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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不必要”焦虑

2017-07-07谭松珩

财经天下周刊 2017年13期
关键词:自控力阶级中产阶级

谭松珩

现今中国的中产阶级里,除了房子这个热门话题外,最能引起共鸣的恐怕就是教育了——这可不光是父母花着大价钱逼着小孩去学这学那,成年人自己也陷入到教育的焦虑之中了:各大名校的MBA价格年年攀升,各类职业教育、外卖知识也是方兴未艾,付费知识亦大行其道。

正好,近来又有一篇来自美国的鸡汤文刷爆朋友圈:说现在的有钱人已经不晒自己的名牌包、名牌表、超级跑车和私人飞机了,开始晒自己的谈吐不凡和思维深邃,原因是如今的教育越来越贵,也越来越难。人们要花很多钱和时间在教育自己、教育子女上面,所以教育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是阶级分化的决定力量。

且不说这与Instagram上的美国富人们继续热衷于炫耀自己名表豪车的现实不符,这篇正面肯定教育作用的鸡汤文和之前那篇说中产向下通道宽敞、唯有教育和房产才能阻挡阶级向下脚步的文章一起,上下夹击着中产阶级那脆弱的小心灵:背负巨债买了学区房了吧,还得给孩子给自己报各种补习班,学各种新知识,整得心力交瘁。

投资令人痛苦,也十分值得,那么所有因教育而产生的焦虑和为了平复焦虑而加大的教育投资,都是值得的了?我可不这么认为。

教育的功用,经历了千年科举的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习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这是最朴素的表达:把自己的劳动力卖个高价。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论是美国的数据还是中国的数据,均表明最高学历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性。而对小孩子而言,教育让他们更少暴露在不道德和自由放任的环境里,有助于建立孩子的自控力、理解能力以及对社会规则的共识;而同样的,教育环境也可以让小孩培养自己的兴趣以及人际交往方式,而这两者都是从象牙塔毕业之后进入社会获得成就高低——更直白一点,获得收入多少——的重要因素。

所以,从宏观数据和历史经验的角度上看,如果把教育當作投资品,那么它的投资回报率显然会高于房产、股票或其他资产。投资教育显然是必须且首选的事儿:所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嘛。

但宏观上的高回报率可不代表微观上可以尽情投资——要知道,既然是投资,就必然受到经济学上“边际效益递减”法则的限制:以北京为例,收入在前20%的家庭(也就是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2万元,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家庭)花费在教育、文化及娱乐上的开支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十数年在10%左右徘徊,但近几年却出现了显著的上升;而与此相对比的却是北京市全体人均教育、文化及娱乐花费占可支配收入的降低。这一方面说明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有钱,有更多的资金购买教育资源,以应对阶层固化、阶级下沉论调带来的焦虑;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教育越来越贵,的确有很大一部分底层群体已被挤出了教育市场。

看上去中产似乎已经“胜利”了,他们最害怕的阶级下沉通道已然关闭。如果用教育来作为其阶级的护城河,近几年的这个市场就已经做到了。再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也只能说中产阶级在为跃迁成富裕阶级做投资。

可是,基于现有数据的研究均表明,当达到临界点后,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并不会带来未来收入的等效增加。此时微观上的教育投入已经过剩,投资的成效相当微弱,教育再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了。而这似乎也并不是一件想不通的事情:人的精力与时间有限,过量的教育投入自然会让人应接不暇,效率颇低;而对规则的默许、自控力的培养与人际交往等能力虽然对未来收入有较大帮助,但这些能力实际上并非与教育本身有关,而是与教育环境有关。教育环境可不像教育那样,通过大把撒钱就能获得大面积改善的。

既然如此,中产阶级们对教育产生的“不必要”焦虑是图个啥呢?其实,不管是对子女,还是对自己加大教育投资,甚至过量投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以及无法解决这种不满的无力感——各种压力让中产阶级退回到父辈的智慧中:知识就能改变命运。

知识的确可以改变命运,但知识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能货与帝王家是很好的结局,但也可能习得屠龙术却无龙可屠。过度投资教育并不是解决焦虑的办法,和自己和解才是。

当你认真审视自己的环境,不再执着于购买天价学区房,你对教育或许能做出更好的投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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