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院，广州 510006)



政府支持、供应链关系与研发创新*

刘慧芬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会计学院，广州 510006)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 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作用，两类资源配置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公司，对要素市场网络中合作伙伴的依赖度高，会充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推动自身研发创新；而政府支持大的公司，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取低成本的资本与生产要素，缺乏以研发赢得利润的动力，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显著。因此，在我国这一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环境下，解决要素资源错配，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进程，是改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重要动因。

政府补贴；关系交易；研发创新

引言

产品开发战略趋向于组织间合作研发，也越来越依赖于供应链资源[1]。通过培育外部战略伙伴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Nunn(2007)[2]研究认为，对于善于规划与组织的国家而言，供应链合作越紧密，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越强，产品差异化是催生上下游企业合作的必要前提。我国上市公司紫江古汉于2007年不得不剥离生物血液制品的生产，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浆原料的不足，企业无法实现产品开发的规模投产，导致失去了高增长发展的机会。因此，供应链关系具有促进研发、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作用。而在我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政府干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法律保护的薄弱都给企业经营环境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更多地利用非正式制度来构建风险规避机制，比如，通过“寻租”获得政府支持的企业，赢得宽松的政策环境[3]，并以此获得供应商的青睐，大量得到供应链资源。只是当企业能以政府支持换取的低成本生产要素，并由此获得超常利润时，会缺乏研发动力。[4][5]因此，供应商关系交易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尚不明确，这为选题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提供了研究机会。

在转型经济环境中，政府拥有要素市场的主要控制权[6]，供应链仅作为要素资源的补充来源，共同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总体而言，政府支持与市场配置是主导生产要素资源分配的两大途径，政府支持是通过政府补贴等支持政策给予企业发展更大的资源优惠；而以市场运作建立的供应链关系，在弥补政府资源不足的同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以供应链为基础的关系交易，对政府支持力度大的企业，只是要素资源的补充或替代，政府资源足以让其获得可观利润，使其研发创新动力不足，供应链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可能微不足道；而对于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公司，供应链则是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为求得产品市场一席之地，只能依靠降低产品同质化，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与研发。我们的研究结论与这一分析相吻合，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公司，其与供应商的关系越密切，研发投入、研发强度与产出越大；而对于政府支持大的企业，供应商的关系交易对研发没有显著激励作用。

本文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手段对研发的具有正面影响的证据。已有的研究显示，扭曲的要素市场对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但符合市场规律的供应链体系在弥补政府资源分配不均的要素市场上，会刺激企业通过研发探索发展之路。二是，通过研究政府补助对供应商选择客户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揭示了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外部环境的影响机理，对研发影响因素的研究是有益的探索。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关系型交易作为一种关系租金，已经成为转型经济国家中，企业实现长期利润与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手段[7][8]。供应链关系交易是上游企业与下游客户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商业往来。供应商占比越大意味着供应商议价能力越强，企业盈利能力会因其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过高而受到影响[9]，而企业与供应商通过一体化联盟，上下游企业有机合作，形成严密分工的协作体系，通过长期合作利润来抵消下游企业的短期损失，分担市场风险，有利于抵御外部经济冲击，为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建立与强化形成必要条件[10][11][12][13]。

供应商与客户的合作，主要体现为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供应商而言，通过信用评估对符合条件的客户进行信用销售，从而扩大了销售规模，同时，利用信用政策加强货款收回，控制坏账。这种关系交易可以降低销售和管理费用、提高产品周转率，长期而言，有利于提高供应商的盈利质量、获得更高的IPO值、更好的长期表现[7]。从客户角度来看，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原料要素的稳定保障，二是供应商提供的现金流让渡。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越密切，客户的营运资金水平越低，股东获利水平越高、财务风险越小[14]。因此，在供应商关系中，供应商将资金、原料等要素分配给重要客户，以此锁定利润，而客户也能够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通过减少更换的交易成本来提高合作质量。

在研究供应商关系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供应商对客户的选择取决于其客户的市场前景、成长机会以及财务风险等，而这些反过来都由研发创新水平所决定，因此，本文在设计时考虑到这一方面，试图利用供应商关系的外生变量—政府补贴来解决。政府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通常是基于提高企业效率或社会效益，补贴执行效果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个体行为，而企业个体若想影响政府补贴政策则存在很大的难度，因此，选择以政府补贴这一外生事件来分析供应商关系与研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选题的内生性。

关系交易对研发的影响机理。目前，我国制造业普遍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导致上游供应商严重依赖下游企业，而政府补贴大的企业代表政府支持大，代表政府向市场释放企业发展潜质“信号”，供应商利用其议价能力分享下游企业的“政策红利”，还可以根据政策变化时及时调整资源计划，从而在要素市场配置上抢占先机，因此加剧了供应商对政府支持企业的争夺；而政府补贴小的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小，政策利润少，主要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只能充分利用关系交易所带来的要素资源才能赢得成长机会，促进技术创新。因此，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会对不同政府支持力度的企业产生不同的研发激励效应，对相关的机理分析如下：

(一)以政府支持为背景的供应链关系交易

政府补贴代表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作用，在某些地区或者某些行业，各类市场机制尚待完善和发展，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扶持与引导，一方面，政府补贴从宏观层面结合国家行业政策来选择补贴对象，促进行业发展与调整，另一方面，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很多企业是因为存在政治关联才得到补贴扶持[3][15]。但这些研究都可以表明获得政府补贴代表企业得到了政府支持，补贴大小可以代表政府支持的程度。

政府补贴作为市场信号，有利于树立企业声誉。T.Takalo和T.Tanayama[16]通过模型分析指出，政府资金的投入向市场投放了一种价值“信号”，有助于企业对外树立声誉。若供应商视这类企业的政府支持为客户的履约能力，而将其信用风险评估为低水平，愿意与其建立合作，就会提供大比例的赊购额度给客户。只是在我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家中，这种信号机制并不能完全发挥其正面效应，一方面，因为政府补贴越大说明企业发展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度越高，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17]，加上我国企业获取的政府资金使用权限并不受严格限制，资金使用渠道也没有相应的强力监管[18]。这可能会使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财政补贴政策得不到预期的执行，也会诱使企业通过“包装”以获取政府研发补贴，从而削弱了政府补贴在研发创新活动上的激励效应[19]。因此，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更有动力投资于寻租活动，而对旨在提升竞争力的研发活动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接受政府支持的企业，在获得政府资源的同时，需要根据政府政策变化而调整自身的投资计划，可能不得不放弃自身发展的必要投资，供应商发展一旦与政府政策相悖将很难维系与客户的关系。因此，在一个要素市场价格扭曲的机制下，企业更可能以寻租换取政府支持，参与市场竞争，导致较低的研发强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关系只是作为下游企业的生产要素后备，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限制其他条件，政府支持大的公司，其供应商关系紧密程度与研发创新负相关。

(二)基于市场选择的供应链关系交易

政府补贴小代表企业具有自生能力。巴曙松[20]认为，政府对特定幼稚产业中的特定企业进行补贴，如果不能有效地在保护期内促成企业形成自身的竞争能力，就可能形成企业对于政府保护的依赖，除此之外，政府补贴实际上是动用公共资源补贴特定企业，并不利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政府补贴不可能作为企业长期的收益来源。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 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 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21]。因此，政府补贴小的企业自生能力强。

政府补贴少的企业，其自生能力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政府支持小的企业，缺乏要素资源的政策倾斜，只能通过市场配置在生产要素上建立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时，政府扶持小意味着企业的发展与创新较少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可以根据自身发展调整与规划研发投资，有助于实现产品差异化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产品的可替代性，以此增强供应商对企业的依赖度，通过生产要素资源的稳定来推动研发，从而赢得企业获取超常利润的机会[8]。因此，政府扶持小的企业，无法从政府资源配置中获取优质、价廉的要素资源，通常面临较大的资源、资金等方面的约束，有更强烈的动机与供应商构建关系交易来缓解资源匮乏的局面，其资源利用效率更高，有助于企业研发创新。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限制其他条件，基于市场选择的公司供应商关系，其紧密程度与研发投入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自2008年深沪两市开始规范信息披露制度，2010年开始上市公司年报陆续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占比资料，上市公司陆续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这一信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的样本选择在2010—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按照中国证监会201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制造业取三位代码，全部通过手工从年度报告中摘取前五大供应商占比数据，同时，采取两组人员同时读取，互相核对的方式保证数据准确性，删除供应商占比、研发开支同时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 675个。此外，本文还对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d缩尾处理。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及专利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使用STATA12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政府支持与基于市场选择的供应商关系，对客户研发创新是否起到抑制或刺激作用。由于制造业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众多，我们以获取政府补贴的大小作为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补贴越大表示政府支持力度大，补贴小说明企业受到的政府扶持小，自生能力强，分析两种情况下企业研发创新的差异。我们将政府补贴按年按行业进行三分位分组，将政府补贴大的第三分位归入政府支持大的一组，给变量high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将政府补贴小的第一分位作为市场选择，但政府支持小的一组，给变量low赋值为1，否则为0。

借鉴Lee & O Neill(2003)的做法构建研发投入影响因素模型，模型(1)分别用于检验假设1和假设2.

R&D=a1+a2*supplyratio+a3*high+a4*

low+a5*high*supplyratio+a6*low*supplyratio+

conrtols+ε

(1)

模型中R&D表示企业研发投资，分别用研发投入(企业当期研发费用取自然对数LnRD)、研发强度(当期研发费用除以滞后一期资产总额)、研发产出(专利数)表示，从不同侧面考察研发及效率。变量high与主要供应商占比进行交乘，若系数a5显著为负，代表政府支持力度大的公司，其供应商关系密切程度与研发负相关，也就是会抑制创新水平，从而验证假设1；low与主要供应商占比组成交互项，若回归系数a6显著为正，则表示基于市场选择的公司供应商关系，其紧密程度与研发正相关，从而对公司创新具有激励效应，检验了假设2。

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对影响企业公司治理、公司规模、成长性以及竞争环境等变量进行了控制，同时控制行业、年度效应。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研究变量一览表

(三)主要变量统计性描述

公司供应商关系是基于供应商的偏好，还是基于源于公司本身的竞争压力？两种供应商关系的建立模式决定了下游企业对要素资源利用的效用。为此，我们构建了几个竞争程度指标，借鉴陈志斌(2015)[22]的做法，构建勒纳指数衡量企业竞争地位，将行业内企业按照当年的勒纳指数由小到大排序并按该排序将行业内企业等分为10组，将变量group分别赋值为1到10，group值越大，代表企业竞争地位越高。同时，构建行业竞争程度指标，一是超常利润持续性，根据Harris(1998)[23]的文献，计算出超常利润持续性指标profitpersist；二是代表行业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i；三是上市公司数量num，按照Nickell(1996)[24]的经典计算，行业内上市公司数量越多，竞争程度也越大。

表2 竞争程度与商业信用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如表2所示，我们按年度对公司前五大供应商占比进行三分位分组，将第三组作为占比大的一组，第一分位作为占比小的一组。发现，前五大供应商占比高的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高，表现为行业集中度低(hhi均值为0.082)、超常利润持续短(profitpersist为0.338)、行业内公司数目多(num为105)，企业竞争地位也高(group为5.664)，与前五大供应商占比低的一组在竞争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前五大供应商占比高的公司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大，说明公司所处的竞争越激烈，越会通过紧密的供应商关系来稳定要素资源。

那么，相比于通过政府支持获得要素市场优势的企业，供应商关系是否作为寻求要素市场合作的替代呢？

表3 政府补贴与供应商关系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如表3所示，我们按年按行业将前五大供应商占比进行三分位处理，第三分位表示前五大供应商占比大的一组，第一分位表示前五大供应商占比小的一组，观察不同程度的前五大供应商占比，政府补贴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发现，前五大供应商占比大的样本，政府补贴小，反之，政府补贴大，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政府补贴大的公司供应商占比普遍低于政府补贴小的公司，这进一步说明，在要素市场上获得政府支持小的公司，只能通过紧密的供应商关系来稳定要素市场资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行业竞争程度越大，企业更会通过建立密切的供应商关系来弥补政府支持不足的生产要素市场劣势，而获得政府扶持的企业尽管取得了要素市场先机，其供应链关系交易对研发创新的影响机理是否与前者一样？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四)相关性分析

表4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所有相关系数均小于0.6，因此，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 相关性分析

三、实证分析结果

如表5所列，自变量分别表示研发强度RDasset、研发投入lnRD、研发产出patent，前五大供应商占比Supplyratio与研发强度、研发投入及专利产出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供应商占比越大越不利于研发创新，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即供应商占比越大意味着供应商议价能力越强，企业盈利能力会因其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程度过高而受到影响[9]。

表5 商业信用与研发投资回归结果

进一步将样本按政府补贴进行三分位分组，发现模型(1)-(3)中的前五大供应商占比与低政府补贴的交乘项(supplyratio*low)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分别为0.007(t=2.29)、0.608(t=2.76)、 36.898(t=2.03)，意味着即使政府补贴少，供应商还愿意与客户建立商业来往，而且通过这种合作提高了企业研发水平，说明客户公司具备某种对市场的控制或者垄断能力，能够占有创新成果的收益，这种情形下的供应商关系对客户公司研发投资存在正向影响，公司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研创新中，在这一良性循环中，也越有利于研发效率，从而有较高的专利产出水平，因此，假设1获得了实证支持。

模型(1)-(3)中大额政府补贴与商业信用的交乘项回归系统不显著，模型(2)中交互项supplyratio*high回归系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为-0.483(t=-2.23)，说明政府补贴大，加剧了供应商关系与研发投入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说明在要素市场资源受限的环境中，企业很可能利用供应商资源去追加“关系投资”[25]，而不是研发投资，从而印证了假设1。但模型(1)(3)中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投资项目大多是在短期内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和促进当地就业的，而周期长、风险大、资金需求多，难以短期内创造可观GDP的研发投资得不到政府扶持，因此，政府补贴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按照政府提出的技术改造升级任务的执行，这种政府替代企业研发投入的“特殊待遇”，大大削弱了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动机[26]，且在研发强度与专利产出方面均没有显著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销售收入前五大占比与研发呈显著负相关，公司成长性、成立时间，高管持股、高管薪酬，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地区开放程度都与企业研发显著正相关。

四、进一步分析

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在要素市场上享受到更多的政策优待[27][28]。民营企业在资源短缺，行业门槛等诸多不利因素中，往往会根据自身情选择发展路径，因此，即使是民营企业，也存在规模与竞争力的不同，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寻找在这些异质类的企业中，哪些企业会更迫切地利用供应商关系下的要素资源来推动研发创新？为此，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表6 政府补贴与供应商关系差异分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

如表6所示，制造业样本中，1/3的国有企业，比2/3的民营企业所获得的政府补贴还要大，民营企业的前五大供应商占比份额更大，基于此，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以测试在获取不同政府补贴的条件下，供应商关系对研发的影响。

如表7所示，国有企业样本中，供应商关系与政府补贴的交乘项全部不显著。这与张杰(2011)的结论吻合，该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为了保GDP增长，财税与就业目标，往往倾向于对大型国企发展进行扶持，政策优惠与成本要素优势足以使这些企业获得竞争力，从而降低了其通过研发活动赢得超常利润的动力。

表7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分组回归分析

民营企业样本中，模型(1)-(3)中的供应商占比与低政府补贴的交乘项(supplyratio*low)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01(t=2.91)、0.853(t=3.52)、 36.898(t=1.91)，供应商占比与高政府补贴的交乘项(supplyratio*high)的系数中只有研发投入显著为负，-0.595(t=-2.31)，研发强度与专利产出均不显著。这说明政府补贴少的民营企业能够有效地利用供应商关系资源，提高研发绩效，而补贴大的民营企业，供应商占比越大反而会抑制研发水平，这与余明桂(2010)的研究结论一致，即民营企业通过建立政治联系获取的财政补贴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以下两项检验：

1.滞后一期的政府补贴。由于政府补贴主要针对企业下一年或几年投资方向，因此，其对研发决策的作用具有滞后性，我们利用滞后一期的政府补贴作为分组变量，结论一致。

2.科技性质的政府补贴。以科技性质的政府补贴进行检验，结论一致。

六、研究结论

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定价与分配权的管控，在短期内可能表现为政府调动资源促增长，但这种政府替代企业研发的“特殊待遇”，大大削弱了企业对创新的动机[26]，从长期看，会给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全面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进程，是改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根本良策[6]。这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以2010—2013年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为样本，以政府补贴这一外生变量，作为政府支持力度的替代变量，结论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政府支持大的公司，其供应商关系紧密程度与研发负相关，而基于市场选择的供应商匹配却可以提升企业研发水平和产出效率。在进一步将样本按实际控制人进行分组后，发现这一结论在民营企业更为显著。

本文不仅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供应商关系对创新投资的影响，明确了中国企业创新利用供应商关系来平衡要素市场资源的内在逻辑，而且通过研究政府补助对供应商选择客户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揭示了政府支持是如何影响供应商关系的。研究结论最大的启示在于，政府补贴不仅代表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倾向，同时也会影响到企业外部环境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进程，是改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根本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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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朱德东)

Government Support, Supply Chain Relation and R&D Innovation

LIU Hui-fen

(SchoolofAccounting,GuangdongUniversityofForeignStudies,Guangzhou510006,China)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period, ca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resources improve downstream enterprises’ R&D whether by market power or government support? In this paper, we find that the companies which obtain less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have higher dependence on the partners in factor market network, and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factors and resources provided by supply chain to promote their R&D innovation, however, those companies which obtain big-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can get capital and production factors with low cost from the government, are short of the dynamic power to profit by R&D and have no significant stimulus on R&D innovation from the factors and resources provided by suppliers. Thus, under China’s background of backward development of factor marke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misallocation of factors and resources, the accel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s an important power to change the insufficient self-innov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government subside; trade relation; R&D innovatio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4.006

2017-01-17

刘慧芬(1974—)，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信息披露与审计行为研究。

F275

A

1672- 0598(2017)04- 0037-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