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丨王越

实体经济路向何方

■丨王越

尽管曹德旺反复澄清在美国建厂无关“跑”，但他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福耀玻璃本身，演化成了一场制造业负担轻重的公共意见争鸣。曹德旺现象出现之后，我们要反思税负过高的问题。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企业税负已经形成共识。

工人在中航工业（邢台）卡车总装车间内工作（5月11日摄）

近期，一段提到自己出资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的视频将曹德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曹德旺要跑”、“别让曹德旺跑了”等醒目的标题牢牢吸引着公众的目光，媒体持续高强度的跟进、报道，有关各界的积极响应，使得这个话题持续占据媒体头条。其中，曹德旺提出的在中国税收过重、成本过高等问题也让人们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实体经济上，中国的实体经济怎么了？

“出走的”曹德旺们

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2016年当地时间10月7日，由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竣工投产。福耀对代顿工厂的总投资约为6亿美元。在竣工庆典新闻发布会上，曹德旺表示，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

曹德旺为什么要在美国投资建厂？“事实上，在美国投资设厂，我们是早就答应人家的，作为供应商有这个责任。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设厂给大众做配套，我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次美国设厂情况是一样的，要不然生意就没办法做了。”曹德旺说。

根据福耀集团与通用公司签订的合同，2016年前福耀必须在美设立工厂。因此曹德旺从2014年开始就在美布局。代顿市的福耀汽车玻璃生产基地成立于2014年3月。

贴近全球汽车保有量第一的北美本土市场是曹德旺推进全球化制造的初衷。

在走出去的同时，福耀集团布局国内的步伐也从未停止。2016年8月，投资4亿元的福耀天津生产基地成功试产；同年10月，福耀正式决定在辽宁本溪投资5亿元新设一家浮法玻璃工厂。

曹德旺说：“我之所以公开谈成本高、税收重，不是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如果我要跑，我直接卖掉股票就可以。”

“我的朋友们都在劝我不要乱讲话，但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讲出问题，提醒要重视实体经济。我是中国人，我的事业重心都在中国。”曹德旺说。

福耀集团财报显示，2015年，福耀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2.7亿元，其中中国境内营业收入88亿元，占比66.3%。中国境内的毛利率是43.65%，其他国家为38.79%。

2016年12月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对曹德旺先生的这些言论我不予以置评”。但他同时也谈到，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持续上升、发展面临困境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

有多少企业“出走了”？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在美国的所有入境投资当中，已经有超过1/2来自中国企业。

曹德旺的6亿美元投资，是俄亥俄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但跟其他中企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太阳纸业也要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投资额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而前段时间资金紧绷的乐视，在建的法拉第未来的内华达工厂也投资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时代向资本输出时代过渡。”2016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说。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商品输出达到峰值的时候，必须要用资本输出来替代商品输出，这涉及到盈利模式转换的问题。

刘元春注意到，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均增速超过30%。

从那时起，中国沿海的一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始转向越南、老挝等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建厂。而高端的制造业也在向技术更先进、资本更密集的发达国家转移。

曹德旺也不是海外花钱最多的。2016年胡润百富榜透露出一个信息：富豪们的海外配置比例逐步增高。郭广昌、王健林、马云和马化腾这四位还是大型海外投资收购方面最具活力的企业家。当然，这还没包括“买下整个英国”的李嘉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外商投资增速显著放缓，但是对外投资增速急剧提高，导致中国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缺口不仅由负转正，而且急剧扩大。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同比增3.9%；境内投资者对境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696.3亿元，同比增长55.3%，增速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

刘元春认为，今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这么大，增速这么快，有趋势性的原因，也有短期市场波动的原因。

“短期原因有，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美国经济已经复苏了，但中国经济还在一个L型的底部徘徊，因此会出现资金的套利，反向流动的状况；所以我们能看到最近资本外流的力度较大，短期原因在于套利套汇的压力。”刘元春说。

中国实体经济之痛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熟的产业链、政府的税收优惠以及降低环保标准等因素。中国制造以价格优势逐步占领国际市场。但是，随着税收优惠的结束、环保标准的提高，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端产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向东南亚或南亚国家转移。

不仅是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临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于俄罗斯、波兰、中欧等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不再具有之前的优势了。

制造业是一切行业之母。金融产品的利润是来自实体的，服务业主要是源于生产利润的消费，然后是这些行业之间的相互循环交易。

在曹德旺赴美建厂的背后，有着近几年中国实体经济不振的影子。

尽管曹德旺反复澄清在美国建厂无关“跑”，但他引发的讨论，早已超越了福耀玻璃本身，演化成了一场制造业负担轻重的公共意见争鸣。日前有媒体报道称，福耀玻璃在国内面临的税收只比在美国税负高10%，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大家还是别想偏了。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福耀玻璃承受的含税负在内的整体负担多重，恐怕他们自己才最清楚。对吃瓜群众来说，其实在乎的不是怎样的统计口径，也非税率水平的高低，而是企业在国内日子究竟好不好过？

单就税收水平而言，它的确存在商榷余地，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宏观税负高低的争论也难以休止。这既因学界缺乏一个权威的衡量的尺子，也因税收从征收、缴纳到抵扣等存在不少环节，且各国税制有别，要找到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横向比较各个国家，并不容易。

但对于曹德旺抛出的复合议题，不应只盯着税负。曹之前受访时就谈到，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核心是税负相对过重，但他同时也提到，选择美国的原因还在于所选的州“土地基本不要钱，能源、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在这些成本的对冲下，在美国建厂的综合成本会比国内低得多。

据报道，在福耀玻璃所在地福清，房价过去几年几乎翻了一倍，且是急遽上涨。地价和房价的上涨，在两端同时挤压了制造业的生存空间。租金这一端，制造业的庞大规模和厂房，意味着租金价格相比之前是成倍的增长；劳动力成本这一端，是年轻人买房背负着巨大的房贷压力，对更高收入的诉求也摆在眼前，这相当于变相提升了劳动力成本。

曹德旺提到的能源成本，同样是制造业不堪重负的因素之一。举个例子，仅仅是过去一年时间，成品油价格每吨就已上涨破千元，其中成品油消费税的转嫁不容忽视。中产阶层尚且叫苦连天，况且是那些用量巨大的运输企业？何况，近段时间，中国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以黑色系为龙头——这种并非由需求带动的上涨压力正在向下游传递，表现在制造业端，就是能源成本之痛。

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一家塑编企业，两名返乡农民工在车间内生产劳作

能源价格在今年下半年的不断上涨，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与去产能不无关系。一面是产能过剩亟待出清、环保要求提升，一面是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制造业成本高企。如何权衡这枚硬币的两面，显然不仅仅只是制造业或能源行业的问题，更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系统性抉择。我们常常听到的，改革、转型的阵痛，也来源于此。

所以，税收带来的压力只是制造业负担的冰山一角。只不过曹德旺说得最直接，也最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但在聚焦税负之后，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制造”当下面临的重负，绝不止于单纯的税负，更是政策、行业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共同结果。

不管宏观上的学理如何定义“宏观税负”，但反映到企业的日常生产之中，传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最终都是如何面对“负担”。如果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只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最终的买单人还是纳税者。减税清费追本溯源，还是要回到一个良好的财政收支体系上来。当收税和收费都成为一本公开透明的账目，让纳税资金去留有迹可循，届时关于税负高低的争议，自然也就有了明晰的答案。

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称之为“死亡税率”。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微观经济学里面的死亡三角，就是一旦税率高到这个三角区的时候，就可能导致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盈余没有了，应该有的交易没有办法实现，政府也收不到税了。

尽管这一说法争议很大，但中国企业顶着沉重税负则是不争的事实。高税负在吞噬实体经济的微薄利润，资金脱实向虚，中国对外投资增速急剧提高，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缺口在扩大，资本会选择外流。

“回归实体”是发展正途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承载。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全力做好实体经济这篇大文章，是我们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关键举措。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经济风险逐步释放，在此情况下，坚定不移发展好实体经济尤为重要。

实体经济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内容。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发展实体经济已成为普遍共识。欧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出台促进制造业回归的具体举措，重点发展中小制造企业、出口制造业和高科技制造业，同时积极扶持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通过战略规划、资金补贴、政策倾斜等，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快速转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已重新成为世界潮流。

实体经济是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在适度规模内，虚拟经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但如果超出了适度范围，将造成投机过度，加剧宏观经济动荡。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偏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苗头，一些资本从实业抽离，一些投资者转向投机，造成部分实体经济空心化。事实上，单靠虚拟经济无法实现有效增长，要拓展内外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适应国内外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着力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增长动力，发展与消费增长点相对应的经济实体。

实体经济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之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必须以工业品大规模生产和供应为前提，根本之策是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实体经济生产体系和先进技术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就业、创造更多收入、带来更大消费，才能给群众提供更安全可靠的生活产品，提供更多元的优质服务，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命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各级政府正确引导，大力支持，形成合力。

在互联网产业、新兴业态方兴未艾的当下，为什么要反复重申、一再强调振兴实体经济？

这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征和战略目标做出的重要部署。中国传统上是实体经济大国，基础雄厚和产业完整的实体经济奠定了“中国制造”的市场影响力，也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快速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新兴业态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脱实就虚”的趋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制造业整体下滑与产业空心化，拖累经济增长不振的情况。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水平的关键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既要保持经济增长中高速，又要推动发展水平迈向中高端，既要不断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又要加大力度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严峻任务。为此，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重振实体经济，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铸就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新高度。

从世界范围看，“轻实体经济，重虚拟经济”引发的苦果已经让不少发达国家痛定思痛，“回归实体”，推动制造业朝着高技术、高质量、精细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个显著趋势。德国提出并实施了“工业4.0”发展计划，英国正积极进行“重新工业化”，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加速先进制造业”战略，欧盟提出“质量工程政策”，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领域的质量竞争日益凸现。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出台政策，例如巴西的“质量和生产力计划”、印度的“通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技术工具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准则”，都十分明确地将质量和技术视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可见，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一项突出和重要任务来抓，是切中要害的，也是大势所趋。

为了回归实体经济，政策层面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抑制房地产泡沫，另一件是给金融和互联网经济降温。回归实体经济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要从根本上寻找原因，最简单的一个数字是，2009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6.85万亿，到了2015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5.22万亿，几乎翻了三倍。2016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超过7%，高于GDP增长，而制造业利润率却只有5%。

如何才能有好的未来

究竟该拿什么来拯救中国制造？留住曹德旺们？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最近几年一直致力做的简政放权和税改，是为了寻找答案。

在刘元春看来，曹德旺现象出现之后，我们要反思税负过高的问题。本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降低企业税负已经形成共识。

而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也首次提出“降低宏观税负”，不同于以往的“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提法，其目的是要帮助企业家真正降成本。

“要切实实施减税政策，最关键的是要把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同时禁止各种收费，不要让企业缴那么多费，去年财政收入增速降低，地方的各种行政性收费还是在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周天勇说。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完成“营改增”之后，应该将增值税的现行税率从17%降到9%。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和美国的差距主要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中国税收主要向企业征收。“当前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税负，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税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姚轩鸽说。

另一大负担集中在土地成本上。中国土地成本是美国的几倍、十几倍。地价贵，说明土地配置有扭曲，产业用地制度要突破。土地“招拍挂”制度，催生巨额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同时，也推高了地价，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现在工业用地也需要招拍挂，工业用地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宗庆后说。

用水电气、建设工厂，都需要高额的费用，请第三方评估出报告等等一系列都要费用。“如此高的投资成本，盈利又没把握，谁还敢贸然投资？”宗庆后反问。他建议，对一些高新产业要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对于该被淘汰的企业，不要盲目贷款，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一视同仁，适当降低贷款的利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刘元春也注意到，国家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出口退税，产权保护的意见已经出台，振兴民间投资也出台了意见，未来会发挥一些效应，所以不必太担心资本外流和中国制造外迁的问题。

“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曹德旺称。

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空间非常有限。要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主要还是依靠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泛指所有跟交易有关的成本，包括管理、销售、物流等环节产生的费用以及税收、杂费等“看得见”的费用，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公关”费用以及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的费用等“看不见”的费用。通俗地说，交易费用是制度运行的费用。因此，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越高，其运行费用就越低，分摊到企业身上的税收和杂费就越低，企业就越是可能有竞争力。反之，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运行效率低、贪腐严重，税费必然高，企业的负担就越重，想降也降不下来。

最近的经济学理论证明了上述观点。过去，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了比较优势，进而决定了贸易模式。现在，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质量决定了比较优势以及贸易模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纳恩（Nathan Nunn）的跨国实证分析表明，那些制度质量更高的国家，在生产和出口高科技产品（契约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因此，要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关键是提高中国的制度质量，降低中国的制度成本。就此而言，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里也明确提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降低交易成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政府运行效率，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减少各种浪费。第二，精简政府规模，建设高效的“小政府”，从而大大降低财政性支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税收。第三，加大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坚决禁止对企业的各类违规收费和摊派。第四，保护企业的合法契约，政府要带头遵守“契约精神”，这样才能优化经商环境，减少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