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体会到爸爸刘伯承对我的爱是多么深沉，对我的教育是多么深刻和重要。

从书法、文学、历史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爸爸都给我很多教育。虽然我没有能力把这么丰富的内容全部有条不紊地归纳起来，但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它经常切切实实地给我智慧和勇气。

我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听妈妈说，爸爸希望我长大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有感于三国东吴名将吕蒙奋发上进，被称为“吴下阿蒙”的典故，给我取名“阿蒙”。

1967年春天，爸爸在南京治疗眼疾，我随后也来到这个阔别了十年的城市。

来到爸爸身边，爸爸就是我的老师，在那个“焚书坑儒”、学业俱废的狂热年代里，我又做学生了。当时，爸爸给我规定的两门主要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

爸爸经常对我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爸爸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时，总要同时把我叫起来，让我背书、习字。

那时，爸爸的视力已经不好了，但他的记忆十分准确。他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是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我背书。由于我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作“晨关”。

在南京那段时间，爸爸不仅教我学习古文，提高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教给我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想起这些，我也像许多孩子一样，觉得“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972年初，学校决定将我们系迁往四川。爸爸见我流露出不想学工想改学文的情绪，便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