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王朝远征匈奴的霍去病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使人联想到直道交通条件。直道沿线多有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历史遗存，“匈奴祭天处”即其中之一。“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当来自匈奴语。匈奴语言史料进入汉语文献，多因音译，但也有意译者，如“左贤王”、“右贤王”、“僮仆都尉”等。“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如为意译，则“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是明确的。

关键词：直道；甘泉；匈奴；祭天；径路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137-07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陕西理工大学汉江学者 （北京 100872）

《史记》有北上远征的汉王朝骑兵军团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的记载，《史记》注家以为匈奴“祭天”地点曾经在甘泉宫左近，如此则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进行相关考察，有助于全面认识直道选线缘由以及其交通作用之沟通与交汇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意义。被看作“匈奴祭天处”的“径路神祠”，所谓“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或许也有值得交通史和民族史学者關注的价值。对直道连通区域若干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历史遗存的关注，应当可以深化直道史的研究。“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移动，也可能与直道交通有关。而对于秦汉交通史、区域文化史和民族关系的总体认识，也可以因此获得有以推进的条件。

一、《史》《汉》所见之匈奴“祭天金人”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北征大漠的战绩，战利品中包括匈奴礼祀的偶像：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踰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关于“休屠祭天金人”语，出自“天子曰”。可知“收休屠祭天金人”的捷报，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并以为“益封”之据。所谓“休屠祭天金人”，裴骃《集解》：“如淳曰：‘祭天为主。”司马贞《索隐》：“案：张婴云：‘佛徒祠金人也。如淳云；‘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屠音储。”1《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去病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为票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上曰：‘票骑将军率戎士隃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锐悍者诛，全甲获丑，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师率减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户。”颜师古注：“如淳曰：‘祭天以金人为主也。张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师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许虬反。屠音储。”2又《汉书》卷五五《金曰磾传》：“武帝元狩中，票骑将军霍去病将兵击匈奴右地，多斩首，虏获休屠王祭天金人。”3《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元狩二年）春，汉使票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

对于“收休屠祭天金人”，《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写作“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金人”进入汉文历史典籍，但对于其名义和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这应当是民族文化存在隔阂而信仰世界有所区别的缘故。

二、匈奴祭天处考辨

（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

几位权威《史记》注家的解说，均注意到与“祭天金人”相关的匈奴“祭天”地点。裴骃《集解》：

《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

司马贞《索隐》：

韦昭云：“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又《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

张守节《正义》：

《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5

所谓“云阳”、“甘泉山”的指向，使得匈奴游牧人群介入中原农耕文化的历史动向呈示出一个值得重视的观察点。

《汉书音义》所谓“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括地志》所谓“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都强调“甘泉山下”。而“甘泉”，据《史记》记述，是秦始皇直道的终点。《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1所谓“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暗示秦直道南端“甘泉”的神秘背景。相关历史迹象体现直道线路应与匈奴在一定历史时段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

前引《史记》诸注说，或言“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或否定此说，言“事恐不然”，以为“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无论何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匈奴祭天处”与匈奴“祭天金人”的南北移动，都很可能与直道交通条件有关。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载严安以故丞相史上书，说到汉武帝时代的军事扩张，包括对匈奴进取的战争局势：“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龙城，匈奴祭天处。2

《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輕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关于“龙城”，颜师古注：

应劭曰：“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国，名其处为龙城。”3

“龙城，匈奴祭天处”与“徙之于休屠王右地”的“金人祭天”地点的关系可以讨论。但“龙城”当在更北的远地，也与秦始皇直道自“甘泉”北上的大方向一致。

（二）“甘泉山下”的“径路神祠”

《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说“匈奴祭天处”即“径路神祠”。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的说法则不同，指出“径路神祠”的祭祀对象是“休屠王”：

京师近县……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

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4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匈奴的另一神祠的空间位置也在“云阳”这一与关中重心咸阳—长安存在特殊关系的亦被称作“都”的地点5。而所谓“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与前引“秦夺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的说法都指示“休屠王”事，也特别值得重视。

前引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说“径路神祠”“本匈奴祭天处”，与“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之说异。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左冯翊”条也说到“云阳”的祀所，可见分说“休屠”、“金人”、“径路神祠”：

云阳。有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三所，越巫祠三所。6

这里明确区分“休屠”、“金人”、“径路神祠”为“三所”，或可读作“休屠”、“金人”、“径路”，为“神祠三所”。这样的理解，或可澄清“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说法可能产生的误识。

三、“义渠”等“戎翟”的“甘泉”故事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追述匈奴种族和文化渊源，说到春秋时期中国北方诸“戎翟”，涉及活动于“岐、梁山、泾、漆之北”地方的“义渠”：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义渠”活动的地域，可能包括“云阳”“甘泉”。司马贞《索隐》：“韦昭云：‘义渠本西戎国，有王，秦灭之。今在北地郡。”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宁州、庆州，西戎，即刘拘邑城，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也。”1

《急就篇》卷二：“宪义渠”。颜师古注：“宪氏之先，本为周之布宪，司寇之属官也。其后以为姓焉。义渠，国名也。后为县，在北地。以县为名也。”2可知汉代民间意识，也以为“义渠”在“北地”。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对于战国时期“义渠”活动区域的表述，显示民族关系史和战争史的记忆中，“义渠”的势力并不囿于“北地”：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3

这里说到“上郡”，而“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秦惠文王“拔义渠二十五”等记载，显示“义渠”在这里的行政控制曾经是相对稳定的。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这一故事除了体现秦宣太后时代行政、情感与民族关系的特殊情形之外4，也提示了有关历史民族地理的一则重要信息，即“义渠之戎”活动的重心地带包括“甘泉”。

《匈奴列传》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司马贞《索隐》引《汉书音义》称：“金人祭天，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所谓“云阳甘泉山下”，“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或许与“义渠戎王”居于“甘泉”的史实有关。《匈奴列传》毕竟是把“义渠”故事置于匈奴史的记述之中的。

司马贞《索隐》发表质疑此说的意见：“事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后置之于甘泉也。”5看来似未可信从。

四、直道与匈奴祭天处的关系

（一）直道交通线上的祀所与神秘主义纪念地点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记述了位于汉王朝中枢地方即所谓“京师近县”的特殊祠祀重心：

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僊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僊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6

位于“云阳”的“径路神祠”与位于“肤施”的“四祠”：“五龙山僊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应当置于直道交通文化带这一体系中观察和理解。而“云阳有……祠，又立……四祠于肤施”句式，体现“云阳”“径路神祠”与“肤施”“黄帝”等“四祠”的内在关系。

据说黄帝葬于桥山，汉武帝曾经在这里祭祀黄帝。或说桥山在秦始皇直道经过的子午山1。这一信息，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而陕西甘泉方家河直道遗存左近发现的凿刻年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与发现于河南新郑的，一些学者认为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具茨山岩画2形制之相近，也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和理解直道沿线的黄帝纪念遗存的历史文化意义3。

直道交通带的扶苏、蒙恬纪念遗存4，以及佛教石窟遗存5，也应当以这一理念为基点有所认识和说明。

（二）汉匈语言互译方式与“径路”“直道”联想

匈奴是否有文字，汉与匈奴之间怎样借助文字实现文化交往，至今存在历史疑点。例如，著名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是通过何种文字形式实现的，“单于遗汉书”言“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以及其中说到的“皇帝让书再至，发使以书报”，又“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等6，其“言语”究竟是怎样的形式，我们并不清楚。而“（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7，所谓“疏记”，应当是使用文字的。而口语交流形式，或许如白登之围时“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8，可能需要通过“译人”9。

关于前引《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径路神祠”，颜师古注：“休屠，匈奴王号也。径路神，本匈奴之祠也。”猜想所谓“径路”二字，不排除匈奴语音译的可能。然而汉字“径路”，字面意义则使人得出或与交通道路相关的理解，甚至可能联想到与“直道”语义之相近。这使人疑心“径路”或许由匈奴语义译汉语的可能性。

《说文·彳部》中，除对“彳”的解说外，“德”字列为第一，“径”字列为第二：“径，步道也。从彳。巠声。”段玉裁注：“《周礼》：夫间有遂，遂上有径。郑曰：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此云步道，谓人及牛马可步行而不容车也。居正切。十一部。按《辵部》‘道、《足部》‘路皆厕部末，此厕部首。不同者，错见之意。”10“径”、“畛”、“涂”、“道”、“路”中，“径”作为“步道”，是等级最低的较简易的交通道路，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最捷近的道路，最方便的道路。明代学者曹学佺《周易可说》卷七《艮》解释“艮为山为径路”：“径路者，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涂也。”1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阶州》：“若其制两川之命，为入蜀径路者，则曰阴平道，入蜀之间道也。”2

汉代语言习惯有以“径路”言交通者。见于历史文献者如《后汉书》卷七七《班勇传》载班勇上议：“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龜兹径路，南强鄯善、于窴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3其中有“西当焉耆、龟兹径路”语。又《后汉书》卷七八《霍谞传》：“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4，《三国志》卷二一《魏书·阮籍传》裴松之注：“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5《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6裴松之注引《吴录》：“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设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孙韶又遣将高寿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于径路夜要之，帝大惊，寿等获副车羽盖以还。”7《三国志》卷四七《吴书·鲁肃传》：“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即父子俱获，荆州遂定。”8《三国志》卷六〇《吴书·贺全传》：“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9《说郛》卷五九下孙盛《魏春秋》写道：“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10也都说到“径路”与交通行为的关系。

言“断其径路”，“于径路夜要之”者，所谓“径路”明确与交通条件有关。

然而，匈奴又有“径路刀”，名号竟与“径路神”、“径路神祠”同。《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记载，汉元帝时，“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

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为盟约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

对于“盟约”外交仪式的重要道具“径路刀金留犁”及其使用，颜师古注：“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饭匕也。挠，和也。契金著酒中，挠搅饮之。师古曰：‘契，刻；挠，搅也，音呼高反。”11

应劭的解说“径路，匈奴宝刀也”，并没有提示“径路”一语的由来。“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当有一定关系。12在具备可以确切说明这一关系的条件之前，有关“径路”或与“直道”意义相近的假想，似乎还仅仅只是假想。

宋代学者王观国《学林》卷四“饮器”条讨论了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约仪式上另一重要用器“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这件“饮器”的制作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1“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2王观国写道：“以此知所谓‘饮器者，饮酒器也。虽为饮酒器，然非宾主常用饮酒之器，若有盟会之事，则以其器贮血盟之酒，以示盛礼也。”3所谓“径路，匈奴宝刀也”，也应因其贵重神圣“以示盛礼”。也许“径路刀”与“径路神祠”之“径路”语，只是取其“神”性。而“径路”之神圣意义自有由来。

“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当来自匈奴语。匈奴语言史料进入汉语文献，多有音译而来者，特别是作为名号使用情形。但是也有据意译者，如“左贤王”、“右贤王”、“僮仆都尉”等。4“径路刀”与“径路神祠”如据意译，则“径路”可能与“直道”的联系，仍然有思考和探索的意义。

霍去病缴获匈奴“祭天金人”，《史记》注家考察匈奴“祭天”地点曾在甘泉宫左近。相关历史文化现象涉及“义渠”等“戎翟”在后来开辟直道的区域的活动，直道选线或与草原游牧族的南北交通实践有关。直道沿线多有作为礼祀对象的纪念性遗存，“匈奴祭天处”旧址追溯充实了相关认识。而“径路”与“直道”的语言对应关系，或许可以由今后更深入的民族语言考古工作提供确切说明的条件。

（责任编辑：陈炜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