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得到高考制度恢复的准确消息以后，我先是从黄岩县城回了一趟乡下的江口中学，从母亲那里取来高中时的课本。后来，又接连多次返回，报名、取准考证等等，因为那里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和高中毕业学校。由于父亲一生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和磨难，他希望我选择理科，认为那样会安全一些，未谙世事的我没有任何异议，母亲对此也没有反对。那一年不考英语，甚至不计参考成绩，因此父亲基本上没帮我什么忙，只是对政治考试的题目做了一些预测。

就这样，全凭自己看书复习做习题，一个多月以后（网友指出是12月15日），我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县城参加了第一次高考。当时全国有570多万考生，只录取27万。因为是第一次，谁都没有把握，张榜公布参加体检政审考生名单那天，黄岩全城的青年男女都涌向那惟一的十字街头。毛笔黑字书写在大红纸上，名单是按考生所在的区和姓氏笔划排列，全县总共只有一百来名。记得那是在黄昏时分，我在一个不太引人瞩目的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蔡字笔划比较复杂，如果按汉语拼音，我就不会那么靠后了。不管怎样，当时还真有一种传说中金榜题名的感觉。

体检时我是一次过关，小小的鼻窦炎和一百多度的近视不会成为任何障碍。惟一遇到的尴尬场面是外科检查，所有的考生都脱得一丝不挂，而大房间里有女医生在场。那时黄岩没有空调，医院弄了一个烧煤炭的炉子给考生取暖。不难想象，轮到女考生入场时，她们的脸色一定更加难堪。但在那个年代，意见再大也不会说出来，因为在人们头脑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抗议”这个词。能够走进那房间，已是千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荣耀，近乎于一种恩赐了。

政审时每个人只需填写一份表格，所有的栏目我都非常熟悉了。可是，在填寫家庭出身时我又没了自信，加上父亲的“摘帽右派”、舅舅的海外关系和曾经的“反革命分子”的母亲，很有些惴惴不安。那时仍然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这句似是而非的话有着充分的灵活性。“政治表现”一栏由不得我来填，不知道我的档案里会否有“学习委员职务被撤”字样。反正那年春节前后，我翘首以盼的“入学通知书”一直没有寄来。

等到我15岁生日来临，那些幸运儿们陆续离开黄岩，上大学去了，我那残存的美梦也终于清醒了。好在父亲和母亲都没有任何的不高兴，相反，他们觉得我年纪小，再复习半年，应该能考出更好的成绩。尤其是父亲，他对我和对时局一样都比较有信心，或许他企盼着，我能考上他的母校——北京大学。

回想起来，第一次高考没有公布成绩，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有很多人在填报志愿时高分低就。事到如今，这个秘密尚未揭开，难道要像诺贝尔奖评选过程一样，50年以后才揭晓？ 第二次高考政审显然放宽了，成绩也公布了，不过仍有人饥不择校，他们心有余悸。有意思的是，我现在从事的两项事业，正好是（第2次）高考成绩最差的两科：数学和语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考定终身是多么的盲目。

（作者简介：蔡天新，1963年出生，15岁考入山东大学，24岁获博士学位，31岁任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