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宣(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册府说苑

(乾隆)《历城县志》纂修初考

刘国宣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 200241)

(乾隆)《历城县志》是清代乾隆年间由时任历城县令胡德琳倡修、著名学者李文藻、周永年主纂的方志佳乘，开风气之先，启迪来者无限，在中国方志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论述了(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缘起、纂修者李文藻的修志贡献，并爬梳后世学者对该志的评价，肯定其重要的方志学价值。

乾隆《历城县志》 李文藻 周永年 胡德琳

(乾隆)《历城县志》是清代第一部历城县志，内容详实，规模宏大，体例严谨，历来被视作“清代方志纂辑派的代表作”，[1]甫一行世，即获得极高的赞誉。近年来，虽然(乾隆)《历城县志》的整理点校工作已然完成，其文本讹误也随之得到部分的更正，但关于该志的修纂，迄今尚缺乏深入的考察。笔者不揣浅陋，仅就(乾隆)《历城县志》纂修的若干问题做初步的梳理与探讨，以供世之同好者参考。

1 (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缘起

由于地方志具有补史之不足、有资于治道的功能，所谓“鉴史治天下，鉴志治郡国”，历来地方长吏均把方志视作处理地方政务的辅助工具，而编修地方志，也就成为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清代自康熙朝始，曾先后三次编纂一统志，每次编纂之前，皆命地方先行编纂志书，这势必促进着方志的不断产生。单就历城一县而言，直至明末崇祯时期方出现了第一部历城志，入清以降，迄无新志庚续。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甫调任历城县令的胡德琳始开志局，延请周永年、李文藻等山东著名学者纂修县志，不过一年即成稿，三十七年(1772)付梓行世。

胡德琳《历城县志序》云：

“《历城志》昉于前朝邑人刘氏君授，崇正末，叶氏奕绳成之。考据博洽，词理腴儁，百余年来，山左邑志，安邱、东阿而外，即共推是书。”[2]

这是胡《序》的首句，实则开篇即误。所谓“《历城志》昉于前朝邑人刘氏君授”，指崇祯四年(1631)由历城县举人刘勑编纂的《历乘》十八卷，崇祯六年(1633)梓行，系首部历城县志；“崇正(祯，避清世宗讳。笔者识。)末，叶氏奕绳成之”，则指崇祯十二年(1639)历城县举人叶承宗纂修的《历城县志》十六卷，次年梓行。虽然叶《志》的纂修建立在刘《志》的基础之上，但毕竟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尤其叶《志》的成书在刘《志》之后，本可青出于蓝，但事实上却不进反退，其讹误脱略反而有甚于前。因此，对叶《志》的“订误”“补缺”也就成为(乾隆)《历城县志》纂修的一大缘起与目的。

胡德琳，字碧腴，广西临桂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历任山东知县、知府，史称德琳“性耽书，所至振兴文教，集名流编纂图经，如济阳、历城、济宁、东昌各郡邑志乘皆其手订。”[3](参见胡德琳为(乾隆)《东昌府志》所作《序》)胡德琳是(乾隆)《历城县志》的倡修者，其对地方文化建设的热衷，成为《历城县志》纂修的直接原因。在县志的纂修过程中，无论延聘人才，或是参订义例，胡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胡德琳所主持编纂的济阳、历城、济宁、东昌诸府县志书中，《历城县志》无疑是最杰出的一部，除了胡氏本人尽力其事外，人才荟萃、资料充实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参与修志的周永年、李文藻、盛百二等均是名噪一时的大家通才；而济南为山东首府，除去物力充沛等因素外，在修志资料的搜集方面亦远较他地为优越，尤其周、李二人以学人而兼藏书家，其藏书之富，冠绝山左，为《历城县志》的纂修提供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也是(乾隆)《历城县志》以煌煌五十卷、洋洋五十万言的方志名著而仅仅费时一年即告纂成的原因所在。

还有一点似乎最容易遭到忽视，即(乾隆)《历城县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的时期，其厚古详今与述而不作的著作特色皆能从汉学家实事求是、嗜古好古的学术追求中寻及根源。从这一角度观察，(乾隆)《历城县志》也是一部乾嘉考据学的上乘之作，反映出了主纂者周永年、李文藻深厚的学殖。

2 (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者问题

2.1 (乾隆)《历城县志》主纂者生平述略

在(乾隆)《历城县志》卷首“纂修姓氏”列出的“纂辑”者姓名中，首列“广东恩平县知县庚辰恩科进士益都李文藻素伯”“辛卯恩科进士邑人周永年书昌”二家，胡德琳《序》也称《历城县志》的完成，“盖益都进士李茝畹、邑孝廉周静函之功居多”。[4]因此，(乾隆)《历城县志》历来被视作由李文藻、周永年二人合纂。需要指出的是，胡德琳作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序》称其对志稿的校勘已“三易寒暑”，据此可以推知《历城县志》初步定稿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当时周永年尚未中进士，故而胡德琳《序》中但称“邑孝廉周静函”，这与“纂修姓氏”所列“辛卯恩科进士邑人周永年书昌”之间并无冲突。在《历城县志》的纂修过程中，周永年的贡献尤在李文藻之上，然而却名列李氏之后，正是由于《县志》纂修期间，李氏已成进士而较尊于周之故耳。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号茝畹，*据李文藻《绿荫轩雅集录》，“茝畹”实为李文藻号，而自钱大昕《李南涧墓志铭》已误为其字，后世祖本钱《铭》者，皆袭其误。(清)李文藻：《李南涧先生文稿》附录，山东省博物馆藏稿本。晚号南涧，山东益都(今青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乾隆四十三年(1778)病卒。“为学无所不赅”，[5]尤精于金石学、目录学。周永年(1730—1791)，字静函，一字书昌，自号林汲山人，历城人(今济南)，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奉调入四库馆修书，曾任乾隆四十四年(1779)贵州乡试同考官，乾隆五十六年(1791)病卒。他们是当时山东地区藏书最富的学者。周永年毕生秉持着暗合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儒藏说”，李文藻也素来以为“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与不刻奚异？”[6]这被永年叹为名言。二人志趣相投，“往复搜刻山东前贤遗书，不遗余力”[7]。据永年的自述，“余交南涧三十年，凡相聚及简尺往来，无不言传抄书籍之事”[8]。在纂修《历城县志》之前，李文藻与周永年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受泰安府知府颜一徵的延请，参修《泰安府志》，但并不任主纂。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的七个月中，李文藻又受诸城县令宫懋让的延请，独力完成了(乾隆)《诸城县志》的编纂，这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名志。二人尤其李文藻的修志活动，为此时编纂《历城县志》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2 试述纂修者李文藻的修志贡献

《历城县志》由周永年、李文藻二人合纂历来没有争议，但对二人在纂修过程中的主次问题，则有相对不同的意见。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王献唐先生即提出“《历城县志》则周书昌为主体”[9]的观点。王绍曾先生有《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一文，根据高凤翰、郭廷翕辑《桑梓之遗》中收录的《周书昌与李南涧手札》指出，《历城县志》的编撰系“周永年主持在前，并且以周为主体，李文藻是后来才参加的”，[10]可以视作对王献唐说的补充。二家的论断很可能受到清人章学诚、桂馥的启发，此处暂且不表。与之相左，陈光贻先生则以为，“全书考证都出李文藻手，词章由周永年负责，世号名著。”[11]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李、周二人谁主谁次，但既云“考证都出李文藻手，词章由周永年负责”，实已暗示了李为主、周为辅的主张。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李文藻生前亲手钞藏的《隶释》一部，该书载有李氏亲笔题跋，有云：

“《隶释》二十七卷，今年春寓历城，借钞于明府胡公书巢。……四月至濮州，手校一过，……乾隆戊子夏五，李文藻记于丹陵书院之借书楼。”

据此，乾隆三十三年(1768，戊子)四月，李文藻离历城赴濮州，任教于丹陵书院，其在历城志局前后一年，并不比始终其事的周永年短暂太多，且在修志过程中，无论修志理念、类目设置甚至遣词行文等方面，都足以彰示李文藻的卓绝贡献，下文分别予以论述。

《诸城县志》卷前并无凡例，只能由宫懋让的《序》予以窥测。该序由李文藻代笔，但在刊印县志时，对李氏原文做了过多的删削，故而我们以保存在《功顺堂丛书》本《南涧文集》中的原序为准，该《序》对《诸城志》的编纂称：

“夫典礼乐章弗录者，非略也，会典所载，天下同也。山川、乡社、田赋、物产之必详者，非以夸雄富也，务示险易，悉民勤惰，而共好恶也。《金石考》为从来志乘之所无者，重县之所有也。而旧载诗文皆芟者，不敢苟循乎俗也。一事之录，必究其原本，一人之出入，必参之公论，非苛也，期以订误正讹，而可传信于后也。”[12]

这段文字是《诸城县志》的编纂总则，亦即纂修者李文藻修志理念的集中体现，各卷卷首的小序可视作对此总则的具体阐释。需要指出的是，李文藻的修志理念在《历城县志》的序文及凡例中亦得以表现，如《序》称：“凡历代掌故风土之记、寰宇之志，及直省通志、名人总集，下逮稗官小说，无不搜罗。金石之文，消沥残空，无不抉剔。山川之脉络，沟渠之分并，并皆亲至其地，综览而条析之。虽不敢谓毫发无遗憾，而订误者十之三，补缺者十之五……”凡例云：“明关中诸志率以简胜，然王渔洋于《朝邑志》有‘毋乃太简’之叹，……今虽搜罗未备，然亦窃比此意。……近来郡县皆有志，覆视之，则多亭林所谓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可传与否者耳，今……必不敢苟为率略，以犯前人之讥。”这两处所体现出的勤于考察、谨慎立说、详于著录并期以“订误”“补缺”的修志理念与方法，较之《诸城县志序》的主张如出一辙。

兹试列表如下，以见《诸城县志》和《历城县志》在类目设置上的异同：

(乾隆)《诸城县志》(乾隆)《历城县志》图图一卷图一卷总记总记二卷总记二卷考星野考一卷疆域考一卷田赋考一卷风俗考一卷方物考一卷地域考三卷 地域考一：沿革、星土、疆界道路、里社地域考二：户口、田赋地域考三：风俗、物产山川考一卷山水考四卷建置考一卷武备考一卷建置考四卷古迹考一卷古迹考五卷艺文考一卷艺文考四卷金石考二卷金石考三卷表历代地理沿革表一卷历代封建表一卷封建表一卷历代职官表三卷职官表一卷历代选举表一卷国朝选举表一卷选举表一卷明景泰以来议叙表一卷明洪熙以来诰敕表一卷历代袭荫表一卷杂见表一卷袭爵表、貤封表各一卷录宦迹录二卷宦迹录一卷列传列传十八卷列传十四卷杂缀无轶事、异闻各一卷

为了便于比勘，表中对《诸城志》的部分类目次序做了适度的调整。如其所示，二《志》在类目设置上均综合运用图、记、考、表、录、传六体，分纲列目。《诸城志》在类目设置上或许稍有门类繁杂、统摄无筹之失，《历城志》的类目设置较之《诸城志》则更趋完善，但这种改进明显建立在《诸城志》的基础之上，其表现有二：一、在门类设置上斟酌损益，对《诸城志》的若干子目予以精简归并，如将《诸城志》的《星野》《疆域》《田赋》《风俗》《方物》等五考汇入《地域考》，《建置》《武备》二考汇入《建置考》；二、在类目层次上，《历城志》由《诸城志》的二级分类增加到三级分类，如《地域考》下又分“户口”“田赋”“物产”“风俗”等子目，层次分明，纲举目张。《金石考》一门由李文藻首创，《历城志》亦予以承袭。可以说，由《诸城志》到《历城志》，类目设置上也体现出了李文藻一以贯之的修志主张，且在这一过程中绍续庚扬，是可以无疑的。

王献唐、王绍曾二先生的论断整体上并无大谬，在《历城县志》的所有参纂人员中，周永年是最为熟悉历城文献掌故且深具著述之才的一流学者，其对《历城志》修纂的贡献自不会遭受质疑。但二氏刻意强调“周为主、李为辅”的论述极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无意中降低了李文藻在《历城县志》的纂修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也是本节论证的初衷所在。至于陈光贻先生的意见，我们则不能无疑：盖周永年治学取向略近宋学，于汉学家考据功夫，原非当家，陈氏云“全书考证都出李文藻手”，似尚近实，至云“词章由周永年负责”，则殊不能令人信服。周氏不擅辞藻，桂馥在《周先生传》中称永年“自谓文拙”[13]，这固然有自谦的成分，但较之李文藻之精擅诗古文，永年实有所未逮。今观《历城县志》辞藻雅驯，行文粹美，取李氏《南涧文集》*按：《南涧文集》版本极夥，但以篇目之精论之，仍以《功顺堂丛书》本为最佳。对读，文风迥出一手，与周氏《林汲山房遗文》*按：周永年生前不曾编订文集，殁后由其孙周宗照搜辑其生前所作22篇文章，编为《林汲山房遗文》，有抄本行世，今藏国家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收录。则大不相类。纵然周永年、胡德琳等对全志有所润饰，但李文藻词章之功，亦不当埋没。

3 学界的回响：(乾隆)《历城县志》的地位似当重估

(乾隆)《历城县志》行世未久，即在学界产生回响。与周永年、李文藻同籍的著名学者桂馥说：“县令胡德琳延先生(指周永年。笔者识。)与青州李文藻同修《历城县志》，……既成，学士朱筠目以详慎。”[14]而章学诚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的一段话尤其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章氏说：

“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15]

所谓“《旧闻》”指的是朱彝尊所纂《日下旧闻》，章学诚在这封书信中将方志分为“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其中只有“史家之书”“得其正宗”；“史家之书”又有“著作之史”“纂辑之史”的分别，“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其以《历城县志》作例证，自是视之为当时方志中“纂辑之史”的表率。一位以方志学睥睨一世的学者，却独对《历城县志》钟情有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历城县志》在当时的地位。不惟此也，章学诚的这封书信写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章氏正在主持纂修《湖北通志》(参阅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其修志事业则始于二十年前编纂《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的纂修在此后)，均在《历城县志》梓行之后。笔者因此臆测，章学诚的修志事业及其修志理论的创立，完全有可能受到《历城县志》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暂不展述——果使如此，那么《历城县志》的地位允当得到重新审视。

近人梁启超在论述清代方志学的发展盛况时，曾标举清代方志中“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百余种，《历城》《诸城》二志俱在其列，梁氏说：“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16]后来顾颉刚评骘晚清民国时期史学学术状况，不可避免的要追溯到清代的方志学，便直接袭用了梁先生的说法，[17]实际上已表示出了对其完全的认同。

在清代中期，新修方志数量的激增、相关理论问题(包括方志的起源、性质、功用、内容、体例等等)和修志方法的探讨，均标示了我国传统方志学的完全形成并日臻圆熟。当(乾隆)《历城县志》行世之时，一流学者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的修志活动均未开始，章学诚也尚未形成其独树一帜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历城县志》的出现允能开风气之先，启迪来者无限。虽然《历城志》在具体内容上存在少数的文本讹误(其中不乏刊刻所致者)，但瑕不掩瑜，其在清代甚至整个中国方志学史上的价值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方志学研究日臻宏深的今天，(乾隆)《历城县志》以一代名志而迄无详论，亦颇足诧异。以上笔者仅就(乾隆)《历城县志》的纂修缘起、纂修者等问题稍作阐述，间及其类目的设置及学术地位的划定，有待于考论探讨处尚夥，拙文不过浅为尝试而已。

〔1〕 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题要(中册)(山东省(15))[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10

〔2〕〔4〕 胡德琳.历城县志序[M]//(乾隆)历城县志.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八年(1773)刻本：卷首

〔3〕 胡虔，等.胡德琳传[M]//临桂县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刊本：卷二十九

〔5〕 翁方纲.李南磵墓表[M]//复初斋文集.清李彦章校刻本：卷十四

〔6〕〔8〕 周永年.贷园丛书初集叙[M]//贷园丛书.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卷首

〔7〕 章学诚.周书昌先生传[M]//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81

〔9〕 王献唐.李南涧之藏书及其他[J].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1(1)：103-140

〔10〕 王绍曾.十八世纪我国著名目录学家周永年的生平及其主要成就[J].山东图书馆季刊，1981(2)：16-28

〔11〕 陈光贻.中国方志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30

〔12〕 李文藻.诸城县志序[M]//南涧文集.清光绪《功顺堂丛书》刻本：卷上

〔13〕〔14〕 桂馥.周先生传[M]//晚学集.道光二十一年(1841)孔宪彝刻本：卷七

〔15〕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M]//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873-874

〔1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329-330

〔1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7

Study on the Compiling and Revising ofLichengXianzhi[Qianlong]

Liu Guoxuan

As a famous book in the science of local chronicles,LichengXianzhi[Qianlong] was finished by Hu Delin, LiWenzao and Zhou Yongnian, who were outstanding scholar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of Qing Dynasty.LichengXianzhi[Qianlong]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author Li Wenzao, and sorts out the evaluation by later scholars, affirming its important value in the science of local chronicles.

LichengXianzhi[Qianlong]; Li Wenzao; Zhou Yongnian; Hu Delin

G256.1

A

刘国宣(1987-)，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