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蓓

谚云“水治则国治”，历朝视黄河治理为重要政事，无不竭尽心力以为之。然至晚清，内乱外患，国力匮乏，治河要政，无复过问。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于河南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北部），改道山东人海，酿成巨灾。明清时期黄河治理一向以“筑堤防，增坝埽”作为攻守之策，在维护水利系统方面可以说是成功的，但终非根治水患之策。

19世纪60年代，黄河改道造成的系列问题引起了西方水利工程师对黄河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水利之兴，肇自上古，“工程学术为世界冠”。近代水利科学和工程技术虽有迅速发展，但目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欧美人士莫不钦佩赞叹，甚至将黄河堤坝与大运河、长城并列为“中国三大杰出的人造工程”。而中国历史上一些治河名臣的治黄理念恰与现代水利理论相接近，这使得近代中西方水利专家关于黄河研究的讨论与对话能够在延续传统的状态下对等进行。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水利专家提出了“河工科学化”的口号，黄河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堤防到全流域管理的重大转变。张含英曾坦言：“中国水利事业虽有悠久之历史，但自科学方法之输入，则可截然分为两个阶段。而以近30年之发展，有显著之进步。”（《张含英治河论著拾遗》，黄河水利出版社，2012年）本文仅就晚清至民国时期黄河治理科学化的几个节点作一初步考略，以求方家指正。

晚清黄河治理的政治与技术困境

咸丰时期，朝廷疲命于东南，铜瓦厢决口后，更资以河为屏障，决口由“缓堵”至不堵，对于治河实在是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