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庞思纯

黔南士族冠冕

文丨庞思纯

周奎，从贫民到进士

清乾隆年间，贵阳士人周奎，勤奋向学，贫不坠志，穷且愈坚，以圣贤之道身率其家，书写了“一门七进士”的辉煌事绩，被人誉为“黔南士族冠冕”。周氏家族的兴起，成为封建时代传诵的佳话，其创造的“奇迹”，无疑激励着黔中士人向科举场上拼搏冲刺。

周奎，字照域，生于乾隆七年（1742年）。据史载：周奎儿时，家境清贫，住的是破茅屋，穿的是破衣衫，吃的是粗食菜根。14岁时，父亲病故，家景更加困难，由于家贫，无地葬父，他只好乞求乡邻，赏地而葬。

苦痛的经历使周奎刻骨铭心，亦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鉴于家中八十多岁的祖父及年幼的弟妹，周奎和母亲一道，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对周母而言，儿子的成才攸关家庭的命运，尽管家贫，她白天操持家务，晚上织布，不忘“燃麻木以照奎读”。一天，母亲突然对周奎说：“吾家贫苦若是，世上有富贵，人何修得之？”周奎回答道：“富贵不足慕，圣贤之乐，固不在此。”

之后，祖父和母亲相继病故，对尚未十八岁的周奎来说，七年之中三次办理丧事，这不仅令人哀痛，而且是难以承载之重负！他举目无亲，穷蹙无告。为了安葬亲人，无奈之余，他又去乞求乡人施舍弃馀的坟地及入殓的衣物，好不容易才把祖父和母亲埋葬。事后，当他回味这其中的辛酸和愧疚时，感到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经过面壁苦读和磨砺意志，周奎二十岁时入补县学生（秀才）。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乡试中举，成为远近闻名的读书人。应乡人所请，他在家乡设馆授徒。嘉庆六年（1801年），周奎被授以开泰（贵州黎平县）教谕。

周奎十分珍视这此担任学官的机会，在开泰任上，他常对学生说：“先行谊，后文章”，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时刻告诫学生要遵循“敬恕”之道，换言之，就是要对人要恭敬，执礼有度，做事慎重，三思而后行；要包涵仁爱之心，不可逆天行道，对他人的过错有所宽容，不可苛刻厉人；在对待子女上，周奎则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语来树立他们的远大理想，培养他们磨砺心志、发奋为雄的人格特质。即令儿孙显达后，周奎仍不忘记训诫他们“必以努力自效，毋忘贫贱”。

周奎对家乡的山水情有独钟，晚年家居时，他先后出资在所住附近的麟山、凤山、龟山修建“倚天亭”、“飞云亭”、“凤山亭”、“晴晖楼”，在蛇山广植松柏，建“柏亭”、“蛇山亭”；在溪水中“叠石为坎，潴水为滩，疏浅渚为洲，修隙地为屿”。经过他祖孙三代六十年的培植和呵护，后来的花溪公园已具雏形。

贵州巡抚贺长龄在《乡贤教谕周公传》中，曾对周奎有如下评价：“观其生平所历之境，盖有人士所难堪者，而贫贱使其气愈定，力愈坚，识愈明，其资于学者愈大，而卒能自力于学，成其身，以成弟及其子孙，兼以成其乡人。由后观之，簪组雍容，一门华贵。其子而曰：‘吾父之教也’；其孙则曰：‘吾祖之泽也’；游其门而仕于外者，亦莫不言：‘吾师玉成之力也。’” 从以上话中，人们不难看出周奎在逆境中奋发图强的精神和人格操守，对其子孙、学生的影响多大。

一生为民的周际华

在周奎的几个儿子中，受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长子周际华。周际华，字石藩，乾隆三十七年（1772）诞生于贵筑县。其自幼聪颖才异，十四岁时中秀才。

嘉庆三年（1798年），周际华考中举人，三年后成进士，授内阁中书。鉴于父母年老无奉养为由，他请求朝廷改任教授一职。嘉庆七年（1802年），周际华被选授贵州遵义府教授。到任之后，恰逢遵义旱灾，饥民争相抢夺粮食，社会动乱迫在眉睫。他深感事态发展下去将酿成大祸，于是向知府建议打开粮仓平粜。可是知府胆小，害怕上官怪罪，表明要报请批复后才敢开仓。周际华考虑到遵义离省城三百里，公文往还须六七日，况且还不知道上官批不批准，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他又向知县胡德瑛说道：“擅发仓，不过罢官被罪而已，可以救民，何惜一官？且事定可买补，于官事正无碍也。”

胡德瑛被周际华心系民众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不顾自己的仕途，下令开仓济民。百姓见此，恐惧之心逐渐平静，社会日趋安定下来。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几日后天降大雨，旱情为之缓解。秋粮收获后，胡知县按照周际华原来的计划，将平粜钱购买谷物填补仓储旧额。

道光六年（1826年），周际华选任河南辉县知县。辉县辖境之内的卫水、峪河、东石河时常发生水患。县内还有一条新河，系明代万历年间所开凿，其功能本是引卫水东流，向南延伸到县南，再从西南流入卫水，以此不仅可以分减卫水冲激之势，而且还能够灌溉两岸的田地。然而这几条河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峪河原来修有红石堰，以此防备其旁溢。红石堰毁坏后，峪河也就淤塞了；东石河沙泥壅积后，地势坟起；新河亦淤塞不行。每年汛期到来，卫水水汹涌，由于峪河、东石河、新河几条河道淤塞，县境洪水泛滥，百姓不堪其苦。

周际华上任后，周历县境，勘察了各条河道，然后拿出自己的俸薪，号召民众出资疏浚河道。在他的率领和感召下，百姓纷纷响应，疏通并加深了峪河河床，复修了红石堰。在疏浚新河时，周际华责令民众分段包工，限期完成；在对付东石河的难题上，他除疏浚河道外，并凿六十馀丈的河道，坚筑其岸，使之通往新河。这些水利建设的完成，使辉县民众免遭洪灾之苦。即令汛期到来，“虽盛涨，无漫溢之患”。

道光十一年（1831年），周际华调任河南陕州知州。自古以来，从渑池进入陕州，要途经峽石驿。然而，其处石道高峻陡峭，是来往行商的鬼门关。一旦前车折轴翻车，后车就接踵受害。每当此时，一些不法之徒趁人之危，或以背人负货来挟取重利，或借此劫盗去危害他人。针对以上情况，周际华倡导州民捐银八千余两，雇用千人来修之。修路期间，他排除了一切干扰，惩办为非作歹之徒，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了两个月的凿险平崎，终于将这条昔日人们谈之色变的石道变成了安全的道路。

道光十五年（1835年），周际华奉命将调往江苏，恰逢此时辉县遭遇蝗灾和大水。上任后，他亲赴灾区了解灾情，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惨状向上官禀报，直言无隐地写道：“民之流亡，十室有九”，“以困极之民迫以征输，必激而为变”，“为国家筹固本之计”，特请求官府缓征该县赋税。虽然上官最终没有答应周际华的请求，然而其爱民恤民、为民请命的高尚品格跃然纸上，令人称道。

道光十六年（1836年），周际华署高淳知县，次年调任兴化知县。兴化位于江苏东部，地处盐城、东台、海安、泰州、高邮诸州县之中，南接长江、东临黄海，西濒运河，河网密布，是南北漕运的必经要道，然而地形犹如釜底。每年汛期到来，兴化遭受水患较之周围的州县尤甚。

周际华到任后，针对汛期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特向两江总督林则徐呈请开拦江坝洪。其认为：汛期一到，运河势必被洪泽湖、邵伯湖等所溢灌，如果在湖水盛满时打开拦江坝，将其放入江中，以煞其汹涌之势，这样一来，运河两岸的州县就不会遭殃了。周际华的建议遭到了盐务官商的坚决反对。这些人从本身的利益出发，认为，“坝开流急，盐舟西上牵曳甚艰。”周际华据理力争，指明对方仅“以盐务所计，不过十四里牵挽之资，以较七州县田庐场灶之漂溺，蠲（除去）免振恤之烦费”，而不考虑“亿万生灵之性命”，这是他万难接受的。林则徐非常赞同周际华的见解，于是力排众议，采纳了周际华的建议，从而使7州县的民众免受水患。民众对此感恩戴德，称颂不已。

周际华的德政不仅于此：他关心教育，拨款资助兴化文正书院；他打击盗贼，维护社会安定；为了搞活地方经济，使民众脱离贫困、安居乐业，他依照辉县的经验出资设局，购置二部机床三十辆纺车，聘请有经验的纺织能手担任教师，再令十岁以上的民间少女学习纺织，供其原料和饮食。每期学员三十人，朝入夕出，学会了再归家教其亲人，后来者复补其缺。在周际华的大力推动和支持，兴化民众更相传习，木棉纺织业大兴。由于周际华勤政爱民、造福一方，因此深受民众爱戴。

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时期，周际华调江都兼署泰州知州。自古以来，江都沿江地区连年遭遇水患，民众痛苦不堪，然而江都系漕运重镇，富庶之地，盐仓、粮仓积蓄甚富。鉴于是年的水灾，周际华为民请命，从两江总督裕谦处得粟九万石以赈饥民，然后他委任该县周文进主管赈灾事务，从而使沿江的数十万民众得以生活。次年十月，英军攻陷定海、镇海，两江总督裕谦投水自杀。英国军舰直入长江，沿江两岸民众惶恐不安，唯独江都社会秩序安定。人们都说这是周际华“请赈之力”。不久，周际华署泰州知州，管理泰州水坝，因江防有功，保举加同知衔。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周际华之子周顼出任常镇通海道。按官场惯例，父子不能在同一省份任职，为避嫌疑，周际华以年老有病告归。道光二十六年（1848年），周际华病逝于贵阳。其政绩编入《清史稿•循吏传》中。

周际华是封建时代的良吏，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一生恪守儒家的民本思想，时刻牢记父亲的谆谆教导，兼之自己早年历尽艰辛，与人民有过亲密接触，了解民间疾苦，因此他不管是担任教职或是治理政务，始终爱民、恤民，造福一方。遗憾的是，周际华身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封建社会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尽管他勤于职守，爱国亲民，仍然改变不了一个行将就木的社会。这是周际华的悲剧，亦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