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安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在痛定思痛之后为自己在逃亡过程中所写的诗集作的序言，文章情感真挚，报国心切，其中的悲苦更是令后世千万志士仁人扼腕唏嘘。

一、国事难为

1.朝臣的无能与无耻

当北人大军压境之时，南宋朝廷居然是“战、守、迁皆不及施”。面对元军的大力推进，南宋朝廷大臣在京师拱卫上毫无准备，进无迎敌之计，退无迁逃之策，守又无守城之谋。如果说“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还只是文天祥无意之间透露出群臣的无能，那么“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之所出”则已含蓄地表露出了文天祥对众大臣面对国难而一筹莫展的无能之举的不满与批评。

当众人面对国难一筹莫展之际，“北邀当国者相见”。对此，众人的反应是“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为国谋则无能，为己谋则多才耳。显然，出使北营是凶多吉少之事，但为了得一夕安寝，众人异口同声推出了文天祥挡祸。是不是因为文天祥德才兼备，又是右丞相，乃“当国者”，符合北人的要求，堪担此任呢？文本第一段写道“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可见当时文天祥是主掌国事之人，但是文本中有一个细节，当北兵迫修门外时，“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可见，文天祥的“当国者”无非是个虚名，权利早已被后来降元的左丞相吴坚架空，唯有可资利用之时才还其“当国者”之名。一群大臣皆是谋私利之徒，国难当前，仍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怎能不让文天祥内心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