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雪茹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611130)



现代文学与电影的哲学省思*

崔雪茹

(西南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成都 611130)

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赏析，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有画龙点睛之妙，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可以从起、承、转、合的戏剧手法中，牵引观赏者蛰伏的情感，以回应对人生更深刻的体会。本文以现代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以及颇受好评或得奖影片为主，尝试对现代文学与电影中存在的焦虑与自我实现作哲学的分析，以便更深入地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孤独；寂寞；屈辱；死亡；终极关怀；抑制；压抑

导言

人类理性的萌芽，使人不得不思考自身存在的切身问题。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翩翩飞舞的彩蝶，梦中怡然自得的彩蝶浑然忘记自己只是庄子梦境中的角色，而自以为就是庄子本尊，不久，庄子醒来大感困惑：究竟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庄子·齐物论》)？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如何确定自己不是别人梦中虚构出来的人物？甚至我们可以怀疑自己可能只是神意志中一个“意象”而已，我们根本未曾真正“存在”过。面对自己的存在，第一个疑问莫过于“我是否真实存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一位哲学家提出疑问：“我们如何证明自己不只是个‘瓶中脑’”？假设有一个科学家趁我们熟睡时，将我们的脑从身体取出，放入一个有维生系统的瓶中，并连接许多的管线到一部电脑上，从此由科学家在键盘的一端输入他要瓶中脑感知的世界与活动，那么瓶中脑还能像笛卡尔那么确信说“我思故我在”吗？ 1999年上映即造成轰动又接拍续集的好莱坞电影《骇客任务》(The Matrix)，就是将哲学家的疑虑，以精彩的声光影像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之前的《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艾德私人频道》(ED TV)、《苏菲的世界》(Sofies verden )等等，都是以电影的表现提出哲学的思辨：“真实是什么”？“我们能知道真实吗”？Tom Cruise卖座欠佳的电影《香草天空》(Vanilla Sky)，也是一部思考上面严肃议题的精彩电影，可惜很多人看不懂他的拍摄手法，看了一半就放弃，无法体会影片结束前十分钟真相大白时的震撼与感动。

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赏析，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有画龙点睛之妙，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可以从起、承、转、合的戏剧手法中，牵引观赏者蛰伏的情感，以回应对人生更深刻的体会。例如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兼诗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Elfriede Jelinek，1946—)的《钢琴教师》(The Piano Teacher, 1988)，不管是原著或电影都令人激赏不已，耶利尼克精准地揭露文明底下压抑的情感、性权力的竞逐和残酷的真实……小说改编的电影不但紧紧扣住原著的精神，男女主角演技更是一流，在2001年第54届法国坎城影展上，就连夺评审团大奖、最佳女主角及最佳男主角奖等三项大奖的殊荣。

本文即以文学和电影为主，尝试对存在的焦虑与自我实现作哲学的分析，尤其在如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所说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以及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宣称：“虚无主义就矗立在门前”(Nihilism stands at the door)，人人称之为“后现代社会”的今天，政治权威不再、科学真理受到质疑、宗教力量摇摇欲坠、个人生活支离破碎……没有明确的目的与价值，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焦虑虚无等等，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阅读文学观赏电影，可以是一种宣泄、寄托，也可以是一种治疗。

一、存在的焦虑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人是具有德国和英国血统的南非人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当时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颂赞库切》张定琦先生编译如下[1]：

库切小说的特色，包括精致的结构、意义深长的对话，以及精彩绝伦的分析。同时他又是个追根究底的怀疑者，对西方文明罔顾人性的合理化企图以及粉饰太平的道德观，提出无情的抨击。他基于知性，力求诚实，破坏了一切抚平伤痕的可能，并自外于任何卖弄忏悔与认罪的廉价戏剧。即使在他提出自己的信念时(例如他赞成保护动物权)，也尽可能只阐释这些信念的前提，而不直接辩护。

库切最感兴趣的情境是，对错的分野再怎么分明，这种区分却毫无意义。库切的角色往往在关键性时刻，躲在自己身后，不能动作，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消极被动不仅是吞噬人性的黑雾而已，更是人类反抗迫害他们的秩序所能采取的最后出路——不让迫害的秩序触及自己。库切在探究软弱与失败之中，捕捉到人性的神圣火花。

库切的作品繁复多变，每本都不同。但通盘阅读则发现一个重复出现的模式：不断向下沉沦的螺旋，乃是他的角色获得救赎的必经之旅。他的主角总是被沉沦的行动淹没，而吊诡的是，他们却因为所有外在尊严都被剥除而获得新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作品教导我们认识自己，作家撇开世俗的礼貌寒暄，以其犀利的笔触从“现象学”的本身，循序渐进地层层拨开，直到所有经验无所遁逃——现形，这时不论作家笔下描写的角色如何不同，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真实得令人刺痛的自我，自我的困境、存在的焦虑：孤独、寂寞、屈辱与死亡。

(一)孤独(Solitude)

意识中没有他人的涉入，故可欲可喜而不苦，更可以是快乐的、享受的。库切在《迈克尔·K的生命与时代》一书中的主人翁迈克尔·K就是一个乐于独处的人，“迈克尔·K——一个与生俱来的大地之子，无视于饥饿、战乱与死亡……。他在孤绝中，对一切都无所企求，只求自由地存在”[2]封一，只不过一个想按己意生活的人，不能像化外之民一样安居在阳光闪烁窗沿边的屋里，必须活得像野兽般囚居在洞穴中昼伏夜出[2]158，否则人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或是“揪”出来，丢置在犹如集中营的人群里，以社会尺规时时度量他，准备将他归类为“好”或“坏”“正常”或“不正常”。人一旦被简单地归类，几乎就是百口莫辩，许多人基于各种原因(空虚、自卑、不确定感……)，乐于以“说话”而且是不停地说来把世界填满，但是享受孤独的人对语言的沟通效果始终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他想要对自己说出自己的心意时，就会出现一道鸿沟、一个大洞、一片黑暗，让他的理性突然停步不前，即便倾注再多的言语也是枉然；言词都已被吞没，鸿沟依旧存在”[2] 175。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让自己的灵魂得以自由自在的家园，如果不妥协只有死路一条，必须“合群”，否则也要说出何以要“与众不同”的理由，有人或许认为“疯”有很多种定义，其中一种便是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或许住进一家精神病院或疯人疗养院里，反而可以过得逍遥自在，因为这样他们对人家说他们疯了并不感到羞愧，或者也不用为了取悦他人而停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Bohumil Hrabal, 1914—1997)在他《过于喧嚣的孤独》一书中，描述一位在废纸收购站工作三十五年的打包工人，竟然变成了饱读诗书的老人，“我干着活儿……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无边无涯，极为丰富，无尽的美从四面八方向我喷溅……”[4]44-45，他在孤独中享受着书中喧闹的辩论，工作、睡卧、生活皆与书为友，“我拿起一本书，背靠在门框上把书顶在头上，然后回身在门框上划了一道，一看便知从那次我量身高到现在，八年中我缩矮了九公分。我举目望望卧床上方堆着的书，断定我的背驼了，我的背上仿佛永远背着由大大小小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弯”[4]19，在他年老体力不济被遣淘汰时，他看着两个只知道操作新型压纸机，却无视于纸堆中丰富宝藏的小伙子，他选择倒在他的废纸压缩机里与他所钟爱的书籍一起升上天堂，“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4]83，赫拉巴尔在书中也不忘提醒人们：“伙计，一切就全得看你自己的啦，你得逼着自己到人群中去，你得自己找乐趣，自己演戏给自己看，直到你离开自己，因为从现在起，你永远只是绕着一个令人沮丧的圆圈儿转，你往前走却意味着回到原处”[4]74。

(二)寂寞(Loneliness)

落寞的情绪，一种有所期待却无法达成的失落感，通常都不快乐，因为“孤独”可以是一种享受，“寂寞”却是一种失落。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在谈论他人生命中的可怕事物，借此以表达关心或者想要提供协助，但事实上，有许多人常是以别人的痛苦反证自己的幸运，借由帮助别人才能感觉自己的优越。当然，人们渴望真诚，但是即使是亲密的爱人，人们心中仍有库切《等待野蛮人》一书中类似的质疑：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却半盲又瘸腿的年轻女人之结合，老男人想着，女人残破的外表吸引不了年轻男人的青睐，于是在和年轻男人相处后的夜里却上了老男人的床，在老男人身上激情寻索宣泄与慰藉，至于老男人自己欲望的源头为何，他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何种修辞较为恰当，反正只要说得出也未必是真实[5] 114-115。身份、条件各方面的不相称，加上对自己的不信任，我们狐疑一切，渴望被了解又不希望别人看透自己，我们只是虚构一个自己理想中的“非我”，期盼众人匍匐在前敬畏甚至膜拜。

科尔贺在《薇若妮卡想不开》一书中说得很直接：“我们都知道没什么好谈的。直到我们找到一些借口——‘晚了’，或者‘我明天要早起’——然后就会尽快分手，避免在对方的眼中看到自己”[6]25。聊天谈心多半是应酬，我们并不真的想要了解对方，于是趁自己还未失去耐心前匆匆告别，以免袒露过多的自我。智利著名诗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 )，他的传记作者雅吉蕾(Margarita Aguirre )曾描述道：聂鲁达为了排遣寂寞而娶了爪哇当地一位有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哈格纳尔(Maria Antonieta Hagenaar )，哈格纳尔身材高挑、性格温柔，她非常依恋聂鲁达，可是却对文学艺术一无所知，诗人因寂寞选择婚姻，但婚姻终究未能排遣悲怀，于是就把满腔热情化为文字的追逐，借以追求、描述、记忆女人。纵观聂鲁达的三部爱情诗集，它们在主题、内容和风格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诸多的突破变化。它们都表达了对爱情的赞扬和憧憬，爱情的悲欢离合，恋人间长相厮守等，而在风格上，大体是从孤影一人的悲歌到与恋人相伴的欢歌，诗歌的那种阴沉、痛苦和悲怀渐渐淡去，最后转变成简单、明细与低沉的风格，蕴含着更低调的激情和更深邃的痛苦。

(三)屈辱(Disgrace)

被誉为英伦才子的畅销书作家狄波顿(Alain de Bottom 1969—)在《我爱身份地位》一书中畅谈世人眼中的价值与其重要性，他说：“崇高的地位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包括资源、自由、空间、生活享受、时间；而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好处，则是受到别人的关爱与珍视——表现在外的行为是邀请参与聚会、奉承、欢笑(即使笑话很冷)、恭敬，以及殷勤”[8]1，随着地位伴随而来的是“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 )，他分析说：“一种焦虑感，担心自己无法达到社会所定义的成功，而将因此丧失尊严与他人的敬重；担心自己目前在社会上的地位太低，或者自己的地位可能会跌落。……我们在社会上的位阶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观感过度仰赖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必须透过世人的敬重才能够接纳自己，更可叹的是，地位不但难以取得，更难以维系终身”[8]2。

于是屈辱处处可能、随时发生：否定欲望学习正经做人、为五斗米折腰、为捍卫名节掩饰被强暴的事实，使被强暴的伤害成为一种自我蛆化的过程……凡此种种，库切在他的小说《屈辱》中皆描写得淋漓尽致。他认为人的欲望如同动物是一种本能，书中的教授因为与学生发生师生恋遭到调查，最后因为他不想辩驳而被解聘，教授以动物来影射自己的行为“那可怜的狗开始恨恶它的本能，不需要在鞭打他了，他开始自己惩罚自己，到了这个阶段最好是射杀他。……否定了它的本性，让她在起居室踱步了此残生，叹息，跟猫斗斗气，发胖——不如一死了之”[9]136，教授的女儿(白人)被当地黑人以强暴“教训”，为了融入黑人盘踞的社会，她被强暴的秘密成为教授一辈子的耻辱，可是却因为此这一屈辱让她得以有容身之地，苟且以生下黑人的小孩，保障她在黑人镇域内的房子、土地等财产的所有权与地位。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受过多少屈辱以求存？甚至卑躬屈膝才能爬上今天的位置，又要继续捍卫岌岌可危的地位至几时方休？“理性尊严的存有者”如何可能？

(四)死亡(Death)

古希腊人认为，苦难净化心灵、悲剧成就高贵，英雄必须历尽苦难、承受悲剧的淬砺方能建立名声，而苦难与悲剧莫不皆与死亡息息相关*古希腊人很喜欢看戏剧，尤其是“悲剧”。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诗学》中，曾讨论到悲剧的美学意义，他认为，悲剧不同于其他的艺术(De Poetica, ch.6, 1449b 24-28 )：1.悲剧是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模拟” ； 2.这种模拟不是荒诞琐碎的日常细节，而是对人生之意义与目的的严肃思考；3借由悲剧中的情节，不断引发观众对可能面临的不幸、痛苦、邪恶等苦难情绪，逐渐的纾解，发散出来；4.悲剧把最深邃的情感表露无遗，使得观众既能看清世界的真相，更进而引发对人生的宽容与悲悯，心灵获得净化，展现美学上独特的满足感。喜剧关注人生的表象，悲剧引领观众揭露人生的真实，走向真正的喜悦。。死亡引发人们的“深层的直觉”探索“深层的结构”，这将遭逢至少三种具备冲突性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一是“自由与孤独”，挣脱世俗规范与桎梏获得自由后，也必须面临为自己负责的孤独；二是“存在与虚无”，体验存在之同时亦伴随着虚无的焦虑；三是“生存与死亡”，求存之路竟同时也是在迈向死亡。

日本导演黑泽明(1910—1998)的《生之恋》和瑞典导演柏格曼(Ingmar Bergrnan,1918—)的《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 )，皆是探讨死亡问题的经典之作。前者叙述一位奉公守法的模范市民，被医生告知罹患胃癌来日不多时，又遭到儿子的冷漠无礼，让他借酒浇愁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最后以实现一项令人大感意外的“义举”，让自己最后的余日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后者则是单刀直入，电影一开始，死神就展示出他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伴随左右的压迫感，聪明的骑士、平凡的贩夫走卒，或江湖卖艺，都无一人可得幸免，影片中骑士与死神有一段精彩对白：

骑士：“我要的是认识，而非信仰。我要上帝把手伸向我，显示它自己，并且对我说话。”

死神：“但他总是沉默不语。”

骑士：“我在黑暗中向它呼求，但却无人回答。”

死神：“或许那里空无一物。”

骑士：“那么生活将是一种恐怖，若一切皆属空无，就没有人能够面对死亡了。”

虽然罗马哲学家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4 B.C.-65 A.D. )说：“只有愿意并准备好结束生命的人，才能享受真正的人生滋味”，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如此潇洒豁达？哲学家透过忏悔录自我谴责、寻找宽恕，文学家拼命书写排遣寂寞、治疗伤痛，但是人生依旧是一场苦旅。画家凡·高(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说：“我内心的空虚和难以形容的痛苦使我想——是的，我能够理解有些人为何会投河自尽——但我绝不赞成这么做”[10]27，但凡·高还是自杀了，而且年仅37岁；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在《飞蛾之死》(“The Death of the Moth”)的作品说：“飞蛾已翻身过去，极其优雅体面、毫无怨怒地躺卧在这儿。哦，不错，她似乎在说，死亡是比我强大。没有任何东西，能对抗死亡”[10]138，伍尔芙选择清澈宁静的奥斯河(River Ouse)作为她灵魂的安息之所。人似乎注定就是要学会与遗憾、悲伤和平共处，或者“自欺”？

二、自我的实现

感性是水，理性是堤防，河床若是枯竭干涸，堤防成了障碍，然若大水泛滥，逾越堤防必然成灾，敏感的心觉察深层结构的焦虑困境，化为创作往往能撼动人心，然若没有理性的节制，反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灾难。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2)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完美人种的理性变成是种冷酷，野蛮人的癫狂成了一种真实，人的理性与感性究竟要如何的拿捏，才能让自我有较舒适的存在方式？

(一)寻找真实的感动

理性是正确，非理性就是堕落吗？条理分明的世界秩序就应该是自然常态吗？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他《悲剧的涎生》一书当中指出，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沉寂已久的希腊式悲剧意义，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哲学思想和华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 )的歌剧艺术中再度复活，他们两位以不同的创作形态，重新点燃希腊悲剧的光芒，华格纳的歌剧脚本正是叔本华的哲学内涵，而叔本华的哲学作品借由华格纳的歌剧更添辉煌，他们两人的巧妙结合，道尽世界的真实面貌。依尼采之见，喜剧只触及肤浅的表象，悲剧才是人生的实相，希腊文化就是以悲剧为中心，透过轮廓鲜明的“阿波罗”(Apollo，希腊神话中之太阳神)雕刻艺术之美，和陶醉癫狂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希腊神话中之酒神)舞蹈音乐之激荡，交织出伟大辉煌的希腊精神。他分析叔本华的艺术观点说，所有人类创作的艺术，不论是雕刻、绘画、戏剧、音乐、文学……都是人类生之欲望与无穷苦恼的发泄方式，叔本华可以说是第一位指出音乐和其他艺术表现有所不同的人，他认为，我们将对世界的感受刻画入内心形成“理念”(logos, idea)，再以各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出来，理念成为媒介，艺术创作无法超越理念的框架，唯独音乐以优美的节拍、旋律，直接触及内心情感的“意念”(will)。亦即，阿波罗式的艺术是具象化的表现，是以理念为媒介的非根本的、间接的艺术，而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则是根本的、直接的反映意志的艺术；华格纳以写诗的方式陈述对人性与世界的理念，而以歌剧的音乐表现达到直观式的世界真相*喜剧只是肤浅的，悲剧并且接受悲剧才能显现人性的升华，华格纳大部分的作品都有如此的内涵。其名作之一《罗恩格林》(Lohengrin )曾由当今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Placido Domingo )饰演罗恩格林，不论是在演唱或诠释角色的演出上，皆深受好评，其演出制作之CD获得英国企鹅唱片评鉴“三星带花”的最高荣誉。。

尼采认为，叔本华的哲学像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世界、生命和找到自己，也看到自己的“本性”被描写得伟大而庄严。希腊文化在未受到柏拉图国家极权主义腐化之前，也展现对人性的正面肯定：真实的文化是川流涌动的生命意志(狄俄尼索斯的成分)和对美之形式的热烈追求(阿波罗的特征)之结果，欲望是创作的根本，理念只是表现的方式，其中以音乐的表现最能直指人心。但苏格拉底之后的西方哲学却以理性主义式的思考为主轴，不但忽略甚至轻视非理性之热情，强调必须将欲望、情绪、感动等等本性，放在理性的监督之下予以节制、管理。

就像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 )的批评一样：“简言之，柏拉图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In brief, Plato teaches that change is evil, and that rest is divine.” )[11]78，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感受到一种“文明的紧张”(the strain of civilization)，当古希腊人力图摆脱封闭的社会文化系统时，柏拉图却鼓励人们回到如母亲子宫般的静谧与安全，柏氏的哲学理论是一种抗拒变化和鼓吹复古的综合。很不幸的，西方人却遵循柏氏的思考为主流，以人的“理性”比喻为驾驭“意志”和“欲望”这两匹马的车夫，唯有理性操控有术马车才能顺利奔驰。

为了展现理性，人们惺惺作态，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在他《论科学与技艺》(“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中就曾说道：科学探讨易使人腐化而不是使人开明，理性所建立的规则，当它们发展至极端时，终将使自然窒息，所以，无知可以比系统性的知识更有助于公德。几乎是自有私有财产制度以来，人们就已将价值观逐渐建立在“拜物”的基础上，定义个人，以他拥有什么来记录，拥有“知识”，也能提升个人的地位甚至经济条件*莱斯特·梭罗(Lester C. Thurow)在《知识经济时代》(Building Wealth)一书提到:“人类发展史中，控制土地、黄金及石油等天然资源一向是功成名就的要素，但在一夕之间，成功的要素变成了‘知识’。比尔·盖茨是全球最有钱的人，他名下没有任何有形的资源，……拥有的只是知识，知识成为财富的新基石”(齐思贤译，台北：时报文化，2000，p. 22)，这个分析正可以给知识也成为拜物对象之一。。中世纪教会贩卖赎罪卷、累积财富、垄断知识，尼采对这种教会的腐败现象痛陈不已，他呼吁人们不要匍匐于上帝的脚下，上帝只是“一个多余的假设”(a redundant hypothesis)，离开奴隶的幸福和可怜的安逸，世俗道德是泥沼，它使狼化为犬，驯服人如同家禽。因此，不要成为滴答作响的钟摆，不要理会架着道德姿势的弱者，真正的强者是反道德、反传统的超人。

人在生存的悲剧中听到乐声悠扬，而本能地渴求神性，神性不必向外探求，人性即有神性，尼采给予人们奋进、超越的力量，他曾说：“我即一切，但不是神，也非道德”。哲学思考的迷人之处，在于强烈地感受到存在的孤独感之后，因体验到一个更辉煌的精神层面，而爆发出强韧奔放的生命力。尼采陈述自我的精神必然会经历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开始提到的“三个变化”，而人类历史也是循此轨道进行[12]21：

/个人——骆驼(义务、服从)→狮子(批判、战斗)→小孩(游戏、创造)

历史——基督精神(骆驼)→死神(狮子)→超人创造(小孩)

他认为达到超人丰沛创造力的人之特征，是具备“主子般道德”特质的人[13]11：

/主人道德——刚毅、决断、勇敢、冒险

奴隶道德——怜悯、同情、和平、卑弱

“怜悯”是要衬托自己的优越，“同情”是对无可救药者的浪费，“和平”是软弱无能者的借口，“卑微”是权力欲望的保护色，克服存在之焦虑必须发挥戴奥尼修斯的精神——寻找真实的感动。

(二)成为完整的人而非圣人

很多行为都可解释成为确认自我存在(或我是存在过的)所做的努力。匈牙利作家克里斯多夫(Agota Kristof, 1935—)的《恶童三部曲1：恶童日记》《恶童三部曲2：二人证据》《恶童三部曲3：第三谎言》中，主角路卡斯(Lucas)借由书写、借由提供他人食物和性的联系，证明自己确曾存在过；书店老板维多也以“写出一本书”，来为自己的酗酒与烟瘾寻找合理化的基础，最后却沦为只是抄袭、复写他人的著作。努力实现订定的目标，不管目标有多么的五花八门，正是克服存在焦虑的方式之一。

“恶童”为了生存，也学会了生存的法则：“踩过别人的肩膀以提高自我价值”，所以，他们诱导抛弃他们多年却突然现身的父亲误触炸弹身亡，以便借由他的尸体安全越过边界逃向自由国度。邪恶是否为一种本质？美国知名导演库柏力克(Stanley Kubrick, 1928—)极尽暴力的经典之作《发条橘子》(A Clockwork Orange, 1971)，透过导演刻意扭曲的镜头，突兀的配乐(例如一群暴力少年强暴妇女时配上古典音乐，呈现一种认知上的差别：一般人认为美好的音乐等于和谐与善良，但是主角Alex确认为美好的音乐等于暴力与性，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欢乐颂》音乐是两面之剑，可升华、陶冶性情，也可代表摧毁、破坏和战争，战争中极度残忍者是能勇善战的英雄，和平年代却为无恶不赦的罪犯？这部影片成功地塑造了善与恶的对立，并对暴力的本质提出质疑。故事的背景会让人有一种无以名状、似曾相识的熟悉感(那是导演刻意将他自己认知中有关于民主制度下政府组织的无能、国家机器的缺失的一些原罪，灌注到影片的背景中)，而电影中的这群暴力少年，其实是环境恶劣下不得不然的产物，这群恶少在电影中的符号性格，是相当鲜明的。这群恶少并没有随着两个多小时的影片结束而消失，事实上，导演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们会化成不同的形式，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他们也许是陈进兴，可以在警方天罗地网下，依然嚣张地挑战公权力；他们也许是一群民意代表，可以在选民众目睽睽之下，违反民主制度中所强调的程序正义，恬不知耻地通过自肥案，践踏代议制度的尊严。这就是为何纵使电影已完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群骇人的恶少仍旧存在着，依然是无恶不作的一贯风格。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面貌变得更多样化了，不停地流窜在人们的恐惧、无知之中。

诺伊曼(Erich Neumann, 1905—1960)在他的《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Depth Psychology and a New Ethic)一书中提到：我们该如何对付邪恶呢？旧有的道德体系教导我们要“抑制”(suppression)：“通过自我意识故意去排除人格中与道德价值不和谐的一切特征和倾向，对‘消极面的否认’才最清楚地被当作旧道德主导原则的范例，…以修炼和禁欲的形式”，和“压抑”(repression )“自我完全未察觉它们(邪恶)的存在，与那些被抑制的内容不同，被压抑的内容脱离了意识的控制并且独立地起作用”[14]11-12，诺伊曼的新道德倡议：“人类应该学会接受阴影、接受邪恶、接受自己的罪。承认阴影就是承认自己的不完善”[14]译者序，亦即，成为完整的人而非抑制或压抑自己的圣人。

(三)自由再自由更自由

1979年6月，素有小提琴教父之称的美国音乐家史坦(Isaac Stern, 1920—2001)以Mozart音乐的护卫，进入到毛泽东主席身影笼罩，经济、政治各方面才渐渐开放的“后文化大革命初期”之中国，他发现中国音乐学子仿佛被一个无形的枷锁捆绑住一般，始终无法放开心胸尽情地拉琴，他不断地鼓励学子面对音乐时，要敞开心胸，和乐器合为一体，要“自由再自由更自由”地拉琴，也不断地强调“音符的色彩比画家所彩绘的还要多多姿”，因此要摆脱束缚，注入情感，享受音乐的美妙。这段拜访中国之旅拍摄成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From Mao to Mozart：Issac Stern in China)[15]，影片中不仅撷取万里长城、北京紫禁城、桂林山水等中国名闻遐迩的美景，也捕捉到中国艺术多元缤纷的内容，将中国传统的戏曲、武术、杂耍、体操，以及当时中共大力推广的乒乓球和各项体育竞赛等等，透过影像传播输入到对中国仍十分陌生的西方世界，这应该也是影片荣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原因之一。

诚如DVD影片内文介绍杨忠衡先生所言：“这部影片的主题无疑是音乐，呈现许多史坦诠释音乐的个人观点：他提倡一种热情的、诚恳的、发自内心的音乐美学。……有心的观众将发现，这部影片真正的主角，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莫扎特，而是观赏者自己。这个特点特别表现在杰出的导演和摄影师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被隐藏的主角，是何其热切而好奇地盯着史坦身旁发生的一切人与事。这也就是何以透过镜头呈现的世界，是如此充满信息与生命。”史坦的一段话尤其发人深省：“音乐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件工作，更不可以是偶尔为之，那是你的生命，是你深信不疑的奉献，因此你要先相信这种热诚奉献，人们也会跟着相信你的热诚”，在各行各业里面，杰出优秀的表现者，不也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热诚而充满着魅力。

存在的焦虑没有解决的方法，唯有接受它并学会与其共处，心理学家欧文·亚龙(Irvin Yalom, 1931—)认为心理咨询师应该帮助病人了解自己对自身生活困境的责任：“改变其实没有危险”，“要得到我真正想要的，我就必须改变”，“我有改变的力量”[16]467-469，他主张协助面对存在焦虑最积极的做法是，建立“正向的生命意义感”，因为经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6]617：

1.缺乏生命意义感与精神病理有大致的线性相关：意义感越低，则精神病理的严重程度越高。

2.正向的生命意义感与内心抱持的宗教信念有关。

3.正向的生命意义感与自我超越的价值有关。

4.正向的生命意义感与身为团体成员的身份有关，这个团体献身于某个理想采纳清楚的生活目标。

5.生命意义必须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生命意义的种类会随着人的一生改变；在意义的发展之前必须先有其他发展的任务。

人生可以陷溺在哀叹中也可以“看见”其正面的意义，承认不完美、学习与悲伤共处，努力寻找生活中的正向意义，像一个孩子一样追求生活中最纯净的感动，就如《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影片的最后：“让所有观众印象深刻的是，片尾有个小男孩带着自信的表情，无畏地演奏英国作曲家Eccles大提琴奏鸣曲。片尾字幕走完，小男孩还站起来向嘉宾举手行少年先锋队的敬礼。他拉得是那么澄净，像窥破世俗的老僧，让观众无法不打从心底喜爱。他就是九岁的王健”(杨忠衡)*王健是著名的旅欧华裔大提琴家，1968年生于西安，4岁随父习大提琴，9岁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1985年赴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深造，1988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朱丽亚音乐学院并获最高奖学金。。所谓自我实现，应该就是一种尼采式的回归到孩童般的纯净、热诚与创造吧！

三、小结

通过对以上影视作品的赏析，我们可以知道正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观点：“存在焦虑”不可被掩盖，也不可被消除，更有甚者，纵使人们想通过使自己成为自欺的，来麻木的生活着，但焦虑仍像幽灵一样不可消除，也不可逃避，它横亘在心里。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办法去获得正向的生命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激发“自我实现”来引导获得人生的正方向，学会接纳自己、接纳别人，也能接受所处的环境。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之中，自我实现者能安之若命，处之泰然。尽管不见得喜欢现状，但要先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现实，然后负起责任改善现状。用单纯、自然而无伪的方式去待人处事。放下名利的强烈的需求，从而就不会戴上虚伪的面具，企图讨好别人，徒增自己内心的焦虑。诚如众多影视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个社会与人类有很多丑陋的劣根性，但若以悲天悯人之心，用民胞物与之爱，就从丑陋之中看到别人善良可爱的一面，

这亦是摆脱有这个时代大环境所带给人们的焦虑的最好办法。

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对人生怀有使命感，把精力用来解决与众人有关的问题。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这样也会使自己免遭许多来自外界的批评而带来的焦虑。当然这也并不代表隐于社会就是最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一个真正的自我实现者既享受独居的喜悦，也能享受群居的快乐。他们的朋友或许不是很多，然而所建立的关系，却比常人深入。他们可能有许多淡如水的君子之交，素未谋面，却彼此心仪，灵犀相通。但不论如何都会留出独处的时间来面对自己、充实自己。“存在的焦虑”常常让人感到不安和恐慌，但当我们愿意与人分享自己就能不依靠别人满足自己安全感的需要，就像是个满溢的福杯，喜乐有余，自信乐观。

[1] 张定琦.白色南非的“局外人” 新出炉的诺贝尔得奖人库切[N].中国时报，2003-10-03.

[2]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迈克尔·K的生命与时代[M].程振家，译.台北：天下文化，2003.

[3] 保罗·科尔贺.薇若妮卡想不开[M].刘永毅,译.台北：时报，2000.

[4] 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M].杨乐云,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5]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等待野蛮人[M].程振家,译.台北：天下文化，2002.

[6] 保罗·科尔贺.薇若妮卡想不开[M].刘永毅，译.台北：时报，2000.

[7] 赵振江,腾威.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EB/OL]. http://www.bxwx8.org/text/31/31311.html.

[8] 艾伦·狄波顿.我爱身份地位[M].陈信宏,译.台北：先觉，2005.

[9]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屈辱[M].孟祥森,译.台北：天下文化，2000.

[10] 李冬山.选择自杀中外名人的人生苦旅[M].台北：三言社，2004.

[1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 陆衡，杨光明，张群群，李少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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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周红,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4] 埃利希·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M].高宪田,黄水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5] 默里·勒纳.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史坦在中国[D].台北：太古国际多媒体发行，极光音乐总经销，2003.

[16] 欧文·亚龙.存在心理治疗 (上) (下)[M].易之新，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责任编校：朱德东)

Philosophic Reflection on Modern Literatures and Films

CUI Xue-ru

(SchoolofHumanities,Southwest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Chengdu611130,China)

The appreciation on literary works and films can add a finishing touch on human life, especially the films adapted from literary works can bring dormancy feelings to the spectators in drama methods with inheritance, transformation and harmony, so as to give a more deep reflection on human life. In developing a philosophy to help overcome existential anxiety and facilitate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one can consider modern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those of Novelists who won Nobel literary prize, and famous or award-winning films.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his process can occur, tries to analyze anxiety and self-realization in modern literatures and films in order to think more deeply on human life.

solitude; loneliness; disgrace; death; ultimate concern; suppression; repression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4.016

2017-02-09

2013年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3YJC710003)“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研究”

崔雪茹(1980—)，女，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伦理学研究。

I053.5

A

1672- 0598(2017)04- 0114- 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