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豪(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上饶 334001)

册府说苑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评议*

李 豪
(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江西上饶 334001)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之底本抄自该书之四库底本，因抄手疏漏，错误较多；彭校本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勘过，彭元瑞亦曾着力搜集用以比勘的他校材料，但其校勘并非尽善尽美；《全唐文》从《唐大诏令集》中辑录诏令时却采用彭校本为底本。

《唐大诏令集》 彭元瑞校本 底本 校勘 《全唐文》

《唐大诏令集》彭元瑞校本(以下称“彭校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云：“《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辑。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存卷一至十三、二十五至八十六、九十九至一百三十，清彭元瑞校并跋)，上海。”*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37页。

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一字辑五，号芸楣，江西南昌人，有藏书室曰“知圣道斋”，彭氏藏书后多归于朱学勤“结一庐”*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37-438页。。彭校本见录于彭氏所撰《知圣道斋书目》，该书卷二“史部”载：“《唐大诏令》，宋宋敏求，十二本。”*[清]彭元瑞撰，罗振玉校：《知圣道斋书目》，《玉简斋丛书》本，国图见藏，索书号：8864：20。而朱学勤《结一庐书目》卷二“史部诏令奏议类”载：“《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原阙二十三卷，宋宋敏求编，计十二本，南昌彭氏抄本。”*[清]朱学勤撰：《结一庐书目》，《晨风阁丛书》本，国图见藏，索书号：目440/8996.2。又朱氏《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钞本史部”亦载：“《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撰，彭氏钞本，十(二)册。”*[清]朱学勤撰：《结一庐藏宋元本书目》，清光绪二十一年长沙叶氏《观古堂书目丛刻》本，见贾贵荣、王冠辑：《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一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22页。可知，彭校本后确为朱氏所得。

检原书电子版*按：索书号为831158-69。，彭校本行款为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单鱼尾，版心下端有“知圣道斋钞校书籍”八字，卷中钤印有：“徐乃昌读”“南昌彭氏”“知圣道斋藏书”“遇者善读”“结一庐藏书印”“仁龢朱复庐校藏书籍”。其中“南昌彭氏”“知圣道斋藏书”“遇者善读”均为彭元瑞藏书印，“结一庐藏书印”为朱学勤藏书印，“仁龢朱复庐校藏书籍”为朱澄藏书印，“徐乃昌读”则为徐乃昌藏书印。朱澄，字子清，仁和(今杭州)人，朱学勤之子*李玉安、黄正雨：《中国藏书家通典》，第653页。。可见，彭校本后又经朱澄、徐乃昌递藏，最终归于上海图书馆。

1 彭校本底本考

检彭校本，在宋敏求所作《序》后有彭氏跋文一段，略述彭氏校勘情况，跋文末还有“乾隆乙巳秋分节记，芸楣”落款，可知，彭氏校勘此本在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故该本抄录之时间自当在此之前。

而在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彭元瑞开始担任四库馆副总裁，彭氏既有接触馆书之便，同时又具备较高的学识，对馆书的稀见性与重要性比较了解，故其在馆期间抄录了大量的馆书*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58页、281页。。那么彭校本底本会不会也是彭氏从四库馆中抄出呢？

据《四库采进书目》载：

《两淮商人马裕家呈送书目》：“《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编，八本。”《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宋宋绶辑，子敏求重编，十二本。”《安徽省呈送书目》：

“《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编，三十四本。”《总裁于交出书目》：“《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编，十二本。”《编修朱交出书目》：“《唐大诏令》，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著，八本。”*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67、109、143、172、185页。

可知当时四库馆采进之《唐大诏令集》有五种。这些采进本后贮于翰林院*杜泽逊：《四库采进本之存贮及命运考略》，《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1年第2期，第30-32页。。但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四库本《唐大诏令集》所用底本为朱筠藏本*[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95页。，可见朱筠(朱氏曾为翰林院编修)藏本当是其中最好的版本。又在乾隆五十年前，文渊等四阁《四库全书》均已抄录完毕*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17-122页。因此，彭氏如有抄录，应该会选择朱筠藏本或四库本。

而据《中国古籍总目》“唐大诏令集”条著录：“清抄本：四库底本，(存卷七至十三、二十五至八十六、九十九至一百十八、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清翁同龢校注)，国图。”可知该书四库底本尚存于国家图书馆*按：索书号为SB03840。。《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对该本著录更详：“《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宋宋敏求辑，清抄本，翁同龢校注，六册，十五行二十二(当作“二十四”。)字，无格。存九十九卷，七至十三，二十五至八十六，九十九至一百十八，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三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70-371页。检核原书，未见“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因其卷一至卷六残缺，故要完全肯定其为四库底本还需略作分析。

通过以下三点，我们可以确定其为四库底本。

其一，四库本脱文与该本同。如《唐大诏令集》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底本为国图藏顾广圻校本)卷一三《高宗天皇帝谥议》有“成庶类之仁百姓日用而不知万品岁计而不测握河沈璧既”等二十四字*[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6页。，四库本与该本均无。而二十四字正为该本一行，四库本行款则为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脱漏之迹不存，故可推断四库本可能抄自该本。

其二，该本中有四库馆臣校勘之痕迹。如卷二七《立忠王为皇太子制》天头处有署名宁汝欗之校记，卷三○《宣宗立郓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敕》《懿宗立普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诏》天头处有署名常循之校记，而检文渊阁本所载校勘馆臣名录，可知常循为该本校对官，宁汝欗为誊录人员。

其三，该本校勘成果大都为四库本吸收。如卷一三○《讨吐谷浑诏》“乃立为主之子大宁王慕容顺”句，天头处有校记云：“按大宁王顺之父为伏允，据此‘为主’二字应作‘伏允’，三行。”四库本即作“伏允”。同卷《讨高昌王趋(曲)文泰诏》“故老鬼意”句，天头处有校记云：“一行，‘鬼意’改‘悲愁’。”四库本即作“悲愁”。

我们将彭校本文字与四库底本、四库本略加对比，并很容易发现彭校本与二者关系紧密。

首先，彭校本脱文与四库底本、四库本同。上述卷一三《高宗天皇帝谥议》中脱文，彭校本亦脱。彭校本中还有两处脱文亦与四库本一致：商务本宋敏求《序》中“厘十三类总一百三十卷录三卷”句，“厘”“录三卷”，四库本、彭校本均脱文。

其次，四库底本校正文字亦有部分被彭校本吸收。如卷一三○《讨高昌王曲文泰诏》中“贼(赋)敛繁举重手动足”句，“举重”两字旁有互乙的符号，四库本、彭校本均作“重举”；同卷《讨高丽诏》“躬先七萃亲决奇”句，“奇”后补“谋”字，四库本、彭本均作“奇谋”；同卷《破薛延陀告庙诏》“今既蚕之”句，“蚕”字改“吞”字，四库本、彭本均作“吞”。

那么，彭校本底本到底是抄自四库底本还是抄自四库本呢？我们不妨以卷一三《高宗天皇帝谥议》为例，对其文字略加比勘。

表1 四库底本、四库本、彭校本文字比勘表

据表1可见，彭校本底本文字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均有差异，而与四库底本同，可见彭校本底本当是抄自四库底本。

2 彭校本校勘述评

彭氏之校勘过程在《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一，“唐大诏令”条跋文中有所交待：“是书原阙十四卷之二十四卷，八十七卷之九十八卷，计廿三卷，又无别本可校，旁证它籍，未能一一改正。昔人每讥《新唐书》诸志太略，犹幸《六典》《会要》《元和郡县志》《唐律疏义》诸书尚存。此书与《文苑英华》所收，亦可考见当时典章制度，补《新书》所未及，不徒以其文也。”*[清]彭元瑞撰：《知圣道斋读书跋》，《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6页。

据跋文，可见彭氏未利用其它版本对校，而主要采用了他校。

但其实彭氏曾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勘过。如四库底本卷一三《高皇天皇帝谥议》(此文当时仅见录于《唐大诏令集》)，题中“天皇帝”三字，文津阁本同，文渊阁本作“天皇大帝”，彭校本作“天皇[大]帝”，同诏中“遽论悲答之辉”句，文渊阁本作“遽沦悬晷之辉”，文津阁本作“遽沦昧谷之辉”，彭校本作“遽论悲答(沦悬晷)之辉”*按：[]中文字为彭氏所补，()中文字为彭氏所校异文，下同。，即可证。

而彭氏在他校方面的工作则主要体现在对比勘材料的搜罗上，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彭氏用以比勘之文献十分广泛，《旧唐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会要》《唐文粹》、唐人别集，均为其所采。其次，彭氏对《唐大诏令集》中的每篇诏令，都尽量一一为其找出比勘材料，如《唐大诏令集》卷一共录有十一篇诏令，除《宣宗即位册文》《懿宗即位册文》《哀宗即位册文》三诏独见于《唐大诏令集》，无法找到相应的比勘材料外，其它八诏天头处均标注了可比勘之书名。有时同一诏令甚至还注明多个比勘材料。如卷二七《立陈王为皇太子诏》，天头处同时标有三个书名：“《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旧唐书》。”又卷三一《皇太子纳妃勅》题下补署作者名“张九龄”，天头处标：“《文苑英华》、本集、《册府元龟》。”最后，彭氏对比勘材料偶尔还略加说明，如卷三○《太宗征辽命皇太子监国诏》天头注：“后半见《册府元龟》”。对误注之比勘材料则加以删改。如卷二八《册平王为皇太子》天头注：“《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后被涂抹(此诏，《册府元龟》不录)，显然是彭氏误书书名，后又加以改正的。综上可见彭氏对比勘材料搜罗之完备、精细。

但彭校本之校勘并非尽善尽美。

首先，其所用底本不佳。彭校本底本抄自四库底本，虽然吸收了馆臣们的若干校勘成果，但由于抄手草率，在抄录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错误，错讹之处，屡见不鲜。如脱文，彭校本卷四《改元载初赦》“以建子之月为正后虽百代皆可知者”句，据四库本，“为正”后当脱“神农少昊……皆以建寅之月为正”等数十字；如错字，四库底本卷一三《高宗天皇帝谥议》“身好弋绨之衣”，“绨”，四库本同，彭校本作“缔(绨)”；如误倒，四库底本卷六四《赐护密国王子铁券》“护密国王子”句，彭校本误作“护国密王子”。彭氏校正之错讹相当部分是四库底本原不误而彭校本新误者。

其次，彭氏之校勘并不完善，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正如彭氏自称“未能一一改正”，彭本虽然罗列了众多的比勘材料，但实际用之比勘者却很少。如尽管同一诏令罗列了若干个比勘材料，但彭氏一般仅参考第一个材料。彭校本中明确揭示用两个材料比勘过者只有一处。见卷三○《睿宗命皇太子即位制》，此诏天头注云：“《册府元龟》《唐文粹》”，诏中“遂司气象”句，据《册府》改“气象”为“皇极”，同时天头处又注云：“《文粹》作‘▯象’”。其二，妄补脱文。彭氏其实已经注意到《唐大诏令集》与比勘文献所录诏令之间存在的差异，如卷一○《元和十四年册尊号赦》，“见任官因瑕累未经录用”句天头处，注云：“此段与《册府元龟》同，《文苑英华》多百余字，词理较优。”但他未认识到这种差异是因二者史源不同所导致的，而提倡据它书对《唐大诏令集》加以补正。如卷五《贞元元年正月改元并招讨河中李怀光淮西李希烈赦》，文末注云：“《英华》此下尚有千余字，应钞补。”

最后，彭氏虽于对勘材料之搜罗用力甚勤，但可惜的是却均不注明卷次，不便后人检核。

3 彭校本与《全唐文》之编纂

彭校本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后世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嘉庆年间编修《全唐文》，从《唐大诏令集》中辑录了若干篇诏令，即以彭校本为底本。这使得此本在文献学价值之外，又多了一层文化史上的意义。我们可通过以下两点加以证明：

首先，彭校本中夹带了若干签条，内容涉及到《全唐文》之编纂。如卷七《睿圣文武皇帝册文》，有签条云：“李吉甫，《睿圣文武皇帝册文》，此篇旧《唐文》吉甫文内无，《大诏令集》内第一册。”卷三六《命三王制》后有签条云：“贾至《命三王制》，旧《唐文》无，《大诏令》第三册。”卷四○《甄叙皇属勅》后有签条云：“《甄叙皇属勅》，抄。”又卷六五《命京兆府修郭子仪墓诏》后有签条云：“纂本无此篇(按：今见《全唐文》卷八七)，《命京兆府修郭(以下残)》”。这里的旧《唐文》指清宫原藏《唐文》稿本，《全唐文》即在此基础上重编，纂本即嘉庆重编之《全唐文》，可见《全唐文》的编撰者是在对勘彭校本，以补其缺。

其次，《全唐文》所录诏令之文字与彭校本校改文字一致。如彭本卷六《依王公等请上尊号制》(此文独见于《唐大诏令集》)，后有签条：“苏颋，《依王公等请上尊号制》，此篇旧《唐文》内无，《大诏令集》‘尊号批答’内。”诏中“冦(克)开之初”句，“冦”字，四库本作“冠”，《全唐文》卷二五三《依王公等请上尊号制》作“克”；又“戢多难而极(拯)缀旒”句，“极”字，四库本同，《全唐文》作“拯”。又如彭本卷五二《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制》(此文独见于《唐大诏令集》)，后有签条云：“孙逖，《李林甫兼河西节度使制》，《大诏令》第五本。”诏中“帝赞(赍)良弼”句，赞，四库本同，《全唐文》卷三一○《授李林甫兼河西节度等使制》作“赍”；“节度事赤水军(节度赤水军事)”句，四库本作“节度事赤水军”，《全唐文》卷三一○作“节度赤水军事”。可见《全唐文》基本上吸收了彭氏的校勘成果。

结语

论文通过文本比勘认为，彭校本的底本抄自四库底本，但因抄手疏漏，错误较多；彭校本采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勘过，彭元瑞亦曾着力搜集用以比勘的他校材料，但其校勘并非尽善尽美；《全唐文》从《唐大诏令集》中辑录诏令时却采用彭校本为底本。

The Discussion aboutCollectionofImperialEdictsandOrdersinTangDynastyEmended by Peng Yuanrui

Li Hao

The original text ofCollectionofImperialEdictsandOrdersinTangDynasty, emended by Peng Yuanrui, was taken from the version thatSiKuQuanShucopied.This version is full of mistakes because of careless omission during transcription.Peng’s version collated withSiKuQuanShuin WenYuan pavilion is not perfect even if Peng Yuanrui had gathered many other materials for emendation.ButQuanTangWencompiled imperial edicts from Peng’s version.

CollectionofImperialEdictsandOrdersinTangDynasty; Version emended by Peng Yuanrui;Original text; Emendation;QuanTangWen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唐大诏令集》研究”(LS1510)。

G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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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豪(1984-)，文学博士，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献。