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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曹文品之辨

2017-06-20马思齐

速读·下旬 2017年4期
关键词:五言诗钟嵘诗品

马思齐

《文心雕龙》中评建安时期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在文学发展的悠长岁月里,那个慷慨激昂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被世人记住,并且引领着这个黄金时代的文坛巨匠也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冠以了“三曹”、“七子”的黄金桂冠。“三曹”是建安文学的开启者和领路人,分别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三人诗品风格与文学主张都各有不同,各有千秋。而梁代著名文学家钟嵘在其《诗品》中将这三人分列于上中下三品之中,何以差距如此之大,本篇就详细论述一下笔者个人思考的划分原因,共汇总为七个方面。

《诗品》分为三卷,为上中下三品,钟嵘将曹植列为上品,曹丕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曹操慷慨悲壮、刚健雄劲,曹丕婉娈细秀、便娟婉约,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父子三人在建安文坛上都卓有建树,曹植的《白马篇》开启古代游侠建功立业为国捐躯的形象刻画,《洛神赋》带着《神女赋》与《高唐赋》的神秘梦幻并且更上一层楼;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诗的其开篇之作,其朦胧飘渺的意境让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到思妇的悲哀;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体现的是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激昂情怀,也是流芳千古的名句佳话。三人各有短长本应不分高下,而钟嵘显然是更称赞曹植,不看好曹操,如下列举七点原因并加以阐述。

首先,《诗品》品评的是汉魏至南朝齐梁时期不存于世的写五言诗的诗人,其认为五言诗“指物造形,寄情写物,最为详切”,而曹操曹丕的五言诗大多不出众。曹操善写四言诗,其四言诗颇具乐府风格,用乐府旧题写当今社会状况,“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壮阔胸襟,“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无奈洒脱,“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坚韧执着……而他的五言诗多是在四言诗的基础上加入没有实际意义的一个字,与四言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薤露行》“惟汉廿二世,所任成不良”中的“惟”和“所”皆可以去掉。曹操之时五言诗还在萌芽阶段,尚不成熟。而曹丕更是擅长七言诗,是七言诗的鼻祖,一首《燕歌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举重若轻“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悲凉氛围晕染全诗。而曹植是诗歌与文赋的全才,七步成诗的大才子,其五言诗自然得到钟嵘的认可。

其次钟嵘在《诗品》的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这反应钟嵘的感情论,他认为诗歌是吟咏性情的,诗歌缘情而起,并且多是因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个人遭遇而产生情感,并且以哀怨之情为主。他不提倡汉代诗歌的美刺作用,反对诗歌为政教服务,所以其对曹丕曹操的诗歌评价不高。曹操由于其生长环境与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混乱,一心想要匡扶天下,成就大业,所以其诗歌中皆有称雄天下的野心和权谋政治的硝烟,他一心想让天下人认可自己,诗中若有若无的体现出过于悲壮的情绪,诗歌的中心也围绕着政治纷争。而曹丕的诗中虽是朦朦胧胧,带着婉约的气质,然而他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帝王,连自己的亲弟弟都想置之于死地,可见心中对政治的渴望与计算是多么深重,连写诗这样放松的时刻都不表露出一二,足见城府之深沉。曹植便不同于此二人,钟嵘评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虽有才华却无奈身陷枷锁之中,怨比海深,对于周遭的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壮志难酬,还有性命之忧的悲哀自爱,在其诗歌中无时不显现,这正巧对应了钟嵘的情感论,谁上谁下足以分清。

再次,钟嵘崇尚直寻,反对过多人为的用典和声律的自然观。“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钟嵘提倡的是南朝人的自然观,诗歌可以适当的辞藻艳丽华美,可以适当用典故,但若是曹操一样过于直露情感,表达自己的壮志雄心,或是像曹丕一样过于在意词采华美瑰丽创造唯美的意境,都是他认为不合适的。

第四点是钟嵘的风骨论。“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强调风骨与文辞华丽都应该具备,不应舍弃任何一个。曹植所谓的“体被文质”就相当于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所以钟嵘又称曹植为“陈思之于文章也,譬如人伦之于周、孔。”曹操“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其文辞修饰过少,全注重的是感情的蓬勃抒发,没有克制,而曹丕又是过于克制自己,诗歌中的作者的真实意思被掩盖起来无人知晓,这都不是风力与丹彩的完美结合。

第五点,涉及钟嵘的关于《诗品》中的诗人的派别分类。钟嵘将诗人们分入三个系统,分别是《国风》《小雅》《楚辞》。曹植属于《国风》而曹丕属于《楚辞》,这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的宗经思想,《国风》为首。曹植“情兼雅怨”诗文中所包含的怨雅而悲壮的精神内核与幽怨凄怆的表现形式,是《国风》与《楚辞》的完美统一。而曹丕则属于《楚辞》派别,其“起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凄美之势有,却“率皆鄙直如偶语”,与《楚辞》之风相差甚远。

第六点,与钟嵘对于高尚人格的追求与赞颂有关。钟嵘推崇曹植,原因之一便是曹植被他哥哥曹丕牵制了后半生,一腔报国为国效力的热血无法施展,满肚才华计策无人理会。曹丕作為一个帝王,也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顾及兄弟之情、血缘之情,若是没有太后的阻拦便已经杀掉了曹植,他是不具备完全高尚的品质的。而曹操,众人所谓之奸雄,其为人处事之道尽显狡诈,也不具备高尚人格。

最后,是诗人与作诗的关系。曹植后半生没有政绩,被压制着做个有名无实的贵公子,实则是阶下囚,他后半生将他的悲愤之情全寄托在他的诗歌之中,他除了写诗自然是做不了别的,也不能做别的事情,再加上他先天的才华与天赋,诗文自然是文坛中的精品。而曹丕与曹操,两个帝王,他们的主业是征战沙场,管理国家,算计权谋政治,而写诗只是他们的副业,业余爱好。《文心雕龙》中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为重,妙擅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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