（刘子翚）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交相得，每见，讲学外无杂言。它所与游，皆海内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远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托子翚。及熹请益，子翚告以《易》之‘不远复三言，俾佩之终身，熹后卒为儒宗。子翚少喜佛氏说，归而读《易》，即涣然有得。其说以为学《易》当先《复》，故以是告熹焉。” [16] 1287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著录刘子翚《屏山集》二十卷，内有云：“集中谈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尽意，无南宋人语录之习。论事之文，洞悉时势，亦无迂阔之见。如《圣传论》《维民论》及《论时事劄子》诸篇，皆明体达用之作，非坐谈三代，惟骛虚名者比。” [17] 1355 评价不低且极中肯。

关注小说中刘子翚的出现，以及对其所谓“不远复”三言的发覆，可为揭示《桓侯》一篇之宗旨所在以及理清作者的创作思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记述刘子翚临终前两日对“以童子侍疾”的朱熹说：“吾于《易》得入德之门焉，所谓‘不远复者，则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于是尝作《复斋铭》《圣传论》，以见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为言之。汝尚勉哉。” [8] 253册55 朱熹时虚龄十八岁，故自称童子，且“顿首受教”而退。

所謂“不远复”三字符，语本《易·复》：“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18] 39 大意即走得不远就回归，以自身能力欠缺，故用以修身养性。这与小说中彭好士骑乘偶食仙草之马而瞬息千里、远游迷失的情境正同。《复》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第二十四卦，为上坤下震两卦相叠，震为雷、为动；坤为地、为顺。动则顺，顺其自然，动在顺中，进退自如，利于前行。在《复》卦六爻中，唯其下第一爻为阳爻（初九），其他五爻皆为阴爻。周振甫《周易译注》翻译上引《易·复》之文云：“倒数第一阳爻：走得不远就回来，没有大问题，大吉。《象传》说：‘不远之‘复，用来修身。”又另加“说明”云：“再看爻辞，有‘不远复，有‘休复，都是好的。有‘频复，皱着眉头回来，有问题，但也不严重。有半路回来，敦促回来，说明有些问题。有迷路，才是凶的。” [19] 88-89 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解释上引《易·复》之文云：“复为阳复，有失才有复。无失则无复。剥的上九一阳被剥落，阳消失而成坤，然后一变而一阳生于下而成复，是失去不远就回复，故言‘不远之‘复。阴阳作为对立面是一正一反，阳为刚、为‘君子，阴为柔，为‘小人。初九阳刚失之不远就回复，它也可以象征‘君子有过失，知过就改很快就回复到正道上来。所以《系辞传》说：‘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是以修身之道释‘不远复。” [20] 161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诠解《易·复》之文云：“不远复者，行未远而返也……往而不返，去而不归，则不知所届止，将失其故居，故《周易》以复为吉，不远而复虽悔不大，且为大吉，故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21] 230

通过现代人对于《复》卦的有关阐释，再来看刘子翚对“不远复”三字的发挥，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其《圣传论十首·颜子》有云：“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入室者必自户始，学《易》者必自《复》始。得是者其惟颜子乎！不远而复，称为庶几，盖本夫子尝以复礼为仁之说告之矣。颜子躬行允蹈，遂臻其极，一己即克，天下归仁，复之之功至矣。固有之仁，本无彼此，迷而不复，妄自分隔。且吾身在天地中一物耳，学者晓此，方是想像说得仁礼，意隔情碍，如何天下归仁？” [8] 193册169 刘子翚将“不远复”提升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的自我修养的高度来认识，体现了儒家“修己以敬”的人生价值取向。《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22] 123 依刘子翚所见，“不远复”就是个人修为的极致，因而《复》卦就是《易》之门户。至于刘子翚所写《复斋铭》，并未独立成篇，而是包蕴于上引《圣传论十首·颜子》中：

余尝作《复斋铭》曰：大《易》之旨，微妙难诠。善学《易》者，以《复》为先。惟人之生，咸具是性。喜怒忧乐，或失其正。视而知复，不蚀其明。听而知复，不流于声。言而知复，匪易匪轻。动而知复，悔吝不生。惟是四知，本焉则一。孰觉而存，孰迷而失。勿谓本有，劳思内驰。亦勿谓无，悠悠弗思。廓尔贯通，心冥取舍。既复其初，无复之者。荡荡坦坦，周流六虚。昔非不足，今非有馀。伊颜氏子，口不言《易》。庶几之功，默臻其极。今我仰止，以名斯斋。念兹在兹，其敢殆哉！“ [8] 193册169-170

这篇《复斋铭》从所谓“四知”即视、听、言、行四个方面的“复其初”，重申“不远复”难以取代的重要性。人孰无过？唯其过失尚未发展到严重之际，就能及时反省改善，必有转机；否则积重难返，就可能一败涂地。刘子翚写有《寄魏元履》五古诗一首，其中亦云：“尝闻不远复，佩作三字符。” [23] 34册21386 朱熹《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诗也有“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的吟哦 [23] 44册27576 。可见南宋两位理学家对于“不远复”三字符一脉相承的执著情怀，即观心自照，时常不忘自我检束。至今武夷山五夫里朱熹故居紫阳楼仍悬挂有“不远复”的匾额，亦可为一证。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韩愈五古《招杨之罘》一诗已经注意到“不远复”三字的重要性：“先王遗文章，缀缉实在余。《礼》称独学陋，《易》贵不远复。” [24] 3808

明清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制义以“四书文”最为重要，“五经文”次之，前者往往是场屋中式与否的关键因素。以“四书文”为例，须用八股文体外，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行文自“起讲”开始，就须“入口气”，即代圣人孔子或贤者孟子、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谓之“代圣贤立言”。至于代言的内容，也不能凭空捏造或搞乱了时代，只能依照“朱注”的文字加以构思，若自由发挥必遭黜落。蒲松龄大半辈子从事科举考试，对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必然背诵得滚瓜烂熟，对于朱熹的平生仕履与思想渊源也须顾及，否则就难以在考试中胜出。蒲松龄对于朱熹曾经的老师刘子翚并不陌生，钻研过他的文章亦在情理之中。据《宋史》本传，朱熹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清人称冲佑万年宫，俗称武夷宫），冲佑观位于武夷山大王峰下，大王峰北侧即幔亭峰，两峰山麓相连，后者峰顶地势平坦，有一巨石状如香鼎，称宴仙坛。据传先秦的仙人武夷君曾在此设幔亭宴会乡人，“幔亭”之峰名即由此而来。所谓“幔亭”，即用帐幕围成的亭子。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九六：“太子文学陆鸿渐撰《武夷山记》云：武夷君，地官也，相传每于八月十五日大会村人于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 [25] 1061册127 蒲松龄平生并未到过福建，但因系朱熹故乡而爱屋及乌，对武夷山的关注更不在话下。他有《题石》七绝：“遥望此石惊怪之，插青挺秀最离奇。不知何处曾相见，涧壑群言似武夷。” [26] 552 此诗后两句或本于明章潢《图书编》卷六四《一都山》：“旁有独峰，一名玉柱峰，高三百丈，三面临水，周一百六十丈。朱文公至此，爱其山水清绝似武夷，有‘碧涧修筠似故山之句。” [27] 723 册970 经考，宋朱熹之原诗也是七绝，即《追和李士举徐氏山居韵》：“山岫孤云意自闲，不妨王事死连环。解鞍磅礴忘归去，碧涧修筠似故山。” [23] 44 册27659 蒲松龄《题石》诗即暗用玉柱峰典与朱熹诗意，体现吟诗用典的巧思而外，也可见其对武夷山的向往之情。

《桓侯》篇后“異史氏曰”有云：“观桓侯燕宾，而后信武夷幔亭非诞也。” [11] 2410 两句话暗中透露出这篇小说的构思过程。蒲松龄因对朱熹生平的关注，从而对有关武夷山的掌故也兴趣浓厚，于是根据武夷幔亭的传说虚构了桓侯在四川阆中燕宾的情节，既顺应当时读书人仰慕张飞公正无私的心理祈向，又通过小说人物刘子翚的设置，结合主人公彭好士迷途未远而即回归的情节，暗中烘托出小说强调读书人个人修养的哲学思考，可谓一举数得。无论张飞从三国的时间“穿越”，还是刘子翚从南宋的时间“穿越”，蒲松龄撰写《桓侯》的所有悬想虚构皆围绕“不远复”之三字符展开，只不过不是明写，而是暗表，唯有会心的读者或曰“合格的读者”，方能体味到其中妙处。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文集[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4]王楙.野客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黄震.黄氏日抄[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9]张栻.南轩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0]薛瑄.读书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1]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3]龚炜.巢林笔谈[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彭遵泗.蜀碧[O].清嘉庆写刻本.

[15]长山县志[O].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本.

[1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纪昀，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周易正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0]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2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4]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5]張君房.云笈七签[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6]赵蔚芝.聊斋诗集笺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7]章潢.图书编[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Abstract： Hejiansheng and Huanhou two novels in Liaozhaizhiyi which evidently combine the mystery topic and the ethical topic. Hejiansheng imitates the form of Liu Zongyuan's Hejianfu Legend，however，its story goes in the totally contrary way，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momentary slip”. By gathering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s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South Song Dynasty in one place，Huanhou implies the important idea in the precept in Yijing：“Regress after a short trip.”These two novels conform to the Confucian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and express the author's view of life：self-perfection.

Key Words： Liaozhaizhiyi；Hejianshegn；Huanhou；a momentary slip；three character runes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