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

1991年的柏林，既是我们“喘口气”的歇脚之处，更是再出发的地点。因为，新西兰地处遥远，1989年世界巨变，隔着遥远的时空，仿佛发生在另一个宇宙。我们的感受，仍然系在中国那一条细细的线上，中国发生的一切，好像就是世界发生的一切。但，世界发生了什么？它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未来的生活、写作有什么关系？这场巨变，将如何深刻影响、甚至改写我们的未来？更进一步，它将如何改变整个人类的处境和观念？多少问号，像大海上一望无边的成排巨涛迎面打来。

我们只是慢慢才懂得，1991年1月2日在“裤裆大街”上那场寒夜漫游，其实在引领一条人生的漫漫长途。

多年后的2012年夏天，我获得了2012—2013柏林Wissenschaftskolleg（中文翻译是“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这个奖项的内容，是遴选国际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创作的佼佼者，无论年薪多少，由德国政府出钱，“买”他（她）一年学术自由，专心研究自己最关注的主题。“超前研究”，顾名思义，奖金获得者的思路，应该蕴含着人类未来的走向。

哦，又要到柏林居住一年了！2012年7月和8月，我和友友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拾已很不习惯的搬家、漂泊经验，把我们漂亮的倫敦家，硬生生“拆了”。书、音乐、衣服之类软件，装箱标号运去柏林，家具等等大件硬件，留在伦敦，租仓库储存，等待有朝一日当“还乡团”。哦，好累啊，但不止是体力的累，更是心力的累，原来环球漂流时那沉重而又空虚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从1989年到1997年的整整九年里，“搬家”像个梦魇挥之不去：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二十多个国家从脚下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