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研究所，重庆 400031)

翻译批评的历史语境(1949—1966)

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研究所，重庆 400031)

1949年之后，翻译批评跨入了全新的历史语境。在单一的国家赞助系统和严格的翻译规范之下，翻译活动与其他文化生产一样，高度组织化和计划化。随着出版发行机构的国有化和稿费的不断降低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取消稿费，译者的主体性和自由度大大降低。翻译批评的原则、标准，甚至言说方式都整齐划一，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翻译评价的唯一尺度。

翻译批评；历史语境；赞助人；意识形态

0 引言

194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坚定盟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采取坚决抵制和无情批判的态度。历史的梳理显示出1949年之后的翻译批评话语“渊源有自”。延安整风之后, “西洋文学日渐稀少,苏联文学及批评大盛”。从1942年5月至1947年5年当中,“解放区报刊计发表译文127篇,绝大多数译作都来自苏联”(赵稀方，2015:36)。其后，苏联的文学文化思想成为翻译的主流，苏联的翻译批评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翻译界的正宗与权威。这一时期的翻译批评呈现出以下特征：

(1)翻译活动高度组织化和计划化。私营出版机构完全退出历史，国营出版机构拟订出世界文学名著选题目录和必要的审校制度，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含作家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有限的国营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

(2)翻译批评的主体单一，批评话语高度统一。批评者主要是文化行政官员和部分主流政治认可的专家学者，如文化部长茅盾、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沈志远以及社科院研究员卞之琳、叶水夫等。

(3)批评的文本对象单一。主要针对苏俄文学、马列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著作，所占比例超过70%(许钧，等，2009：281-283)。

上述种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源自赞助系统或赞助人的变化。赞助人即“驱动或制约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人员，机构)”。所谓的权力是指“福柯意义上的权力”(Lefevere, 1992：15)。承担赞助人角色或发挥赞助人影响的可能是政府机构、出版社、媒体或具有影响的个人，其文化功能是“调节文学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Lefevere, 1992：16)，“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稳定”(Lefevere, 1992：17)。受到赞助的翻译家则会“按照赞助人制定的要求行事，愿意并能够使赞助人的地位和权力合法化”(Lefevere, 1992：18)。

1949年之后，国家政权成为统一、甚至唯一的赞助人，不仅全方位地制约译者的活动，而且成为翻译活动“事实上的统一的审定机构”(洪子诚，2003：33)，直接干预并参与翻译经典的营造。

1 翻译的组织性与计划性

自1949年以降，主导的批评话语是文化生产的计划化和组织化。1950年9月16日，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全国出版会议上发表了《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报告，认为过去的出版发行“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背道而驰”，是剥削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载道”“卫道”的工具，致使“美国化的诲淫诲盗的低级读物，歌颂帝国主义、阿谀人民敌人的有毒书刊在市场流行”(胡愈之,1950：117-118)。1951年8月27日至9月4日 第一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胡乔木作《出版工作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斗争》的讲话。1952年10月25至31日 出版总署召开第二届全国出版行政会议，胡愈之作了《为进一步地实现出版工作的计划化而奋斗》的讲话。1954年8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发表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报告，明确提出：“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纳入组织化计划化的轨道”，“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订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茅盾，1954)翻译出版行业从此告别了自由选题、自由出版的“无序状态”而成为由国家政府规划、国家政府管理实施、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

1950年7月创刊的《翻译通报》发表了多篇批评文章，强调翻译的计划化和组织化。时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的沈志远对1949年以前的翻译提出严厉批评：

旧中国的翻译工作……完全是无组织、无政府的。每一翻译工作者，都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来进行；每一出版家，也都把翻译书刊当作普通商品来买卖。译作者是为了生活，出版者是为了利润，私人的利益推动着一切。

(沈志远，1950：2)

谷鹰也批评过去的翻译工作是“单纯商品生产”“不知道读者和社会”的需要，“分工不明确，无统一的领导”“大家抢先出版，只管快出、速成，不管内容、水准等等。于是一种原文有好几种译本的就不甚为奇”(谷鹰，1950：20-21)。罗书肆则论述了计划与组织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计划，组织便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没有组织，计划便徒托空言而无法实行。”(罗书肆，1951：15)主流的批评一致要求将翻译纳入国家政府的计划管理，翻译不能成为个人和出版商谋取私利的活动。

1951年4月19日出版总署召开“五四”翻译座谈会，讨论的重点在于总结“五四”以来我国翻译行业的“经验与教训，保持优点，革除弊端，加强计划性、组织性，提高翻译水准”(周发祥，2009：12-13)。同期《翻译通报》发表吕叔湘、杨人楩、李健吾、施蛰存等“‘五四’翻译笔谈”十则，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翻译工作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翻译语言、翻译方法、工具书的编纂”等(周发祥，2009：13)。1951年11月6日，全国翻译工作者在出版总署的召集下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胡愈之代表出版总署致开幕词。“鉴于翻译局近来发现译著质量低、重复浪费、译事缺乏计划性严重问题”，他号召代表们共同努力，务必使“翻译出版物逐步消灭错误，提高质量，走上计划化的道路”(胡愈之， 1951：4)。沈志远发表了《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的主题报告，提出了翻译工作的管理和计划问题。组织性和计划性成为主流批评话语中频率最高、最核心的关键词。

尽管在讨论计划性和组织性时也提到“译著质量低”、人力和物力的“重复浪费”，但其核心是对翻译作品的政治思想进行引导和干预，翻译活动不能干扰“时代所赋予翻译事业的历史使命”(周发祥，2009：15)。金人就明确指出：翻译“要考虑我国政治与文化环境的需要”，要考虑原作者是“进步的，反动的，还是中间的”(金人，1951：9)。至于“进步”“反动”或是“中间”，评价标准完全效仿苏联，苏联的作品成为压倒性的译介对象。正如茅盾所言，“苏联文学成为人类最先进、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成为向全世界广大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重大力量”，是“鼓舞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伟大力量”(茅盾，1954)。

有意思的是，在文化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的方针指导下，翻译批评的任务逐渐演变成统一思想和思想改造。1952年《翻译通报》开始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提出翻译工作者应当“深刻地认识翻译工作者思想改造的必要”, 石胡在《评水夫译〈青年近卫军〉》中指出叶水夫大量的错误。赵少侯在《评穆木天译 〈从兄篷斯〉》中批评穆木天的译文中佶屈聱牙、意义晦涩等种种问题。但形势变化出人意料。第四期《翻译通报》不再讨论语言文字问题，甚至不容作者的“回复”,被批评者的“回复”也演变为“自我批评之部”,事实上就是“检讨”专栏(赵稀方，2015：36)。宾符在《我的检讨》中称自己的翻译行为“完全表现了对人民的不负责”,“浪费了人力和物力”,暴露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果发展下去,那真是非常之危险的”(宾符，1952：3-4)。高名凯在《我在翻译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中称,自己“除了谋生之外,我显然还有一种不纯的动机,就是要当中国的巴尔扎克,要当伟人”(高名凯，1952：4)。高植在《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中称自己的翻译“其实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是为了逃避现实,无视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对敌进行爱国主义斗争,企图麻醉自己，不敢正视革命的实践与斗争,沉溺在我的幻想与无知之中。那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在支配一切”(高植，1952：6)。穆木天的《我对翻译界三反运动的初步认识》“一反前面的为自己辩护”，“夸张地把自己的翻译上升到‘犯罪’的高度”(赵稀方，2015：38)，称“译那样的书,简直是犯罪”；代表了他“思想中黑暗面发展到最高度的一个时期”，翻译《窄门》等作品“就是犯罪”(穆木天，1952：5) 。在“压力和诱导”之下,翻译批评与自我批评上纲上线，翻译家“不但要承认自己有‘三反’行为” “更重要的是要追及思想问题”(赵稀方，2015：38)。

组织性和计划性不仅体现在思想统一和思想改造上，还表现在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与苏俄译介高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美作品的译介急剧减少。沈志远在他的主题报告《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奋斗》中就指出，1919年到1949年出版的翻译图书约7000种，而1950年一年所出版的翻译图书“已多达两千余种”，就性质来看，

在同一期间，译自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占全部翻译书的百分之六十七，而译自苏联的仅仅占百分之九点五。到解放以后，前者退到了百分之二○点五，而后者却升到了百分之七七点五。过去三十年间所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总共不到七百种，而一九五○年一年内出版(包括再版)的俄文译本已多达一千六百余种。

(周发祥，2009：4)

苏联的作品从不到10%上升到近80%，而英美的作品从2/3下降到1/5。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倾向愈加突出。译介作品的选择性和倾向性直观地反映出计划性和组织性对翻译的驱动和制约。“五六十年代对俄苏文学的译介是空前的，译介的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超过其他外国文学总和的一半以上。一些不重要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都有中译本，而且不止一种。苏联所有的当代作家的作品无一例外地被译介过来，这在中国文学翻译史，甚至世界文学翻译史上都是罕见的。” (周发祥，2009：29)据卞之琳等统计，在1949年到1958年12月期间，国内出版的“苏联(包括俄国)文学艺术作品共三千五百二十六种，占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总种数的65.8%强；总印数八千二百万零五千册，占整个外国文学译本总数74.4%强”(卞之琳，1959：47)。

欧美和其他国家的作品的译介迅速减少，西方的经典名著开始受到严厉的批判。1952年，施以撰文批评丰华瞻中译的《格林姆童话集》(即格林童话集)“不宜在今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拿来出版，因为那些故事里面充满了有害于我们的下一代的毒素”，其理由是“以国王、王子和公主为主角，轻视劳动人民，诬蔑妇女和犹太人” (周发祥，2009：17)。尽管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翻译批评严重政治化是不争的事实。

与苏俄文学翻译高潮相对应的是，其他语种，如英、法、德、意、日、希腊、拉丁文的翻译家，则“觉得无书可译，英雄无用武之地”(王宗炎，1951：19)。周珏良、穆木天等学者曾积极建议，“翻译局和文化部应当组织全国的翻译力量，系统地翻译一些欧美古典与现代的文学名著”，“因为必须使我们的青年对于西欧文学有正确的认识，才可以扫清帝国主义文艺学的流毒”；这样的呼吁“并没有带来多少实际效果”(周发祥，2009：16-17)。少数被译介的英美德法的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得到苏联认可的“革命”或“进步”作家的作品。翻译批评可以说是一种“时代性阅读”，即社会对翻译的认识“高度一致；集中关注作品的思想性(而非艺术性)”。翻译批评基本是单向的，很少“各抒己见的讨论”，更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周发祥，2009：8)。在强势的翻译批评话语指导之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翻译红色经典”的营造、传播与接受便具备了社会历史的动因。

2 出版发行机构的国有化

与这一阶段的翻译批评高度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作为赞助人的出版发行机构的变化。自晚清以降，翻译活动的赞助人一直是多元和分离状态(varied and differentiated)。也就是说社会中有多种力量在支持、驱动、促进翻译活动：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经济的、宗教的；国家体制的、个人的、团体的、甚至还有海外传教士所属教派的。现代的教育体系、出版机构、文学期刊和现代稿酬制度是现代文学生成和繁荣的决定性因素。1949年之后赞助系统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出版机构和稿费制度都被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批评话语的性质和走向。

20世纪50年代初, 我国出版机构存在多种经济成分, 但占主导地位是私营的出版社。有人统计，当时“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制的出版社、书刊印刷厂和书店)、集体经济(书报合作社、集体书店) 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营的出版社、书刊印刷厂和书店) 的资金、干部到生产力,仅占国家整个出版事业的1/4 左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经营的出版社、书刊印刷厂、书店) 和个体经济(书摊、书贩) 的数量则占3/4 左右” (方厚枢，2006：8)。1952 年8 月16 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 出版总署通知各地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办理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业申请核准营业登记工作。1953年国家出版总署的统计如下(出版总署，1982：41)：

各业核准营业家数国营及地方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家 数百分比家数百分比家数百分比出版业2855820.3572.4622077.19印刷业109322420.49161.4785378.04发行业16651348.05391.80150190.15共 计304341613.67531.74257484.59

私营企业占整个行业的比例超过3/4。然而，国家对私营企业和私营期刊的评估是非常负面的。1951年10月10日, 中央宣传部有关出版工作情况的报告就认为，大部分私营出版业单纯以营利为目的, 从事投机。这些出版业的出版物很多是错误百出的, 甚至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偷运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这些出版业的特点是“抢先”, 其中不少是解放以前的出版物, 用抽补的办法, 加上了一些所谓新内容, 有的只是剪贴抄袭、 粗制滥造的东西, 通俗读物中的情形尤为混乱,上海的“跑马书”即是著例(方厚枢，2006：11)。

“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偷运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私货”，这已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有关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成为整顿出版行业、出版行业国有化最强有力的理由。1955 年11 月,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上讨论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提出对资本家零售商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就是“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朱晋平，2008：107)。其后不久，“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在几天里就把大小私营业主带到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 (朱晋平，2008：108)。占全行业近80%的私营出版业在短短的3年中完全退出了历史。有学者对私营出版业所占比例的变化统计如下：

图1 私营出版机构所占的比例(方厚枢，2006：16)

出版发行机构的完全国有化加强了文化生产的组织化和计划化，但同时也削弱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翻译自由选择的空间。

3 稿酬的政治化

1949年之后的稿酬与政治风向密切相关，稿酬的调整直接影响翻译家的生存状况和独立人格, 进而影响翻译的繁荣与发展。

现代稿酬制度在晚清是推动传统文人向现代具有独立人格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因素。包天笑曾回忆道，当时文人“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政治交际应酬，自示清高，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包天笑，2009：575)。吴趼人曾言“岁子膺经济特科之荐，但毅然不赴”(陈伯熙，2000：55)；柳亚子时任大总统府秘书，也曾“托病辞官，以卖文为乐事”(柳亚子，1986：3)；袁世凯于1917年邀请林纾出任高级顾问，林纾直言“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也”(张俊才，1983：413)。经济独立显然是当时翻译家维持人格尊严的重要条件。

1949年之前，部分自由翻译者尚能依靠翻译或撰稿维持生计，知名翻译家的稿费还相当优厚。如周作人为中华编译委员会约稿的翻译高达每千字五块大洋，而普通工作人员的月薪不过十来个大洋。有学者已经意识到稿费制度的变化对翻译造成的影响，认为“著译作稿酬制度的改变和稿酬的最终取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译者翻译主体地位的变化”(马士奎，2006：138)。到20世纪60年代初，“真正靠稿费收入生活的作家和翻译家只有100人左右”(马士奎，2006：139)。稿酬对这部分译者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体制内的作家、翻译家而言，稿酬已不再是生活的唯一来源。其经济待遇与政治地位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作协代表政府按文艺级别或行政级别发工资, 作家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同待遇。知名作家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不用说, 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是很高的。例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 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 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行政八级的工资不到200元, 而文艺一级作家的工资大约在200多元。当时的文艺三级, 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

(陈伟军，2006：132)

体制内的作家和翻译家并不十分在意稿酬的多少。“柳青、赵树理、丁玲等；张天翼、周立波、艾芜等一大批作家表达了降低甚至取消稿酬的愿望：‘我们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家，是不会为稿费而写作的。’”不少人将稿费“作为党费捐给国家”以便得到政治上的认可。

(吴靖，2013：78)

历史地看，20世纪50年代的稿费相对较丰厚。刘绍棠曾谈及1957年反右之前自己的稿费。“光是这4 本书(《青枝绿叶》《三楂村的歌声》 《运河的桨声》《夏天》), 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 但不纳税。存入银行, 年利率11%, 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 平均每月收入160 元, 相当于一个12 级干部的工资。”(周林， 2002：124)翻译小说《古丽雅的道路》，“约20万字，印数74万册，译者得稿酬2.29万多元”(方厚枢，2000：64)。按照当时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计算，可以想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红色经典”的稿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国家认可的作家和翻译家，其经济待遇与政治待遇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

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文艺界首当其冲。从1958年7月到1961年9月的3年中，文化部密集颁发了有关著译稿费的草案、批示、规定、通知、意见、通报多达12个(文化部，1962：94-128)。稿酬标准频繁变动所暗示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1958 年2 月27 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论稿费》，称“稿费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一种残余”(姚文元，1958)。195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怎样看待稿费》，称：“我国正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文化出版界表现资产阶级的法权残余的稿费制度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形式完全不相适应的。”10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先走第一步——降低稿费》，明确指出“目前的稿酬制度必须来个根本性质的改革……不这样办，就完全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钱俊瑞，1958)

其后，“不管是大‘右派’还是小‘右派’，他们的‘罪行’大多与稿费‘挂钩’。以往拿稿费是劳动所得，天经地义，现在稿费成了资产阶级的‘名利’。著名诗人艾青不仅自己成了大‘右派’，他的夫人也因稿费问题被骂得狗血淋头。”(文心，2007：35) “傅雷、刘绍棠等人以热衷于稿酬的罪名被猛烈批判”，稿费被视为“不义之财”，是“严重脱离群众”“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马士奎，2006：139)。从此，翻译家“因经济自主权而获得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被剥夺”(吴靖，2013：78)。稿酬性质的转变导致作家和翻译家“社会地位的微薄化和边缘化”(吴靖，2013：78)。自发和自由的翻译活动完全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

有作者认为，“纵观60年，我国文字稿酬……既有上升也有下降，峰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波谷是在‘文革’阶段。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付酬水平趋于稳定，但在1995年之后，略呈下降趋势。文字稿酬表面上数字不断增大，但增长的幅度小于物价增长的幅度，造成文字稿酬的购买力暗地下滑。”作者以图表形式标识历年稿酬的变化趋势(李海文，2009：64)：

图2 稿酬演变趋势图

从演变趋势图分析，1954年前后文字稿酬达到最高点；从那以后，文字稿酬急剧下降，“文革”期间完全取消稿酬，“文革”以后又缓慢回升，但一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稿费在1949年以后就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每次提出稿费的讨论、调整和修改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驱动。有意思的是，稿酬既是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的温床。但凡提出提高稿费，其理由基本上都是要保障译者的基本生活水平，保证译者的积极性。而提出放弃稿酬或降低稿酬的理由无一例外的是“严重地脱离群众”，滋长“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文化部，1962：95)。1958年10月，在“关于北京各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中，要求将8月才刚刚实行的稿酬降低一半，翻译的基本稿酬为2-5元，原因是：

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而由于现在稿费优厚，已造成一部分青年著译者不安心本身的工作和学习，追逐稿费，发展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名利思想……加深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人为差别，与目前空前高涨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形势不相称。

(文化部，1962：101)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稿酬经过多次变化，但翻译稿酬始终仅占著作稿酬的60%。“这是因为翻译的劳动多少有所不同……实质上翻译稿酬还是比较高的。”(文化部，1982：96)翻译稿酬的政治化以及稿酬的高低成为反映译者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

4 结语

有学者指出, 衡量作者或译者地位的重要参数是“作者是否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 是否享有出版作品的自由, 是否能够从对其作品的支配中获得合理报酬, 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 作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作者在社会生活中的状况”等等。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高度统一，私有出版发行机构的国有化直接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社会地位和选择空间。“组织性”“计划性”作为特殊时代强制性的翻译批评政治话语，不仅建构起严格的翻译行为规范和翻译操作模式，而且使翻译批评的理论、对象、原则、标准，甚至言说方式都整齐划一，制约和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翻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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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冯 革

The Context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1949-1966)

LIAO Qiyi

Translation criticisms have entered new historical contexts since 1949. Under the undifferentiated patronage of the state and the rigid translational norms, translations, as other cultural productions, were highly organized and plann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translator’s initiative was crippled and the freedom impaired as the publishing houses were nationalized and translator’s remuneration was repeatedly cut down until totally cancell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riticisms were uniform in the criteria, the principles and the modes of discourses with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s the sole yardstick for translation evaluation.

translation criticism; historical contexts; patronage; ideology

H059

A

1674-6414(2017)03-0097-07

2017-02-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 世纪中国翻译批评话语研究”(12BYY013) 阶段性研究成果

廖七一，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