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锦诚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2)

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在英语阅读能力培养中的作用

倪锦诚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2)

在探究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在信息记忆中的作用以及其交互运作机制基础上，设计基于3种策略的交互记忆阅读策略操作程序，并将之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进行实证对比。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表明，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因此得出该策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十分有助于培养学习者英语阅读能力的结论。

交互记忆阅读策略；英语阅读能力；信息记忆

0 引言

记忆是人脑对输入信息进行感知、编码和提取的过程。近年来，不少学者研究了记忆信息的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Medina (2008)、张振兴和明文(2013)等人研究了间歇阅读策略(spacing reading strategy)，认为分阶段进行间隔阅读能更好地感知和保持信息。Estevez & Calvo(2000)提出了意志努力策略，认为记忆资源有限，只有付出努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感知效果。感知策略还包括主动机智策略，阅读时采用做笔记、用彩笔标出重要段落、仔细寻找隐含于文中的关系等策略就是主动机智策略的实例。

记忆质量取决于记忆信息编码与提取的交互作用(朱滢，2000；Rutherford，2005)。近年来，不少学者研究了记忆信息的复述、组块、组合等编码策略，有的学者还研究了与之交互作用的记忆信息提取策略。关于复述策略对记忆效果的影响，Atkinson & Shiffrin (1968) 、桂诗春(2001)等人认为复述在信息从短时记忆进入长时记忆中发挥重要作用，复述次数与所储存记忆痕迹强度相关；Craik & Watkins (1973)认为机械复述不能使信息进入长时记忆储存以备后用。

组快策略指识别记忆项目意义并建立意义联系的策略。朱滢(2000)、马拯和王同顺(2011)等人认为组块策略能大大提高记忆效果。短时记忆容量有限。Miller(1956)提出短时记忆容量应以“组块”为单位来表示，其容量是7加/减2个单位，即5-9个组块。因此，有必要利用知识经验、专业知识、分组等知识和手段进行的组块策略以增大记忆容量。记忆容量不是一个恒定的组块数，组块对记忆保持量有影响(朱滢，2000)。桂诗春(1991)认为组块策略既部分克服短时记忆的局限问题，又牵涉到使用长时记忆里的知识来解释语言输入问题。

组合策略与记忆信息加工水平层次有关，涉及语义、形象和声音3种编码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编码的组合运用策略：一方面，深层次的意义加工(即语义编码，将记忆信息与已知或想象中的形象内容联系起来的编码形式)产生的记忆效果远好于浅层次的加工(形象或声音加工)；另一方面，语义编码、形象编码和声音编码中，两种编码的组合记忆效果要好于一种编码的记忆效果。组合策略产生的记忆效果远好于一种编码的记忆效果(迈尔斯，2006)。

提取策略是对已呈现于感知或思想中的某一事物的再认、对不出现的某一事物的回忆以及两者的合成或混合。Medina (2008)、朱滢(2000)和桂诗春(2001)研究了记忆信息的提取策略，提倡再现先前信息储存、激活长时记忆信息等策略进行信息提取。朱滢(2000)认为自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过程有很多自动化成分，而桂诗春(2001)则认为信息提取时必须激活，长时记忆能否促进短时记忆取决于其激活水平等。

前人研究了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不过，研究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即研究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的交互运用策略)的人很少，研究这一策略对二语阅读理解影响的人更少。因此，本研究尝试解码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编码和提取的交互运作机制，并在设计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基础上实证研究其应用有效性。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问卷和实验相结合，前者调查受试对阅读记忆中各项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陈述的评价，后者检测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有效性。

1.1问卷

1.1.1 对象

问卷对象为257名来自上海多所高校的文科和理科学生(各有95人和162人)，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不一(各有86人和171人)，平均年龄为20岁。

1.1.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要求受试在问卷调查单(见附录)上对涉及阅读记忆策略的各项陈述进行同意度选择。同意度使用莱克特量表来评定各项等级相关情况，要求受试按照7级量表来进行判断选择，量值1-7表示7个自“不同意”(值点1)至“同意”(值点7)同意度等级由低到高、相邻等级差距相等的同意度值。

感知策略调查(见附录问题1-3)涉及间歇阅读、主动机智阅读、意志努力等策略，问题4涉及的是与它们相对的策略“自动进行记忆信息感知”。编码策略调查涉及复述策略和意义编码策略。复述策略调查(见附录问题5-7)涉及有意识复述在短时记忆信息转入长时记忆中作用、复述次数与记忆强度关系、策略训练重要性等内容。意义编码策略调查(见附录问题8-12)主要涉及组块和编码组合策略，问题13“自动进行记忆信息编码”则调查阅读时的无组块和编码组合意识。提取策略调查(见附录问题15-19)涉及社会文化知识、意义和形象阅读材料等激活手段对从长时记忆中提取阅读信息的作用，问题14“自动进行长时记忆信息提取”则是与之相对的内容陈述。

研究者对各项问卷量值进行均值、Z检验等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对各项陈述同意度值点均值的计算方法为：问卷对象对各项陈述值点的选择人数与该值点的乘积之和再除以总接受问卷人数之商。研究者对各项陈述的同意度选择进行两两总体比例之差的Z检验。比例R1(见图1)是受试对各项陈述值点5-7的选择人数占总问卷受试人数的比例，比例R2(见图1)是受试对各项陈述值点1-3的选择人数占总问卷受试人数的比例，值点4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其选择人数在计算各项陈述值点5-7同意度比例和值点1-3反对度比例时不予考虑。

1.1.3 数据和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该表显示：受试对记忆信息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中自动进行记忆信息感知、编码和提取(均值分别为3.623、3.525和3.821)的同意度均值介于“有点不同意”(值点3)和“一般”(值点4)之间，对陈述“借助声音材料以促进记忆信息提取”(均值为4.545)的同意度则介于“一般”(值点4)和“有点同意”(值点5)之间，对其他各项策略陈述的同意度接近“基本同意”(值点6)或介于“有点同意”(值点5)和“基本同意”(值点6)之间。

表1显示，超过或接近90%的受试同意、基本同意或有点同意“阅读信息组织成有意义单元或组块时记忆起来更容易”“有意识复述比机械复述更能使短时记忆信息转入长时记忆”“阅读记忆信息复述次数与对该信息记忆储存痕迹强度正相关”“采用意志努力策略以增强信息感知过程”等策略，超过或接近80%的问卷对象同意、基本同意或有点同意“记忆项目间发现或建立意义联系时记忆项目更容易记忆”“阅读信息加工是一种意义编码”“采用间歇阅读策略以更好感知阅读信息”“采用主动机智阅读策略以促进阅读感知”“借助形象材料以促进记忆信息提取”“受过复述策略和组织策略训练的学生比未经此训练的学生记忆能力更强”“通过激活方式提取长时记忆信息”“语义加工记忆效果远好于视觉或听觉加工”等策略，分别占74%、67%和52%的问卷对象、基本同意或有点同意“增加社会文化知识以促进记忆信息提取”“读者按语义编码回忆阅读材料”和“借助声音材料以促进记忆信息提取”等策略。另外，分别仅占29%、25%和33%的受试同意、基本同意或有点同意“自动进行记忆信息感知”“自动进行记忆信息编码”和“自动进行长时记忆信息提取”等策略，而对这3条陈述不同意或基本不同意或有点不同意的受试各占47%、50%和43%。

表1 问卷对象对各项策略陈述的同意度值点均值和Z检验

注：1)问卷对象共有257人；2)PS、RS、SC和ES分别指感知策略、复述策略、意义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3)均值为选择各陈述值点人数与该值点之积之和再除以总受试人数之商；4)R1和 R2分别是选择各陈述值点5-7的人数和值点1-3的人数占总受试人数的比例。

研究者还就受试对各项策略的同意度选择进行两两总体比例之差的Z检验(见表1)，结果发现：受试对“有意识复述比机械复述更能使记忆信息转入长时记忆”选择值点5-7的人数和选择值点1-3的人数占总问卷受试人数的比率分别为0.89和0.05，其总体比例之差的Z检验值(Z=35.309)大于临界值(Z0.05=1.645)。因此，有理由推断：受试对该陈述同意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人数比例。同样，对其他陈述选择值点5-7的人数和选择值点1-3的人数占总问卷受试人数的比例之差的Z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可以推断：受试对各项陈述同意的人数比例与反对的人数比例差异显著。由于对陈述“自动进行记忆信息感知”“自动进行记忆信息编码”和“自动进行长时记忆信息提取”的相关Z检验值为负值，因此推断：受试反对这3个陈述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同意的人数比例(从图1的PS4、SC6和ES1等策略的同意度曲线可以明显看得出来)。由于问卷受试对其他陈述的相关Z检验值均为正值，因此我们推断：问卷对象对其他陈述同意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反对的人数比率(如图1中其他策略的同意度曲线图所示)。

图1 问卷受试对各项记忆策略陈述值点的同意人数对比

注：1)各图纵坐标为同意该值点受试人数；2)各图横坐标为7级量表值；3)PS1-4、RS1-3、SC1-6和ES1-6分别为记忆信息的各项感知、复述、意义编码和提取策略的分项，具体所指见。

因此，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阅读时采用间歇、意志努力、主动机智等策略有利于加强阅读感知记忆效果；有意识的复述、对学生进行复述策略和组织策略训练能有效增强记忆信息的储存记忆痕迹，有利于增强阅读记忆效果，并促使阅读记忆信息转入长时记忆；按照语义编码记忆阅读材料，把阅读信息组织成有意义单元或组块，在记忆项目间发现或建立意义联系时能更易于编码记忆信息，并将之储存到长时记忆；社会文化知识、意义和形象阅读材料等激活手段的使用皆有利于长时记忆信息的提取和运用等。

1.2实验

本实验首先对受试进行英语阅读水平前测，然后设计相关阅读策略实验程序和实验操作，之后进行英语阅读水平后测。对前后测成绩进行均值、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和独立样本t检验等推断性统计，以检验实验前后不同受试班的英语阅读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2.1 受试

受试为57位来自上海某理工科大学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分为实验班和控制班，人数各有29人和28人，实验中分别使用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和传统记忆阅读策略。

1.2.2 前测和实验假设

前测内容为从大学英语四级真题中选取的4篇阅读理解题：阅读选词填空题和阅读短文选句填空题各1篇(20小题，每题3分)与2篇阅读选择最佳答案题(10小题，每题4分)，满分100分。前测得到实验班和控制班的阅读成绩均值分别为59.72和61.93，标准差分别为12.80和13.43。对前测成绩的t检验(见表2)发现：=0.05和df=55时，临界值t0.05/2=2.000，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对比t值(t=-0.625)绝对值小于临界值，p值(p=0.535)大于，因此推断：实验前，实验班和控制班的英语阅读水平差异不显著。

表2 阅读前测成绩的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

本实验假设为：学习者英语阅读水平相近时，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

1.2.3实验程序

本实验涉及两个变量：阅读记忆策略和英语阅读水平，前者包括传统记忆阅读策略和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后者则涉及控制班和实验班，分别采用传统记忆阅读策略和交互记忆阅读策略。阅读教材皆为《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学生用书，第4册)》(秦秀白，等，2007)，学习内容主要是教材8个单元中的课文B, 导学工作由同一教师担当，实验时间持续16周(1个学期)，每周上2节课(1.5小时)。研究者基于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的交互运作机制设计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实验程序，并将至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进行有效性实证对比。

图2 交互记忆阅读策略实验程序

交互记忆阅读策略以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存储和提取策略的交互运作为基础，具体操作程序(见图2)描述为：采用间歇、意志努力、主动机智等策略来强化阅读记忆感知过程；阅读英语材料后进行足量的有意识复述或再认，以促使记忆信息由短时记忆转入长时记忆，增强记忆信息的记忆储存痕迹；对学生进行复述策略或组织策略培训；对阅读信息进行深层次的意义编码加工，并把阅读到的字词句与已知或想象中的形象内容联系起来，指导学生把阅读记忆信息组织成有意义的单元或组块以增加工作记忆容量，并通过让学习者在阅读项目之间发现或建立意义联系来强化记忆；通过社会文化知识、意义材料、形象材料等激活长时记忆信息以利于从其中提取和运用信息等。

传统记忆阅读策略实验程序(图2)描述为：阅读感知中心置于阅读材料单词拼写、句子结构分析、汉语译文等之上；一般通过单纯增加时间节点内的阅读量来完成阅读记忆任务，阅读后基本上不再进行复习或再认；多采用对阅读记忆信息的单纯视觉加工进行阅读实践；学习者一般不进行记忆复述或组织策略训练，进行复述记忆时大多采用机械复述方式；阅读文本时不自觉地进行阅读记忆信息的编码和提取，不主动施加任何有意识的刺激手段来促进长时记忆信息提取等。

1.2.4 数据统计和分析

实验后对受试进行英语阅读水平后测，后测阅读试题也选自大学英语四级真题，题型与前测一致但内容不一。后测发现：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后测成绩均值分别为71.38和64.29，标准差分别为11.26和12.84。对后测成绩的t检验(见表3)结果发现：=0.05和df=55时，临界值t0.05/2=2.000，实验班和控制班的对比t值(t=2.690)大于临界值，p值(p=0.009)小于，因此有理由推断：实验后，实验班和控制班的英语阅读水平差异显著，实验班的英语阅读水平明显高于控制班。

表3 后测成绩的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

前测已知实验班和控制班的英语阅读水平差异不显著，后测中发现实验班和控制班的英语阅读水平差异显著，实验班的英语阅读水平明显高于控制班，说明使用交互记忆阅读策略一学期后的实验班的英语阅读水平显著高于使用传统记忆阅读策略一学期后的控制班。因此，有理由推断：学生英语阅读水平相近时，使用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效果与使用传统记忆阅读策略的效果相比差异显著(接受实验假设)，前者的应用效度明显高于后者。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学习者英语阅读水平相近时，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显著高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

2 讨论

本次问卷调查了受试对各项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使用的同意度，结果多数受试同意间歇策略、意志努力策略、主动机智策略等阅读感知策略有利于加强和提高阅读记忆效果。关于复述策略问题，问卷调查结果与Atkinson & Shiffrin (1968) 、桂诗春(2001)、艾森克和基恩(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认为复述策略在记忆信息编码和其从短时记忆进入长时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问卷还发现组块策略十分有利于提高阅读记忆效果，这与朱滢(2000)、马拯和王同顺(2011)等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关于组合策略，多数问卷受试同意语义、形象和声音3种编码中两种或两种的组合运用产生的记忆效果远好于一种编码记忆效果的观点，这也与迈尔斯(2006)等人的观点一致。多数问卷受试肯定提取策略在阅读记忆中的重要性，这与Medina (2008)、朱滢(2000)和桂诗春(2001)等人的看法相一致，认为再现先前信息储存、激活长时记忆信息等策略有利于提取长时记忆信息并使之进入工作记忆等。

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这些阅读策略的交互运作是阅读记忆系统交互性特征所决定的，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基石。本实验证明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加强交互记忆英语阅读策略的运用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的阅读理解能力。记忆信息的存储、编码和提取策略的交互运用在完成阅读理解任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结语

本研究调查受试对阅读记忆信息的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的使用度和同意度，设计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操作程序，进行有效性实证，并得出结论：记忆信息的感知、编码和提取策略的使用有利于加强阅读记忆效果，交互记忆阅读策略的应用效果显著优于传统记忆阅读策略，是记忆信息的感知策略、编码策略和提取策略进行最佳交互运作的阅读记忆策略，因此加强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显著提高学习者的英语阅读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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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路小明

The Role of the Interactive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in the Cultivation of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NI Jingcheng

The researcher,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roles of the sensing strategies, the encoding strategies and the extracting strategies in information memor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designs the operation program of the interactive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strategies, and then conducts an empiric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is strategy with the traditional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Statistical analyses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active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s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thus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is greatly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learners’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the interactive memorization reading strategy; English reading ability; information memorization

H319

A

1674-6414(2017)03-0126-06

2016-12-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语阅读记忆系统的交互性研究”(15BYY101)、2016年度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攀登计划项目(16HJPD-A04)的部分研究成果

倪锦诚，男，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句法法学、认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