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涛

摘要：五代巴蜀文学异质多元、波澜壮阔，存在不同文学版块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输血重构现象。唐末五代时期，中原地区干戈扰攘、战乱频仍，许多文人为躲避战火的摧残纷纷选择入蜀避难。巴蜀地区关阁栈道、曲折往复的陆路交通地理以及溪流纵横、高山滩川般的水路交通条件，对入蜀文人的行旅创作和迁徙态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入蜀文人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他们对新奇陌生、亘古蛮荒的巴蜀文化带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和隔膜情绪。入蜀文人颠沛流离的身世遭际以及对蜀地文化凄迷感伤的认知心路，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巴蜀文坛的审美价值取向与文学创作风貌。

关键词：五代十国；交通地理；巴蜀文坛；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1290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巴蜀古国的交通条件十分恶劣。这里悬崖峭壁、栈道百折、奔流险滩、与世隔绝，是一个“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瑰丽奇幻的新天地，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侧身西望长咨嗟”的艰险畏途所在。笔者以交通地理的独特视角，全面审视五代文人在巴蜀地区交通行役的流转态势及同期文学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一、巴蜀地区的陆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五代时期，汉中兴元府是连接蜀地与关中地区的重要陆路中转站。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跋涉入蜀时，首先要翻越秦岭来到汉中兴元府，以此作为进一步中转南下的立足点。从关中到兴元的陆路交通，以褒斜路和骆谷路最为重要。唐朝二帝入蜀避乱或沿褒斜或沿骆谷，“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沿褒斜路历扶风、陈仓、河池郡（凤州）抵达兴元府。唐僖宗入蜀时，沿骆谷道经盩厔、洋州抵达兴元府。

唐末五代之际，中原文人为躲避战火摧残，追随唐室帝王的逃亡路线纷纷入蜀。如诗人郑谷“广明之乱”后，沿着褒斜古道入蜀避难，历兴、剑、梓、汉抵达成都府。郑谷入蜀途中在兴州略作停留赋诗流连，其《兴州东池》诗云：“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彻底千峰影，无风一片秋。垂杨拂莲叶，返照媚渔舟。鉴貌还惆怅，难遮两鬓羞。”[1]90，按，兴州以北经水路可达凤州、成州，兴州以南更通舟楫；诗中所谓“南连乳郡流，阔碧浸晴楼”诚不虚言。又，郑谷滞留兴州之际所作的《兴州江馆》亦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1]223按，兴州下辖顺政、长举、鸣水三县。嘉陵江流经顺政县，离县城百步，诗人郑谷滞留兴州进退维谷，诗句“愁眠不稳孤灯尽，坐听嘉陵江水声”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兴州长举县又有著名的险要之地曰“青泥岭”，此地悬崖峭壁、溪流湍急、山多云雨、道路泥泞，诗人李白曾为之浩叹曰“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青泥岭正当官道要冲，朝廷在此设有“青泥驿”，该驿站直到北宋至和年间才废弃不用另择他途。据宋人雷简夫《大宋兴州新开白水路记》文云：“至和二年（1055年）冬，利州转运使王容、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2]又，唐末五代之际，诗人韦庄由关中入蜀亦经由兴元府中转。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诗人韦庄奉命入蜀宣谕两川罢战休兵。韦庄与谏议大夫李洵沿骆谷道经盩厔、洋州抵达兴元后，辗转到达东、西两川征战对垒之地梓州张杷砦。韦庄此行沿骆谷道进入洋州，写有诗歌作品《焦崖阁》云：“李白曾歌蜀道难，长闻白日上青天。今朝夜过焦崖阁，始信星河在马前。”[3]313按，诗中的“焦崖阁”位于洋州东北的焦崖山，据《陕西通志》记载：“焦崖山，在（洋）县北五十里。”[4]诗人韦庄回朝复命后，身感大唐王朝江河日下大厦将倾，于是选择投奔王建再次入蜀。此时的韦庄身上没有了王命羁绊的束缚，能够从容地边行边赏路边景。诗人沿着褒斜古道一路前行，当他经由兴元府褒城县时饱览了“鸡公山”，韦庄《鸡公帻》诗云：“石状虽如鸡，山形可类鸡。向风疑欲斗，带雨似闻啼。蔓织青笼合，松长翠羽低。不鸣非有意，为怕客奔齐。”[3]314诗人在题目下注曰：“（鸡公帻）去褒城县二十里。”[3]314由韦注可知，“鸡公帻”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离兴元府的治所称得上是近在咫尺。

五代时期的文人士子，在汉中兴元府稍作停留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往往会选择继续南下赶路，由兴元府折向西南方向沿金牛道、剑阁道，经利、剑、绵、汉四州抵达成都府。这条由关中褒斜路、骆谷路交汇于兴元府而后折向西南金牛道、剑阁道所构成的交通路线图，是唐五代时期中原文人出蜀入蜀的陆路交通大动脉。金牛驿正当入蜀的咽喉总孔道，唐末诗人胡曾《金牛驿》诗云：“山岭千重拥蜀门，成都别是一乾坤。五丁不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5]2545李商隐入蜀时经金牛驿亦赋诗云：“楼上春云水底天，五云章色破巴笺。诸生个个王恭柳，从事人人庾杲莲。六曲屏风江雨急，九枝灯檠夜珠圆。深惭走马金牛路，骤和陈王白玉篇。”[5]2091

利州辖区内的入蜀险恶路段有“九井”“五盘”（七盘）、“漫天岭”“深渡岭”，沿途亦有著名的驿站筹笔驿和嘉陵驿。入蜀古道的“九井”之险，陈鹏在《九井滩记》一文中有描述：“九井滩有大石三，其名鱼梁、龟堆、芒鞋嘴，参差相望于波间，操舟之人力不胜舟，而辄为石所触，故抵于败。”[6]利州境内的“五盘岭”或“七盘岭”之险，诗人杜甫也曾赋诗云：“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5]782关于“五盘”的得名缘由，杜甫在《五盘》诗题下注云：“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名五盘，栈道盘曲有五重。”[5]782由“五盘岭”沿嘉陵江西南行，便来到著名的“筹笔驿”，此驿的位置所在据《舆地纪胜》记载：“筹笔驿，在绵谷县，去州北九十里，旧传诸葛武侯出師尝驻此，唐人诗最多。”[7]4736利州境内的“大漫天岭”“小漫天岭”“深渡岭”亦是入蜀古道中必经的险恶路段，唐末诗人罗隐入蜀时留题《漫天岭》诗云：“西去休言蜀道难，此中危峻已多端。到头未会苍苍色，争得禁他两度漫。”[5]2626又，五代前蜀时，后主王衍不顾群臣劝阻执意北巡耀武，他的随从队伍浩浩荡荡“从驾兵至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8]667。利州“嘉陵驿”在州治绵谷县境内，五代文人张蠙《题嘉陵驿》诗云：“嘉陵路恶石和泥，行到长亭日已西。 独倚阑干正惆怅，海棠花里鹧鸪啼。”[5]2783诗人张蠙深感嘉陵江畔的蜀道艰险，一路行来崎岖泥泞疲惫不堪，故而在嘉陵驿站独倚栏杆悲伤日暮，情绪低落。endprint

由利州益昌县西南行，渐渐进入了艰难险峻的剑阁古道。五代时期，利（州）、剑（州）之间的“白卫岭”地势险峻、野兽出没、虎豹横行。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云：“圣朝未克蜀前，剑、利之间，虎暴尤甚。白卫岭石洞磎，虎名披鬃子，地号税人场。”[9]又，五代文人王仁裕跟随王衍北巡途中经过“税人场”时遭遇了恶虎的袭击，据诗人《王氏闻见录》记载：“蜀后主王衍……至剑州西二十里以来，夜过一磎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王衍）其乘马忽咆哮恐惧，箠之不肯前……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余骸矣。”[10]5839事情过后，蜀主王衍不仅不采取防范措施汲取教训，反而命令臣僚赋诗取乐同题唱和。王仁裕《奉诏赋剑州途中鸷兽》诗云：“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余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嚵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11]284文人李浩弼《从幸秦川赋鸷兽诗》亦云：“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庸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秣杀他。”[11]839

剑州辖区内的剑门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雄关之美誉。王衍君臣巡幸于此迭相唱和，王衍《题剑门》诗云：“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棱。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城阙路，云叠树层层。”[11]883佞臣韩昭《和题剑门》诗云：“闭关防老寇，孰敢振威秣。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锁百层。”[11]839文人王仁裕《题剑门》亦云：“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棱。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11]280

五代时期，绵州辖区内罗江县有蜀道屏障白马关。白马关是遮蔽西川和成都平原的一个重要的雄关隘口。按，距白马关四十里的地方有罗江驿，唐彦谦入蜀时赋诗《罗江驿》云：“数枝高柳带鸣鸦，一树山榴自落花。已是向来多泪眼，短亭回首在天涯。”[5]2653绵州白马关与汉州德阳县的鹿头关相对而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认为：“又西南十里至白马关，与德阳县之鹿头关相对。核之里数，盖一关之东西口，分属两州县耳。”[12]

汉州的鹿头关非常出名，郑谷《蜀中》诗云：“马头春向鹿头，远树平芜一望闲。”[1]310汉州的治所雒县近郊又有金雁驿，韦庄《汉州》诗云：“北侬初到汉州城，郭邑楼台触目惊。松桂影中旌旆色，芰荷风里管弦声。人心不似经离乱，时运还应却太平。十日醉眠金雁驿，临岐无限脸波横。”[3]373韦庄诗中的“金雁驿”之得名源自流经汉州城郊的雁江，据《方舆胜览》记载：“雁江，在雒县南，曾有金雁，故名。”[13]经过汉州之后再也没有险恶的关口隘路，抬眼远眺是一望无际的川西成都平原。唐五代时期，成都府辖区的新都县有“天回驿”，该驿站颇为出名。五代前蜀时，徐氏太后太妃二姊妹曾随王衍巡游于此，顺圣徐太后《题天回驿》诗云：“周游灵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暂得行。所恨烟光看未足，却驱金翠入龟城。”[14]翊圣徐太妃继而同题唱和诗云：“翠驿红亭近玉京，梦魂犹自在青城。比来出看江山境，尽被江山看出行。”[14]

唐末五代时期，山南西道境内的大巴山横亘东西，将整个山南西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五代入蜀文人在汉中兴元府稍事休憩之后，其中一部分人经兴元府沿大竹道（米仓道）一路崎岖南下，最后抵达山高水恶、丛林密布、人烟罕至的巴中或巴东地区。

五代时期，不仅文人士子、许多行人商旅亦经常往返于大竹（米仓）古道，他们翻越大巴岭、小巴岭、孤云山、两角山、米仓山，往来于兴元府与巴子古国之间。文人王仁裕多次行经此道，其笔记小说《玉堂闲话》描写路途特征为“深溪峭岩，扪萝摸石，一上三日而达于山顶，行人止宿，则以绠蔓系腰，萦树而寝。不然，则堕于深涧，若沉黄泉也。复登措大岭，盖有稍似平处”[10]1899。大竹道上的孤云山、两角山为行人商旅所必经的险恶路段。孤云、两角二山人烟罕至、山势险峻，王仁裕曾将豢养的宠物“野宾”放生于此，据《王氏闻见录》记载：“王仁裕尝从事于汉中，家于公署。巴山有采捕者，献猿儿焉。怜其小而慧黠，使人养之，名曰野宾……使人送入孤云两角山，且使系在山家，旬日后方解而纵之，不复来矣。”[10]5851王仁裕为此赋诗二首，其《放猿》诗云：“放尔丁宁复故林，旧来行处好追寻。月明巫峡堪怜静，路隔巴山莫厌深。栖宿免劳青嶂梦，跻攀应惬白云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彻晓吟。”[11]284诗人飞驰想象，设想猿猴“野宾”回到大自然后的种种逍遥情状。又，王仁裕《遇放猿再作》诗云：“嶓冢祠前汉水滨，饮猿连臂下嶙峋。渐来子细窥行客，认得依稀是野宾。月宿纵劳羁绁梦，松餐非复稻粱身。数声肠断和云叫，识是前时旧主人。”[11]284根据诗意，足见诗人与宠物“野宾”之间的感情深厚，“野宾”放生数年之后，依然能够辨认出它曾经的主人。二、巴蜀地区的水路交通与五代文人的迁徙流转态势长江水路是连接巴蜀与荆湘、吴越地区的交通大动脉。五代时期的长江水路，自成都出发历眉、嘉、戎、泸、渝、涪、忠、万、夔等州府奔腾出峡，地志书《太平寰宇记》引韦庄《峡程记》称：“泸、合、遂、蜀四郡，皆峡之郡。” [15]又，《舆地纪胜》云：“涪（州）于三峡，最为要郡。”[7]4526五代时期，夔、忠、渝峡路，地当巴中与荆楚地区的交通之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夔州城南的瞿塘峡亦名广溪峡，为三峡之首。《资治通鉴》记载前蜀立国之后：“峡上有堰，或劝蜀主乘夏秋江涨，决之以溉江陵。毛文锡谏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怀天下，忍以邻国之民为鱼鳖乎！蜀主乃止。”[8]606巴东夔州峡口，不仅是前蜀王朝与荆南政权长期殊死争夺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文人士子东向入楚、漫游吴越以及西向入蜀、锦江步月的交通总枢纽。如天复二年（902年），诗僧贯休溯江入蜀，其诗歌作品《三峡闻猿》即写于入峡的途中。贯休沿三峡水路溯流西上，秋天抵达渝州，写有诗歌作品《秋过相思寺》。按，相思寺即缙云寺，在渝州缙云山上，据《蜀中广记》云：“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以此山有相思崖生相思竹……而得名。”[16]五代時，荆楚文人欧阳彬早年“落魄街市，歌伎酒徒，无所不狎”，后来适逢“西川图纲将发，（欧阳彬）得歌伎所分资，求为纲吏仆夫，纲吏许之，遂入成都，献《万里朝天赋》”[17]779。又，五代文人张格逃难入蜀时，从长安出发南奔渡过汉水“由荆江上峡，入成都”[17]603。后蜀元老重臣李昊在亡国后，随后主孟昶入宋归顺，《十国春秋》记载他：“国亡，随后主降宋……亲属乘舟，自峡江，下至夷陵。”[17]774又，诗人郑谷于五代战乱之际寓居夔州，《峡中》一诗就形象地描写了作者当时羁旅漂泊的孤独况味：“万重烟霭里，隐隐见夔州。夜静明月峡，春寒堆雪楼。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往事如今日，聊同子美愁。”[1]193endprint

五代时期，山南、剑南的巴中地区水路交通十分便利，涪江、渠江、沱江、嘉陵江等在此汇聚，故该地常可以看到文人士子泛舟出没的身影。如诗人韦庄曾沿嘉陵江一路南下，《两宋名贤小集》引韦庄《蜀程记》记载诗人“入嘉陵道上，如行青萝帐中”[18]；又，诗人郑谷《舟次通泉精舍》描写其舟船劳頓的水路行程，诗云：“江清如洛汭，寺好似香山。劳倦孤舟里，登临半日间。 树凉巢鹤健，岩响语僧闲。更共幽云约，秋随绛帐还。”[1]108按，梓州东南六十里至射洪县，东临涪江水，有梓潼水自东来会。又东南六十五里至通泉驿。又，诗人郑谷舟行过渠州时，创作了《渠江旅思》一诗，云：“流落复蹉跎，交亲半逝波。谋身非不切，言命欲如何。 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引人乡泪尽，夜夜竹枝歌。”[1]92按，渠江为嘉陵江的支流，其源头出自万顷池，渠江县因此得名，唐五代时属渠州。此外，前蜀乾德二年（920年），王衍北巡行幸时，由利州沿嘉陵江南下阆州“龙舟画舸照耀江水”，蜀主王衍于龙舟之上“自制《水调·银汉曲》，命乐工歌之”[19]。嘉陵江流经利、阆二州，再南下经果州、合州、渝州等汇入奔腾东流的长江，足见嘉陵江是连接山南和剑南地区的重要水路交通主干线。三、地理交通视角下巴蜀文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唐末五代堪称乱世之秋，中原文人纷纷避乱于蜀。流寓在巴蜀三川大地上的文人士子自成群落，他们深受政局动荡变化的影响，大多在家国危亡之际入蜀避难又在时局好转后离蜀而去。他们好似贸然闯入蛮荒的巴蜀地区的不速之客，以其根深蒂固的异样眼光打量着巴蜀三川中的一切。巴蜀地区的自然风光、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在他们眼中是神秘的、陌生的甚或是可怕的。这些寓蜀文人深受发达的中原文化的浸润，他们对川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的认知比较肤浅，通常带有某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心理。

唐末季世，虽然大量文人滞留在异质多元的巴蜀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可他们根深蒂固的家国思想、思维定势和情感理念，使他们对巴蜀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有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隔膜之感。寓蜀文人的心头总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沦落天涯的伤悲阴影，他们魂牵梦绕的永恒话题是朝思暮想的家乡，他们眼中的巴山蜀水总是带有凄迷神伤的色彩基调和哀怨无端的情感意绪。

唐末五代之际，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对他们侨居异乡的身份处境念念不忘。他们的诗歌作品常笼罩着炽热浓烈的故国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们莫把他乡作故乡。如诗人郑谷旅蜀半纪有余最终选择离蜀远去，其诗作《兴州江馆》云：“向蜀还秦计未成，寒蛩一夜绕床鸣”[1]223，《通川客舍》亦云：“奔走失前计，淹留非本心”[1]96。郑谷此类作品真实细腻地反映了诗人在唐末乱世中进退维谷的苦闷心态和走投无路的彷徨处境。他流寓西南巴蜀时，“啼痕”“泪眼”“愁容”等意象频繁出现在其作品中。如“所向明知是暗投，两行清泪语先流”（《游蜀》）[1]302；“海棠风外独沾巾，襟袖无端惹蜀尘”（《蜀中春日》）[1]301；“流落夜凄凄……离肠赖酒迷”（《锦浦》）[1]405；“哀荣悲往事，漂泊念多年”（《巴賨旅寓寄朝中从叔》）[1]37；“独吟谁会解，多病自淹留”（《峡中》）[1]193等。诗人崔涂漂泊川蜀羁危万里时内心充满对故土乡园的无比思念：“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怀才皆得路，失计自伤春。清镜不能照，鬓毛愁更新。”（《蜀城春》）[5]2682更让崔涂悲怆哀怨情何以堪的，是在巴山蜀水的凄凉之地迎来了除夕之夜，其《巴山道中除夜书怀》云：“迢递三巴路，羁危万里身。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春。渐与骨肉远，转于僮仆亲。哪堪正漂泊，明日岁华新。”[5]2686文人黄滔于唐僖宗中和年间入蜀，其描写羁旅巴蜀的诗歌作品令人读后倍感凄凉，如《退居》云：“老归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乱时人物，家贫后子孙。青山寒带雨，古木夜啼猿。惆怅西川举，戎装度剑门。”[5]2787又，诗人吴融于唐昭宗大顺年间进入西川韦昭度幕府中任职。吴融寓蜀三年戎马倥偬，其诗歌作品笼罩在凄楚怆怀的故国乡愁中，所谓“平门桥下水东驰，万里从军一望时。乡思旋生芳草见，客愁何限夕阳知”（《赴职西川过便桥书怀寄同年》）；“二年征战剑山秋，家在松江白浪头。关月几时干客泪，戎烟终日起乡愁”（《坤维军前寄江南弟兄》）[5]2722等。

唐末流寓巴蜀的文人士子感念故国自伤飘零，川蜀大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他们眼中是艰险、异样或可怕的；巴蜀地区新奇壮丽的自然地理环境，在他们的眼中或笔下亦是蛮荒朴陋、于世隔膜的。如郑谷作品中的“巴山”“瘴雨”“穷巴”“蛮烟”等景物意象，构成了诱发诗人异域乡愁的不二媒介，如“故楚春田废，穷巴瘴雨多”（《渠江旅思》）[1]92；“巴山偶会遇，江浦共悲凉”（《颜惠詹事即孤侄舅氏谪官黔巫舟中相遇怆然有寄》）[1]59；“黄鸟晚啼愁瘴雨，青梅早落中蛮烟”（《将之泸郡旅次遂州遇裴晤员外谪居于此话旧凄凉因寄》）[1]298等。唐末诗人李洞流寓巴蜀时，写有许多描写川北山区交通条件险恶艰危的作品，如“风卷坏亭羸仆病，雪糊危栈蹇驴行”（《乙酉岁自蜀随计趁试不及》）[5]2847；“度关云作雪，挂栈水成澌”（《送龙州田使君旧诗家》）[5]2844；“云明天岭高，刺郡辍仙曹。危栈窥猿顶，公庭扫鹤毛”（《送卢郎中赴金州》）[5]2840等。又，唐末寓蜀诗人张蠙《送人归南中》云：“有家谁不别，经乱独难寻。远路波涛恶，穷荒雨路深。烧惊山象出，雷触海鳌沉。为问南迁客，何人在瘴林。”[5]2779蜀中成都花木众多海棠鲜妍，诗人崔涂中和年间入蜀，他对映入眼帘的海棠花却视而不见：“海棠花底三年客，不见海棠花盛开。却向江南看图画，始惭虚到蜀城来。”[5]2686“海棠花底三年客”可知崔涂在蜀中流寓时间达三年之久，身在众芳喧艳的烟花锦城，内心却依然固守对乡园故国的深情眷恋，诗人只不过在回眸往昔时感慨良多，“始惭虚到蜀城来”留下了一个不完美的缺憾。

四、结语

综上，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对五代巴蜀文坛进行审美观照，可以看出巴蜀地区岩阁栈道、高山滩川、溪流纵横条件下的陆路和水路交通地理，对蜀地文人的迁徙流转生态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巴蜀三川大地的生新蛮荒的自然地理环境，域外文人迁徙流寓的输血再造，以及不同文化版块之间的交流碰撞，最终形成了风神秀逸、绚丽多彩、别有洞天的五代巴蜀文学。本文以交通文化地理的独特视角考察五代巴蜀文人的迁徙情状及文学创作生态，试图为当今学人进一步认知、解读、重构和再现异质多元、波浪壮阔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版图，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甚或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启迪。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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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ry Ecology in the Area of Bashu in the Five Dynas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Traffic

SUN Zhent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Wulanchabu 012000， 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Bashu literature had quite different genres and throve. The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mixed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ed new ones. From the end of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many literati moved to Shu to avoid the disturbing and lasting wars in the central China. On the way to Bashu there were lots of passes， plank roads， bending rivers and steep mountains， which inspired literati to do their creative works during their travelling and affected their migration. Educated by the culture of the central China，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were not willing to accept the strange， old and uncivilized culture in Bashu deliberately or unconciously. The uncertain life of the literati who migrated to Shu and their sorrowful opinions on the culture in Shu deeply infulenced aesthetic values and literary creation styles of the Bashu literary cicles in this period.

Keywords：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geographicaltransportation； Bashu literary altar； literary creation

（編辑：李春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