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观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决有效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原则得到了新的发展，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捍卫；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7）0200290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第一国际”的历史进程中，同当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等错误思想和观点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位，对今天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什么不可避免1848年，欧洲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投身于这次革命运动，虽然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资本主义发展逐步进入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伴随而来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这使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到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在1859年出版，《资本论》第1卷在1867年出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给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流亡的革命者取得联系，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进行武装，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863年，“国际工人协会”在英国成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著名的“第一国际”。“第一国际”是建立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新尝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第一国际”的过程中，同工人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建立的时候只是在少数先进工人中传播，在工人运动中还不占据统治地位。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在工人中仍有很大影响，如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以及后来的巴枯宁主义、英国的工联主义等。这些思潮和流派都想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第一国际”，从而改变其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还想通过夺取领导权把“第一国际”变成他们的宗派组织。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给工人阶级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就导致在“第一国际”建立初期，虽然工人运动已经走向高潮，但“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模糊的”[1]620。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时期活动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同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作斗争，以便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1]602。这就表明“第一国际”内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展开了深入持久、毫不妥协的斗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懈努力之下，马克思主义最终突破了少数先进工人的狭小范围，开始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并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斗争过程中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中的指导地位，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这些斗争中，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和批判最为持久、激烈。

二、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蒲鲁东和巴枯宁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從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主张社会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他们在“第一国际”内部开展派别活动，妄图分裂“第一国际”，篡夺领导权，改变“第一国际”的性质和目标，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危害。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代表作有《什么是财产？》《贫困的哲学》《社会问题的解决》等，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抽象的、超阶级的“自由”“平等”“独立”说成是“人类的普遍性”的最高要求；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违背人类要求的，提出只有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互助制”社会才是人类的目标和可行的方案，只有通过建立“人民银行”才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提出了“打倒政党，打倒政权，一切人和公民绝对自由”的荒谬口号，鼓吹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最早是在1846年，主要表现在《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的思想交锋上，虽然当时已经从理论上清算了蒲鲁东主义，但并没有根除它对工人群众的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在1848年革命后的一时繁荣，以及大量小资产阶级被抛进无产阶级行列，这种影响愈发得以加强。这些刚刚成为无产阶级的小资产者，在心理上与小资产阶级相近，还留恋于过去的“美好生活”。蒲鲁东主义正好迎合了这一心理，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制定了实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方案，从而使这个机会主义派别日趋完善。蒲鲁东力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到“第三种社会形式”，即他所说的“共产制和私有制的综合”，实际上就是他一直鼓吹的所谓“自由”[2]。按照蒲鲁东的想法，“自由就是无政府状态”[2]。“第三种社会形式”实质是要在保留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产品交换，建立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王国。实际上，蒲鲁东在“第一国际”成立的次年就去世了，但他鼓吹的无政府主义仍然抓住大量小资产者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机会，从马克思主义这里争夺了很多工人群众。蒲鲁东主义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中信徒众多，具有较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中心受其危害最深，工人运动受其影响最大；在一些国家的工人组织中蒲鲁东主义有一定的势力，在他们把持之下的巴黎支部就不停地干扰破坏“第一国际”开展的活动，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蒲鲁东主义反对一切政党组织、政权机构和一切权威，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权威自然成为他们反对的目标。在“第一国际”发展的前半期，蒲鲁东主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威胁。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维护革命权威和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健康存在的必然要求。endprint

（一）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要通过阶级斗争，而要通过改良来实现的谬论，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了争取自身解放的行动纲领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以下简称《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下简称《共同章程》）曾对“第一国际”的性质和任务作出明确规定：“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它的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以达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3]。蒲鲁东主义者反对这些规定。他们认为“第一国际”的任务是研究经济问题，为自己的成员介绍工作并开设商店，使协会会员能够通过这些商店交换自己的商品。他们还公开反对工人的政治斗争，反对工会和罢工。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通过阶级斗争，而要通过改良来实现；主张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合作社和国民银行，把资本给予人民，把权力给予人民，来实现所谓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在他们翻印《成立宣言》时，他们擅自把关于“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手段”的文字删掉，造成思想混乱。马克思多次批判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肯定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同时，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指出这些日常经济斗争不能消除工人贫困的根源和奴隶地位。因为，“这种日常斗争只是反对结果，而不是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疼剂，而不是在根除病根”[4]。他号召工人以“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这一口号代替“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的格言。他指出，如果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

为反击蒲鲁东主义的进攻，马克思还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明。《指示》重申，“第一国际”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马克思认为，限制工作日是有利于工人进行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很好的斗争形式。他还提出了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后来成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针对蒲鲁东主义鼓吹的“合作社”运动，马克思在《指示》中强调：“代表大会不应该宣布任何特殊的合作制度。”[5]218马克思指出，合作制度的发展虽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就无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组织成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通过革命的手段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从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把合作社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万能手段的谬论。马克思所写的《指示》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第一国际”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路线，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了争取自身解放的行动纲领，成为批判蒲鲁东主义的思想武器。1867年，洛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决议》，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批判，给蒲鲁东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二）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上所散布的各种谬论，论证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压迫政策应该坚持的正确立场

19世纪50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得到很大发展。1863年1月，爆发了波兰人民反抗沙皇俄国的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俄国侵略者，同时也震撼了整个欧洲。如何对待波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支持还是反对，成为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蒲鲁东主义者一贯反对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63年，蒲鲁东在其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公开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反对修改俄、普、奥等国于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决议，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进行辩护。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就不能确立。”[5]224恩格斯也于1866年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强调了无产阶级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在波兰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上所散布的各种谬论，论证了工人阶级对待民族压迫政策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同无产阶级的事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和保证。因为，沙俄作为欧洲的反动堡垒，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才能真正地被摧毁。所以，“凡是工人阶级独立参加政治运动的地方，他们的对外政策一开始就用不多的几个字——恢复波兰表达出来”[5]170。根据马克思的指示，1866年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消除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复兴民主波兰》的决议。该决议体现了“第一国际”在民族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表明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三）揭露了蒲鲁东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荒谬性，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本方向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是要废除私有制，特别是废除土地私有制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长期争论的焦点。这一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消灭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方向，《共产党宣言》中早已对此进行了科学的论证，而且这些观点也被马克思以含蓄的语言写入了“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但是蒲鲁东主义者却极力维护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反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幻想建立所谓的“互助制”社会。在“第一国际”前期的幾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拼命鼓吹“土地归农民，贷款给工人”，宣称自己是私有制的拥护者，并公开说什么“私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消灭私有制是“粗暴的共产主义”。所以，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荒谬性，认为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并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土地所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能长期保留小土地所有制，只有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才能最终消灭剥削，消灭未来的落后状态。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了蒲鲁东主义的特征：“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气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上去。”[6]151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陈旧的落后的小农思想。1868年“第一国际”召开的布鲁塞尔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实行土地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切生产资料、矿产森林、土地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应该归社会所有，因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土地公有制成为社会的必要。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明确规定：“社会有权废除私有制，使土地归公共所有”，“现在是确立土地公有制的时刻了”[7]。这就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胜利，由此也导致了蒲鲁东主义经济纲领的破产和整个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崩溃。从此，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成为工人阶级公开的战斗口号和国际运动的根本方向。endprint

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胜利，对于确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材料。三、对巴枯宁分裂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第一国际”后期，发生了巴枯宁宗派集团分裂活动，给“第一国际”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是第二次汹涌冲击“第一国际”的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巨浪，它比蒲鲁东主义更猛烈、更持久、更有害。因此，从1871年开始，马克思又领导“第一国际”同巴枯宁分裂主义进行了斗争。

巴枯宁宣称自己是蒲鲁东的学生，而自己的学说则是扩大了的、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由于巴枯宁主义是一种反映破产小资产阶级绝望心理的政治思潮和派别，其思想理论往往涂上“左”的革命色彩，并拼凑出了一个混乱荒谬的理论体系，因此很能迎合一部分刚刚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者的心理，很能欺骗一部分落后群众。“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巴枯宁就混入其中进行阴谋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与巴枯宁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得到进一步论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1872年9月，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873年1月，总委员会将对抗“第一国际”的巴枯宁分子全部开除。从此，巴枯宁集团土崩瓦解，并随着巴枯宁的离世走向了彻底灭亡。

巴枯宁主义主要坚持以下观点：个性绝对自由，把自由上升到唯一的绝对的高度；反对和废除一切国家，认为革命要消灭的是国家，因为国家是唯一的祸害，只能带来奴役；反对一切权威，认为权威是“绝对的祸害”；鼓吹自己称之为“社会清算”的社会革命理论，指出这种社会革命的对象是国家，其革命准则是“破坏一切”，其革命的道德规范是“仇恨一切”，革命动力则是包括强盗、流氓无产者和监狱中的刑事犯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主张把“废除继承权”和实现“各阶级平等”作为两项最根本的革命任务；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针对以上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进行了批判。

（一）批判了巴枯宁的“个人自由”观点和反对一切国家的理论，论证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国家消亡的条件

巴枯宁把“个人自由”和所谓的“人性”相对立，认为哪里有国家，哪里的个人自由就要结束，国家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是对人类最可恨、最无耻、最彻底的否定；国家是人为造成的，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此，要反对和消灭一切国家。他还从唯心主义史观出发，对国家的起源、产生和消亡进行了论述，认为国家是在神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它的产生不是私有制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產物，它的消亡也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他为自己的宗派主义组织制定的纲领和章程都把国家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主张无条件废除任何国家，取消一切国家机构和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对于这些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巴枯宁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实质。他说：“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其实我们都知道，国家权力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资本才是主要的祸害。巴枯宁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最令人屈辱的管理”[8]。他质疑《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著名论断，提出：“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层，它去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外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6]286马克思深入批判了这些谬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进而消灭国际，但它首先要通过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消灭阶级的前提下，实现国家自行消亡。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6]286恩格斯也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必须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能马上废除国家，搞无政府状态；否则，就会导致革命的失败。

（二）驳斥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有自己的权威

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他认为权威是虚假的、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因此，要否定一切权威的影响，实行所谓的“自治”。巴枯宁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权威与自由对立，认为在权威和集中存在的情况下，“个人自由”就不可能实现。他还用反权威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武器，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权威。他仇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方针都带上“权威主义”的帽子而加以反对。他表面上叫嚷不需要领袖，其实是想通过“反对权威”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树立自己的权威，从而使自己成为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枯宁的这套理论也给予了有力驳斥。恩格斯指出，个人分散的活动将越来越被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没有权威，联合行动就无法组织起来。因此，权威作为以服从为前提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在人类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现代社会既有的条件下，不可能创造出一种能令权威消失的制度。恩格斯还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指出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任何把两者说成是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说法，都是可笑的。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就无法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虽然随着未来的社会革命会逐步消亡，国家的政治职能也将会变成维护社会利益的管理职能，但是这个变化是在社会革命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因此，要求在社会革命之前就废除权威的政治国家是荒谬的和不可行的。关于政治权威，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无产阶级革命就难以取得胜利，即使胜利也难以保持。因此，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就是假革命，是口头革命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权威所作的论断，对于捍卫“第一国际”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对于清除工人群众中被巴枯宁主义污染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成果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endprint

（三）批判了巴枯宁所谓“社会清算”的社会革命思想，指明了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式和方向

在巴枯宁看来，人类历史所有的仅仅是混乱、压迫和天生的暴力。他宣扬暴力超过了恐怖的范围，主张用“社会清算”和“立即暴动”等手段一举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一切社会改革和改良，否定议会斗争和选举；暴力行动不需要进一步準备，也不需要理论的指导。1873年在回忆往事时他说，在过去的9年里，国际范围内理论的发展远远超过实际需要，但实际上世界并没有被理论拯救。因此，现在不是需要理论的时代，而是需要行动和事实的时代。他的“破坏一切”的“革命原则”认为，革命就是破坏，只要把现存社会上的文明不分好坏一扫而光，人的根本德性和习俗中的健康东西就会被释放出来。因此，要把国家、教会、学术机关、大学以及社会关系等统统破坏掉，要以释放地狱之火的方式来建立他理想中的天堂王国。为达到这一目的，刑事犯和强盗也被他看成是革命的动力。很明显，巴枯宁的“社会清算”理论暴露了他狂暴的性格，同时这种性格也促使他总是无系统理论而不断盲目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已经把暴动、起义、解放和革命人格化、本能化了；他对自发性的崇拜导致了其理论上的贫乏和混乱。而这些对于真正的革命无疑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必须加以严厉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定的条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同经济发展和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社会革命才有可能。”[9]工人阶级在思想上也要有相当的训练和教育才能使他们具有明确的意识，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巴枯宁的理论同时也包含了一个险恶的用心，即企图以他的似乎非常革命的理论给“第一国际”施压，降低“第一国际”的威信，从而构成了对“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直接威胁。1869年，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巴枯宁认为：如果我们赞同他的‘激进纲领，他就可以把这件事公开宣扬出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败坏我们的名誉。如果我们表示反对，人们就会骂我们是反革命分子。”[1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的批判对于维护“第一国际”的团结，指明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式和方向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摒弃了巴枯宁“废除继承权”的主张和实现“各阶级的平等”的幻想，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根本任务

巴枯宁认为，继承权是人们经济上不平等、阶级的不平等以及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废除继承权是解放劳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革命的起点，应该通过废除继承权去实现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平等。马克思指出，巴枯宁颠倒了因果关系，因为继承法并不是一种原因，而是一种结果，是从社会经济组织中得出的法律结论，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要改变这种法权关系，首先不应在法权本身，而应在产生这种法权的经济基础上，应该同原因而不是结果作斗争。要改变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光靠废除继承权是根本做不到的，这意味着只能把工人阶级诱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阵地。马克思在完全摒弃巴枯宁所谓废除继承权的谬论之后，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根本任务。而且这一任务只要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在工人阶级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直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马克思还对巴枯宁的所谓“各阶级的平等”的谬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它和无产阶级革命相差十万八千里，除了表现无政府主义的无知，再也说明不了其他问题。因为这本身与巴枯宁要求保留现存的阶级的要求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点正如马克思在写给保·拉法格的信中所说：“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1]595

（五）批判了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运动的理论，指出政治运动是工人阶级为实现夺取政权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由于巴枯宁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所以他也反对工人从事政治运动。他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种国家；工人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更是对他所主张的原则的直接侮辱。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不仅废除不了国家，反而赋予国家以革命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他们宣扬的这套反对工人从事政治运动的谬论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使工人群众永远摆脱不了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处境。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绝对地放弃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样从事和从事什么样的斗争。在国际工人运动发展到大多数工人党都作为政党而存在的情况下，鼓吹放弃政治斗争无疑是对它的破坏，等于把工人阶级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是工人消灭阶级、获得自身解放的手段。虽然工人阶级也会进行若干经济运动，但是这些经济运动只能通过政治运动来实现其最终目的。谁要想革命就必须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策，因此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针对巴枯宁鼓吹的所谓进行任何政治斗争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巧妙地进行了驳斥，他们指出“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是承认现状”[6]124，而是为了教育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最后摧毁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不仅是被资产阶级愚弄，而且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原则得到了新的发展，也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

参考文献：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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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d Marx and Engels to Defend the Marxism： A Case Study on the

Period of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n Party

LI Jianguo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As the founder of Marxism， Marx and Engels carried out arduou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activitie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sm and provided a powerful idea Weapons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struggle， made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ies，in the crea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n party history； Carried out uncompromising struggle with the various nonMarxist ideas and views that existed in the workers movement at that time， drew a line between Marxism and nonMarxism， firmly and effectively defende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proletarian party， had a new development in some major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of Marxism o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so that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perfect，provided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veloping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Marx； Engels； safeguard； Marxism（编辑：李春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