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

1989年，中苏“相煎”一二十年后，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作者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对这一会谈的幕后工作做了详细回忆。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00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打上“历史性”印记的邓戈会见

从9：00起，陪见的中央领导人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着，恭候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谁都知道，“中苏关系正常化”这7个字，与“邓小平”3个字是紧密相连的。

9：35，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他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中方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3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一字不落地记录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在想，老人家也許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45，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俗称“总统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砖头”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邓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他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两次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55，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点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足有八九米的天花板。

10：00，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乱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10点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还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 “可以各讲各的”；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邓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他谈及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小平同志这次代表我们党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我觉得，这句断语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与赫鲁晓夫那场“真假马列”大论战中，有些话说得并不对，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就批错了，因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许多做法，与毛泽东当年狠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立意，完全是两码事。

我觉得，小平同志所言“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特别英明，因为对于中苏关系那段不幸岁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承认苏方有“过错”，小平同志也替中方承担了相应责任，如果不“一风吹”，再翻旧账，一是争不出个我是你非来，二是给中苏关系发展造成新的障碍。

12：00，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老人家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人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一环：下午1时邓小平同志午宴，2时戈与中国总理会谈，5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20，萧榕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兴奋地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30，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两小时又三十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谈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写到这里，我还想略为介绍一下戈尔巴乔夫的当场表现。他进入东大厅后，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听得一清二楚。他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见此状，我不由得一笑：在邓小平同志这位“历史巨人”面前，紧张乃人之本能。戈尔巴乔夫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坐在邓小平同志这位曾震撼过全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在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在钓鱼台国宾馆，出发去见邓小平同志之前，戈尔巴乔夫对陪同的苏方官员说，他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要“多听少说”。

会见当天晚上，我立即将邓戈交谈内容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这位中国领导人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我精确地算过，当天自己站在和坐在他老人家旁边的时间，总共有两小时五十五分钟，这是一生最大的光荣。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介绍我给苏联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萧榕还告诉我，她父亲会见戈尔巴乔夫不久，收到这位苏联领导人托人送来的三张唱片，上面录有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老人家很喜欢，常让家人放给他听。

向总理、总书记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当日12点半，邓戈会见结束后东大厅的门一打开，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就立刻给钱外长送上一张条子，他看后交给了我。原来这是个电话记录，下午两点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让钱外长尽快派人去钓鱼台国宾馆汇报邓戈会见的情况。钱外长让我赶紧前往。当我快走到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的时候，大会堂一名工作人员匆忙赶了上来，交给我一个塑料袋，袋子沉甸甸的，摸着有些烫手。他说：“这是30只小包子，是钱外长让我从厨房拿的，他让你带着在路上吃。”我心里热乎乎的：还是老首长“疼”我，晓得干这行的人“挨饿”之苦，而且，30只包子，够我吃上五六顿的！不过，在坐车前往钓鱼台的路上，我紧张地为汇报打腹稿，压根儿就忘了那30只包子。

在钓鱼台12号楼，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介绍一下邓戈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他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中苏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ВИНА）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说得还是比较重的。”

汇报完后，已经是差10分钟两点了。接着我还要参加这位领导人在钓鱼台18号楼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因为有少许空余时间，钓鱼台管理局的王副局长便让我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由于饭点早过了，思想又一直很紧张，饿意已全跑掉了。我胡乱吃了一点西兰花、白斩鸡、酱牛肉，大约各两三块、片。桌上所摆的美味佳肴乃钓鱼台的名厨制作，我虽然只享用了不到两分钟时间，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久的。

当我到达18号楼时，钱外长问我“见到了总书记没有”？我说，才向李鹏总理汇报完，是同他一起坐车从12号楼过来的，钱外长听后没说什么。这下子想起来了，他向我交代过：尽快向下午5点将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当面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情况。当宾主在会谈大厅入座时，我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儿”，挨着钱外长就坐了下来，占了陪同团团长、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的位子，将其往谈判桌左边侧挤了过去。陈部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我坐下后，立即拿出了邓戈会见一摞记录本以及纸、笔，写出“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纪要”一行字。我大约用两三分钟就写出了第一页，然后交给右侧的钱外长。他略为改了一下后便请人尽快送出去。我每写出一页，就立即送给钱外长审改。后来听一位知情人讲，中央办公厅一名官员，在会谈大厅外一直等着这份汇报提纲。他讓“中办”的司机分着送，第一页先送，之后，两三页一送，司机往返跑了四趟。这番“动静”虽不大，但引起不少在场人的注意，他们大概会猜到，钱外长正在处理一个特急件。

会谈一结束，被我“蛮横抢占”座位的陈敏章部长站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早就听说，钱外长手下的兵，个个雷厉风行，今日得以亲眼相见，真乃三生有幸！”听得出来，话里透着一种真诚。我听后顿时感到心里热呼呼的。这短短一两句话，是对我们这些“钱外长手下的兵”最好的褒奖！其实，这位部长并不晓得，我当时为何这样“雷厉风行”。大约两周过后，我再次见到陈部长时，才告诉他那天“抢占”他座位的原委。他听后又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感慨地说：“干外交这一行很光荣，但也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