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亮

一、引言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各国对本国产业保护倾向随之增强，反倾销作为符合WTO公平贸易原则的贸易政策措施，逐渐成为我国保护战略性产业的重要手段。自1997年颁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以来，我国已发起对外反倾销累计达百余例，覆盖面涉及化学、电子、冶金、制造、纺织、医药和轻工业等多个行业。尽管反倾销在保护国内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需要看到，反倾销可能会损害该产品消费者的福利，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上游产业产生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反倾销的福利效应时，业已提出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应符合公共利益原则（沈瑶等， 2003［1］； 朱钟棣和鲍晓华， 2004［2］； 沈瑶等，2005［3］），不能片面保护受损害产业的利益，而是要把对消费者和对上下游产业的可能影响同时纳入考虑范围 （朱钟棣和鲍晓华，2004［2］）。由此可见，反倾销税率不能仅根据倾销幅度简单决定，而是要权衡各方利益，力求实现本国的整体福利最大化。

现有文献在考察反倾销税率的决定问题上，多将国内市场结构预设为完全垄断，从而国内厂商和外国厂商将成为本国市场上的双寡头。但笔者认为，研究不同市场结构下最优反倾销税的决定问题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理论上，根据Helpman和Krugman（1989）［4］的早期研究，市场结构会对贸易政策的效应产生影响；实践中，反倾销措施不仅适用于垄断性产业，同时也应用于竞争性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