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蕾

摘 要：族裔作家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7—）的作品《自由的恶作剧者》（The Trickster of Liberty），描绘了在主流文化与族裔文化交织所形成的第三空间中，在后殖民的视域下，印第安口头文学中的恶作剧者形象做出了自己生存策略的选择，一方面是妥协地接受，另一方面则是以恶作剧者的幽默智慧的方式表示抵抗。虽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但是都不约而同地为我们真正展现了印第安族裔艰难困苦的生存境况，都值得我们现代后人深思。

关键词：恶作剧者；第三空间；生存策略；妥协地接受；智慧地抵抗

在印第安文学创作的作家中，印第安少数族裔作家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7—）可谓是文坛之中地翘楚一代，评论家也指出维兹诺“可能是美国印第安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1]维兹诺或乃至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将恶作剧者巧妙地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运用二次创造的手法，既实现了作者本身的创作意图，同时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另一种深刻解读与展现。正如赛莱特﹒斯蒂文所说：“文学中的恶作剧者是对文化偶像有意识的利用，旨在建立一种与其他话语相抗衡的话语形式。一旦恶作剧者从口头文学转移至文学作品中，他就具有明确的文学功能”。[2]毫无疑问，维兹诺笔下的恶作剧者也具有这种明确的文学功能。文章以《自由的恶作剧者》为基础，从印第安口头传统中的恶作剧者出发，对生活于第三空间的他们所做出的生存策略进行阐述。

《自由的恶作剧者》这部小说以布朗家庭为主线，讲述了布朗一家的家族历史和恶作剧情节，每一章分别描写了故事中各个主人公，每一个主人公都拥有代表其个人生活方式的绰号。例如，中国·布朗（China Browne）是一个周游中国的杂志作家；图恩·布朗（Tune Browne），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针刺疗法新学派的创始人；特里普·布朗（Tulip Browne），一个旧金山的侦探；吉森·布朗（Ginseng Browne），支持男爵和中国贸易协议的积极分子；格瑞弗（Griever），故事的主要人物角色，路斯特·布朗（Luster Browne）所培养的子孙。虽然这几个恶作剧者看似普通甚至是怪诞，但在维兹诺笔下，却赋予了布朗家族这几个恶作剧者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历史烙印，即恶作剧者在故事中的种种情节，是在印证这一切与美国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妥协地接受：文化认同与文化杂糅

后殖民批评的经典之一《帝国回写》（TheEmpireWritesBack：TheoryandPracticeinPost-ColonialLiteratures）指出，后殖民文学“源于殖民经历”，涵盖“从殖民开始之时直到至今，在帝国进程影响之下的所有文化”（Ashcroft， GriffithsandTiffin2）。[3]然而作为美国文学的重要一部分的印第安族裔文学一直被排除在后殖民文学之外。倘若从印第安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印第安文学是带有后殖民特征的。正如阿什克罗福说的，“美国文化也应属于这个范畴（后殖民文学）”[4]。

美国近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史亦可以说是美国印第安人的一部血泪史，美国印第安人一直遭受内部殖民主义的压迫（Weaver，1997：10）。自白人入侵美洲大陆以来，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相碰撞冲突，印第安文化被白人主流文化排斥在外，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在宗主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碰撞之间就产生了交互混杂的第三空间，两种文化在这一空间中彼此交织杂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彼此交互混杂中构建对自己的文化认同。他强调，“文化的定位在如今已经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和交接处有一种居间的、混杂的身份正在形成；所有无归属的族群，必然处在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自己的身份认同将在矛盾的冲突中创造”[5]。

在《自由的恶作剧者》中，关于边缘的最后演讲（The Last Lecture of the Edge）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在演讲中，最突出的环节就是混血儿和知识教育者玛丽﹒吉﹒海姆（Marie Gee Hailme），作为一个混血人，她主动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进行了忏悔：

我们都是混血人种，肤色浅或是肤色深。我们都与白色人种通婚，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未真正意义上在保留地社区中生活过。诚然，我们在大学生活中，或多或少都经历、遭受过这些，但这些却与我们试图触及的那些印第安孩童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学校已成为现实性的问题，那些印第安孩童正是我们试图保护的。但是作为第一代印第安教育专家，我们正在用我们所编造的课程单元，编造的印第安观念，对我们的下一代进行教授传播，强制性地、强迫性地让这些印第安孩童接受我们这些偏见狭隘的观点理念。（Vizenor，110）

在这里，作为第一代知识教育者的玛丽，对于白人文化不但没有反对，反倒对其文化采取了某种妥协的态度，对待印第安孩童的教育上，她通过编造的谎言，强制性地让他们相信这些偏见观念，强迫这些印第安孩童进行文化认同。而在后来的演讲中，玛丽对于她的行为，辩称道：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金钱和自由，白人所赋予我们的权力。（Vizenor，110）对于白人，玛丽不排斥，反而是希望被白人认可，获得与他们同样的权力。对于“创造的印第安人”这一混合身份，玛丽也予以妥协接受的态度。生活于后殖民时代的人民，在面对主流文化的压迫下，就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他们选择妥协接受，而这种妥协式的生存策略可以使他们获得一息残喘。同时在主流与边缘文化所产出的第三空间中，印第安文化和白人文化也进行了杂糅，在作者的描述中，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差异性的接受，文化杂糅也被视为被殖民人的一种生存策略。

在关于边缘的最后演讲（The Last Lecture of the Edge）这一章节中，就有描写到科克（Coke de Fountain）这一人物。在两种文化碰撞的背景之下，对于“创造的印第安人”他的对待方式是迎合，这也更加体现文化杂糅的特性。文中对于科克的描述是这样的：科克是一个迎合种族主义，贩卖可卡因的商贩。他的部落生涯是在监狱中展开的，在那里他学习了部落哲学。（Vizenor，111）对于种族主义和“創造的印第安人”这一白人观念，他选择迎合认同。科克的演说是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毁灭的，但中途他人对此却表示质疑和反对，他们认为“当你在外宣传时你表示憎恨白人，但你却将你的家庭，你的孩子交由白人抚养。”我们可以看出科克身上的文化杂糅现象，看似他对白人和白人文化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但是其中他对此的态度是差异性的接受。

二、智慧地抵抗

與前者相比，恶作剧者则为我们展现了另外一种与之不同的生存策略，他们以自己幽默戏谑的方式，巧妙智慧地对主流文化进行着抵抗。维兹诺“借恶作剧者通过讽刺，模仿等手段批判殖民主义”。[6]“以恶作剧者的锐气与荒谬、不公正对抗”[7]。

传统的印第安恶作剧者，大多缺乏明智的是非判断能力，其行为多是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但维兹诺笔下的恶作剧者却具有强烈的“解放的思想”。[8]这主要与作者维兹诺本人地生活经历有关，他就是在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中长大，伴随他童年的是印第安神话故事，而足智多谋的恶作剧者的故事使他在思想上冲破了外在环境的捆束。所以在维兹诺笔下的恶作剧者具有很高的自主意识，不受边框的束缚。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都怀有解放的思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解放者。

《自由的恶作剧者》从以第一章开始反复提到一个人物，格里弗，同时他也是这本书的主要人物形象。在中国和勇士小丑一节中，开篇介绍格里弗是位男爵，同时也是位恶作剧老师，是在当地市场解放了数百只小鸡生命的一个人物形象。接下来主人公在与周恩来大学和勇士小丑的看门人吴丑的交谈中，吴丑如是介绍格里弗为理想的解放者，（Vizenor，33）而像吴丑，一般人的梦想则如虫蚁一般向后退缩。（Vizenor，36）吴丑在之后提到格里弗时又说道，那些解放者，即使是在喜剧话剧中的解放者，也是我们文化中的英雄。（Vizenor，35）虽然格里弗这个恶作剧者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同性恋者，又是一个卑微的小丑，但是作者想在这里强调，在恶作剧者的背后是具有强大的力量的，是具有明显的自主意识，而非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维兹诺通过对格里弗的描写，一方面将森林之中恶作剧者和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猴子恶作剧的力量相结合了起来，另一方面意在阐释，必须将那些深受压迫的族裔人民，无论是亚洲族裔或是北美土著族裔人民的思想解放出来，解脱出来，而不再受他人摆弄，受枷锁束缚。正如中国和勇士小丑这一节所提到的，格里弗作为一个恶作剧者，不仅解放了那些将要被贩卖到市场的小鸡，同时他又通过教书育人，教导他们思想不被同化。正如这一节所提及的，尽管建筑、银行、酒店和古老的名字都已消失，但是它们却深存于我们的思想之中。（Vizenor，36）也即是面对西方思想的入侵，应该解放自身的思想，而不是盲目遵从那些强加于大脑之中的所谓思想，这一解放者的姿态恰恰是对束缚他们的囹圄桎梏进行的有利反抗。

书中后来提及到图恩﹒布朗（Tune Browne）这一恶作剧者，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针灸学新学派的创始人。当他面对社会科学系的研究人员通过窃取别人的狗，而去完成自己所谓的实验之时，选择的不是退缩怯懦，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是勇于为受害者发声，为其伸张正义，在书中，就有谈及，图恩高声呼应，释放动物，是我们社会针灸学的任务。（Vizenor，56）在面对混血儿之时，图恩的回答是释放那些混血儿，在生命科学中解放那些混血儿，（Vizenor，56）这一点也让我们联想到前文提到的恶作剧者格里弗，他释放继而解放了那些要被贩卖到市场的小鸡。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次提到解放混血儿的字眼，可以体会到，可以看出在后殖民时代混血儿在这里是受鄙夷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的，但图恩本着良知和道德关怀，解放了的混血儿，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使他们成为了加州大学最珍贵的人种。（Vizenor，59）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图恩的所作所为是在以某种形式改变着整个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图恩最终解放了实验室中的狗，解放了混血儿，使现实暂时恢复了平衡和稳定，同时也是对殖民压迫地一种有效的抵抗回应。

综上所述，杰拉德﹒维兹诺在《自由的恶作剧者》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后殖民时代，在主流与边缘文化夹缝中产生的第三空间中，印第安少数族裔人民自发地做出了不同的生存策略的抉择。其一则是对宗主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在第三空间所产生的文化杂糅，虽然是一种妥协的接受，但是其中也透露出了些许被殖民人内心的心酸。其二则是恶作剧者智慧的抵抗，印第安文化中恶作剧者这一人物形象在这里其实与亚裔文学中孙悟空同样的恶作剧者有着不谋而合的关联，两者都是以其诙谐幽默，或是荒唐出格的举动，对后殖民的社会种种不平压迫进行着独特却行之有效的抵抗，颠覆了主流的叙事和历史观，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于印第安裔的生存状况以及未来的深切担忧及深重沉思。

参考文献：

[1][2] Salaita，S. The Holy land in transit.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6.p142，144，165.

[3][4]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M]. New York： Routledge，1989.

[5]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4.

[6]Cheyfitz， E.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Indian Since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63， p142.

[7]Velie， Alan R. Four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Master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2. p124.

[8]Kimberly Blaeser， Gerald Vizenor， Writing in the Oral Tradition，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1996， p.4.

[9]Gerald Vizenor， The Trickster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