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叉，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斗牛、舞蹈，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奥林匹克运动，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剽悍生活的痕迹。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数据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

当然，古欧洲人也有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并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非汉族主政，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纪前夕，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其历史只有“绵延”而没有“进步”（钱穆语）。

一个游牧人，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必须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进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不存，辈份失效，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那么谁能成为老大？显而易见，一种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